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派，是產生于漢末建安年間(196—220)的一個詩文流派。建安，是東漢獻帝劉協的年號。建安時代，是我國歷史上矛盾尖銳、分裂動蕩的時期，也是“俊才云蒸”、作家輩出，思想活躍、“詩章大盛”的時期。人們稱這段時期的文學，叫建安文學。它是漢末魏初文學，是在兩漢文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在時間上不只限于建安存在的二十五年，大致包括了董卓之亂(從公元190年開始)到曹魏黃初、太和(220—233)這一段時間。當時，三國鼎立的局面已經形成，曹操在北方實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把全國許多賢才收羅到自己周圍，形成了以鄴(今河北省臨漳縣)下為中心的建安派。這一流派除了包括“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劉楨)，還包括禰衡、繁(po婆)欽、應璩、楊修、吳質、路粹、丁儀、丁訥、邯鄲淳、杜摯、左延年、繆襲和蔡琰等，“蓋將百計”(見鐘嶸《詩品序》)，其中以“三曹”、“七子”和蔡琰為代表。建安派的詩歌成就最大，他們使文人五言詩更成熟和繁榮，為七言詩奠定了基礎。該派的創作有以下一些共同點：
一、繼承了《詩經》、《楚辭》和漢代樂府民歌“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現實主義傳統，以五、七言詩為主要創作形式，真實地反映了當時動亂不安的社會現實，真率地表達了人民要求天下統一、太平盛世的理想，對飽受亂離之苦的百姓深懷同情之心。
二、情感悲涼激昂、格調清遠嚴峻、言辭剛健明快，形成了“慷慨以任氣”的獨特風格，即所謂“建安風骨”或“建安風力”。
三、善于即景抒情、托物言志。從多方面成功地運用了比興手法，以寄寓思想、抒發感情，做到了情采并茂、文質相稱。
四、愛用漢樂府舊調舊題寫新的時代內容，通俗、質樸，富有民歌風味。
五、散文和辭賦趨于清新、活潑，抒情氣氛加濃。
正如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中所說：“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并志深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這就是建安派的創作特色及其形成的原因。
建安派的開創者和領袖是曹操。曹操(155—220)，字孟德，小字阿瞞，沛國譙(今安徽省亳縣)人。原姓夏侯，其父夏侯嵩(曹嵩)為東漢宦官曹騰的養子，就改姓曹。建安元年迎漢獻帝到許縣，他當上丞相，獨攬漢政，“挾天子以令諸侯”，“外定武功，內興文學”。后又進位魏公，進爵魏王。他既是漢末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同時又是有成就的文學家和詩人。他一方面憑借自己的政治地位保護和網羅了一批作家，一面提倡文學上的新風(倡導“建安風骨”)，同時以自己富有創造性的詩文去開創一代文風，造成了建安文學“彬彬之盛”(見鐘嶸《詩品》)的局面。
曹操的詩歌現存二十三首，全是樂府歌辭，內容大多表現了他對現實的看法和態度，其中有些記述時事的詩歌反映了漢末動亂的社會現實，如《薤露行》：敘述了董卓焚掠洛陽、禍國殃民的歷史事實，描寫了戰亂給人民造成的生活慘境，表達了詩人對東漢統治者任用非人以致奸臣誤國的極大憤慨，同時也寄托了詩人想要平亂安邦的抱負。又如他的《蒿里行》：反映了漢獻帝初平元年(190)關東各州郡聯合起兵討伐董卓的歷史事實。詩人對聯軍的爭權奪利、自相殘殺，使生產遭受破壞、百姓遭受戰禍的悲慘景象作了真實形象的描寫，并對民間疾苦表示了傷時憫亂的同情，對戰亂制造者發出了強烈的譴責。由于寫得真實感人，受到明人鐘惺的高度評價：“漢末實錄，真史詩也。”(見《古詩歸》)
曹操的《苦寒行》、《卻東西門行》從不同角度反映了漢末動亂中軍旅征戍生活的痛苦，前篇描寫山路行軍的艱苦，后者抒發征夫懷鄉之情，都是詩人戰爭生活的真實體驗和寫照，讀來如歷其境，深切感人。
