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吳用》解說與賞析

在《水滸傳》描寫的一百單八條好漢中，最有智慧最懂謀略的人物是吳用。吳用不僅為開辟梁山泊義軍根據地、建設一支強大的義軍隊伍做出了顯著貢獻，而且親自謀劃并參與指揮了梁山泊義軍所進行的所有重大軍事行動，梁山泊義軍的不斷成長壯大以及所取得的一個接一個勝利，都無不凝聚著吳用的智慧和心血。

“智取生辰綱”是吳用智慧的第一次生動顯露。從人員的組織安排，到行動的巧妙配合，可以說天衣無縫，令人叫絕。他的軍事謀略和指揮才能，在與官府的第一次正面沖突活捉何觀察的行動中也得到初步表現。后來在江州劫法場、三打祝家莊、大破連環馬、巧計取華州、雪天擒索超、兩贏童貫、三敗高俅等一系列重大軍事行動中，得到進一步表現。我們沒有必要復述上述戰斗的詳細經過，僅以三打祝家莊為例，也足以證明吳用作為宋江的軍師，的確發揮了智囊的作用。宋江領著大隊人馬兩次攻打祝家莊失利，晁蓋得知消息后，令吳用領了三阮并呂方、郭盛五位頭領前來助戰。吳用首先說服扈成嚴守中立，拆散祝家莊與扈家莊的聯盟，然后派孫立、孫新、解珍、解寶等人打入祝家莊內部。第三次攻打祝家莊時，祝家兵內部混亂，外援斷絕，梁山泊義軍里應外合，順利地攻下祝家莊這一頑固的“堡壘”。由此看來，那首臨江仙詞說吳用 “胸中藏戰將，腹內隱雄兵，謀略敢欺諸葛亮，陳平豈敵才能”，并非全為溢美之辭。“智多星”這一稱謂反映出人們對他的智慧謀略的充分肯定。

然而，吳用在梁山泊義軍中并不僅僅起到出謀獻策的作用，他以他對晁蓋、宋江等領袖人物的影響干預了梁山泊義軍的政治綱領的制訂與施行。晁蓋初上梁山，只想在王倫手下找一容身之地，并無取代王倫之心，是吳用略施小計，激勵林沖火并了“嫉賢妒能”、不思進取的白衣秀士王倫，擁立晁蓋做了梁山泊之主。從此，梁山泊事業才得以迅速發展。宋江殺了閻婆惜，情愿刺配江州，卻不肯上山入伙，是吳用精心部署，劫法場救了宋江性命。宋江上山后，確定了“替天行道”的政治路線，梁山泊義軍事業才有了明確的發展方向，并取得了一個接一個的勝利。梁山泊英雄大聚義之后，宋江開始把爭取招安的計劃變為爭取招安的實際行動。為了保證宋江制定的政治路線的正確貫徹，實現義軍的奮斗目標，是吳用組織領導了兩贏童貫、三敗高俅的重要斗爭，使招安達到了預期的目的。

