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錢秀才錯占鳳凰儔》解說與賞析

愛情、婚姻制度是社會關系的一個重要側面。社會制度決定著愛情和婚姻的方式，任何社會中，當事的男女不得不在社會所規定的模式里，在習俗所許可的范圍內實現婚姻關系。是否有擇偶的自由，擇偶是否以愛情為主要條件，有情人是否能終成眷屬抑或導致愛情悲劇，這一系列現象都必然反映出社會制度的性質。因此，愛情和婚姻事件里能輻射出深廣的生活內涵，透露出決定人的性格的時代、環境和歷史的顯明或潛在的性質。在這個意義上，人們所說的愛情是文學的永恒主題才有它的道理。

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大多數的婚姻當事者并無擇偶的自由，一對男女被糊里糊涂地拴到了法定的夫妻名份里，婚禮已成之后才發現對方是何等樣人。即使命運好，成一對佳偶，愛情的萌生也是在婚姻既成事實之后。這種愛情和婚姻逆向出現的佳偶當然不多，所以只好歸之于命運，稱曰“佳偶天成”或“天作之合”，絕大多數的怨偶只有聽天由命，一輩子守著無愛情的婚姻。男子還有條件從納妾、嫖娼取得額外的情欲補償而不很受到禮法和輿論的制約，女性則只有以她們的悲劇命運承受著罪惡制度對她們的摧殘，這種滅絕人性的悲劇一代又一代地上演了幾千年。

在文學上，更為不幸的是我們這個民族缺乏悲劇氣質，揭露并控訴這種罪惡制度的作品不多，只有從《孔雀東南飛》到《紅樓夢》等有限的幾種。多的卻是郎才女貌、雖經曲折但終于大團圓的故事。于是那少數較為真實地控訴罪惡制度剝奪人們愛情的作品便彌足珍視了。

然而，人們往往忽視了另外一個方面，不少喜劇故事對有情人終成眷屬的生活過程的描繪，也常常從另一角度反映出不合理的社會制度的真相，與悲劇故事之控訴黑暗現實具有同樣的意義。

《錢秀才錯占鳳凰儔》的結局皆大歡喜，男主角身上固然不具有絲毫的悲劇影子，婚姻的另一當事人——新娘高秋芳的命運甚至不在作者關注的范圍之內。這對佳偶真是道道地地的“天作之合”，七湊八湊湊成了一段美滿姻緣：

蘇州太湖中西山的富商高贊有一個才貌出眾的女兒高秋芳，老頭決心要覓一位才貌出眾的士子為婿，并且要親自相中才許婚。有錢而貌丑的蠢才顏俊垂涎于這個美女，硬要托媒說親，高家咬定了要新郎上門相親，而此公的尊容是見不得人的，于是央請表弟錢青冒名代庖。錢青是個窮書生，生活仰仗這位丑表兄，明知這事干不得，但寄人籬下，又礙于情面，只得去冒充一下。不料高老頭一看就中，面試以后，對他的才學也十分滿意，親就定了局，約定十二月成婚。到了喜期，高家一定要新郎上門親迎，顏俊無奈，只好又請錢青再代一次——反正同在蘇州，一湖之隔，當天新娘一進城，享用的總歸是他。錢青無法，只得再次應承。不料天氣驟變，大風大雪封了湖，當天回不得城，喜期又是選定的，不能錯過。在鄉鄰的建議下，錢青就被迫以假新郎的身份進入洞房。連過三夜，男的秋毫無犯。第四日，迎親的一回城，顏俊那肯罷休，便與錢青廝打起來，迎親的和送親的也一起卷入，驚動了本縣大尹，帶到衙門，問清情由，判定錢青、高秋芳為合法夫妻，喜劇圓滿結束。

結局是大快人心的，錢青和高秋芳郎才女貌成為佳偶。光有幾個臭錢而才貌俱劣的顏俊丟乖出丑，花錢費力，賠了夫人又折兵。假使這樣的人和高秋芳相配當然是天大憾事。但是，這美滿婚姻的背后，豈不是如影隨形地緊緊伏著抱恨終天的悲劇的陰影么?試掩卷設想：如果不是高老頭脾氣特別，一定要新女婿上門迎親;如果不是陡然而來的一天風雪，誤了行期，如果不是鄉鄰們出了在女宅合巹以免錯過吉日良辰的主意; 如果不是這些七湊八湊的偶然因素救了命……那么，錢青倒無非是失去了高秋芳這樣的佳人，或許還有機會另覓良緣;這位可憐的新娘就只有乖乖落到丑八怪顏俊的手里。那樣，就得用另一篇小說來寫高秋芳的不幸命運了。

人世間偶然性有時確會改變事態的演進和結果，小說中生活的邏輯性便在這里。然而，必然和常規究竟在生活中起決定性作用，那就是說，在正常的情況下，這沒有自由戀愛和自主婚姻權的女子，十有八九是要落入悲慘境 地的。女子如果不處于任人擺布、對自己的命運沒有主動權的可憐地位，愛情和婚姻如果由當事者本人，而不是由父母、媒妁和其他的社會力量所支配的話，這個喜劇就不可能發生。同樣，在那個社會中，更多地發生的這一類悲劇，也就失去了根據。悲劇和喜劇產生于同一個根源，同樣昭示著封建禮教制度的不合理性。

別林斯基有過這樣的見解：喜劇，有時需要比欣賞悲劇更高、更精致的審美能力，才能把握它的內涵，才能嘗出它笑里面的眼淚的酸味。

小說對幾個主要人物性格的描繪是相當真實的。錢青兩次都不愿去擔任這個尷尬的假女婿的角色，但他處于受人周濟的地位又不能不做這于“行止有虧”的冒名頂替者。尤辰也是因為對于顏俊的經濟上的依賴，才被逼著去做這明知沒有希望的媒人，而他說媒時的那頓天花亂墜的吹噓，也正是舊社會媒人有普遍意義的謊言。要在生活中扮演這樣的角色，承擔這樣一種社會功能，是非這樣不可的。顏俊這樣一種沒有自知之明、不自知丑陋——形貌、才學和品行上的——反以為并不比旁人差的可笑性格，也頗有代表性。但這種自我陶醉畢竟是一種外強中干的自欺，這樣，他才無可奈何地要一個代庖者。他所有恃無恐的無非是他的財富。他的鄙陋，他的一廂情愿，他的僥幸行險，以及最后暴發出來的粗野，也正和他的社會地位相稱。小說的情節是離奇的，很大程度依賴于巧合，但因為人物相當站得住，藝術效果并沒有受到多大的損害。

本篇被收入《醒世恒言》，作者無法確定。但集中另有一篇，在題目的對仗上、內容的近似上卻顯出是編者馮夢龍有意配對的小說，題作《喬太守亂點鴛鴦譜》。小說也寫將錯就錯的幾樁美滿婚姻，這位太守和這篇的成人之美的大尹，也都是知情識趣的人物，屬于同一類型。兩篇的文風也很接近，可斷定是出于同一作者的手筆。作者如果不是馮夢龍自己，至少是經他在編纂過程中大大潤色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