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學的內容·明代文學批評·明代的詩歌批評·詩“貴情思而輕事實”

詩“貴情思而輕事實”這一著名論斷由茶陵派領袖李東陽在《麓堂詩話》中首次提出。以“情思”取代情感具有重要的詩學意義。因為，“情思”不僅包含情感，它同時還注重感覺和音樂效果。這一論斷表明，單純的抒情原則遠不足以概括中國詩學對詩的本質的認定。明代詩學對“詩史”概念的辨證，對“真詩在民間”這一表述的認可，都是同一命題的深化和展開。

明人對“詩史”概念的辨證，主要是圍繞杜甫詩進行的。何景明《明月篇序》對杜詩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意見。據何景明說，他早年讀杜甫的七言詩，“愛其陳事切實，布辭沉著”，認定杜甫為長篇圣手。后來讀漢魏古詩及初唐四杰的詩，才體會出杜詩并非古詩的正宗。在何景明看來，“博涉世故”、多敘時事的杜詩，其實是侵入了另一文體的畛域，少比、興，多賦體，這樣一種路數背離了《風》詩傳統。稍晚于何景明的王廷相亦有相近的看法。他在《與郭價夫學士論詩書》中提出“意象”的概念，批評杜甫《北征》、韓愈《南山》等詩“漫敷繁敘，填事委實”，仍是為了強調詩“貴情思而輕事實”的審美特征。

對“詩史”概念辨證尤力的是李東陽的弟子楊慎。《升庵詩話》卷一一《詩史》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其一，楊慎不滿于“詩史”之說，旨在反對過多地將詩與政治、國運的盛衰聯系在一起。當然不是說社會生活內容不重要，而是說社會生活只是整個美感經驗的一部分。如果沒有藝術化的表達，是談不上吸引讀者的，能否稱為詩還是一個疑問。其二，楊慎不滿于“詩史”之說，旨在對杜甫“以文為詩”的某些做法提出批評，以期引起世人的警醒。其三，楊慎不滿于“詩史”之說，旨在反對涉理路、落言筌的傾向，這種傾向在宋代臻于極盛。楊慎評“詩史”之說而落腳于“宋人”，其理論的針對性是不難把握的。

前七子領袖李夢陽提出“真詩乃在民間”，包含了多方面的意蘊。首先，“真詩乃在民間”的理論前提是詩、樂一體說。其《詩集自序》對“真”的定義是：“真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非雅俗之辨也。”人的言辭是可以作偽的，不能成為我們了解一個人的基本依據，只有聲音才真正是心靈的表征。李夢陽對此深有體會，他的《杜公詩序》就是討論這一命題的精彩篇章。元好問《論詩三十首》有云：“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高情千古《閑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李夢陽同意元好問的見解，所以才毫不含糊地說：“端言者未必端思，健言者未必健氣，隱言者未必隱情。”他進而指出“詩者非獨言者也”，詩還有其他重要的部分，如聲調、氣脈、情思，即“聲”、“律”、“調”、“氣”，而這些都是無法作偽的。正是從這樣一個角度立論，李夢陽依然認同“詩者人之鑒”的說法。其二，這一命題含有揚《風》詩而抑《雅》《頌》的意味。揚《國風》而抑《雅》《頌》，同時也是為了尊唐抑宋，因為唐詩與《國風》一脈相承，而宋詩與《雅》《頌》遙相呼應。《風》是民間的歌謠，其宗旨在抒情，故多用比、興手法，只要感情表達到位就成，不必講多余的道理，或鋪敘多余的場景。《雅》《頌》則是用于典禮的應制之作，多鋪陳和議論，目的是把某種意思說明白，或者是把某種儀式事件交代清楚。從這種區別我們可以明白，李夢陽注重《風》詩而撇開《雅》《頌》，旨在突出抒情的重要性，他不希望一個詩人對敘事說理傾注太多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