《水滸傳》對吳用與宋江的關系作了充分的描寫。吳用一方面竭力維護宋江在梁山泊不可動搖的領導地位，認真貫徹宋江制定的政治路線和戰略思想，另一方面又努力用自己的思想和行為去影響宋江的決策，積極干預梁山泊義軍的政治前途和發展方向。例如，晁蓋逝世之后，吳用與林沖等人商議立宋江為梁山泊主，宋江因晁蓋有遺言而不肯就位，吳用婉言奉勸才形成妥協意見。后來盧俊義活捉了史文恭，按晁蓋的遺言應由盧俊義做山寨之主，宋江便主動提出讓位。吳用則出面調解，要宋江為尊，盧俊義為次，不然，“恐冷了眾人之心”。在吳用的授意下，李逵、武松、劉唐、魯智深等一起發難，盧俊義自然不敢接受主位，宋江仍為梁山泊主。宋江從領導梁山泊義軍的第一天起，便提出“替天行道”的政治綱領，并把“聚義廳”改為“忠義堂”，吳用深深理解宋江的思想，堅決執行其“反貪官不反皇帝”的政治路線，并努力把宋江提出的“權居水泊，專待朝廷招安，與國家出力”的理想變為現實。在菊花會上，李逵酒后踢翻桌子反對招安，魯智深、武松也一起反對，是吳用出面斡旋，安定大家的情緒。朝廷的兩次假招安，也為吳用所識破。吳用深知，要實現宋江提出的理想目標，必須讓朝廷的那幫權奸知道梁山泊義軍的厲害，受到一些震懾。“等這廝引將大軍來，到教他著些毒手，殺得他人亡馬倒，夢里也怕，那時方受招安，才有些氣度”，不然，那些權奸一定看他們如草芥，他們建功立業的理想也就無法實現。招安之后，為了使征遼的事業不受干擾，吳用建議宋江將因不滿朝廷廂官貪贓而殺死廂官的義軍軍校斬首，以釋朝廷之疑。平遼回朝，梁山泊義軍受到歧視，眾將士不服，六位水軍頭領請吳用商議重舉義旗之事，吳用不僅勸說大家聽從宋江指揮，而且建議宋江做好眾頭領的思想工作。凡此種種，可以看出：沒有宋江，就沒有吳用的歸宿;沒有吳用，也同樣沒有宋江的事業。

吳用與宋江的關系，實際上反映著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為王者師”的政治抱負和“為知己者死”的生活態度。吳用形象塑造的主要意義，也正在這里。

在中國封建社會里，知識分子最宏偉的政治抱負往往不是自己去開創基業，稱王建號，而是利用自己的智慧才能和道德人格去影響那些帝王君主，讓他們制訂合乎知識分子理想的政治路線，或者直接輔佐他們建立王道仁政的政治秩序，而知識分子也就在這種路線的指引下或在這種秩序的氛圍中，建立起一種理想的君臣關系。如果說“為王者師”是知識分子所理想的君臣之間的思想聯系模式，那么，“圣君賢相”則是知識分子所理想的君臣之間的政治聯系模式。這種理想的思想聯系模式和政治聯系模式在《三國演義》的劉備與諸葛亮的關系中已經得到過生動的表現。宋江雖不是劉備那樣事實上的君主，然而，在梁山泊政權中，他卻具有君主般的地位，或者說他是以最高領導人的身份出現在梁山泊義軍隊伍中的，而梁山泊政權實際上象征著一種理想的政治秩序，梁山義軍無論是否農民起義都不能改變它的封建主義性質，因此，吳用與宋江的關系也就象征性地反映了我國封建社會里知識分子所理想的君臣關系。

知識分子在政治上能夠受到封建統治者的信任和重用，他們也就會竭盡全力地為封建統治者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吳用的形象反映出封建時代知識分子這一極為普遍的性格特征和文化心理。吳用不僅兢兢業業為貫徹宋江的政治路線而殫精竭慮，艱苦奮斗了一生，宋江死后，他為了表達自己對宋江的一片忠誠，報答其知遇之恩，便來到楚州宋江的墓前自縊身亡。臨死前，他祭奠宋江的一席話表白了他的心跡。他說：“吳用是一村中學究，始隨晁蓋，后遇仁兄，救護一命，坐享榮華，到今數十余載，皆賴兄長之德。今日既為國家而死，托夢顯靈與我。兄弟無以報答，愿得將此良夢，與仁兄同會于九泉之下。”吳用的這種選擇，在今天的讀者看來也許過于迂闊，但它確實生動地反映了封建社會知識分子所具有的“士為知己者死”的典型情感。

吳用的形象蘊含著豐富的歷史內容和深刻的典型意義，只有放在那個以宗法等級為核心的制度下，放在那個知識分子還沒有形成獨立的社會政治力量的時代中，才能有正確的認識和理解。隨著這個制度的崩潰和這一時代的結束，人們應該有新的價值觀念、道德標準、政治理想和生活態度，這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