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雕塑造像·明器雕塑

明器亦稱冥器、盟器，是古代用于陪葬的代替實物的模型，來自中國人關于靈魂不滅、死后應有生前生活環境相伴的觀念。明器雕塑是明器的一個主要部分，包括用雕塑的手法制作的人俑、家畜和鳥獸模型、建筑和車船模型等。明器中的人物和動物形象，有的是以現實中的人、獸為原型的，有的則是幻想型的，如動物頭與人身合于一體的形象和怪獸的形象。明器雕塑所采用的物質材料為陶、瓷、木、石以及金屬等。

明器雕塑在新石器時代已經產生。江蘇邳縣大墩子遺址出土的新石器時代的墓葬文物中，有一件陶屋模型，為方形尖頂的房屋式樣，屋門下有以線刻手法刻畫的狗的形象。該陶塑品簡單樸拙，雕塑技法尚屬幼稚。商周以前主要以活的人、牲畜及實物陪葬，因此明器雕塑的數量比較少。春秋戰國時期的明器雕塑有了一定發展，仆人和武士形象的陶俑和木俑較多地出現在墓葬中。此時陶俑的塑造，采用的是以陶泥捏塑身軀及各凸起部位，以墨線和彩線勾畫眉眼、衣飾的塑繪結合的手法;木俑的塑造也近似于陶俑的手法：身軀大體形狀為木材刻成的輪廓，眉毛、眼睛、嘴巴和衣服、胄甲等為墨彩勾繪而成。這些早期的明器雕塑，造型尚缺乏變化，俑像人物的表情較呆板、單一。

秦漢時代是中國明器雕塑的第一個高峰。秦代有大量陶兵馬和銅車馬的塑造，大大地發展了中國的雕塑藝術。以武力征服、吞并各小國，從而建立起統一的集權大國的秦始皇，對軍事力量極為重視，雖然他不愿再有爭戰，收繳天 下兵器鑄成“十二金人”，但卻將武力視為鞏固政權、永久地統一國家的基本工具。因此，秦始皇陵墓的明器雕塑幾乎皆是戰爭題材的，即那些軍事力量的模塑品：武將、士兵和戰車、戰馬等。秦陵數以千計的陶塑兵馬，配以數以萬計的青銅兵器和木制戰車，整齊有序地排列為各種軍陣，形象地再現了秦代強大的軍隊陣容。1974年秦陵兵馬俑坑被發掘之后，立即轟動了世界考古學界、藝術界和史學界，兵馬俑坑被稱為世界七大奇觀之外的又一奇觀。這一大型陪葬坑位于陜西省臨潼縣秦始皇陵東側1. 5公里處，現已發現的1號、2號和3號兵馬俑坑總面積約2萬平方米，據專家們估計坑中武士俑有7 000左右，陶馬100多匹，發掘工作至今尚未完成。秦陵兵馬俑一反前代明器雕塑簡單粗略的面貌，具有明顯的寫實特征和豐富多樣性。武士俑的形象肖似于北方農民，立俑平均身高為1.8米，面部特征富有個性的表現，已對外陳列的數百尊武士俑的面部情態各異，無一雷同。陶俑面部刻劃細膩逼真，微微上翹的小胡子，束起的發髻上的發縷，戰袍上的甲釘，裹腿布的層迭紋路，薄衣淺幫鞋上緊緊系著的鞋帶，以及因腳翹起而露出的鞋底上那整齊的針線納縫過的針腳，都顯得一絲不茍。馬的刻劃同樣極盡寫真之能事，立馬一般高1.6米左右，與真馬比例相當，各部位的表現均細致入微。整個兵馬俑組成的軍陣具有渾然一體的氣勢，從整體上看有很強的統一感，局部的真實細膩與整體的統一有機融合，使群雕的布局比具體刻劃更具魅力。在雕塑手法上，秦陵兵馬俑是由模塑和手塑相結合的手法塑造的，大的部件為模塑統一范制，細部則用手作“堆”、“捏”、“貼”的具體刻劃;另外，面部仍采用了前代慣用的墨線描繪、勾畫法。這樣一批大型雕塑，在中國雕塑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圖161)。

