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中國民俗·算命

算命是以人出生的年月日時的天干地支八個字排成四柱，依據五行生克制化的理論，推斷人的命運。

算命起源于信仰萬物有靈的原始時代。由于認識水平的低下，人們把那些不能理解的事物，歸于一種超自然的力量，認為有一種不可抗拒的神秘力量，安排著世上的一切。先秦儒家對原始文化進行了理性化的總結與清理，將原始宗教中的神秘的超自然的力量，歸結為一個“命”字。孔子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莊子說：“知不可奈何，安之若命”(《莊子·人間世》)。揚雄在《法言》中說：“命不可避”，“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為也”。先秦諸子的天命觀，進一步肯定了這種超自然力量的存在，并且勸告人們不要與這種力量對抗。有關天命觀的論述，在先秦諸子的著作中還只是只言片語，到了東漢班固的《白虎通義》和王充的《論衡》等著作中，則出現了專篇論述。王充將先秦諸子提及的天命觀，較為系統地發展為命理理論。王充認為，人的吉兇運氣是命中注定的：“凡人遇偶(逢吉)及遭累害，皆由命也”(《論衡·命祿》)，這是王充天命觀的核心思想。“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氣之時，已得吉兇矣”(《論衡·命義》)。王充將命的概念分為死、生、壽、夭之命。又將人的運氣之命分為三個種類：“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兇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于外，而得兇禍，故曰遭命”(《論衡·命義》)這三種類型的命，并不絕對。王充辯證地認為：“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故命貴，從賤地自達;命賤，從富位自危”，“才高行厚，未必保其必富貴;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貧賤。”命的貴賤并不與才華智慧的高低成正比。王充在論述命的范圍時說：“自王公逮庶人，圣賢及小愚，凡有首目之類，含血之屬，莫不有命。”這與原始宗教的萬物有靈的范圍幾乎一致。王充的命理觀是以醫理與五行哲學觀為其理性支柱的，他在《論衡·氣壽》中說：“強壽弱夭，謂稟氣渥(厚)薄也”，“若夫強弱夭壽以百為數，不至百者，氣自不足也。夫稟氣渥則其體強，體強則其命長;氣薄則其體弱，體弱則其命短。命短則多病、壽短。”王充用中醫的“氣”作為命的壽夭根據，無疑是科學的，并且，他同時論述了壽夭之命與運氣之命的關系：“人之稟氣，或充實而堅強，或虛劣而軟弱。充實堅強，其年壽，虛劣軟弱，失棄其身。”在進一步論述人的命天注定時，王充還借鑒了心理醫學：“故妊婦食兔，子生缺唇。《月令》曰：‘是月也，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者，生子不備，必有大兇，喑聾跛盲。氣遭胎傷，故受性狂悖。羊舌食我初生之時，聲似豺狼，長大性惡，被禍而死”(《論衡·命義》)。這里涉及了胎教、育兒對嬰兒長大成人的作用與影響。因為“性命在本，故《禮》有胎教之法：子在身時，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非正色目不視，非正聲耳不聽。”王充的命理觀的另一依據是五行。他在《論衡·物勢篇》中說：“且一人之身，含五行之氣，故一人之行，有五常之操。”“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為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馬也。水勝火，故豕食蛇。火為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

王充及先秦諸子的天命觀為算命打下了思想基礎。另外，占卜術、相術、干支等為算命術的發展作了技術上的準備。漢代陰陽五行術產生之后，用于相術，則衍化出了算命術。陰陽家是戰國時諸子百家中的一家，東漢班固撰《漢書》特辟《五行志》，將許多災異事變同五行生克理論附會在一起，使陰陽五行之說廣為流傳。陰陽五行說認為世間萬物皆陰陽化生，天地、日月、山川、四時以及君臣、男女、夫婦都是陰陽相生，而世間萬物則又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種元素構成。陰陽先生用金、木、水、火、土五德來預測一個王朝的命運。在此基礎上，將天干、地支、春夏秋冬四時、東西南北中五方、用十二種動物配十二地支以記人生年的“生肖”統領于五行生克原理之中，用以預卜人的命運。總之，從原始宗教的萬物有靈觀演化出的天命觀，直到形成人的命天注定的觀念，從占術、相術、陰陽五行到算命術出現，這漫長的歲月，都屬算命術產生的起源、發生、發展階段。

