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文學的文獻·先秦兩漢文學的原始典籍·先秦文學原始典籍·歷史散文

先秦時期的歷史類散文是先秦文獻的基本構成部分之一。不論是偏重于記言或偏重于記事，在記載歷史的同時，都往往著意于歷史事件過程的細致描繪;或者表現活躍在事件中的人物，描寫他們的性格和情態。這些，都使歷史著作帶有明顯的文學色彩，成為文學演進的證明。主要著作有如下幾部。

《尚書》，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歷史文件匯編。上起遠古，下迄春秋中葉。因記上古之事，故稱“尚書”。后成為儒家經典，又稱《書經》。全書分為“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四部分。前兩部分為后人追記，后兩部分多為當時史事記錄。漢代人認為《尚書》為孔子所編定，現多認為非出一人之手，而是經過較長時間的流傳，到春秋戰國才最后定型的。《尚書》原有百篇，由于秦代的禁毀和散佚，漢初伏生所傳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并只29篇。后來由于壁藏圖書的發現，于是有《尚書》古文經46卷57篇(并見《漢書·藝文志》)，產生了今、古文《尚書》的區別。在流傳過程中，古文《尚書》在東漢曾盛行，馬融、鄭玄都曾為之作注，但至西晉散亡。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自稱得孔安國所傳《古文尚書》59篇46卷，奏上朝廷，成為《尚書》之通行本。但自宋代開始，一些學者對此提出懷疑，于是出現了偽《古文尚書》的公案。經過明清學者的考證，特別是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的出現，最終證明《古文尚書》為真偽雜糅之書。其同于《今文尚書》者為真，多出之篇章，為梅賾之偽作。至此，《尚書》真偽之爭，始有一較為確定的結論。現存《尚書》之可靠文獻，有典、謨、訓、誥、誓、命等文體，不但是重要的歷史資料，也是中國早期散文的重要作品。由于產生時代早，文辭古奧，又多當時口語，故而難于誦讀，唐代韓愈已有“周誥殷盤，佶屈聱牙”之嘆。但其記言中體現的人物情態和形象語言，及其文體特征，對研究先秦散文的發展仍有重要意義。

《春秋左氏傳》，或稱《左氏春秋》，簡稱《左傳》，凡30卷，是以《春秋》為記事大綱的編年體史書。《春秋》，據傳是孔子據魯史記筆削而成，并以之作為教材，教育學生。后世有的學者對此提出懷疑，以為實際應當是魯國史官編寫，是當時“百國春秋”中幸存的一部，但因孔子用于教學而流傳。它以春秋時期魯國國君在位的年代為序記事，起自魯隱公元年(前722)，迄于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凡12公242年。《春秋》采用提綱式的記事，語言簡約，用詞考究，后人難于具體了解。因此，后世遂有說明性著作。因《春秋》為“經”，這些說明性著作遂稱為“傳”。漢代原本五家，但后世只流傳《春秋左氏傳》《公羊傳》《谷梁傳》(《夾氏傳》《鄒氏傳》亡佚)，合稱為“春秋三傳”。在這“三傳”中，《公羊傳》《谷梁傳》都是“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發”，以解釋《春秋》的“微言大義”為主要目的的著作。但《春秋左氏傳》與之不同，因而在與《春秋》的關系、真偽、作者等方面，后世多有不同意見，成為今古文經學爭議的焦點著作之一。漢代古文經學家認為《左傳》傳《春秋》，而今文經學家認為《左傳》不傳《春秋》。這種爭論的影響直至現在。客觀而論，《左傳》大體上以《春秋》為綱以記事，詳述史實過程，應當與《春秋》有密切關系;時間亦起自隱公元年，但止于魯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并記載魯悼公四年(前464)晉荀瑤帥師圍鄭事，而及于晉知伯之亡(魯悼公十四年，前454)，比《春秋》多出13年及魯悼公時事，這是所謂有“傳”無“經”的部分。但也有有“經”無“傳”的情況，這說明它不是專注的解“經”之作，而且也與創作年代有關。至于作者，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稱：“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此種說法唐以前無異議，唐以后則或以為左氏、左丘氏為二人，《左傳》為左氏所作，非左丘明;或以為《左傳》為子夏或子夏弟子作、吳起作;或以為戰國魏史官作;或以為作非一人、成非一世。康有為甚至認為乃漢劉歆偽作，莫衷一是。然諸說概多推論，少確證，故當以司馬遷之說為是。《左傳》是先秦時期可靠的歷史資料，雖略于典章制度，但詳于記事，因而具有重要的歷史和文學價值。除其本身在記事、寫人、語言等方面具有豐富的文學表現外，還被認為是記事散文發展史上的里程碑，對后世敘事文學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公羊傳》，11卷，傳為齊人公羊高撰。公羊高，子夏弟子，傳《春秋》義，四傳至玄孫公羊壽。漢景帝時，公羊壽與其弟子胡毋子都最后著錄成書，即今本《公羊傳》。《公羊傳》逐字逐句闡說《春秋》大義，雖少事實，但從中可以了解當時的禮儀制度。漢代今文經學，以公羊派最盛。

