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齋志異·紅玉》解說與賞析

《紅玉》以狐女紅玉的名字標題，卻沒有集中筆墨寫她，讓她貫穿全部情節。

全篇明顯地可以分作五大段：一、馮相如家貧喪偶，狐女紅玉假稱鄰女，逾墻相從，但不久便被為人鯁直的馮翁發現，嚴厲地訓斥，紅玉只好離去。二、馮相如依照紅玉臨去時的安排，聘娶了鄰村容貌艷美的衛氏女，夫妻恩愛，兩年后生下一子。三、不料突來橫禍，罷官居家的宋御史倚財仗勢，搶走了衛氏，馮翁被毆后氣惱身亡，衛氏也不屈而自縊。馮相如到處告狀，官府受賄不予理直。四、馮相如走頭無路之際，一位“虬髯闊須”的俠士刺殺了宋御史父子，為之報了奪妻殺父之仇。馮相如卻未能逃脫官府的追捕，懷中的幼兒被衙役丟在荒山中。只是由于縣官受到俠士的警告，才釋放了馮相如。五、馮相如遭此慘禍，悲愴欲絕，忽而紅玉攜帶著被丟在荒山中的孩子重來馮家，為之重整家業，不久便“人煙騰茂，類素封家”。

非常明顯，這篇小說的情節主線是馮相如家庭的劇變，貫穿全篇的人物只有馮相如，狐女紅玉僅只出現于開頭和結尾兩段情節中。開頭一段是由她引出馮相如娶衛氏女之事，顯然是又為最后一段她再次出現而設，重點表現的是她為遭到毀家之禍的馮相如重整家業。中間三段情節，雖然不能說與紅玉完全無關，但畢竟沒有讓她出場，沒有明寫她的活動，既沒有讓她取代豪紳見而“艷之”遂萌生歹心的衛氏，也沒有讓她充當殺死惡人為馮相如復仇的俠士。可見，這篇小說的命意，主要不是再增添一個令人遐想的人狐之戀的愛情故事。

小說中間三段情節，寫的幾乎全是現實生活中可能發生的事情。馮相如聘娶衛氏女，宋御史奪人妻子，傷人致死，官府不主持公道等情，自不必說，即使是突來俠士，夜入宋家殺死多人，乃至夜入縣衙，以短刀剁床入木，警告為虎作倀的縣官的情節，雖帶有幾分傳奇色彩，但也算不上神奇鬼怪。不妨作這樣的假設：這篇《聊齋》故事，如果剪頭截尾，沒有了狐女的形象，就簡直可以說是血淚斑斑的現實生活的真實寫照了。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處于情節中心地位的第三大段。這一部分寫豪紳宋御史已是罷官居家，自非少年，但還是見有姿色的婦女便垂涎三尺。他開始以為其勢足壓人，錢可通神，可輕易地將馮相如妻子弄到手。其實，人窮志未必窮。雖然馮相如軟弱，“思勢不敵”，不敢拒絕，但正直的馮翁卻不理他這一套，對宋家的豪奴臭罵了一頓。他自然不肯罷休，公然大施威虐，派爪牙打傷馮家父子，硬是搶走衛氏。馮相如抱子“興詞”，從縣衙門一直告到督撫衙門，都受了宋家的打點，“卒不得直”。生事行兇、致人死命的權勢者竟逍遙法外，而受人欺凌、“幾于滅門”的窮書生“冤塞胸吭”，竟“無路可伸”。這段情節更是毫無半點虛幻怪異的成分，我國古代的小說、戲曲中也多有類似的情節。