曹操那些抒情言志的詩篇最能體現他的悲涼慷慨的特色。代表作有《短歌行·對酒當歌》和《步出夏門行·龜雖壽》。請看前者的開頭：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即使在曹操的寫景詩中，也充滿悲涼慷慨的浩然之氣，如《步出夏門行·觀滄海》，對滄海壯闊景象作了大開大合的生動描繪，既表現了作者囊括宇宙的寬廣胸襟，又表現了他豐富的想象力和雄渾的氣質。
曹操的詩歌富有創新精神。他都是沿用樂府舊調舊題抒寫時事，在形式上比較解放。如《薤露行》、《蒿里行》原是一種雜言體的挽歌，他卻改為五言體，并用以“憫時悼亂”；又如兩漢文人已很少寫的四言詩，卻在他的筆下得到“復興”：他不僅吸取了《詩經》的現實主義精神，還脫掉了風雅的舊套，對嵇康、陶淵明等影響很大。再如，他的雜言詩(見《對酒》)句式長短參差，采用質樸的口語，是典型的“以文為詩”。在藝術上，他的詩喜歡借用古籍中的現成詞句，語言古樸，直抒心志，風格悲涼沉雄、清峻豪壯，在建安時代自成一家。由于他的開創和影響，使運用古題寫時事成為建安派詩人的共同風氣，還使寫詩用典成為后代文人的習氣。
曹操的散文和詩一樣，也富有創新精神。盡管大多是“令”、“表”、“書”之類臣僚日常應用文，文學色彩不濃，但卻反映了曹操一生的思想言論、性格風貌。現存一百四十多篇，其中著名的有《求賢令》、《述志令》、《求逸才令》、《借貸令》、《抑兼并令》等等，大都只有幾十字到百余字。這些文章在思想上不受儒家傳統的約束，形式上脫去典雅的風氣，往往信筆直抒胸臆、直言事理，不加雕飾，語言簡約嚴明、自然流暢、條理清楚。如《讓縣自明本志令》，這篇千字文(算最長的)坦率地抒寫了他一生的心事和志向，充滿自信地回駁了政敵的攻擊，全篇通脫大方，毫無忸怩之態，一掃無病呻吟的文風，因而魯迅曾經稱之為“改造文章的祖師”。
繼曹操之后，建安派的領袖是曹丕。曹丕(187—226)，字子桓。他是曹操的次子，建安十六年(211)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二十二年立為太子。曹操死后，他繼承父業為丞相、魏王。不久就篡漢自立為魏文帝，年號黃初，在位七年多，政治上向往漢文帝式的“無為而治”。他博覽群書，富有文才，“好文學)，以著述為務”，“所著典論，詩賦，蓋百余篇。”(見《魏志》)認為：“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見《典論·論文》，“惟有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編籍”。因此，當時鄴下的文士，都以之為中心，紛紛致力于著述和創作。這對于促進建安派的發展壯大和建安文學的繁榮興旺，起了積極的作用。
曹丕現存詩歌四十四首，半為樂府，半為徒詩。他的詩以五言為主，還有四言、六言、七言和雜言。其中，成就較高的是五言和七言詩。他善于摹仿樂府民歌，工于言情，語言明白如話，以描寫男女愛情和離愁別恨見長。先以五言詩為例，如《清河作》寫對深厚愛情的向往，結尾可以看出《詩經》對作者的影響；《于清河見挽船士新婚與妻別》寫新婚離別之苦，表達了作者對不幸婦女的同情，詩中語如連珠、情調纏綿?！峨s詩二首》寫游子思鄉之情，詩人采用比興手法描繪了游子身不由己、流落他鄉的凄涼境遇，詩中既用了“比興”，又用了“頂真”，和前幾首一樣，在語言與表現手法上，都和漢樂府民歌相同。
曹丕的代表作《燕歌行》描寫了閨中少婦在涼秋月夜，遙望一河相隔的牽?？椗?，不禁引起對淹留他方的丈夫的深深思念。全詩情景交融，心理描寫細致、感情委婉真摯、語言清麗，每句用韻，一韻到底，音節和諧流暢?！堆喔栊小穬墒资俏膶W史上現存最早的成熟、完整的七言詩，它最能代表曹丕的詩歌風格。因此，曹丕對我國七言詩體的形成和發展是有貢獻的。
由于曹丕一直過的是貴公子、太子和帝王生活，又多與文人接近，詩的內容和境界一般比較狹窄，工于言情，流于纖弱；但他的部分詩作，對當時的社會現實仍有一定程度的反映，如《陌上桑》和《善哉行》是悲行役之苦；《艷歌何嘗行》是諷刺貴族游蕩子弟；《黎陽作詩三首》(其三)、《至廣陵于馬上作》，描寫了出師的盛況，顯示了他要繼承曹操統一中國的雄心壯志。
