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學的內容·晚唐五代詩歌·晚唐五代詩歌的地域性特點

地域性的差異，是認識唐代詩壇的重要角度，而對于晚唐五代詩壇而言，這一角度尤其值得特別關注。晚唐時期，隨著地域文化的發展，詩人地區分布的變化，詩歌的地域性差異已經十分引人注目;進入五代十國，這一趨勢就更得到強化，同時豐富了詩學地域性發展的內涵。晚唐前期，白居易等人的閑適詩風，主要流行在京洛一帶。而以清麗感傷詩風擅長的許渾、杜牧、張祜、趙嘏等人，則長期生活在南方的幕府州縣。他們在藝術上顯示出對白居易閑適詩風明顯疏離;李商隱的詩風與許渾、杜牧等人判然有別，而他長期生活在北方，藝術上受到白居易的影響。晚唐后期，以“咸通十哲”為代表的寒素詩人，其交游關系形成于北方京城，其藝術上接續賈島、姚合的苦吟影響，但他們中的很多人又是出自南方，因此其詩風也接續了許渾等人清麗之風的影響，其近體詩回避苦澀而趨向清淺流易的變化，與這種地域上的影響亦不無關系。晚唐后期真正繼承李商隱深婉詩風的，是韓偓等貴胄詩人，其詩風能避輕麗而就深曲，較少受到南方清麗詩風之影響，與其主要的創作地集中在長安一帶不無關系。

五代十國詩歌的地域性特征就更加顯著，從表面上看是不同的地區的創作形成了不同的風格，而從影響詩歌創作的深層問題來看，它又反映出地區的文學空氣、文學基礎和詩學傳承對創作發生最為重要的影響。地方的文學空氣是指一地是否具有適合文學創作的大環境。五代十國中，南唐、西蜀和吳越的大環境最有利于文學的發展，政治上相對安定，君主不僅能得士，而且能養士;君主好尚文學，對文學之士尤為優渥。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中原政治動蕩，君主雖重視文士，但多以之為辭命之臣，彼此沒有文學上的交流，這就不利于文學的發展。

地方性的文學基礎是指一地區長期以來流行的文學創作方式，這是影響五代十國詩歌分布的重要因素。如南唐與西蜀，文學創作的大環境都很好，但西蜀主要發展了詞的創作，南唐則在詞與詩的創作上都很興盛。這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唐代蜀地的近體詩創作，一直是以接受外來影響為主。初、盛唐時期，蜀地出現了陳子昂、李白兩位大詩人，而皆以古體見長。中晚唐時期，西川幕府極盛，加之貶謫遷徙等因素，蜀地人才薈萃，唐末黃巢之亂，唐僖宗與朝臣入蜀，在蜀中開科取士，但這種外來因素的影響，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蜀地的地方詩風。唐末大批外來詩人入蜀，為西蜀的詩歌創作帶來短暫的繁榮，隨著這些詩人的謝世，詩歌創作再度趨于萎縮。和西蜀形成對比的，則是南唐。南唐在地域上包括今江西、安徽一帶，自中唐以來就在近體詩創作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南唐詩歌的繁榮與此地方創作基礎有極密切的關系。地方的文學基礎，還對不同地區的詩歌創作風貌產生影響，如南唐和吳越，兩地基礎都很雄厚，但吳越的詩歌偏于七言，講求情韻婉轉，五律在吳越詩壇就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與南唐形成差異。

詩學傳承的地區分布也是影響五代十國創作的另一要素。唐末，詩人鄭谷、齊己、黃損等人對近體詩藝術進行了總結。唐亡后，出仕吳國的孫魴曾向鄭谷學習詩藝，“盡得鄭體”;孫魴在吳國與李建勛、沈彬結成詩社，對吳地的詩學產生很大影響。而唐亡后入荊南的齊己、黃損卻沒有對當地詩風產生多少影響。中朝詩作的衰落也與詩學傳承的中斷有關。唐末朝廷詩人的主力基本上離開中原，個別入仕朱梁的詩人，如孫偓、趙光逢等，在創作上無足可觀。中朝創作從此基本處在無所師法的狀態中^①。

地域文化背景的差異及其相互影響，是觀察一個時代詩歌狀況的重要時代背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其表現的形式有所不同。在帝國勢力日趨強盛的初、盛唐，地域文化的交融性一面比較顯著，而在國勢日衰，藩鎮割據的中晚唐，地域文化的差異性就會得到強化，至于在分裂割據的五代十國，這種差異性得到空前的呈現，就是情理之中的現象了。晚唐五代地域性影響的強化，還和詩歌創作力整體上趨于下降的趨勢有關，詩人對其創作基礎和背景的超越能力趨于貧弱，就在很大程度上突現了地域性因素的制約力。北宋詩學對晚唐五代以來的詩學地域性特點進行整合，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宋代詩學的內涵。① 參見劉寧《唐宋之際詩歌演變研究》第208—2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