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公案》解說與賞析

佚名

在中國小說發展史上，往往有這樣一種情況：一部為多數評論家貶為不值一讀的作品，卻在民間長期流傳，并獲得讀者的廣泛歡迎。清代章回小說《施公案》就是這樣的一部作品。

《施公案》又名《施公案傳》、《施案奇聞》、《百斷奇觀》、《施公奇案》。顧名思義，這是一部公案小說，書中審案斷獄，剪惡除強的清官施仕綸就是指清康熙朝名臣施世綸。據《清史稿·施世綸傳》載：施世綸，字文賢，漢軍鑲黃旗人，其父是靖海侯施瑯。康熙二十四年(1685)，施世綸以蔭生授江蘇泰州知州，歷任揚州、江寧知府、湖南布政使、順天府尹、戶部侍郎以及漕運總督等職。其人“聰強果決，摧抑豪猾，禁戢胥吏，所至有惠政”，百姓呼為“青天”。嘉慶文德堂本《繡像施公案傳》卷首《序》也說：“其為人也，峭直剛毅，不茍合，不茍取。一切故人親黨，有干謁者，俱正色謝絕之。江都為之語曰：‘關節不倒，有閻羅施老。’以其行比宋朝包公也。”因其政聲頗著，民間廣泛流傳他為民辦案、審冤懲惡的故事。陳康祺《郎潛紀聞》說：“少時聞父老言施世綸為清官，入都后，則聞院曲盲詞有演唱其政績者。”可見，“施公”的故事早就在勾欄瓦肆中講唱。今見最早編撰成書的是道光庚辰 (實即嘉慶二十五年，1820)廈門文德堂刊刻的《繡像施公案傳》，8卷九十七回，未題撰者名姓，大概是據民間藝人的說書整理敷演而成，卷首有序，序后題 “嘉慶戊午年 (1798)孟冬月新鐫”。由此推知，這部小說大約成書于乾隆、嘉慶年間。

此書《序》中稱“施公”為“我朝第一人也，故特采其實事數十條，表而出之”。其實，小說的情節大都出于虛構，或者由前人作品中套用而來。《施公案》問世之后，海內風行，于是續作相繼而出，情節延續發展，回目迅速遞增，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成為一部典型的“蔓話兒”作品。今見光緒年間刊行的續書，從“二續”(《施公案后傳》) 直至“十續”(《全續施公案》)。光緒二十九年(1903)集成的《施公案全傳》，“將前部重復校補刊刻，與后案合成全璧”(卷首《序》)。成為一部有五百二十八回的長篇大書，其回目之多，堪稱中國古代章回小說之最。

《施公案》(指五百二十八回本，下同)是一部描寫清官施仕綸總領黃天霸、關小西等俠客武士破案拿賊、除暴安良的故事集。小說從施仕綸任揚州江都縣知縣，微服私訪、勘破連環無頭命案、擒拿兇僧九黃、淫尼七珠及十二寇寫起，引出綠林好漢黃天霸為救十二寇入衙行刺，未遂被擒，經施公善言相勸，歸順投誠事。其后又寫施公仕途順達，累遷順天府尹、通州倉廠總督、直至漕運總督。所到之處，審疑案、斷冤獄、除積弊、治貪官、懲土豪、殺淫賊、滅盜寇。而黃天霸、關小西等俠士則保護和協助施公剪惡除強，擒賊捕盜。他們火焚惡虎莊，兵打大茅山;霸王莊擒莊頭黃隆基，獨虎營拿惡霸羅似虎;殺淫賊謝虎、蔡天化，誅大盜毛如虎、費得功;三探連環套，追回日月骕骦馬;大破齊星樓，奪回琥珀夜光杯。最后，功成名就，俱受皇封。全書前一部分著重敘施公審案除惡，后一部分則偏重寫俠士捕盜緝賊，并且黃天霸等俠士逐步取代清官施仕綸而成為小說的中心人物。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批評《施公案》“文意俱拙”。誠然，《施公案》算不上一部寫得很好的作品，不僅與《紅樓夢》、《水滸傳》這些中國古典小說的登峰之作差距甚遠，即使和比它稍后而出的同類小說《三俠五義》相比較，藝術上也略遜一籌。但是，這部小說能在民間流傳二百多年，受到大眾的歡迎，甚至到了“今人無不知有黃天霸者，即無不知有《施公案》也”的地步(鄭振鐸《文學大綱》)。而且，以它為母體而衍生出來的戲劇不下數十種。一部小說能產生如此大的影響，肯定有審美上和社會文化背景上的原因，值得探究。