算命的成熟時期是唐宋時代，代表人物為唐代李虛中、宋代徐子平。李虛中生于唐憲宗時代，被認為算命術與命理學的開山鼻祖。李虛中進士出身，官至殿中侍御史。他精究陰陽五行，能根據一個人出生的年、月、日的天干地支，來推定這個人一生中的貴賤壽夭，吉兇禍福。韓愈在《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銘》中說，“其說汪洋奧義，關節開解，萬端千緒，參錯重出。”李虛中所著《命書》三卷，集中反映了唐代人的算命術所達到的水平。算命先生將十二時辰與十二屬相配合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龍、巳蛇、午馬、未羊、申猴、酉雞、戌狗、亥豬，每一項都有一套理論。算命時，先弄清出生年月日，以推算屬相。然后，根據該屬相的套話，加上五方神配五種顏色，推算出其“命屬東方青帝”、“命屬南方赤帝”、“命屬西方白帝”、“命屬北方黑帝”等，然后告訴人們命屬某一方就不得向某一方大小便，命屬哪一方顏色，有病就吃哪種顏色的藥等等。在佛教傳入之后，算命先生又在算命時摻入了積德修福的思想。李虛中這種以出生年、月、日天干地支對一個人一生的吉兇禍福進行推衍的方法，經宋代的徐子平進一步發展為年、月、日、時同時測算的“四柱”法。所謂“四柱”，就是以出生年份的天干地支為第一柱，月份的天干地支為第二柱，日期的天干地支為第三柱，時辰的天干地支為第四柱。每一柱天干一個字，地支一個字，共兩個字，四柱加起來八個字。然后，按照八個字中所蘊含的陰陽五行道理進行演算，就可推知一個人一生命運的大致情形了。徐子平著有《徐氏珞琭子賦注》二卷。據《四庫全書總目》介紹，“珞琭子書為言祿命者所自出。其法專言人生年、月、日、時八字推衍吉兇禍福。……其中論運氣之向背，金木剛柔之得失，青赤父子之相應，言皆近理。”“四柱”算命又叫“子平算命”、“子平術”。排八字是子平算命的前提，如果排不出八字，那就一切都落空了，要用推年法、推月法、推日法、推時法排出八字。八字排好后就可以推算人的一生即大運和人的某一段時期的兇吉即小運。在推算時一般以日柱為主，結合其他三柱五行進行論命，也就是說，以日柱天干作為自身論命的出發點，把四柱的八字都化成五行，然后，再根據日柱天干和周圍其他干支五行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來進行具體的分析推論吉兇榮枯。

算命術的鼎盛時期是元、明、清三代。這一時期，大量總結民間迷信的書籍紛紛出籠。命理學理性的成份被削弱，神秘的成份被渲染夸大。元末明初的《輟耕錄》記載，元代有個曠達不羈的富家子弟，好幾個算命先生都說他只能活到三十歲。富家子弟信以為真，就把財產散給了窮人。他又救了個要投水自盡的丫環。第二年，富家子弟一行遇到了被救的丫環，她請他到家作客，結果，富家子弟一行其他人都在海上遇難了。這里在宣揚信命的同時，摻進了佛家積德可以扭轉命運的因果報應思想。元代只有《子平三命淵源注》、《星命溯源》五卷等少數幾種命理學著述。到了明代，中國算命術在社會上的流傳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命理著作，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其中劉基的《滴天髓原注》、沈孝瞻的《子平真銓》、萬育吾的《三命通會》、張神峰的《神峰通考命理真宗》等都是一時的佳作。至清代，算命術依然不衰。那時社會上人們不管富貴貧賤，男女老少，也不管遇到婚姻、趕考、經營等，什么事都要請算命先生算算。由于知識分子如紀昀、俞樾等人的介入，社會上研究命理的風氣十分濃厚。主要著述有陳素庵的《命理約言》、《滴天髓輯要》、任鐵椎的《滴天髓闡微》等。命中相克的觀念已滲透人們的思維方式。《紅樓夢》中的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三人的姓名以及他們的姻緣關系，就是依五行相克之理設計的。寶玉屬土(玉在土中)，黛玉屬水(黛為黑，黑屬水)，寶釵屬金(釵從金)。土克水，寶黛愛情重重受阻，土生金，寶玉與寶釵五行相合。因此，寶玉走向寶釵(土生金)，黛玉夭折(土克水)。

由于現代新興學科——預測學的興起與《周易》研究熱潮的出現，使中國算命術的命理學理論，得到了歷史性的深刻變革。人們從事各種職業，需要作各種決策，而預測是決策的前提，于是中國古代算命術以與現代預測學結合的面目，出現在商品競爭激烈的經濟生活領域。現代預測學以對規律的認識與控制為主要特征。而那些還未形成規律的事物，人們則依賴子平術等進行推測。

傳承了數千年之久的算命術，在對無數人的命運進行了規律性的觀察、總結的同時，建立了理論、邏輯推演體系。只有進行深入的科學研究，揭開它遮蓋了千年的神秘面紗，才能真正談得上破除迷信，并篩選出有價值的顆粒。

