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嬌紅傳》解說與賞析

宋梅洞

《嬌紅傳》又名《嬌紅記》，舊署宋梅洞作。宋為元代清江人，但宋作《嬌紅傳》據(jù)傳“事促而文深”，似與本篇不同。故本篇或非宋作，或為明初人在宋作基礎(chǔ)上的改編本。明初文言小說除《嬌紅傳》外，還有不少以單篇流傳的同類小說，如《賈云華還魂記》、《鐘情麗集》、《劉生覓蓮記》、《天緣奇遇》、《荔枝奇逢》。這些作品在當(dāng)時亦被稱為“話本”。它們既然以“話本” 名義與以白話為敘述語言的宋元話本同時流傳，當(dāng)然免不了互相滲透，嬌娘這一變異的閨秀性格為這種滲透提供了一個顯明的例證。白話小說的影響，或許是明初以《剪燈新話》為代表的文言小說崛起的原因之一。

這篇小說的故事骨架，特別是前半部分，顯然脫胎于《鶯鶯傳》，男主角申純給嬌娘的情書里就有“則張生于鶯鶯烏足道哉”的話頭，可知作者的取法之源。但又不全是因襲，結(jié)以男女主人公雙雙殉情而死，就和《鶯鶯傳》的始亂終棄、各自娶嫁的結(jié)局不同。而冢繞鴛鴦，頗類梁山伯、祝英臺之化蝶。中間又插以女鬼幻化迷人，大帥之子奪愛，乃至婢妾飛紅始則搗亂、繼則玉成的變化，情節(jié)也頗為曲折。但這些情節(jié)過于瑣細(xì)，使小說遲遲不能推進(jìn)到高潮，而且，作者過分注重雙方愛情的纏綿和那些小小的糾葛，大大分散和減弱了戲劇沖突的力度，反而暴露了筆力的冗弱。

小說中的人物大概也只有女主角嬌娘值得特別注意。這并非因為她對愛情堅貞不二，那是不奇怪的，中國幾千年的儒家禮教的熏陶，就在于塑造這種好女不嫁二夫的性格，更何況還有愛情的力量。引人注目的是，中國小說中，尤其在文言小說中，很少見有一個大家閨秀在情愛上如此主動。嬌娘只有開頭那末一丁點兒矜持，一個回合不到，就急于委身了。她的主動約申生到熙春堂幽會，冒險去敲申生的窗戶，幾乎達(dá)到了封建社會男性才有的大膽地步。這種熱情而又袒露的性格，在市民和下層社會中不算稀奇，在禮法森嚴(yán)的官宦人家，實屬罕見。嬌娘的性格實際上提供了某些帶有時代性的信息，這就是：唐傳奇所開創(chuàng)的中國古代文言小說，至宋元時期，由于民間說話那種新鮮活潑的氣息的滲入，又出現(xiàn)了一線生機。

元末明初產(chǎn)生、流傳的《嬌紅傳》、《賈云華還魂記》一類小說，在小說史上意義不可低估。它們不僅促成文言小說在明初的一度興盛，而且大都被收入《國色天香》、《萬錦情林》等通俗叢書，對明中葉以后的白話短篇小說的創(chuàng)作也產(chǎn)生了一定影響，連《金瓶梅詞話》的欣欣子序還特別提到《鐘情麗集》呢!但這一類小說本身文學(xué)價值并不很高，即使作為代表的《嬌紅傳》也是這樣。姑且不說那種蹈襲俗套的愛情描寫，就是其中大量的作者自以為能表達(dá)男女主人公感情的詩詞，其濫其泛以及故作呻吟之態(tài)也與唐人小說中那種恰到好處的穿插不可同日而語，主要人物也缺乏性格的完整和力度。

男主角申純，按傳統(tǒng)的觀念看，無疑是一個“情種”，他的愛，他的殉情，頗令人同情。但他的性格中更重要的內(nèi)涵卻是軟弱和屈從。長期以來，我們形成一種看法，以為古代小說中的男女愛情都是反封建的，這是一個不完全的命題。申純與嬌娘的愛情，雖然就廣義而言是背戾禮教的，但作為當(dāng)事人，他們并沒有表現(xiàn)出真正意義的反抗，甚至沒有任何正面交鋒就敗下陣來。因此，他們的失去愛情和死亡，只能使人同情，卻未能放射出真正的悲劇光彩，因為悲劇人物是需要以強烈的性格為支撐的，人物缺乏強烈的性格，即使是悲劇結(jié)局，也不可能產(chǎn)生審美意義上的悲劇效果。而小說最后又添上死后雙雙成仙、墳前鴛鴦飛翔的蛇足，有力地證明了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如何殘害了文學(xué)的悲劇氣質(zhì)。儒家思想強調(diào)理性，壓抑個性，提倡中庸之道，《嬌紅傳》剛剛塑造出兩個愛情上主動的、多少有點沖破禮法約束的性格，又立即被這種缺乏悲劇氣質(zhì)的中庸之道給污染了。但本篇的男女主角的命運多少還令人同情，作者對小說結(jié)局的處理總比后來明末清初那些“落難公子中狀元”、奉旨成婚之類的才子佳人小說要高明一些。中國的封建社會的士子最后已由耽于幻想墮落到白日作夢的地步，說起來真令人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