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儒家學說·考據之學

考據之學為漢代古文經學所開啟。古文經學講究名物訓詁，注意從文化傳統的角度闡發儒學。但是，由于古文經學家未能同讖緯神學劃清界限，限制了考據之學的發展。考據之學的長足發展是在清代。清代考據之學亦稱“樸學”，因其打著恢復漢代古文經學的旗號，又稱為“新漢學”。清代考據之學是對宋明理學的反動。明亡之后，一些有識之士痛定思痛，深刻反省江山易主的歷史教訓。他們認為宋明理學空談性命、脫離實際所造成的理論偏差是明亡的原因之一。為了避開宋明理學的誤區，他們主張從經典出發重新挖掘儒家義蘊。

清代考據學的創始人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顧炎武。顧炎武(1613～1682)(圖8)字寧人，初名絳，曾化名蔣山傭，江蘇昆山人，學者稱亭林先生。清兵入關后，他和家鄉父老兄弟一起毀家紓難，組織義軍抗清。江南淪陷以后，他一直奔走各地，聯絡義士。他曾十謁明孝陵，準備舉事以圖復明。晚年深入西北，卜居華陰、富平一帶，致力于學術研究。他多次拒絕清廷征召，不惜以死相抗，曾表示：“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矣。”(《與葉讱庵書》)針對宋明理學“明心見性之空言”，他提出“經學即理學”的口號。他“引古籌今”，主張經世致用，提倡實學，厭惡空談，要求把儒學當作“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他指出，在孔孟時代并沒有單純的理學，理學本來寓于經學之中。這一傳統一直延續到漢代，漢儒治經注重名物訓詁，仍不脫離經世致用的宗旨。只是到了宋儒才附會經典，空談義理，到明代甚至發展到“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的程度。他痛斥王學末流“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與友人論學書》)在他看來，宋明理學之所以流為空疏的虛學，是因其接受佛教禪學所致，從而離開了儒家的實學傳統。

針對宋明理學的弊端，顧炎武提出兩點主張：一是正本清源，一是由器求道。他說：“經學自有源流，自漢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異同離合之旨。如論字者必本于《說文》，未有據隸楷而論古文者。”為了弄清源流，他主張先從音韻訓詁入手。他寫出《音學五書》，奠立了古音學的基礎。針對宋明理學家的道器對立論，他提出：“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非器則無所寓，說在乎孔子之學琴于師襄也。”(《日知錄》)他認為道器二者是統一的，要真正由器求得道，除了讀經書之外，還應當深入實際，同客觀事物相接觸。他畢生身體力行，實踐著自己的主張，一邊讀書，一邊考察山川地理、世俗民情，取得豐碩的研究成果。他寫的《日知錄》“凡經義、史學、官制、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考證其謬誤”，是清代考據學在初創階段的代表作。

閻若璩是繼顧炎武而起的另一位考據大師。閻若璩(1636～1704)字百詩，號潛邱，祖籍山西太原，自五世祖遷居江蘇淮安。他沉潛經史20余年，撰《古文尚書疏證》。他在明代梅鷟的《尚書考異》的基礎上，引經據古，條分縷析，以大量確鑿的證據證明東晉梅賾獻的《古文尚書》以及《孔安國尚書傳》皆為偽書。經惠棟等人的補證，這一結論為學術界公認。這一辨偽成就對宋明理學是一沉重打擊。宋明理學家把《古文尚書·大禹謨》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說成“十六字心傳”，奉為堯、舜、禹一脈相承的儒家道統。原來所謂道統竟出自贗品，這就不能不引起人們對宋明理學學術價值的懷疑。不過，閻若璩并沒有像顧炎武那樣嚴厲地批判宋明理學，還說過“天不生宋儒，仲尼如長夜”一類的話。這反映出清初考據學同宋明理學還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到乾隆(1736～1795)、嘉慶(1796～1820)年間，清代考據之學發展到鼎盛階段，涌現出乾嘉學派。據《清經解》記載，當時從事考據的學者有157家，成書2720卷，足見其規模之大。乾嘉學派的興起同清政府實行的文化高壓政策有關。文字獄使學者望而生畏，不得不躲進故紙堆里討生活，丟去了清初顧炎武那種經世致用的積極精神。清統治者發現，這樣的考據學不但對自己的統治無害，反倒可以起到籠絡士林的作用。遂修正獨尊宋學的政策，對考據學也予以扶植。乾隆、嘉慶年間開設四庫全書館，延聘專家學者數百人整理古籍。乾嘉學派以四庫全書館為大本營迅速地發展起來。

