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二集》小說簡介|劇情介紹|鑒賞

作者周楫，字清源，號濟川子，武林 (今浙江杭州) 人。生活于明末清初時期，卒年在順治十一年 (1654) 以后，是一個懷才不遇的寒士。據湖海士 《序》 介紹，周楫 “才情浩翰，博物洽聞”、“蹭蹬厄窮”，寫西湖小說，是 “不得己而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磊塊”，故文 “多憤言”。《西湖二集》 共三十四卷，每卷一篇，成書在萬歷二十一年 (1593) 以后若干年，刊行約在崇禎年間 (1628～1644)。有明刊原本。云林聚錦堂復本、清刊本等。1985年浙江文藝出版社整理出版。



《西湖二集》是明末的一部擬話本小說集。其主要特點是每篇故事都與杭州西湖有關，是一部具有地域特色的作品。在內容上，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反映明末杭州地區經濟發展，尤其是海外貿易興衰的信息。

明末東南沿海地帶，工商業的繁榮發展，實處全國率先地位。杭州是東南沿海地帶的一個重要城市。嘉靖以后，杭州與蘇州已是全國絲織業中心。杭州市內，機杼之家遍布，各地商賈云集，尤為突出的，是海外貿易的發展。“從西歐各國資本主義萌芽的興衰更替過程可知，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與海上貿易的關系是很密切的。這種情況在中國也不例外，海上貿易的發展同樣是中國封建社會瓦解和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引自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第九章第一節。第三十四卷 “胡少保平倭戰功”寫的便是嘉靖年間一支海上商隊的興衰歷史，這支商隊，在作品上被稱為“倭”，然“倭首”卻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國人——徽州人王直、浙江人徐海等，他們不滿明代的黑暗政治：“如今都是紗帽財主的世界，沒有我們的世界。我們受了冤枉，那里去叫屈?”當官的 “一味貪贓，不肯做好人; 一味害民，不肯行公道，所以梁山泊那一班好漢專一殺的是貪官污吏。”但是，與梁山農民起義完全不同的是他們并沒有舉起義旗造反，他們給自己提出的出路是 “我們如何到海外去，逍遙歡哉之為樂也呵!”這是他們與宋江式的農民起義不同的地方，他們不是農民起義式的“替天行道”，他們的出路是經濟上的： “嘉靖十九年，遂與葉宗滿這一班人到廣東海邊打造大船，帶硝黃、絲棉違禁等物抵日本、暹羅、西洋諸國，往來互市者五六年……積金銀無數”，即走的是海外貿易之路。他們很會經商：“極有信行，凡是貨物，好的說好，歹的說歹，并無欺騙之意。又約某日付貨，某日交錢，并不遲延，以此倭奴信服，夷島歸心，都稱他為五峰船主，”可見這是一支武裝的商隊。“漸漸勢大，遂招聚亡命之徒徐海、陳東、葉明等做得官頭領。傾資勾結倭奴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等做了部落。又有從子王汝賢、義子王傲做了心腹。從此兵權日盛，威行海外，呼來喝去，無不如意。”商隊之成員有“傾資勾結”的日本人，也就是中國人為首，用錢收買日本人為他們出力，有點像雇傭兵。他是“威行海外”，可不是向外國屈膝，于此可見浙江沿海一帶的海外貿易已有相當顯赫的聲勢。此期間的“倭寇”，確切地說應該是中國籍的“商寇”。他們與朝廷的矛盾，作品也交待得很清楚，他們“聲言： ‘我宣力本朝，清開互市’”。即目標并不在反對朝廷，而是爭取對他們的海外經商權益的保護。而官府的態度是“不許開互市”，于是，武裝沖突開始。小說具體地反映了沿海一帶由于工商業的發展、海外貿易的發展，出現了這些資本主義萌芽的因素。而明王朝為維護封建政體及封建經濟的穩固，極力予以扼殺、壓制，制訂了 “嚴海禁” 閉關自守的政策、兩者的沖突正是這個時代前進的因素與保守的因素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作品真實地反映了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沖突，客觀地表現這支武裝商隊的性質，寫他們的某種合理性，他們的所向無敵的威力和 “內地奸民為之向導” 的群眾基礎; 胡宗憲對這支雖是初露頭角、但一開始就相當強大的海外貿易隊伍用的是陰謀詭計，且“捕獲俘斬以千萬計”，進行血腥屠殺、殘酷鎮壓，終于扼殺了這支力量，則反映明王朝不可能扶植先進的經濟力量的本質。應該說作者主觀上是歌頌胡宗憲的，其出發點是在維護統一與安寧，反對擾亂，但作品又寫他在慶功宴上 “將王翠翹摟在懷中作亂，這日滿座喧嘩、不成規矩”的丑態，還如實地寫了胡宗憲本人最后落得死于獄中，“廬舍丘墟，子孫孱弱”的悲慘下場，這樣寫不知是歸之天意，還是在寫“報應”?但客觀上又顯出了作者對這支商隊首領徐海的同情。反映一個杭州作家眼中的這支 “商寇” 的興衰，表現了東南沿海一帶經濟結構開始發生變化時，弱小的資本主義萌芽因素與根深蒂固的封建王朝之間的一次較量。從 《西湖二集》與杭州密切關聯的這個故事中，我們看到了明嘉靖中在東南沿海一帶開始出現的經濟變革的最早萌動，僅僅象胎兒出生前的一點胎動，便被血腥地扼殺于母腹之中的歷史現實。誠然，作者對這一事件的本質是并不理解的，但是作品還是客觀地反映這一事件的起始與終結。