通過對鬼神、喪葬、婚姻、宗法、禮儀、節日、禁忌、相術、風水、算命的分別概述，可以總結出民間信仰的諸多特點。鬼信仰是民間信仰之母，幾乎所有信仰的根都可以追蹤到鬼信仰上，這使民間信仰總體上呈現神秘的巫術色彩，帶有濃重的原始痕跡。地廣人多的中國，沒有一個統一的、至高無尚的神祇。道教奉老君，佛教事佛祖，儒教供孔子，河南南部、山東西部、安徽北部一帶供奉人祖爺(圖423)伏羲，畬族則供盤瓠，納西族供干木女神，連天上至尊玉皇大帝、地下的君主閻王爺，也都沒被全國范圍所接受。民間信仰的區域性、個別性、無權威性可見一斑。中國的民間信仰是功利的。人們供奉神祇，是為了讓神保佑。無事不求神。與其他信仰比較，那種非功利的，精神修養的成份極其微弱。民間信仰的交叉性也可以從上述分類介紹中辨明。而且，不僅是對中國民間信仰，由于民俗事項分類的相對性，人們還可以從婚姻、相術等內容的介紹中，得出對中國民俗的總體印象。

通過諸類民俗事項的歷史考察，首先可以看到中國民俗的傳承性。人相襲，代相傳，古俗延今。民俗事項的依賴于歷史上的某種經濟形式而傳承。摩梭人的走婚，雖是原始母系婚姻的遺跡，但它延續至今，則主要因為這種婚姻形式賴以生存的母系大家庭的經濟結構與模式仍然存在的緣故，也依賴于生產生活的自然條件。一年四季，春播、夏長、秋收、冬藏，一直接受大自然的制約，從基本生存的意義上說，節日等的傳承受大自然季節變化的制約相對來說大得多。人們的習俗慣性也是民俗傳承的重要原因。傳承體主要是靠上代人傳下代人。民間說唱藝術、民間剪紙、玩具等工藝的傳承體大多是上年歲婦女。她們在閑時給孫兒們講故事時，在祭祖唱經時，使上一代的習俗文化耳濡目染地傳給了下一代。傳承的手段主要靠口傳身教，當然也有一些如看相、風水等傳承靠文字、書籍的保存留傳下來。

中國民俗在傳承過程中，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發生著變異，變異性是中國民俗的第二大特征。從清明上墳祭祖，到現代祭掃烈士墓，從清代滿族的族袍到現代服裝的旗袍，從古代婚禮用五谷雜糧撒向新娘，作驅邪祝吉儀式，到當代用五彩紙屑撒向新娘以示慶賀，可以發現古代信仰、儀禮在傳承過程中的變異軌跡。

中國民俗的第三大特點是它的地方性。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無論哪一類民俗事項都染上了地方色彩。以食俗為例，八大菜系，南甜、北咸、東辣、西酸，北京東來順的涮羊肉、天津的狗不理包子、沈陽的老邊餃子，貴州的茅臺、山西的汾酒，各有其地域特色。民間搬運工具也千差萬別，東北農林的靰鞡和爬犁、中原農林的推車、大江南北的草鞋與扁擔、西南山寨的赤腳和背簍、西北的皮靴和馱子等等，也各有地方特色。

中國民俗在中國文化中本處于主體地位，因為上層經典文化是在民間文化的長期實踐的基礎上概括、抽象的結果。中國文化的整體性極強，上下融為一體。然而，由于學術界長期以來只關心上層經典文化、哲學思想等，對下層民間文化關心甚少，以至民俗研究與其他學科相比，就顯得十分薄弱，從而造成中國文化的主體只是儒、釋、道的誤會，忽略了民間文化在實際存在中的重要地位。我們認為，中國民俗的物質層面、精神層面更充分地體現了中華本土文化的特征。中華文化不僅體現在浩繁的典籍與斑斕的文物上，而且也體現在市井鄉間的風俗習慣中。中國傳統的民俗正隨著商品經濟的沖擊逐漸消失。一些古老習俗只在商品經濟波及很小的邊遠閉塞之地保留著。農村的城市化，使大多數中國農民逐漸放棄了他們的習俗。現代都市生活，只在春節、清明、端午、中秋等少數幾個節日上保留了古俗的一小部分。在經濟最發達的廣東省深圳市，建立了中國民俗村，將中國各少數民族的民居、飲食、服飾文化帶到商業繁華的都市，民俗文化滲入到大城市，這一方面是現代文明對古老文明的眷顧，另一方面也加速了民俗文化的現代化。這從民俗新生的角度看應當樂觀，從古俗的盡快消失看又令人悲觀，更顯示了文化搶救工作的緊迫性。中國民俗學的研究從30年代的提倡與初步成形，到80年代才出現了基礎理論概論性的著作，并出現了對民間文化、民俗的專題性研究著作。中國民俗的未來像其他中華傳統文化的命運一樣，會在文化商業化的社會中以變異的形式繼續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