漢代是中國歷史上穩定期較長的一個時代，也是厚葬風氣極為濃厚的一個時代，有大量的明器雕塑。這一時期，儒家思想占據了絕對統治地位，“孝道”被統治階級廣為宣揚、提倡，隆重地埋葬祖先被視為盡孝的重要內容，因此作為神明之器的明器雕塑的制作倍受重視，不僅民間普遍制作明器，而且官方還設立了專門制作和管理明器的機構，為明器雕塑制作的規格式樣及陪葬時各種明器雕塑(俑、馬等)的件數定出了大體的規制，并為皇室提供此類雕塑。

漢代明器雕塑的題材范圍較前代擴大了許多。商周時期的明器雕塑多為奴隸和仆役的俑像，秦代的明器雕塑多為與軍事爭戰有關的兵、馬形象，而漢代的明器雕塑的題材則是包羅萬象的，既有各種身份的人物形象、各類家畜和常見動物的形象，又有幻想型動物的塑造。受秦代的影響，漢代仍有以成批的兵馬俑陪葬的現象。在陜西咸陽楊家灣的漢代墓葬中，出土了排列整齊的騎兵俑上千件。這批兵馬俑為陶塑品，與秦兵馬俑的不同之處在于比例較真人真馬小許多，且不像秦兵馬俑那樣為追求細部真實以手塑與模塑結合，而是單純用模塑法大批制作的，俑的形象有千人一面之感。但作為漢代明器雕塑主流的并不是這些軍事爭戰題材的兵馬俑，而是那些生活氣息濃厚的涉及生活各個方面的俑像。除各個時代均能見到的侍從俑外，漢代尚有多種時代特色甚為鮮明的俑像，其中有庖廚俑、獻食俑、哺嬰俑、射擊俑、對弈俑和對坐相談的俑，還有一些與娛樂直接有關的俑，表現說唱、歌舞、雜技、吹簫、撫琴等場面。動物的造型也幾乎是應有盡有，雞鴨、豬羊、犬馬等形象均為墓葬中常見的明器。建筑模型用于陪葬并非始于漢代，但漢代建筑模型卻是種類最多的，有一般住宅，亦有谷倉豬圈，還有望樓、亭臺等建筑。這些雕塑的題材直接來自現實生活，具體的雕塑面貌是渾厚、實在的。庖廚俑正在持刀切菜，獻食俑托著盛滿食物的杯子和盆子，吹簫俑正鼓起雙腮吹奏，雜技俑正頭足倒置地翻跟斗，鴨正在伸長脖子覓食，雞正完成下蛋的動作開始張口鳴叫。可以說，生活氣息濃厚是漢代明器雕塑的一大特色。

從審美的角度看，漢代明器雕塑不乏藝術價值頗高的精品。一些女俑的造型極富有美感。陜西一帶出土的女立俑亭亭玉立，一般表現為抄著手的姿勢，寬大的衣袖由兩肘處對稱地下垂，顯得端莊美麗(圖162)。出土于江蘇銅山縣的一件女舞俑正作著身子微屈、揚臂起舞的姿態，長長的衣袖覆蓋了揚起的手又低垂下來，喇叭口的長裙拖曳在身后，整個塑像形成線條柔和的S形造型，給人以簡括、含蓄又富有裝飾意味的美感。其他地區出土的女舞俑有著類似的姿態和造型，長袖、喇叭口長裙配以側面呈S形的姿式是其基本特征。說唱俑以四川地區的作品最為出色，一件出土于成都的男說唱俑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該俑被刻劃為正在眉飛色舞地擊鼓說唱的形象，樸素、詼諧而又生動活潑。由于遠離國都，四川地區的明器雕塑較其他地區的更富有民間氣息。在陶塑建筑中，西安出土的水亭模型有一定的代表性。這件水亭為二層樓式樣，下部塑有一圓形水池，亭子位于水池中央，水池四周塑有環繞著的人物、馬匹和家禽。在亭子的上層，現出清晰的柱梁式建筑結構，欄桿內的四角立著作射擊姿態的武士俑，中間為一翩翩起舞的女俑，另有撫琴者和拍手伴唱者的形象，再現了漢代地主莊園內的生活場景。