列寧說：“評價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歷史活動家有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列寧全集》第2卷第150頁)這一論斷，對于我們鑒賞《施公案》這部作品的成就，無疑具有方法論的意義。

描寫官吏審案的公案小說，早在宋元時期就已大量出現，像話本小說《錯斬崔寧》、《簡帖和尚》等，便是當時很有影響的作品。明代中后期，小說創作繁榮，出現了一股公案小說熱，幾十年間產生了《包龍圖判百家公案》、《龍圖公案》、《廉明公案》、《諸司公案》、《海剛峰先生居官公案》等諸多公案小說。它們或獨自成篇，或以某個清官貫穿全書各篇，演述一個又一個各不相關的審案斷獄故事。

和以往的公案題材小說相比，我們可以發現，《施公案》有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變化：它突破了歷來公案小說單一敘述官吏審案故事的傳統，增加了大量的俠士捕盜緝賊的描寫，并且以公案串連全書故事情節，將清官審案斷獄與俠士偵破緝拿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成為一部人物新穎、情節曲折、內容豐富的長篇公案小說，從而將公案和武俠連成一體。這一開創性的變化，正是《施公案》這部作品在小說文體學上的成就之所在。

首先，在人物塑造上，《施公案》把武藝超群、除強剪惡的俠士首次寫進了公案小說中，并讓他們和清官共同成為小說的主人公，從而為我國古典小說增添了新的藝術形象。

傳統的公案小說一般都以負責審案的官吏為小說的主角，或描寫他們智斷疑案，平反冤獄，或描寫他們秉公執法，懲處奸惡。但是，現實生活中往往有這種情況：清官即使查明案犯，秉公執法，也未必能依法懲辦這些害民之徒。像《施公案》中身懷絕技的采花大盜蔡天化，依仗權勢公然犯官拒捕的惡霸關升、羅似虎等，單憑清官的力量很難將他們繩之以法。現實中的這個難題，在《施公案》這部小說中卻得到解決。作者(說書人)破天荒的將義勇雙全的江湖好漢帶進了這部公案題材的小說，塑造了黃天霸、賀天保、關小西、張桂蘭、朱光祖、褚標、賀人杰等一大群男女俠士、老少英雄。他們武藝高強，明追暗殺無所不能，既保護了清官施仕綸的安全，又擔負起偵破緝拿的重任，成為小說中(特別是后半部續書)主角。

描寫俠士的所謂俠義小說，過去早已有之，較早的如唐傳奇中的《昆侖奴》、《紅線》、《聶隱娘》等，影響最大的當首推《水滸傳》。《施公案》所寫的俠客義士既不同于獨來獨往、行蹤詭秘的豪俠刺客聶隱娘、虬髯客、紅線，也不同于招安之前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的梁山好漢。他們是走出綠林、投奔朝廷的草莽英雄，是踏上了仕途，為國家建功立業的江湖好漢，同時又是見義勇為、除強剪惡、保持著民間俠義本色的政府官吏。江湖俠士加官府“偵探”，這是《施公案》為中國古典小說人物譜新添的藝術形象。其中，黃天霸是這群形象中的代表人物。

黃天霸本是武藝超群的江湖豪杰，十五歲就闖蕩江湖，“不論誰有不平之事，叫他知道，他是鬧個翻江倒海，總得他順過這口氣，才算擱手”。(第117回)他為友行義，入衙刺殺施公，然而一旦他明白施仕綸是清官，便不肯下手。這些行為表明了他是一個有所選擇、有所不為的俠義之士，因為殺貪官污吏、敬正人直士本是俠義之士所遵循的一貫宗旨。正因為如此，后來施公在惡虎莊遇難，他鏢打義兄武天虬，逼刎義兄濮天雕，火焚惡虎莊，雖下手未免狠毒了些，但為救清官而不得不為之。從“保清官賢臣”的俠士宗旨來看，大義滅親，自有其合理性與必然性，從他的價值觀看，仍不失為俠義本色。

