清代文學與社會文化·清代文學與地域文化·地域文化與地域文學的發展

正如拉布拉什所說：“一國的歷史不可同國人居住的地域相脫離。”^②中國疆域遼闊，地形復雜，人口繁密，民族眾多，自古以來產生了豐富多樣的地域文化。當代研究地域文化的學者，根據地貌特征將地域文化概括為河谷、草原、山岳和海洋四種類型，認為河谷文化內聚力和包容性突出，草原文化流動性和外向性強，山岳型文化具有封閉性和排他性，而海洋文化則以開放性和冒險精神為特征。中國從秦漢以后形成統一的集權國家，不同類型的地域文化互相接觸、交融，結果以農業為主體的混合型文化——河谷文化逐漸成為主流，不斷得到充實和發展^①。這是就中國文化總體的地理特征來說的，具體到古代中國文化的內部，我們還需要具體分析在行政區劃上形成的區域文化或者說鄉土文化。布羅代爾曾指出：“任何領土區劃在過去同時也是社會區劃，因為規模不等的每一個小社會都在一塊領土上棲身，都有自己的邊界和存在的理由，并且首先依賴自身的內在聯系而生存。這些領土區劃便是村莊、集鎮、城市和省區。”^②自從唐代行政區劃將天下分為10道358州府，至元代分為12省392州府，后世州縣大體相沿，地名與行政疆界均趨定型，由是地域文化傳統得以在漫長的時間內由逐漸認同而趨成型。

盡管地域傳統的外延通常以行政區劃為標志，但其精神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與風土即地理征候相關的。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里曾提出，支配人們的東西有許多——氣候、宗教、法律、政府的準則、過去的榜樣、習慣、風俗，但只有包括土壤肥瘠在內的氣候帶才是“支配一切的東西”。這種地理環境決定論也是中國古代關于地理文化的基本思想。中國早期的思想家一致認為，人的氣質決定于風土。《孔子家語》有云：“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垞土之人丑。”而有關風土與生活方式的關系的思考，最早可以追溯到《黃帝內經素問》卷二異法方宜論篇第十二。后《漢書·地理志》《樂志》就風土與人習性的關系作了解釋，由此產生曹丕《典論·論文》的地域氣質論(徐干時有齊氣)。六朝時代，人們已注意到地域與學風的關系。《世說新語·文學篇》《顏氏家訓》風操篇、音辭篇都指出南北方學風、民俗乃至語音的差異，后引發王鳴盛《蛾術編》卷二“南北學尚不同”、劉師培《南北文學不同論》的全面研究。然而就文學來說，直到唐代地域觀念還很淡漠，文學很少被從地域概念下談論^①。雖然出現了殷璠《丹陽集》這樣的地方性選集，杜佑在論述江南地域文化時也說：“閩越遐阻，僻在一隅，憑山負海，難以德撫。永嘉之后，帝室東遷，衣冠避難，多所萃止，藝文儒術，斯之為盛。今雖閭閻賤品，處力役之際，吟詠不輟，蓋因顏、謝、徐、庾之風扇焉。”^②但由于文化中心比較集中，尚不能形成多元的詩壇格局，偶有不同的流派和風格出現，也往往是由作家的不同身份形成的，如唐代大歷年間的地方官、臺閣官僚和方外之士三派。文學創作中的地域差異，實際上到宋代才開始凸顯出來^③，江西詩派作為文學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文學流派，雖然其凝聚力在于風格而非地域，所謂“詩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④，但它以地域冠名仍標志著地域觀念在詩學乃至文學中的普及和明朗化，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明清時代疆域開拓，交通發達，強大的一統國家的形成有力地促進了南方經濟、文化的發展，不僅江、浙、贛、川等自唐宋以來文學基礎雄厚的地區文學事業持續繁榮，閩、粵、滇、黔等歷來較閉塞落后的地區，也成為新興的文學基地。除了東北、西北文風不競外，廣袤的中華大地已形成不同往昔的多元文學格局和異彩紛呈的地域特征。明初開國，由越派、吳派、江西派、閩派、五粵派瓜分詩壇的局面，可以視為一個象征性的標志，預示了以地域性為主要特征的文學時代的到來^①。清代的文壇基本上是以星羅棋布的地域文學集團為單位構成的，除文學史常提到的桐城、陽湖派古文、常州派駢文、陽羨、浙西派詞，吳江派戲曲，詩更有虞山派、河朔詩派、畿輔七名公、江左三布衣、嶺南三大家、西泠十子、關中三李、浙西六家、嶺南四家、婁江十子、江左十五子、吳會英才十六人、遼東三老、江西四才子、吳門七子、嘉定后四先生、后南園五先生、毗陵四子、越中七子、高密派、湘中五子等等，詩社更是不勝枚舉。可以說，地域文學群體和流派的強大實力，已改變了傳統的以思潮和時尚為主導的文壇格局，出現了以地域性為主的文壇格局。

