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世杯·走安南玉馬換猩絨》解說與賞析
這是一篇描寫清初商人生活的小說。
宋元以后城市工商業的崛起,有力地推動著城市經濟的發展。這使古老的中國封建社會內部孕育著的市民經濟因素逐漸活躍,至明代中期,得風氣之先的東南沿海地區,這種以商業資本為主的“資本主義的萌芽”表現得十分鮮明。在明代的擬話本如《施潤澤灘闕遇友》等小說中對此有著突出的反映。凌濛初曾經說過:“經商是第一等大業,科舉反在次第。”在這種思想觀念的影響下,反映商人生活的文學作品亦崛起于文壇,如《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轉運漢遇巧洞庭紅 波斯胡揭破黿龍殼》、《疊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顯靈》等即是其中膾炙人口的代表作。而在清代的擬話本小說中,此類作品則大概要數這篇《走安南玉馬換猩絨》最有影響了。
小說敘述商人杜景山去安南用玉馬換取猩絨的故事。從作品描寫的經商盛況來看,可知清初我國商業經濟在并不富饒的邊疆地區也有了迅速的發展。那時“廣西牙行經記,皆有論萬家世,堆積貨物”,每逢開市,“兩頭齊列著官兵,放夜吶喊”,景象壯觀。謝國楨先生曾說過:“《照世杯》寫新安商人曾遠到安南收買猩紅絨氈子,可以明了徽商所到的地方范圍之廣”,固系誤記,但他把小說當作明清經濟史料來研究的態度還是可取的。
杜景山在安南的經商生涯充滿了傳奇色彩。他一進入安南,就被安置在朵落館中,從黎老者的口中得知猩猩絨的來之艱險,不禁“渾身流出無數冷汗”,慨嘆厄運的臨頭。孰料禍不單行,他在觀看“迎活佛”后又發現銀子遭竊,只得“嗚嗚咽咽,哭個不住”。在同鄉客的指點下,決定去泥駝山尋找神通師長,途中偏又相逢“一個披發的怪物,長臂黑身,開著血盆的口”,嚇得魂落膽寒,于慌不擇路中跳入溪河,恰窺見眾美女沐浴,被抓去術術丞相家,搶去了身上佩戴的玉馬。“拆散了玉馬,就如散我的渾家”,情急中杜景山說出“要賣(玉馬) 除非與我三十丈猩猩絨”的話。豈料此話卻使他絕處逢生,在術術丞相家就用這玉馬換得了三十丈猩猩絨。等他回到住處,遭竊的銀兩又如數奉回。后在商友的幫助下,他裝載了大批香料回家販賣,“倒成就了個富家”。這一系列的情節發展,看似奇特,難以置信,于人物性格的刻劃較少關系,然而,以摹寫異邦生活習俗來說,卻又是歷來的文學作品中所鮮見的。可資中越兩國在歷史上的長期交往與友好相處的佐證。
引人注目的是小說在表現杜景山經商生活的同時,還把筆觸伸向了官府社會,以圖在廣闊的社會背景下來揭示“玉馬換猩絨”的事件中所蘊含著的深刻思想意蘊。綜觀全篇,約可分為前、后兩個部分。小說的上半篇敘述杜景山去安南經商的緣由,下半篇描寫杜景山在安南經商的始末。情節重心雖在下半篇,但上半篇同樣力鼎全局,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統治階級肆殘暴的反動本性。或許可以說,作品的主要思想價值乃在于此。杜景山本是一個安分守己的經紀商人,雖“做人乖巧,百能百干”,但從不違法亂紀,欺詐別人。他坐鎮廣西,“招攬四方客商”,專做買賣,生活安定,財運亨通。只因妻子上樓觀望街上,偶被惡少胡衙內撞見,由此而無端生出一場是非風波。胡衙內能如此橫行不法,膽大妄為,只因背后有著“分明是半壁天子一般”的父親來撐腰。這位“生性貪酷”的安撫使,“自到廣西做官,不指望為百姓興一毫利,除一毫害,每日只想剝盡地皮自肥”。明明是兒子調戲民女,他卻偏要刁難受害者杜景山,借機以泄私憤,硬逼著杜景山在三個月的期限內去收購猩猩絨。手段既卑鄙,又毒辣,活現了貪官污吏的兇殘面目。他們自恃薰天的權勢,驕橫不可一世,為了自己的私利,壞事做盡,甚至不惜草菅人命。小說中的官差曾向杜景山敘說了這樣一件事: 胡衙內看上了夫人房中的兩個丫環,在晚上去偷香竊玉,不料被夫人發覺,“就將兩個丫環出氣,活活地將他皆吊起來打死了”。明明是衙內要去凌辱丫環,到頭來受辱者卻遭毒打,命喪黃泉。小說透過這一個個典型事例,犀利地撕開了披在封建統治階級身上的偽裝,還胡安撫等貪官污吏以殺人劊子手的真實面目,把他們拉到歷史的審判臺前進行無情的鞭撻,這正是這一篇小說給人的深刻啟示之一。
話本小說以鋪敘故事、構筑情節為長。這篇《走安南玉馬換猩絨》,是典型的以敷演故事見長的小說之一。作者選擇“玉馬換猩絨”的事件,從起因至結局,敘寫得十分完整。其中“玉馬”作為扭結全篇故事情節的“小道具”,在全篇曾三次出現,都為推動小說情節的發展起了關鍵性的作用。“玉馬”的第一次出現,是在故事的開頭:胡衙內在街上窺見了杜景山之妻,為其美色所動,“就在袖里取出汗巾來,那汗巾頭上系著一個玉馬,他便將汗巾裹一裹,擲向樓去,偏偏打著婦人的面孔”。正因這一“玉馬”,才引出了小說中胡安撫逼取三十丈猩猩絨、杜景山被迫去安南等一系列情節的發展。杜景山在安南歷盡艱險,于走投無路之時,又是“玉馬”幫助他擺脫絕境。這“玉馬”的第二次出現,頗具戲劇性:杜景山因偷窺眾美女沐浴而被抓到術術丞相家,在脫下濕衣服時,露出了佩戴在衣帶上的“玉馬”,并被“一個帶耳環的孩子”奪去。此時的杜景山,銀子遭竊,囊中如洗,當老婦人問明其真相后,決定用三十丈猩猩絨來換取杜景山的玉馬,這使處于困境中的杜景山大喜過望。這段十分精彩的描寫,無疑是全篇的高潮。小說情節的發展由此而出現了新的轉機,向喜劇性的結局突進。“玉馬”的第三次出現是在小說的結尾。杜景山從差官的口中洞察了胡安撫逼取猩猩絨的奸謀,暗中慶幸自己的因禍得福,嘲諷衙門官吏公報私仇的失敗。這篇小說故事發展波瀾迭起,情節的轉折處都凸現“玉馬”,使小說的結構繁而不亂,脈絡清晰,表現出組織故事的高明技巧。
有的研究者在論述《走安南玉馬換猩絨》的藝術成就時說:“本篇敘述、議論、對話穿插進行,行文俚俗、活潑、暢達,為明話本余緒”(見蔡國梁《從〈照世杯〉到〈躋春臺〉》),這是很有見地的。在敘述、議論、對話的交錯縱橫中,將故事情節不斷推向前進,確是這篇小說的主要藝術表現手法。尤其在敘述中作者和讀者不時進行對話式情感交流,更是話本藝人表演的遺風,在以供讀者閱讀為主的擬話本小說中借用這種對話體,作者仿佛和讀者在面對面地交流思想,縮短了作者和讀者間的心理距離,這多少彌補了一點由于枝蔓過多而造成的藝術感染力不強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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