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二　章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第　八　章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后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后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第　九　章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泛濫于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后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圣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圣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诐行，放淫辭，以承三圣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圣人之徒也。”

〔注釋〕　 景春：與孟子同時的一位習縱橫之術的士人。　 公孫衍：又叫犀首，魏國陰晉(今陜西華陰)人，是當時著名的縱橫家。張儀：魏人，是與蘇秦并稱的大縱橫家。　 熄：平息。　 丈夫：指男子。冠(ɡuàn)：古代男子到二十歲便舉行加冠禮，承認他是成人。這種禮節叫冠禮。　 女：同“汝”，你。　 夫子：丈夫。　 廣居：這里指“仁”。　 正位：指“禮”。　 大道：指“義”。　 淫：亂。　 戴盈之：宋國大夫。　 什一：只征收十分之一的稅率。　 今茲：今年。 攘(rǎnɡ)：偷竊。　 公都子：孟子弟子。　 生：生民，有人類。　 民無定居：民患水避之，故無定居。　 營窟：相連的窟穴。　 《書》：《尚書》。　 引文為偽古文《尚書》的《大禹謨》，今文《尚書》無。洚(hónɡ)：通“洪”。　 菹(zū)：有草的沼澤地。　 代：更替。　 汙(wū)：不流動的水。汙池：池塘。　 沛：生長水草的濕地。　 奄：周初東方小國，在今山東曲阜附近。　 飛廉：一作蜚廉，與其子惡來都是商紂王的臣。　 丕：大。謨：通“謀”。　 承：繼承。　 烈：光輝。　 引文為偽古文《尚書》的《君牙》，今文《尚書》無。　 《春秋》：魯國的編年史，傳為孔子作。　 處士：無官職的士。　 楊朱：又名陽子居或陽生，戰國初期思想家，主張“為我”、“貴己”。墨翟(dí)：墨子，戰國初期思想家，主張“兼愛”。　 公明儀：曾參的弟子。　 庖(páo)：廚房。　 莩(piǎo)：同“殍”，餓死者的尸體。　 閑：本指木柵欄，引申為防衛，保衛。　 距：同“拒”。　 放：驅除，屏棄。淫辭：過分的言論。　 兼：兼并。　 引自《詩經·魯頌·閟(bì)宮》。膺：打擊。荊、舒：南方少數民族。承：抵御。　 诐(bì)行：偏激的行為。

〔鑒賞〕　景春是戰國中期研究縱橫權謀之術的學者，他自然很佩服公孫衍、張儀那樣的著名縱橫家，認為他們才是“大丈夫”。不料孟子卻來了個當頭棒喝：他們哪能算大丈夫！他們只能算是小媳婦！因為他們只是“以順為正”，一味順從統治者的意志。接下來文章一口氣用幾個對仗工整的排比句，指明什么樣的人才是真正的大丈夫。這些句子從視覺上看，端莊整齊，錯落有致，具有結構美的特點；從聽覺來說，鏗鏘有力，抑揚頓挫，具有音樂美的特點。幾句話一氣貫注，顯得氣勢磅礴，莊嚴神圣，從而凸顯了“大丈夫”的崇高人格，大無畏的精神，永守自己信念的高風亮節。使人不得不仰而視之，同時與公孫衍、張儀等人的形象形成鮮明的對比。正如前人所評論的：“開口一語喝破，即引證以妾婦反對丈夫，見丈夫且不是，況大丈夫乎。末節言大丈夫之事，一氣滾下，筆力雄壯，寫出孟子泰山嚴嚴氣象。”(《蘇批孟子》)所謂“大丈夫”精神，是相對于所謂“妾婦”(小媳婦)之道而言的。這種表達形式雖然帶有那個時代難免的性別歧視色彩，但孟子所要強調的那種高潔操守、人格尊嚴、勇敢無畏和個體自由精神還是很值得肯定的。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豪言壯語昭示了天地之正氣，表現了一種剛強不屈的精神，曾經極大地鼓舞了文天祥、史可法、譚嗣同一類民族英雄拋頭顱，灑熱血。這種正氣和精神將永遠存留宇宙之間，激勵各個時代的人們英勇奮斗，戰勝他們所面臨的時代挑戰。

孟子以“好辯”著稱，在為自己這一偏好和特長辯護的過程中，他透露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和宏大抱負。孟子稱自己的好辯是“不得已”。所謂“不得已”，是指一個人在遇到某種外部事物，或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的逼迫時，內心感覺到不得不說、不得不做，這是一個人的靈魂深處的聲音，是其精神的不可抑制的沖動，反映了他的一貫信守的價值，他的靈魂的熱烈的追求。

孟子所珍視的價值、他的熱烈追求是同古圣人的精神相聯系的。他在文中詳細地追溯了堯、舜、禹、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圣人討伐暴虐、為民除害、造福百姓的豐功偉績，又頌揚了孔子著書立說、譴責亂臣賊子、捍衛先王之道的不朽功勛。字里行間孟子突出了這些圣人在面對惡勢力橫行、邪說泛濫、百姓遭受災難之時對民族的責任感，捍衛正道、接續和弘揚傳統價值的歷史使命感，以及勇于應對歷史挑戰的戰斗精神。這些文字力圖表明，正是對這些意識和精神的認同，使他感覺到“不得已”要投入辯論和批判，有一種要捍衛中國的道統、成為“三圣”(指大禹、周公、孔子)之后又一位圣人的強烈的欲望。

儒家大師的歷史使命感和圣人使命感在孔子身上已經表現出來了，孔子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論語·子罕》)就是明證。然而這種使命感在孟子身上表現得最強烈，也被他描述得最清楚、最生動，此后就成為各個時代儒學大師的共同思想特征，也是他們不畏艱險、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實現儒家理念的強大精神動力的來源。正是這種使命感使一些儒家代表人物具有極其高遠的目標，其人格顯示出宏大的氣象。北宋哲學家張載的千古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就是這種宏偉抱負最充分的體現。

這種使命感是同儒家的道統觀念結合在一起的。道統觀念有兩面，一面是維護、弘揚由堯、舜、禹、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到孔子傳承的圣人之道，另一面是批判和排斥各個時代的“異端”、“邪說”，即孟子所說的“正人心，息邪說，距诐行，放淫辭”。在孟子時代，楊朱所屬的道家和墨子開創的墨家在社會上，特別在知識界有廣泛的影響，他們對儒學的生存和發展構成了嚴重的威脅，所以孟子說他“不得已”好辯，在文中對他們加以激烈的攻擊。

孟子的口才堪稱一流，他是辯論的高手。《孟子》散文的一大特色就是善于雄辯，正是好辯使他的文章顯示出鋒芒畢露，流暢犀利，明快練達，氣勢磅礴的獨特風格。他在文中批判“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并且痛罵楊、墨“是禽獸”。這里可以看出在孟子文章的豪邁之氣中，不免也有幾分霸橫之氣。故以前也有人批評孟子的文章“近乎罵”，不像荀子文章那樣有大儒老師的典雅莊重的風度。不過也正因為如此，孟子才是一個有血有肉、敢愛敢恨、生動可愛的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