黃天霸酒醉遭擒，歸順施公，與其說是被施公“親解其縛” 的行為所感動，更不如說是被施公“一人成名，九祖光榮，作賊作寇，究竟不久”的言語所打動。對前途命運的選擇和不甘寂寞、圖名上進的愿望促使他“棄暗投明”，投在施公麾下，并改名施忠。黃天霸走出綠林，投奔朝廷，踏上了為當權者建功立業的仕途，實際上是中國傳統士階層(儒士、武士)文化心理的一種反映：學成文武藝，貸與帝王家。在這種文化心理的影響下，具有強烈自我意識的俠士中，雖有像書中萬君召那樣的潔身自好、無意功名的人物，更多的則是黃天霸一類的人物，投身仕途，在接受和承認現存社會關系和規范的前提下尋求自我實現。即使是被魯迅認為“反抗官府”的 《水滸》中梁山英雄，也多懷有“權居水泊，專等招安”的心愿，最終走上受招安的道路，踏上仕途，成為幫助政府征討別的強盜的官軍。可以這樣說，《水滸》后半部是江湖俠士投奔朝廷、走向毀滅的悲劇，而《施公案》則是一部綠林豪杰歸順政府、獲得正果的正劇。兩書結局不一，思想意義也有高下之分，但就綠林豪俠、江湖義士不甘寂寞、向往建功立業、光前裕后這一人生價值觀來說，其基本精神是一脈相承的。

黃天霸由綠林俠士變為清官的部下，對此，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他“不再是俠客而是朝廷的鷹犬”。問題在于，在人民處于無權狀態的制度中他的行為對群眾的利弊。書中寫他和各家英雄歸順施公后，所作所為皆是保護和協助清官施仕綸除暴安良。他們緝拿的是黃隆基、羅似虎一幫土豪惡霸，追殺的是謝虎、蔡天化之流的淫賊流氓; 剪除的是于六、于七一伙截搶救災官糧的巨盜山寇。他們為民除害，并未改變俠客義士的英雄本色。黃天霸的功罪和清官的功罪一樣，不能簡單地否定或肯定。雖然黃天霸也擒拿了像竇耳墩那樣的綠林豪杰，但竇耳墩盜御馬并非是嚴正意義的階級斗爭，實是綠林之間的個人負氣斗狠的意氣行為。因此，黃天霸并非是“死心塌地幫助他的主子鎮壓和屠殺人民”的“封建統治階級爪牙”(游國恩等主編《中國文學史》)。而是出生入死偵破、追捕案犯，頗似今日偵探小說主角的出色“偵探”，是中國古典小說中新的俠士形象。

《施公案》不僅塑造了新的俠士形象，而且也為傳統公案小說的主角——清官形象添加了新的色彩。

翻開明代的公案小說，不難看出，幾乎所有的故事都在渲染清官的聰明睿智，也有些作品刻意刻劃清官剛正耿直的個性。這些小說中的清官性格較單一，形象較單薄。作為第一部長篇公案小說，《施公案》一方面以一系列審案斷獄、除暴剪強的故事展示施仕綸所具有的一般清官的性格特征，即有睿智明察的才能和不畏權勢、為民除害的品格，同時也寫出了他獨特的個性：

一是機變。施仕綸雖然不畏權勢，但干事卻善于權時應變，不一味恃強。九門提督陶花歧恃寵違儀，私放“對子馬”。他假裝誤認王駕，伏地攔住馬頭，然后嚴責其過。當提督帶愧認錯，投書送禮求情時，他收下禮銀千兩，并說：“他既送來，不收叫他反為擔驚。”雖收禮卻又面君奏請定例。這樣，既禁止了朝臣濫用朝廷儀制，又妥善處理了與陶提督的關系。又如拿獲了惡霸羅似虎后，先有皇族宗親來說情，他一面假意應允，一面讓百姓上堂控訴羅似虎罪行，從而激怒那位宗親而將其攆走;其后太監送來千歲王命和施老太爺家書，立逼他放人，他與之周旋，拖延時間，終于等來圣旨，處斬了羅似。總之，在臨險遇難之際，施仕綸往往不像《三俠五義》中的包公那樣剛正耿直，而是柔中有剛，機智權變。

