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文學的文獻·魏晉南北朝詩文研究文獻·樂府詩研究文獻·《敕勒歌》

此詩最早收錄在《樂府詩集》卷八六“雜歌謠辭”中。學術界對下列問題一直頗有爭議。

1.詩歌作者。宋人王灼《碧雞漫志》據《樂府詩集》載此唱者為斛律金，從而推定作者亦即斛律金。胡應麟《詩藪》亦云：“齊梁后七言無復古意，獨斛律《敕勒歌》……大有漢魏風骨。”王夫之《古詩評選》、沈德潛《古詩源》亦持此說。但黃庭堅《山谷題跋》以為詩為斛律金之子斛律光的即興之作。但此說也受到洪邁的懷疑。近現代學者又有據元人乃賢《金臺集》序作者李好文的考證，認為作者為賀六渾，即高歡。最為通行的看法，認為這是敕勒族的一首民歌，現今學者，多主此說。

2.詩歌背景。郭茂倩引《樂府廣題》曰：“北齊神武攻周玉壁，士卒死者十四五，神武恚憤，疾發。周王下令曰：‘高歡鼠子，親犯玉壁，劍弩一發，元兇自毖。’神武聞之，勉坐以安士從。悉引諸貴，使斛律金唱《敕勒》，神武自和之。”據《北史·齊本記》，神武帝高歡進攻西魏玉壁城有兩次，一次在542年，一次在546年，但近世很多學者認為此詩所寫的歷史背景不可能在此數年間。高歡在世時，還未有北齊政權，因此《樂府廣題》說此詩產生于北齊的說法靠不住。敕勒為古代民族，秦漢時叫丁零、丁靈，南北朝時叫敕勒高車，居住在北海(貝加爾湖一帶)。斛律氏是這個民族早期六大部之一。北魏正光五年(524)斛律金還在陰山下參加了破六韓拔陵的反北魏政權的起義，直至孝昌元年(525)看到起義要失敗，才率斛律部背叛破六韓拔陵而投向北魏的云州。因此，此詩產生年代上限不會早于北魏初年，因為那之前漠南“陰山下”還不是敕勒族的駐牧地，不能叫“敕勒川”，下限不會晚于北魏孝昌元年(525)，因那以后斛律金已離開漠南大草原，生活在晉北的敕勒族不會歌唱此內容。當然，還有許多其他推測，或說作于5世紀二三十年代至60年代，或說作于孝文帝改革的5世紀末，或說作于北魏統一北方(439)至東西魏分裂(534)之間，等等，均未有較為切實的論據，故言人人殊。

3.詩歌語言。《樂府詩集》卷八六稱：“其歌本鮮卑語，易為齊言，故其句長短不齊。”這里所說的“齊言”是什么語言?漢語，抑或鮮卑、敕勒語?通常的看法是漢語。日本學者小川環樹《敕勒之歌》(《北京大學學報》1982年1期)認為“不管《樂府廣題》所根據的資料是從哪里來的，它肯定是漢人的記錄，恐怕沒有注意到鮮卑語與敕勒語之間的區別”。《容齋隨筆》則以為當時傳唱為鮮卑語：“斛律金唱《敕勒歌》，本鮮卑語。”姚薇元《北朝胡姓考》考定高歡為鮮卑人。不管此說是否能成立，但有一點可以成定論：高歡確已鮮卑化。公元524年北鎮起義后，北鎮邊民紛紛南下，高歡主要依靠北鎮邊民的力量奪取了北魏的統治權力，為了奪取和鞏固政權，高歡竭力籠絡鮮卑人，一反北魏孝文帝以來的漢化政策，極力排除漢族文化，于是鮮卑語又重新流行起來，成為社會上層通行的語言。當時一些漢族大夫為其子弟求得一官半職，教他們學習鮮卑語，這在《顏氏家訓·教子》中有例證。在這種情況下，身為敕勒人的斛律金用鮮卑語在營幕詠唱《敕勒歌》是可以理解的;同時，斛律金也只能用鮮卑語詠唱，高歡才能和之。

《資治通鑒》卷一五九胡三省注不同意洪邁的看法，認為當時用鮮卑語傳唱《敕勒歌》是“后人妄為之耳”。因為“敕勒與鮮卑殊種，斛律金出于敕勒，故使之作《敕勒歌》，若高歡則習鮮卑之俗者也”。據《北史·高車傳》與《舊唐書·回紇》《鐵勒》兩傳，斛律金是入居朔州落戶的敕勒人，與回紇出同一種族，而部落不同。斛律金傳唱的這首歌是敕勒許多部落同唱的維吾爾族古老民歌，當然用敕勒語。“高歡應和，也是應和其聲”。

4.詩歌形式。通行本作“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明代鐘惺、譚元春二人合編的《古詩歸》、胡應麟《詩藪》、王夫之《古詩評選》等引此詩即無“籠”，成“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啟功撰《池塘春草，敕勒牛羊》一文(見《啟功叢稿·題跋卷》，中華書局1999)，即對“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兩句提出質疑。他說：“‘野’韻句式為三三四，而‘羊’韻句式則為三三七，讀之似欠勻稱。”啟功進而推測：“‘廬’字、‘籠’字有一衍文，或其一為急讀之襯字。”原因是“三三七字，為民間歌謠習用之句式”。張廷銀《〈敕勒歌〉異文小識》(《文學遺產》2004年3期)又補充了許多資料用以證明啟功推論的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