上述作品為陶塑品，一般施有彩色，說明漢人在運用水與土的合成材料進行雕塑創作方面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陶塑為漢代明器雕塑的主流，木雕明器也較為常見，如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有木雕群俑，甘肅武威漢墓出土有木雕獨角獸，雕刻手法繼承了前代木雕表現上雕刻與彩繪結合的方法，技藝較前代嫻熟。此外，漢代還有一些以青銅為材料雕塑的明器。在甘肅省博物館陳列有出土于武威漢墓的青銅雕鑄的俑馬群，其中的一件奔馬作馳騁嘶鳴狀，三足騰空，另一足以立足未穩的姿態踏在一只飛燕身上，傳神地表達出了馬迅捷無比的奔騰速度，造型極為出色。這件奔馬不是作為爭戰工具的馬或農耕、交通工具的馬，而是作為協助死者靈魂升天的靈獸被塑造的。漢人關于靈魂不死的信仰使雕塑藝人產生了非凡的想象力和創作靈感從而創作出了如此氣韻生動的作品，其構思之巧妙、技藝之精湛已為舉世公認。“馬踏飛燕”是現代人賦予這件奔馬的一個名稱，它的審美價值遠遠超出了1 000多年前為喪葬服務的功能，這一藝術形象現已成為中國旅游標志的圖案(圖163)。

魏晉南北朝繼承漢代喪葬習俗，仍普遍以明器雕塑隨葬，但由于戰爭頻仍，經濟凋敝，明器雕塑制作的數量和規模遠不及漢代。常見的題材為男女侍從、武士、鎮墓獸和牛車、鞍馬等形象，另有漢代及漢代以前極為罕見的出行儀仗俑的塑造。較有代表性的儀仗題材見于湖南長沙的西晉墓葬，盛大的儀仗行列由數量較多的騎吏、吹鼓俑和手持兵器的赤足步兵俑組成，該墓中另有一些侍從者的形象。南北朝時的明器雕塑有一定的地方特色，以俑像而論，北方的形象渾樸，南方的形象清秀。北魏以后，隨葬明器雕塑的組合有了較為固定的模式，一般為鎮墓獸、出行儀仗隊和家內侍從三個部分組成。此時的明器仍以陶質為主，也出現了少量青瓷質的雕塑。從造型和技法上看，這一時期的明器雕塑沒有明顯的發展。

唐代是明器雕塑的第二個高峰時代。唐代經濟文化發達，豐厚的物質基礎為唐人鋪張葬儀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據《唐會要》記載，當時“王公百官，競為厚葬，偶人象馬，雕飾如生，徒以炫耀路人，本不因心致禮，更相扇動，破產傾資，風俗流成，也下兼士庶”，為炫耀富足而大量制作明器雕塑的風氣極為濃厚。隨著中央集權的加強，唐代明器制作進一步制度化，多由甄官署統一生產，然后賜給臣僚作陪葬品用。官方關于隨葬明器數量的規定如三品以上90件，五品以上60件，九品以上40件等，并未被貴族官僚們嚴格奉行，但明器雕塑都因有較明確的制作制度而產生了較為集中統一的風格。