二、對封建王朝走向沒落的腐朽黑暗現實的反映。

政治黑暗首先是官場的黑暗，卷六《姚伯子至孝受顯榮》中，寫衙門辦事：“凡做一件事，無非為衙門得財之計，果然是官也分，吏也分，大家均分，有錢者生，無錢者死，因此百事朦朧，天下都成瞎賬之事。”又十九卷《俠女散財殉節》 中，寫官吏 “不過做了幾篇括帖策論，騙了一個黃榜進士，一味只是做害民賊，掘地皮，將搜括來的民脂民膏弄回來，造高樓大廈，買妖姬美妾，廣置莊園以為姬妾游逸之地，收蓄龍陽、戲子、女樂，何曾有一毫為國為民之心!還要作害地方鄰里，奪人田產，倚勢欺人，這樣的人，豬狗也不值!”

官吏產生的重要來源是科舉。《西湖二集》在對官場黑暗的揭示中，對科舉的嘲諷又最為突出。二十七卷《灑雪堂巧結良緣》，直斥試官為“昏了眼，歪了肚皮，橫了筆管”，專取荒淫無道之人，而這種荒淫無道之人正是上上下下“瞎眼試官最中意的”。二十卷《巧妓佐夫成名》，則將人們視為神圣的科舉仕途，讓一個市井小民妓女曹妙哥來隨意運籌，對科舉制度及由此而選拔進入官場的人物的種種丑行作了無情的揭露與鞭撻，堪稱《儒林外史》 的另冊。

杭州本是南宋名城，封建社會的政治黑暗還反映在皇族內部的黑暗，皇帝后宮的黑暗，作品中的宮闈生活幾乎都是丑惡的。卷五 《李鳳娘酷妒遭天譴》，寫宋孝宗皇后李鳳娘，因孝宗摸了一下端水盆的小宮人的手，李后就把小宮人的一雙手斬下，裝進盒子，作為“禮物”進獻給孝宗。她的無數歹毒的事跡，表現了封建統治者兇殘的階級本性。二十八卷《天臺匠誤招樂趣》，寫閆妃的淫亂，始終不從正面下筆，但人物躍然紙上，百姓憤而于朝門之上書以“閆馬丁當，國勢將亡”，亦可見作者的憤世之筆。

揭露封建社會的黑暗，《西湖二集》 也還有它自己的特色，那就是二十卷《巧妓佐夫成名》中所寫的“世道歪斜不可當，金銀聲價勝文章。開元通寶真能事，變亂陰陽反故常” 的金錢大力通神的現象，這正是東南沿海商業繁榮時的特點。

三、杭州西湖的人物傳奇。

杭州兩度建都，作品好頌帝德，“垂教訓”。卷一《吳越王再世索江山》，頌揚西湖邊的第一個稱王者錢镠，贊揚的主要內容是 “戳篡”之功和 “臣事中國”的卓識，以及他的“不忍涂炭生民”。一句話，即贊揚這位統治者能維護國家統一，能維護百姓安寧，甚至把錢镠能得九十八年江山，活八十一歲的長壽，都歸之于此。卷二《宋高宗偏安耽逸豫》，主要是對其“偏安耽逸豫”貶斥，但亦贊其“與民同樂，臨安稅息多有蠲免”的利民之舉。還在二十卷中有新補充：“從來亡國唯有宋朝最慘，但三百年忠厚愛民，畢竟得忠臣義士之報。” 生活于封建社會的周楫不能超越 “好皇帝” 的政治的理想范疇。他在作品中描繪的“好皇帝”政治，主要包容了愛民、安定、統一的概念。周楫撰寫的好皇帝是前朝的，本朝則動不動把洪武帝拉上幾句。但從來不贊頌“當今”的皇上，可見其頌帝德，乃是懷故舊以寄幽思而已。

