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隋唐燕樂的興盛，依曲拍為句、用以應歌的燕樂歌辭——曲子詞應運而生，并發展成為一種以長短句為主、擁有上千個體調的新型詩體。詞有其獨特的藝術手段、抒情畛域和審美價值，千馀年來與古、近體詩并行共存，各擅勝場。詞從本質上說，也是一種抒情詩。但在它的發展中，存在著“歌詞化”與“詩化”的兩種傾向。前者旨在入樂歌唱，重視本身的音樂性、娛樂功能和交際功能(當然也包括抒情功能)；后者則以詞調為載體，然已與音樂分袂，旨在運用發揮詞體獨擅的抒情功能并以此置于首位，無異是近體詩之后興起的一種更為精致的格律詩。詞有“曲子”、“曲子詞”、“樂章”、“歌曲”、“詞曲”、“近體樂府”、“琴趣”、“歌詞”、“小詞”、“寓聲樂府”、“詩馀”、“長短句”等等別名。英文或譯為Ci與Ci-Poetry(詞一詩)，或譯為Song(歌曲)，或譯為LyricMetres(抒情韻律)，或譯為LengthMetres(長短韻律)。同詞的種種別名一樣，似乎都各取一端而未能圓該。

作為一種音樂文藝，詞與燕樂樂曲有著親緣關系。隋唐燕樂是中國本土的傳統音樂(主要是清商樂)，和胡部諸樂(主要是西域音樂)融合而成的一種新音樂。唐代燕樂盛行于宮廷及南北各大都市。崔令欽所撰《教坊記》，記錄了開元、天寶間教坊傳習的樂曲凡三百二十四曲，它們就是唐五代詞調的一個重要來源。與其他合樂歌詞的合樂方式不同，詞的合樂方式不是選詞以配樂，而是按譜以填詞。作詞稱為“填詞”、“倚聲”或“依聲”，就說明了這種詞、曲相依的特殊關系。詞與詩在體制格律上的一系列不同特點，也就由此而起。這些特點主要是：一、每首詞都選擇一個詞調，詞調則是曲調的文字形式；二、詞以分兩片居多，因樂曲多數由兩段組成，三片、四片之詞，即三疊、四疊之曲；三、詞用長短句，緣于樂曲的樂句參差，不能不廢棄齊言；四、韻位因調而異，樂曲一小段為詞中一韻；五、字聲組合以平仄為主，有時講究四聲陰陽，以便協乎管弦，合乎歌喉。這些特點形成了后世所說“調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聲”的詞律。

所謂燕樂，就是宴飲的音樂。唐宋兩代，作為重要社交場合的公私宴集，每有歌妓以歌舞侑酒，演唱燕樂歌辭。詞人為樂工與歌妓作詞，當筵歌唱，在當時是司空見慣的社會習俗和時代風氣。唐宋詞中為數眾多的應時應景應歌之作，就產生于與歌妓制度彼此依存的音樂環境中。詞人和歌妓交往，為不少名作增添了本事和背景。詞和音樂結緣，唐宋時代的歌妓制度也在其間起了中介作用。

但是詞的生命決非依附于音樂而存在。需要注意詩、樂相生的一面，同時還需要注意詩、樂相妨的一面。詞的體制格律并沒有使詞成為音樂的附屬物，相反，它們卻助成和加強了詞在文學上的獨立性。詞的藝術價值，與曲的音樂性能無關。與詞結伴的音樂早已消亡了，詞卻并不因此而有絲毫減色。