《紅玉》中這段權勢者奪人妻、毀人家的情節，與其他小說、戲曲中類似的作品相比較，并不特別深刻。但是，卻不要認為作者是從舊小說、戲曲中擷取來的。恰恰相反，作者是直接地緣現實之事而發。他另有一首《廷尉門》詩，就是明證。詩云：“夕陽斜，鼓亂撾，廷尉門，報晚衙。清若何?無纖瑕。雀有角，鼠有牙。公堂下，鬼含沙;堂上怒，血如麻。誰理直?相公家。”極其簡括，沒有具體地鋪陳其事，詩意比較隱晦。但并非不可以理解。廷尉，秦漢時掌刑法的官員。“雀有角，鼠有牙”，用《詩經·召南·行露》中的語詞，照注家的解釋，是比喻奴隸主仗勢欺凌不肯嫁給他的一位有夫之婦(見余冠英《詩經選》)。“公堂下，鬼含沙;堂上怒，血如麻”，顯然是說鬼蜮一樣的惡人信口雌黃，掌刑的官員顛倒是非，對受欺凌者濫施毒刑。詩末憤慨地說：“誰理直?相公家。”一針見血地道出世道之不公：有勢就有“理”，得“理”的總是官宦人家，哪里還有什么公道?可以看得出來，這首詩隱約反映的內容，與《紅玉》中敘寫的情節非常相似。詩末發出的“誰理直?相公家”的憤慨之言，與小說篇末“異史氏曰”謂“官宰悠悠，豎人毛發”，并以俠士的利刃未能夠略移半尺殺死那個徇私枉法的縣官為憾，表現的是作者同樣的憤激情緒。兩者作期相近(論證從略)，有理由認為《廷尉門》詩諷詠的不平之事，也就是《紅玉》篇創作的現實動因和生活基礎。

像《聊齋志異》的大部分篇章一樣，《紅玉》不單純地暴露社會上之丑惡，著重表現的是與惡勢力的抗爭，使惡人受到懲罰，讓善良的受害者得到救助。篇末“異史氏曰”開頭便說：“其子賢，其父德，故其報之也俠。非特人俠，狐亦俠也。遇亦奇矣!”這幾句話，不應抽象地以果報思想視之，聯系作品來看，倒是基本上概括了小說的內容和題旨：“人俠”懲惡，殺死為非作歹的豪紳，給濫官以警告;“狐俠”救助良善，為遭到慘禍的窮書生重整家業，助其興旺。官府黑暗，公道不彰，作者憤而寄希望于來去無蹤的“人俠”和幻化的狐女，讓他們進入人間除暴安良，正表達了作者的善良愿望。

“人俠”懲惡一段，從文章的角度講，可以說寫得最有生氣。在馮相如“冤塞胸吭，無路可伸”，日夜哀思，無可奈何之際，俠士突如其來，劈頭就問：“君有殺父之仇，奪妻之恨，而忘報乎!”令讀者精神為之一振，確如但明倫所評：“用筆亦有神龍夭矯，不可挾制之勢。”當馮相如告以苦衷，問他能否為之撫育幼兒，俠士回答：“此婦人女子之事，非所能。”自薦代為誅殺惡人，并不留姓名，說：“不濟，不任受怨;濟，亦不任受德。” 言詞慷慨，一派豪氣。他夤夜越重垣入宋宅，一舉誅殺豪紳父子，更令讀者感到十分痛快。不過，從文學貴創造性的角度講，卻不免有因襲唐人傳奇中虬髯客形象之嫌，至少是有雷同之感。

“狐俠”紅玉為馮相如重整家業一段，雖明寫其為狐女，讓她自言“妾實狐也”，其實倒是寫得非常實際。她在馮家，“剪莽擁彗，類男子操作”，“荷镵誅茅，牽蘿補屋”，無異常人。盡管也寫她“裊娜如隨欲飄去，而操作過于農家婦;雖嚴冬自苦，而手膩如脂。自言三十八歲，人視之，常若二十許人”，似乎意在微示其為非人，但也沒有超出現實的可能性。如果不讓她說出“妾實狐”，讀者完全可以把她看作一位容貌秀麗、有心計又很能吃苦耐勞的農家婦。正因為如此平實，紅玉的形象才更顯得和易可親。