曹丕的雜言體詩也值得注意，如《大墻上蒿行》長達三百六十四字，句式長短參差變化(長的十三字，短的三字)，靈活自由，在形式上有首創意義，對李白等人長篇歌行影響很大。因此，王夫之給此詩的評價很高：“長句長篇，斯為開山第一祖。鮑照、李白領此宗風，道為樂府獅象。”(見《古詩評選》)
曹丕的散文包括書信和文論，也很有文采。書信以《與朝歌令吳質書》和《與吳質書》為代表，這兩篇悼念亡友的文章，都吐屬雋永、感情真摯、字句整飾、情文并茂，不失為優秀的散文。在《與吳質書》中，曹丕回憶了昔日與徐幹、陳琳、應?、劉楨等人常在一起游宴賦詩的盛況，對照眼前的冷落情景，表示了深深的感傷，同時也公允地評價了建安諸子的為人和文學成就。全文典雅流暢、凄楚感人，其中駢偶句較多，讀來很有節奏感。這些都對魏晉以后文人的尺牘和抒情短文有一定影響。有人認為它在書信發展史上，是由說理到抒情、由散文到駢文轉變開始的標志。
曹丕還著有《典論》一書，大多散佚不全。較完整的只有《自敘》和《論文》兩篇?！兜湔?middot;敘事》善于敘事，文中寫到一些較量才藝的細事，都能真切地傳達出當時的情景?！兜湔?middot;論文》是我國古代文學批評史上最早的一篇文學理論論著，它廣泛探討了文學批評方法、作家與作品的關系、文學的體裁和價值作用、作家的風格特點等問題，第一次提出“文本同而末異……詩賦欲麗”的觀點；把文章當作經邦治國的工具，提高了文學的獨立地位，鼓勵作家進行創作，見解新鮮獨到，文筆平易清麗，議論簡明中肯，對魏晉以后文學創作與批評的發展，有促進作用。
建安派中，最負盛名的作家是曹植。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的第四子，生前曾封為陳王，死后謚曰“思”，所以后人又稱他為陳思王。他從小就愛好文學，“言出為論，下筆成章”，很有才氣，因而曹操曾認為他“最可定大事”，幾次想立他為太子。但他“任性而行，不自雕勵，飲酒不節”(見《三國志·陳思王傳》)，恃才傲物，加上曹丕等人的挑撥，遂失去曹操的歡心。曹操死后，他遭到曹丕父子的猜忌和迫害：先殺了一向擁護他的丁儀、丁訥，然后借故貶了他的爵位，趕他到封地；接著又不斷變換他的封地，并派人對他嚴密監觀；不許他參與朝政，還不許同其他親王往來。特別是在任城王曹彬(他的親哥哥)無故暴死后，他更提心吊膽，朝不慮夕。盡管他懷著報國理想屢次要求朝廷試用(見《自試表》、《雜詩》其五和《薤露行》)都不得允許，反而遭到更大的打擊，使他在四十一歲時就“汲汲無歡”地結束了一生。
曹植的創作以建安二十五年曹丕稱帝(他二十九歲)為界，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公元200年前)他在鄴城，生活較安定，又得曹操的歡心，這時的詩作多是表達自己“戮力上國，流惠下民”的豪壯心志，充滿昂揚、慷慨、開朗、豪放的情調。所寫內容，正如謝靈運在《擬鄴中集序》里所道：“但美遨游，不及世事”，如《公宴》、《斗雞》、《侍太子坐》、《箜篌引》等作品，都是他悠閑自得、流連詩酒的貴族公子的生活寫照，內容不及后期深刻。當時只有《送應氏》、《名都篇》、《白馬篇》等少數作品，接觸了社會現實，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送應氏》(其一)：
……垣墻昏頓擗，荊棘上參天。
不見舊耆老，但睹新少年。
側足無行徑，荒疇不復田。
游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
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煙。……
詩中沉痛地描寫了洛陽被董卓焚燒后的殘破景象，深刻地暴露了戰亂給人民帶來的災難，有著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代表了建安派詩人的主要傾向。
由于曹植“生乎亂，長乎軍”，在漢末動亂中隨父征戰，目睹了分裂動蕩的社會現實，有著強烈的建功立業理想，所以他在《薤露行》中表示了愿為王佐的心志；在《鰕鳣篇》里則以鴻鵠自比，表現了對功業理想的熱烈追求；在《白馬篇》中借歌頌幽并游俠兒“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的忠勇精神，也寄托和抒發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負?！栋遵R篇》善用比喻和對偶，講究煉字、辭采華茂，充滿樂觀豪邁的精神，是他前期的代表作。