在明器雕塑的題材上，唐人顯然不像漢人那樣意欲模塑出現世世界的各種事態物象，而是有較強的選擇性。雖然漢代有些普通的侍從形象和雞鴨豬羊等動物在唐墓中也以陶塑的形式出現過，但這些并不是主流的題材。唐俑中最常見的是貴婦形象的女俑，俑像體態豐腴，面龐圓潤，衣著華麗，姿態優雅，表情則是悠然自得，與唐代仕女畫中的貴婦形象非常接近(圖164)。男俑在唐代有武士和文吏等形象，相比之下武士的形象遠較文吏突出，這無疑是唐人“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那豪邁氣魄的反映。武士俑有的刻劃為腳踏夜叉、身著鎧甲、表情威嚴的形象，接近于佛教造像中的天王，顯示出神奇的威力。魏晉南北朝時出現的儀仗群俑的數量在唐代日漸減少，但其大型儀仗隊形式中的樂隊和騎吏仍有塑造。動物題材在唐代明器雕塑中以馬最為常見，多被雕刻得膘肥體壯。另外還有一些胡人牽馬俑和駱駝的形象的陶塑品，有的駱駝背上負載著物品或樂隊，是當時國際文化和經濟交往的形象寫照。值得注意的是，唐人獨創了以山水景觀為題材的明器雕塑，以陶山作為群俑的觀賞對象，表現出富足悠閑的人們游山玩水的生活場景。這些雕塑，以現實與理想合而為一的精神取代了漢代平實的生活氣息，成為飽滿瑰麗的唐代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

唐代明器雕塑在工藝和藝術技巧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這首先表現在雕塑的造型富有美的韻味，而且能夠較恰當地表現人物的精神面貌，武士的英武面貌和貴婦華貴的儀容體態均有著與身份非常配稱的表現。如一件騎馬女泥俑，身著敞胸貼身上衣和下垂感很強的長裙，頭戴帷帽騎在一匹棗紅駿馬上，神情姿態輕松自在，正是當時貴婦騎馬出游的典型表現。這類作品在西北和中原地區均有發現，能夠代表全國的雕塑水平。其次，唐人發明了三彩釉并將之用于明器雕塑 上的妝彩，使雕塑顯得燦爛華美。出土于西安、洛陽等地的唐代陶俑、陶馬多施有以黃、綠、褐三色為基色并加有藍、白等色的釉彩，效果既富麗堂皇又渾然天成，造型在色彩的映襯下顯得更為完美，代表了中國明器雕塑的最高成就。

唐末至五代十國時期，社會處于分裂動亂的狀態，陵墓內的隨葬明器隨之減少，僅在南唐和西蜀王朝的所在地有一定數量的明器雕塑。南唐第一、二代帝王李昪和李璟的陵墓位于南京南郊牛首山，墓中有陶俑近200件，另有幾件馬和人首獸身怪獸數件，俑像雕刻較粗劣，造型上比例不甚和諧，頭大身小，顯得呆板而無生氣。在同時期江蘇地區的其他墓葬中，出土有一些木俑，雕飾也較簡單，但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舞俑用可以活動的木塊接合而成，能通過轉動木塊使其變換舞姿，具有一定的工藝價值。另外在四川前蜀王王建墓中隨葬有石雕墓主人肖像，為一比真人比例稍小的石雕妝彩像，是中國歷史上較有藝術性的人物肖像雕塑。還有一些人首蛇身俑出土于后蜀墓葬。這一時期的明器雕塑呈衰微趨勢，與唐代雕塑水平相差甚遠。

進入宋代之后，中國的喪葬習俗有所變化，紙扎明器開始流行，墓內隨葬的雕塑日漸減少。在河南與四川地區的宋代墓葬中尚有一些仆役和儀衛性質的俑像雕塑，人首鳥身和人首蛇身的怪獸形象仍為一些墓葬所用，但為粗陶或石料雕塑而成，手法單調。出土于山西侯馬的金代墓葬中的一批雜劇磚俑對表演姿態的刻劃較為成功。明代王公貴族仍以明器雕塑隨葬，題材一般為儀仗群俑，數量較大，但雕塑規模較小，俑像雕飾精致，卻無漢唐的生氣。至清代，明器雕塑漸告終結。

明器雕塑的歷史幾乎與中國古代文明的歷史一樣長久，各個時期的明器雕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當時的雕塑水平。由于深埋于地下，許多明器精品得以免遭自然和人為的破壞而完好無損地保留至今，作為中國民族傳統雕塑的優秀代表而流傳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