乾嘉學派包括吳派和皖派兩支。吳派以惠棟為首。惠棟(1697～1758)字定宇，號松崖，學者稱小紅豆先生。因其是江蘇吳縣人，故所創學派稱為吳派。他秉承家學，潛心經術，著作甚豐。主要有《周易述》、《古文尚書考》、《春秋補注》、《九經古義》等。惠棟治學主張尊古訓守家法，唯漢古文經是信，學風有些拘執。他在理論上的貢獻雖然不算大，但他卻是真正把考據學大旗撐起來的領袖人物。吳派的重要人物還有孫星衍、王鳴盛、洪亮吉等人。吳派的學風是博而尊聞，述而不作，他們在史籍整理、文獻考訂方面卓有成就，而在思想界影響甚微。梁啟超在評論吳派時說：“在清代學術界，功罪參半。篤守家法，今所謂‘漢學’者壁壘森固，旗幟鮮明，此其功也。膠固盲從，偏狹，好排斥異己，以致啟蒙時代之懷疑精神，幾夭閼焉，此其罪也。”(《清代學術概論》)梁啟超的這個評語切中肯綮，是比較公正、恰當的。

皖派不像吳派那樣偏執，他們尊漢而不迷信，學貴自得之見，比較注重思想性。皖派的領袖人物是戴震。戴震(1723～1777)字慎修，又字東原，安徽休寧人。因其是安徽籍，故所創學派稱為皖派。乾隆(1736～1795)年間修《四庫全書》特召為纂修官。他博聞強記，尤精小學，治學嚴謹。不僅對文字、音韻、訓詁、名物之學頗為精通，而且涉足天文、數學、水利、地理等自然科學領域。他在考據學方面的著作有《原善》、《原象》、《孟子字義疏證》(圖9)、《聲韻考》、《聲類表》、《方言疏證》等。其中《孟子字義疏證》最能體現他的學術風格和思想觀點。他采取考據方法，揭露宋明理學的謬誤，重新闡釋儒學基本范疇，建立起自己的思想體系。

在理氣關系上，針對程朱的“理在事先”、“理在氣先”的觀點，戴震提出“氣化即道”、“理在氣中”說。他認為陰陽五行之氣構成世界的物質基礎，氣的運轉流行過程就叫作“道”。“道猶行也，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謂之道。”(《孟子字義疏證》卷中)從動態的角度看，世界是道的運行過程，從靜態的角度看，世界是“器”即各種事物的總和。由此可見，道和器是統一的。他不同意程朱理學把道說成“形而上”、把器說成“形而下”的觀點，認為“形而上猶曰形以前，形而下猶曰形以后”(同上)，因此，道并不脫離形、脫離器，道就在器之中。至于理，也不過是氣化流行過程中的條理，絕不是如宋儒所說的那種抽象的實體。戴震對理的解釋是：“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區以別之名也，是故謂之分理。”(同上，卷上)他分析說，宋儒“不徒曰天地人物事為之理，而其語曰理無不在，視之如有物焉”(同上)，必然割裂理氣、道器關系，將人引入虛幻之境，“使學者皓首芒然，求其物不得。”戴震把道、器、理、氣都統一起來，形成實學世界觀，同理學劃清了界限。