二是狡詐。第91回寫索御史和他射箭賭勝，他明知不敵，卻設計引誘索御史腳踩鑄有“康熙”二字的銅錢，致使他犯下欺君之罪。后來索御史送禮求情，他收下禮品，又怕合郡官員說他貪財受賄，“敗壞我為官清廉正直之名”，于是，又設計請眾官吃面，暗下反胃藥，抓住了眾官在朝廷祈雨之際違旨用葷的把柄，然后先施威，后開恩，降服了合郡官員與索御史。一個清官，所作所為竟如此狡詐，難怪傻和尚要當眾嘲笑他：“你說你忠不算忠，你說你奸不算奸。好哇!忠奸二字難分辨，攝款提鈔入私囊。忠呀奸!”

《施公案》塑造清官施仕綸形象，既寫了他聰明果斷、不畏權勢的一般清官性格特征，又寫了他隨機應變的個性特征，還寫出了他的性格中的狡詐成份，甚至寫他受賄。因此，施仕綸這一清官形象就有著比較豐富的性格內涵。再加上作者給這個威風凜凜的政府大僚配上一副麻臉、缺耳、歪嘴、雞胸、駝背、身軀瘦弱的滑稽特征，這就使施仕綸成為一個有血有肉、特征鮮明的清官形象。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施公案》這部作品在塑造人物形象時，已經注意描寫人物性格的豐富性。小說雖然把主要人物劃分為正義和邪惡兩個陣營，但并不簡單化。黃天霸可謂小說中第一英雄，雖義勇雙全，“傲上不凌下，卻又狠毒、浮躁、名利心重; 蔡天化是書中第一淫賊，糟蹋過無數的婦女，但對于設擂招婿的曹月娥，卻未下毒手，“且等他明日上臺，俺將他打敗下來，還怕不是我的受用。若是今夜就去，倘被他知道，反敗了咱的英名”。無恥的淫賊，狂妄自負中卻多少有點江湖豪氣。在書中的所有反面人物中，蔡天化倒是比較醒目的藝術形象。

在情節結構上，《施公案》較之以往的公案小說，情節更曲折，并以明代某個清官為中心輯集軼事的公案小說基礎上，結構成一部內容豐富的鴻篇巨制。

《施公案》這部小說發軔于說書，說書人要吸引聽眾，情節的生動曲折是最起碼的條件。為使情節引人入勝，《施公案》擺脫了前代公案小說只是敘述案情和審斷過程的格局，不僅描寫了清官審斷案件的過程，更充分展現了俠士偵破、緝捕案犯的經過。這樣，代表正義的清官、俠士與代表邪惡的罪犯、寇賊之間不僅斗智，而且還增添了斗力、斗勇的情節，這就增強了小說的故事性和藝術魅力。譬如，第185回起所寫的曹必成被誣為盜案，本來并不復雜，但作者寫得曲曲折折，波瀾起伏，非常吸引人。先是曹必成之妻李氏攔船鳴冤，狀告家主曹步云誣良為盜;施公素知曹步云為人，又惡家奴告主，竟不準狀。這是第一個波折。誰知李氏走投無路，投水自盡，驚動施公，于是峰回路轉，施公受理了此案。其后，施公訊問原告、被告，方知曹步云誣告家奴，實非為盜而是因奸。這是第二個波折。經過調查、推斷，判明作奸犯科者實為木匠富明，于是，曹必成一案真相大白。按照一般公案小說格局，接下來便是將富明捉拿歸案，故事也就結束了。但《施公案》卻并未到此結束，反而在捉拿富明歸案上大做文章。先是計全暗訪富明，探知富明之舅、兇僧吳成要行刺施大人。由吳成行刺，毒刀傷計全，引出李昆方家堡盜藥、黃天霸鏢打方世杰一段故事。接下來寫李昆私訪，目睹富明殺死王成衣夫婦，將富明擒獲，判處極刑。故事到此本該結束，孰知不然。行刑之際，波瀾驟起，吳成率眾寇劫法場，救出富明。這是第三個波折。其后黃天霸率眾英雄攻打玄壇廟，未能克敵，反陷絕境，幾乎喪命。這是第四個波折。幸虧金陵三杰前來相助，殺敗賊人，救出黃天霸，并捉住了富明及兇僧于七。故事寫到這里總該結束了吧?孰知又不然。眾英雄回到公館，施大人竟失蹤被盜。這是第五個波折。于是，又引出“十義士月夜下滄州”、“黃天霸三進薛家窩”，眾英雄與薛家五虎生死大搏斗等場面。最后，俠士們救出施公，誅五虎、滅群寇，鏢斃吳成。這一樁曹必成被冤陷的“金釵案”，曲曲折折延展了四十余回，方才告一段落。整個案件寫得波瀾起伏，騰挪跌宕，特別是俠客義士追捕緝拿案犯富明、吳成的過程，最為驚心動魄，引人入勝。