《谷梁傳》，11卷，傳為谷梁赤撰，赤或作喜、嘉、俶、寘、淑，與公羊高同為子夏弟子。《谷梁傳》為其后世弟子于漢代整理成書。其釋《春秋》與《公羊傳》體例略近，但解說及詳略時或不同，同屬漢代今文學派，文字較《公羊傳》質樸。

《國語》，《漢志》載21篇，包括《周語》3篇、《魯語》2篇、《齊語》1篇、《晉語》9篇、《鄭語》1篇、《楚語》2篇、《吳語》1篇、《越語》2篇，是現存最早的國別史。所記上起周穆王，下迄魯悼公，約在公元前967至前453年之間。《國語》或稱《春秋外傳》。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中記載“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但現在一般認為，《國語》中的有些記述雖然可以與《左傳》互為補充，如《齊語》中記載管仲相齊稱霸、《吳語》與《越語》反映吳、越爭霸的情況等，但實際與《春秋》無直接關系。它應當是八個諸侯國和地區的史料匯編，大約在戰國時期編成，編者也不能確指。它在記述中以人物的言論為主，通過人物對話反映歷史;所記也不系統，多為片斷的記述。在文學上，有些片斷說理充分，能體現人物性格，語言比較流暢平易。

《戰國策》，為記載戰國縱橫游說之士的言論和活動的歷史資料集。原來有《國策》《國事》《事語》《短長》《長書》《修書》等不同名稱，篇章多寡不一。西漢劉向將其統一整理為33篇，“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故定名《戰國策》。它包括西周、東周、秦、齊、楚、趙、魏、韓、燕、宋、衛、中山12個國家和地區的史實，記載“繼《春秋》以后，迄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并見《戰國策書錄》)，也就是起于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晉，迄于前209年秦二世即位。通過“士”階層的活動，反映了戰國時期復雜的斗爭和矛盾。作為歷史著作，《戰國策》多有夸張失實之處，記載史實也不夠全面詳細。但在文學上，《戰國策》多用鋪排夸張的描寫手法，多用比喻和寓言故事說理，語言鋪張揚厲、生動流暢，人物形象鮮明生動。這些使它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并對后代產生了重大影響。根據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整理出版的 《戰國縱橫家書》，是《戰國策》的同類資料，可資參稽。

《晏子春秋》，記載晏子事跡和言論的著作。《漢書·藝文志》于“儒家”著錄《晏子》8篇。《隋書·經籍志》始題《晏子春秋》。今本分內、外篇共8卷，215章。本書雖列于諸子，實同傳記，其記載晏子行事、思想頗駁雜，故后世有歸屬儒、墨之爭(柳宗元)。《四庫全書總目》稱：“《晏子》一書，由后人摭其軼事為之，雖無傳記之名，實傳記之祖也。”《四庫簡明目錄》云：“列之儒家，于宗旨固非。列之墨家，于題材亦未允。改隸傳記，庶得其真。”晏子(?—約前500)，名嬰，字平仲，春秋后期著名政治家，齊大夫，相景公。主張省刑薄斂，以節儉力行名世。《晏子春秋》以短小的故事形式，通過記載晏子言行事跡，體現晏子的思想和人物風貌、性格特征，頗多戲劇性情節;語言或簡當明快，或幽默風趣;于生活細節中寄寓正大深邃之道理，頗富文學意味。以其所記多近傳說，故或視之為我國最早的短篇小說集。現在較好的注本是吳則虞的《晏子春秋集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