在理欲關系上，針對宋明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的觀點，戴震提出“理存于欲”的觀點，主張“體民之情，遂民之欲”。他認為理是不能脫離欲的，滅掉了人欲，當然也就不可能保存天理。他說：“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今以情之不爽失為理，是理者存乎欲者也。”(同上，卷上)理作為使感情欲望得以適當滿足的標準和尺度來說，必定同欲是統一的，而不是對立的。他痛斥宋明理學的理欲對立論冷漠嚴酷，不近人情，“以理殺人”，實際上把理變成尊者、貴者、長者手中的“忍而殘殺之具”。“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他控訴說：“所謂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謂法。酷吏以法殺人，后儒以理殺人。”(同上)戴震把宋明理學維護專制制度、禁錮人性的消極方面揭露得淋漓盡致，從“理存乎欲”的觀點出發，戴震主張“遂己之欲者，廣之能遂人之欲;達己之情者，廣之能達人之情。”(同上，卷下)通過對“存理滅欲”說的批判，戴震重申了儒家關心“國事民瘼”的民本主義思想。

除了戴震之外，皖派的重要人物還有王念孫、王引之、段玉裁、孫詒讓等人。他們在思想理論深度上雖不如戴震，但也都能發揚通人情、致實用、斷制謹嚴的學風。王念孫精研古音，精通訓詁，所撰《廣雅疏證》占有材料廣泛，博采眾家，實事求是，具有很高學術價值。王引之的《經義述聞》和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也堪稱經學和小學中的名著。孫詒讓的《契文舉例》首開甲骨文研究的先河。盡管在他們身上存在著考證過于細密、繁瑣的缺點，但他們所取得的學術成就還是應當肯定的。

章炳麟是清代考據學的最后一位大師。章炳麟(1869～1936)字枚叔，別號太炎。他早年傾慕顧炎武，曾師事考據學家俞樾。他對清代考據學加以總結，選擇精萃，編為群經新疏。其中有：惠棟《周易述》、江藩和李松林《周易補述》、張惠言《周易虞氏義》、江聲《尚書集注音疏》、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陳奐《毛詩傳疏》、孫詒讓《周禮正義》、胡培翚《儀禮正義》、劉文淇《左傳正義》、陳立《公羊義疏》、劉寶楠《論語正義》、皮錫瑞《孝經注疏》、邵晉涵《爾雅正義》、郝懿行《爾雅義疏》、焦循《孟子正義》。他撰寫的《新方言》、《文始》、《小學答問》、《國故論衡》等論著，在考據方面也多有創獲。不過，章炳麟作為近代啟蒙學者，并沒有把自己限制在考據學的小天地里。他努力學習、研究、介紹西方學術思想，致力于創立新的思想體系。他首先是一位資產階級思想家，其次才是一位樸學大師。

從先秦到清末，儒家學說先后形成四個理論形態。第一個理論形態是先秦及秦漢之際的古典儒學。它提出儒家的思想框架，確立了基本的理論原則，使儒學初具規模。第二個理論形態是兩漢時期的經學。它采取神學的形式論證儒家的基本原則，形成倫理、政治、宗教緊密結合的思想體系，使儒學從一家之言上升為中國封建社會意識形態的主體。第三個理論形態是宋明理學。它揚棄佛教和道家的思想，采取哲學的形式論證儒家的基本原則，形成以三教合流為特色的儒學思想體系。第四個理論形態是清代樸學。它矯正宋明理學的空疏之弊，重振儒家經世致用的實學學風。

儒家學說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它在堅持自己的基本原則的同時，也常常從其他學說中汲取思想營養來豐富、發展自己。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它曾吸收法家、陰陽家、道家、佛教的思想材料，借鑒過各家的研究方法。儒家學說可以看作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縮影。綜觀儒家學說，它既有注重心性自覺的理性主義精神，也有屈從權威的獨斷傾向;既有關心國事民瘼的民本主義思想，也有維護封建專制主義的教條。它曾被統治者利用，成為禁錮思想的禮教，也為中華民族的形成提供凝聚力，培養出一大批仁人志士。總之，它既有精華，又有糟粕。對于這樣一個對中華民族影響最深的文化遺產，既不可以簡單地肯定，也不可以簡單地否定。儒家學說經過批判地繼承而實現現代轉換，對于中國現代社會的發展仍可以發揮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