曹丕稱帝后，曹植因處于被猜忌、監禁的地位，詩中主要抒寫了他對自身處境的不滿和“抑郁不得志”的苦悶，如《贈白馬王彪》、《吁嗟篇》和《七步詩》等。在《贈白馬王彪》這篇代表作中，作者以章節蟬聯的轤轆體的形式，將自己的曲折復雜的情緒，一層層地逐步抒發出來，并將抒情、敘事和寫景有機結合；詩中還用了不少比喻，充滿激憤的情調。
同時，曹植還寫了反映下層人民疾苦、同情婦女不幸遭遇的一些好詩，如《泰山梁甫吟》、《門有萬里客行》，《種葛篇》、《浮萍篇》、《棄婦詩》、《雜詩》(其四)、《美女篇》等等，在后一類詩中，他以怨女思婦的口吻，借夫婦的相棄寫君臣相間，曲折地表白了自己懷才不遇、在政治上被遺棄的哀怨憤懣。
此外，曹植還寫了不少游仙詩，如《王游》、《遠游》和《游仙》等，內容雖然消極，卻不是真的相信神仙，而是表示自己不甘作“圈牢之養物”，借升天凌云來發泄苦悶，想要奮飛到另一世界去尋求自由和解脫。
總之，曹植后期的詩作，題材比前期廣泛多樣，概括的生活內容更充實豐富，風格轉向隱曲深沉。在藝術上，他善于吸取民歌中清新流麗、質樸自然的氣韻，將五言詩體運用得很圓熟，擴展到無所不包的地步。他采用比興、比喻、借代、象征等多種手法，來抒寫自己的復雜感情，刻畫人物的美好情態。他還“工于起調，善為警句”，起筆即以高屋建瓴之勢，撐起了全篇：如《野田黃雀行》的首句：“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雜詩》其一的開頭“高臺多悲風，朝日照此林”；《贈徐幹》里的“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還有《七哀》里的“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這些妙句都很為前人所稱道。他還注意語言的音韻、對偶和氣勢，等等，具有“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見鐘嶸《詩品》)的特色。
曹植在文學上成就最高的是詩歌，他對五言詩的發展有很大影響，但他的散文和辭賦(有四十余篇)也獨具特色。他的散文(“表”、“書”、“論”等)雖不如曹操的簡約，也不象陳琳那樣文字繁富、辭浮于意，而具有內容充實、“繁約得正，華實相勝”、“體贍而律調，辭清而志顯”等特點，代表作有《與楊德祖書》、《求自試表》，前者既是一篇重要的理論批評文章，又是對知己好友交換看法、傾吐抱負、直抒胸臆的抒情散文，文中列舉了許多例證，進行類比、對比，把道理說得形象生動，又深入淺出，因為寫于前期，反映了曹植早期的生活理想和抱負，充滿了樂觀和自負。后文雖也表達了作者不甘閑居，執著地要求自試的理想，卻和《雜詩》(其五)一樣，都作于后期，因而流露出“抱利器而無所施”的怨憤不平。
《洛神賦》是曹植抒情小賦的代表作。賦中采用象征手法，假托人神戀愛的故事，寄寓了作者被迫離開朝廷，報國無門的痛苦心情，全文描寫生動細致，充滿了浪漫主義色彩和抒情氣氛，代表了建安時代辭賦創作取得的新成就。
建安派的重要作家還有“七子”，因他們同居鄴中，又稱為“鄴中七子”。“七子”中，孔融(153—208)最年長，也獨具風格。他的著作多已散佚，后人輯有《孔北海集》。今存詩八首，其中《雜詩》抒寫了喪子的悲哀，真切感人。他的詩不如文，在《論盛孝章書》中，敘盛孝章的危困處境和希望曹操援引之意，情懇意切，確實具有“氣辯騁辭，溢氣坌涌”(見《后漢書·禰衡傳》)的特色。
綜上所述，漢末動亂的社會現實、曹氏父子的倡導和實踐、文學理論批評的活躍，加之兩漢文學的發展，是建安文學的繁榮和建安派的形成之主要原因。建安派的創作。對后來的詩人阮籍、左思、鮑照、陳子昂、李白和白居易等，都有很大影響。陳子昂在反對齊梁綺靡詩風時，曾經標舉“漢魏(建安)風骨”；李白在詩中寫道：“自從建安后，綺麗不足珍”；白居易因受建安樂府的啟發而提倡“新樂府”運動，……這些事實都說明了建安派在我國文學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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