更為重要的是紅玉的性格特點。當馮相如失母喪妻，和父親兩人“井臼自操之”時，紅玉主動來投，“與訂永好”，個中就包含著對窮書生的同情心。受到馮翁訓斥，她雖然掉下了眼淚，卻無怨恨之心，自分不能同馮相如偕老，決然離去，還為他謀劃娶一個“佳偶”，使之有個溫暖的家。紅玉對馮相如的愛，似乎并不要求報償，即使不能與所愛者相愛，也不改變其對所愛者之愛。因此，她被逐后，當馮家遭到慘禍，馮相如“孤影對四壁”，生活瀕臨絕境時，重來馮家，夙興夜寐，不辭勞苦，為之重創家道，也是很自然的事。不能認為這種性格是過分理想化了。在現實社會中，特別是在勞動婦女中，就多有這樣的善良婦女。應該說，這是一種文明、高尚的美德。蒲松齡雖然寫的是一個狐女形象，但卻從現實生活中捕捉到了這樣一種人的美的素質。這可以說是他對生活的新發現。

從情節結構上看，《紅玉》是成功的。人物較多，頭緒也多，五個段落幾乎都可以單獨演繹成篇，但作者密針細線，使之榫卯密合，前后呼應，渾成一體，層層波瀾，不露牽強的痕跡。

首先是前后鉤連，彼此相照應。紅玉被迫離去，預為馮相如籌劃娶衛氏女為妻，這就從第一段很自然地過渡到第二段。衛氏女容貌艷麗，那么惡紳見而“艷之”，思欲占有，從而制造了慘劇，也就有跡可循，第三段銜接便極自然。俠士懲惡一段，雖俠士來得突兀，但前段末已寫出馮相如仇恨滿腔，“每思要路刺殺之，而慮其扈從繁，兒又無撫”，本段接寫俠士來吊，劈頭便問馮相如何以不報仇，前呼后應，事雖突然，而文理卻相當緊湊。并且，這一段寫俠士不肯承擔撫育馮相如幼子的任務，說是“此婦人女子之事，非所能”，這就又為紅玉再來馮家作了伏筆，使末段情節成了勢所必然。

其次是用筆密而不漏，絲絲入扣。小說開頭便點明馮翁“年六旬，性方鯁”，后面寫他訓斥馮相如和紅玉之私合，之后又寫他聞惡紳欲憑財賄占有其兒媳，非常氣憤，“指天畫地，詬罵萬端”，被毆傷后“忿不食，嘔血尋斃”，都是從“性方鯁”三字而出，突出了其性格，又成為情節發展的合乎規律的契機。譬如說，如果他不訓斥馮相如和紅玉，或者不以大罵堅拒惡紳，后面的情節便須改寫了。再如小說中寫到馮相如娶衛氏女，“逾二年，舉一男”，下面各段便處處寫到這個孩子，無一遺漏：豪家惡仆行兇搶人時，“女聞之，棄兒于床”，馮家父子傷殘，“兒呱呱啼室中”;馮相如氣不過，也是“抱子興詞”;俠士誅殺惡紳，他“懼禍及，抱子亡去”……最后紅玉再來時，“挽一小兒，嬉笑胯下”。這樣，整個情節就有了內在的聯貫性，毫無松散、游離之病。

第三是情節轉折起伏，層層生波瀾。馮相如家貧喪偶，忽來紅玉“與訂永好”，旋被馮翁發現，紅玉又被迫離去，這第一段就有小起伏。馮相如再娶衛氏女，“琴瑟甚篤”，不料卻遭到欺凌，父死妻亡，幸福生活化為慘劇，這是全篇的大轉折、大起伏、大波瀾。忽有俠士來，殺死豪紳，陡然一起，大快人心，卻又不急轉直下，接踵而來的是馮相如被追捕，丟失幼兒，慘禍發展到“幾于滅門”，令讀者心情又為之一跌。末段紅玉重來，自然是曲終奏雅，以大歡喜終篇，但還是又加了個小小人為波瀾：紅玉故意地說：“奴欲去”，嚇得馮相如“裸跪床頭，涕不能仰”。情折曲折前進，有小波瀾，也有大起大落，幾乎步步有“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