在這樣的文壇格局中，經常呈現多元的文學觀念共存并興的局面，風格傾向和藝術趣味異彩紛呈。明清之交，程孟陽、錢謙益提倡宋詩以矯七子擬古之弊，其弟子馮班輩卻學晚唐溫、李，世稱虞山派;乾隆中期，正是格調派和性靈派競雄之際，山東高密人李懷民編《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二卷，提倡賈島、姚合一派詩風，鄉里景從，形成一個有理論主張、有綱領文件、有清晰的風格趨向的高密詩派^②。到道咸之際，宋詩風方興未艾，王闿運在長沙與鄧輔綸等結“蘭林詞社”，不取唐宋近體，而效法曹阮二謝，后發展為湖南一地的漢魏六朝詩派。此類地域詩派的出現，改變了往常思潮和時尚主導的一統局面，使詩壇格局變得復雜起來。當代學者劃分乾隆時代的詩歌流派，有沈德潛為首的格律派、姚鼐為首的桐城派、袁枚為首的性靈派和從厲鶚、杭世駿到錢載的浙派之分^③，看似分類標準有邏輯缺陷，但在某種意義上卻反映了當時的實情——地域成為一個強有力的紐帶，將詩人們聯系起來，其力量甚至超過時尚。

明清時代流派紛呈、門戶林立的文學創作，不只引發文學批評對文學風土特征的注意，更激起對文學的地域傳統的自覺意識和反思，在傳統的風土論基礎上形成更系統的地域文學觀念，并深刻地影響明清時代的文學創作和批評。從明代郭子章《豫章詩話》到汪辟疆《近代地域與詩派》，這部分著述構筑了詩學中地域研究的醒目景觀。當代學者討論清代詩學，也注意到地域特征，如李世英《清初詩學思想研究》第一章《論清初三大家的詩學思想》，第二章以后便分地域來研究各地的詩學思想;張伯偉《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論》第五章《詩話論》論清代詩話的文化特征，也有一節專門談地域問題。不過他們的著眼點是某個地域詩學的共同特征，而我們要進一步指出的是清代批評家對地域問題本身的自覺意識及其對文學批評、研究所產生的影響。

注釋

② 布羅代爾《法蘭西的特性》第215頁,顧良、張澤乾譯,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① 參見李桂海《對我國地域文化發展特點的一點思考》,載《云南社會科學》1989年3期。② 布羅代爾《法蘭西的特性》第51頁,顧良、張澤乾譯,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① 龔鵬程《區域特性與文學傳統》一文曾注意到這一點,載《古典文學》第十二輯,學生書局1992年版。② 杜佑《通典》卷一八二,中華書局影印本。③ 參見祝尚書《論南宋文學的東西部差異》,載《四川大學學報》2000年第5期。④ 楊萬里《江西宗派詩序》,載《誠齋集》卷七九,四部叢刊本。① 明初詩壇五派之說,出自胡應麟《詩藪》續編卷一,具體研究詳王學泰《以地域分野的明初詩歌派別論》一文,載《文學遺產》1989年第5期。龔顯宗《明洪建二朝文學理論研究》(華正書局1986)以嶺南諸子無關乎文學理論之作,而代之以徽派,亦可參看。② 參見汪辟疆《論高密詩派》,原刊于《國風半月刊》第七期,收入《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③ 參見馬積高《清代學術思想的變遷與文學》第119頁,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