追求情節曲折的同時，《施公案》還力求細節描摹的細膩、逼真。例如小說第393回寫朱光祖夜入連環套盜取雙鉤一節：

(朱光祖)將樓門輕輕的推了幾下，見里面關得甚緊，他便不去推門，就飛身上了樓屋。原來，這鼓樓四面樓窗以外皆有欄桿，朱光祖在樓上望下一看，見欄桿可以搭腳，樓窗緊靠欄桿，他便輕落身軀，一只腳站立欄桿上面，一只腳盤在樓窗外短柱以上，將刀取出來，輕輕向樓窗窩槽底下撥了兩撥，打量撥開樓窗，鉆身進去。那知里面有鐵索鏈住，再也撥不開來。朱光祖也不再三去撥，復又跳上樓屋，另打主意。到了樓屋之上，暗道：“我何不由此下去?”主意已定，即將樓上的瓦揭去了一半，下面露出木板;他又將刀挑木板，劃開一塊，擺在一旁，便輕輕的先將兩只腳望下一試，覺得下面并無阻絆，又將腳縮回來，復又伏身望下一看，將下面的地方看準了，然后用了個燕子穿簾的架式，一躥身飛入里面。腳踏實地，這才四面觀看，去尋雙鉤。

當他發覺雙鉤藏在鼓內，便又躥上樓窗，爬上正梁，倒垂身子，拔去了三棱釘，立足鼓上，將刀劃破鼓皮：

先將刀向里一探，覺得有物。又將刀取出來，即在身旁取出火亮，在手內一晃，借著亮光，向鼓里看去，果見一對雙鉤掛在里面。便即探手去取，那知取不下來。又將火亮一亮，才見有細連環鐵索，將雙鉤在那里系住。朱光祖又將刀送到里面，斬斷鐵索，方將雙鉤盜出。當即向背后插定，打算仍由樓屋上面而去。正在打算，忽聽樓梯聲響，朱光祖大吃一驚，便即斂聲息氣，側耳細聽那聲音。聽一刻，那聲音漸漸而遠，方知是樓上人下去。又聽得聲響，是開門出去的聲音……

這一段盜雙鉤的描寫，把朱光祖的心理活動和緊張神情描繪得活靈活現。這種細膩、生動、逼真的細節描寫，不僅讓人有身臨其境之感，仿佛不是在看書，而是在看戲，同時也刻畫出一個藝高膽大，機敏心細的俠士形象，令人拍案叫絕。