詞的藝術特質是什么？這是比之詞的形式更為深層與內在的問題。李清照《詞論》提出了詞“別是一家”之說，認為詞絕不等同于長短不等之詩。詞與詩在題材、語言、風格及傳統上各有異同。在長期的發展中，詞按照其本身特性，發揮其藝術潛能，創立了自己的表現領域、藝術情趣和美學規范。前人曾用“意內言外”、“詞心”、“詞境”等概念來探究詞的體性，用意雖深而論述未允。王國維《人間詞話》認為“詞之為體，要眇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闊，詞之言長。”還說：“詞乃抒情之作，故尤重內美。”王國維于詩詞之別極有體會，然所言簡略，端倪可見而未及條鬯。此外，清末王鵬運、況周頤諸家論詞，專主“重、拙、大”；今人繆鉞則謂詞“其文小，其質輕，其徑狹，其境隱”。會心不遠而各有短長，但都有助于對詞的特質作進一步的闡發。就唐宋詞的發展軌跡來看，從“花間”、南唐專作小令，到柳永大量創制長調慢曲；從原先以清切婉麗為宗，到蘇軾、辛棄疾橫放杰出，另張一軍；從周邦彥代表宣、政風流的汴京新聲，到南渡后姜夔、吳文英騷雅諧婉的笙簫細響；詞的形式體制迭經翻新，詞的題材、語言、風格也在保持傳統中時有嬗變因革，呈現出不斷開拓與創新的生機。因此，闡明詞的特質，應以下列認識為基點：詞的內涵是開放的而不是封閉的；詞的發展是多向的而不是單一的，詞的風格是豐富多彩的而不是一成不變的。這樣才能遍該包舉而不致顧此失彼，跋前躓后。

明張綖撰《詩馀圖譜》，提出“詞體大略有二：一體婉約，一體豪放。婉約者欲其詞情蘊藉，豪放者欲其氣象恢宏”。清初王士禛《花草蒙拾》承襲此說，而易詞體為詞派，遂謂“詞派有二：一曰婉約，一曰豪放”。此后詞分婉約與豪放二體二派之說，盛行一時，至今不廢。然而，詞品之多，猶如詩品。論詩歷來尊重各家各派在藝術上的獨特創造，不但承認風格流派的多樣性，而且承認風格流派的無限性。論詞也不應該非此即彼，門徑過狹。若以婉約、豪放二派論詞，同屬婉約詞人的溫庭筠與韋莊，周邦彥與秦觀，賀鑄與晏幾道，向來并稱，可是他們相異之點實不下于他們的相同之點，更不用說李清照與柳永詞風相去之遠了。同屬豪放詞人的蘇軾與辛棄疾之間，也不止是貌同心異的問題，而是心貌各異，各立一宗。同時不少名家除了自有家風，還兼擅眾體，亦剛亦柔，互補互濟。僅以婉約、豪放二體二派來作區分，反而容易模糊以至失去他們的本來面目。這對于詞的發展和詞學研究來說，都將是不利的。因此，不斷有人提出質疑與修正，包括分唐宋詞為三派、四派、八派、十二派等種種主張。清郭麐、楊夔生還仿照司空圖的《詩品》，分別作《詞品》與《續詞品》，各列詞品十二，共二十四品。這些努力，都旨在避免就詞的體、派作簡單的劃分，以求反映詞的風格流派的總體面貌。

詞體的成立，大體說來，是在中唐時期。在這之前，還有一個緩慢的孕育過程。民間曲子和文人創作，一起在這個孕育過程中起過促進作用。晚唐五代，詞體臻于成熟。編定于廣政三年(940)的《花間集》，就被視為詞的鼻祖，就此確立了詞的傳統。千馀年來，詞經歷了唐五代的孕育、成熟期，兩宋的鼎盛期，元明的衰落期和清代的復興期。“五四”新文化運動后，詞并沒有消失，而是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獲得轉機，繼續得到革新和提高。目前，《全唐五代詞》、《全宋詞》、《全金元詞》都已編纂完成，《全明詞》、《全清詞》正在積極編纂中，行將陸續刊布。這些總集，所收詞人逾萬，詞作則在十萬以上。在整個民族文化遺產中，詞同詩一樣是非常重要而寶貴的一個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