別林斯基說過：“一樁事件盡管漫長，如果有了引人入勝的敘述，就不致使我們的興趣渙散。”(《別林斯基論文學》)《施公案》在民間能長期流傳并深受歡迎的原因也就在此。

在情節的結構形式上，《施公案》一反明代公案小說的情節結構模式，呈現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明代后期大量的公案小說，大致可分兩類：一類是主角不一、各自獨立的短篇小說集，如《皇明諸司廉明公案》等; 一類是主角貫穿始終，但書中各篇相對獨立的短篇小說集，如《包龍圖判百家公案》、《海剛峰居官公案傳》等。《施公案》在后一類公案小說集的基礎上，發展成為主要人物貫穿全書始終、以公案串連全書情節的長篇章回小說。和《西游記》結構形式相仿，《施公案》也是采用單線發展的線型結構形式。全書總的格局可按施仕綸仕宦經歷分為四大部分：江都知縣任上、順天府尹任上、通州倉廠總督任上和漕運總督任上。每一大部分內都有一至數起大案作為支撐作品的主要框架，而且常常是大案套小案，案中有案，前案未水落石出，后案又波橫山見，案案相聯。各大部分之間也由人物轉移任所而自然相接，貫通一氣，構成一部完整的前后鉤連的系列故事。《施公案》這種結構，線索分明，一環緊扣著一環，懸念迭出，曲折多變，耐讀耐聽，引人入勝。在公案小說發展史上，它首先將短篇公案故事結構成長篇章回小說，是一次成功的嘗試，推動了清代長篇俠義公案小說的創作。

《施公案》在展示社會現實方面，大大拓寬了以往公案小說的內容范圍。首先，在《施公案》中，傳統公案小說所樂道的奸盜兇殺、爭田奪房之類的刑事案和民事案已降至次要地位。作品用較多的筆墨重點描寫的是清官和俠士打擊惡霸豪強和山賊巨寇的“大案”。小說通過這些案件，揭露了關升、黃隆基、羅似虎等土豪劣紳依仗權勢、勾結官府殘害百姓的種種罪行，抨擊了地方官吏貪贓枉法、昏聵無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社會政治現實的黑暗。對于書中的山賊巨寇，今人的看法雖有不同，但認為他們是盜賊也好，是“反抗政府的英雄”也好，他們的出現，無不反映了社會動亂的現實。其次，作品還描繪了一些前人作品很少涉及的經濟案件;倉廠的官吏勾結各旗承領和奸商，偷盜冒領倉糧，中飽私囊;漕運糧官各懷私利，縱容船幫攬頭械斗，搶先過橋過關。再次，由于俠士成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俠客義士的俠義行為也成為作品的重要內容。值得一提的是，書中張桂蘭、郝素玉、曹月娥、殷賽花幾位女英雄，在擇婿嫁女問題上，只求武藝出眾，不論官商紳庶，既突破了封建婚姻的傳統觀念，也有別于“郎才女貌”、“一見鐘情”的才子佳人相愛的舊模式，有著較為積極的意義。由此可見，作為一部公案小說，其內容的豐富是以往同類小說所不及的。

此外，在語言方面，《施公案》的文筆雖不很優美，卻以通俗易懂、富有生活氣息見長。全書的敘述語言和描寫語言都有著明顯的口語化風格。如第110回寫施仕綸被困“三義廟”，一見關小西赤手空拳闖進廟來，便“急的心中亂跳，二目如燈，又是怨恨，又是驚怕，瞧著好漢，暗暗叫苦不絕”。話語不長，通俗而生動。書中人物語言往往富有個性特色。例如，第118回有一段飯鋪堂倌回答客人的問話：

爺，這么著省些錢。難道我們賣飯還怕大肚漢不成么?你老人家要吃魚呢，是糟魚，是酥魚，鍋貼鲇魚，溜魚片，燴甲魚，燴白魚;要吃肉呢，燒紫姜鹽煎肉，排骨，丸子，炸肉骨碌兒。

這一連串的菜譜，報出來滾瓜溜熟，確是口齒伶俐的堂倌口吻。

毋庸諱言，《施公案》在敘述中也有許多文理不通之處，特別是小說的前半部分，無論在語言上還是在情節設計上都不如后半部分。人物形象有個性特色者也不多。

盡管如此，《施公案》在下層群眾喜聞樂見的小說中仍有著特殊的地位。就小說題材而言，描寫官吏審案的公案小說和描寫俠士除暴的俠義小說本是小說發展史上區別明顯的兩種不同題材類型的小說，長期以來，這兩類小說各自獨立發展。《施公案》的出現，標志傳統公案小說和俠義小說的合流，并和其后出現的《三俠五義》、《小五義》、《續小五義》、《彭公案》等作品共同匯成清代俠義公案小說這一小說史上的新流派，故魯迅先生稱之為清代“俠義小說先導”(《中國小說史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