好皇帝政治，實際上是好朝廷政治，贊揚好官，亦是《西湖二集》 重要內容之一。好官的種類大致有三： 一是正朝綱者。如三十二卷 《薰蕕不同器》寫錢塘人褚遂良，為臣忠直，敢于抗爭，杭人祭祀他至今香火不絕之事; 十八卷《商文毅決勝擒滿四》，寫浙江淳安人商輅在朝時為于謙平反，復景泰帝稱，安宮內，用項忠決勝于千里之外，去汪直翦除宦邪勢力等。贊他們于國家于朝廷所起的棟梁作用。二是為民除害者。三十三卷《周城隍辨冤斷案》，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品，寫周新“冷面寒鐵”，彈劾敢言，貴戚畏懼，為平民百姓平冤獄，刻畫了一個包拯式的明代清官。三是伯樂式的識人才薦人才者。十七卷《劉伯溫薦賢平浙中》，十八卷寫商輅薦項忠而“決勝擒滿四”等，都十分突出了人才的作用和對推薦人才者的贊頌。作品中所寫的好官首先在于他有好的政績，不是簡單地夸頌其人品道德，作品中好官與一般的好人的要求顯然是不同的。

除了活動于杭州的帝王將相以外，《西湖二集》還描寫了多方面的人物。

第十卷《徐君寶節義雙圓》，主要寫徐君寶之妻。徐君寶妻的《滿江紅》詞悲壯沉郁，動人心魄，反映南宋滅亡、元軍占領杭州時的悲慘現實。這首著名的詞雖流傳較廣，但徐君寶妻的生平卻鮮為人知。小說寫徐君寶妻的身世、及至作詞明志、投水自盡的悲慘命運，歌頌其義烈的氣節。通過杭州徐君寶妻的描寫，還贊美了抗元戰爭中許多有民族氣節的義士。第二十六卷 《會稽道中義士》寫會稽人唐鈺及宋太學生林德旸變賣家產，冒著生命危險，保存宋王室骨殖的事。南宋京城在杭州，作者對南宋滅亡時民間有氣節的義士充滿崇敬。

作者對杭州詩人羅隱、朱淑貞也有專章描寫。而對西湖上的妓女曹妙哥，更有十分精彩的筆墨，幾乎是《西湖二集》中最出色的篇章。《西湖二集》以寫正面人物為主，但對秦檜等誤國權奸雖無專章描寫，卻時見譴責與抨擊，第十三卷《張采蓮隔年冤報》，就是寫秦檜衛隊“五百衙兵”之一的王定的劣跡及惡報;第二十卷《巧妓佐夫成名》，就是以秦檜當權為背景，寫科場與政治的腐敗。

四、愛情婚姻生活題材小說的一些特點。

這里的愛情故事都發生在杭州，與西湖有關，其背景都寫得很美。十四卷《邢君瑞五載幽期》，就是寫西湖仙女的愛情故事，寫太原書生邢君瑞來杭，夜晚在湖邊彈琴，隨著琴聲，見著了西湖水仙，約他五年后再相見。邢生不負約，五年后再至杭，夜游西湖，荷花叢中果然走出一女子，即西湖水仙，偕邢生同去，人們常見邢生與仙子于清風明月下，或歌或笑，出沒無時，是一曲非常優美令人神往的西湖戀歌。在其他愛情故事中，也反映了東南沿海城市的杭州，有得風氣之先的特點，相對來講，男女雙方傾心之后，常能得到父母的支持，上司的成全。十二卷《吹鳳簫女誘東墻》，寫潘用中愛吹簫，對樓黃杏春聞簫動情，兩人隔樓擲物相贈，一次為樓下店婦吳二娘拾得，吳二娘即為雙方作伐。潘隨父遷居，兩人相思成病，吳二娘及杏春姨娘將病因向雙方父母說知，雙方父母即予議親，讓一對有情人成了眷屬。這個私訂終身的愛情故事受到那么多人的“支持”，說明杭州當時的社會風氣，相對來說，還是比較開明的。第九卷《韓晉公人奩兩贈》，就是寫韓晉公的下屬官員戎昱與妓女金鳳相戀，韓晉公革除金鳳樂籍，送妝奩，使與戎昱成親的故事。

五、反映杭州的風土人情、宗教信仰、民俗民風。

民間信仰往往是反映民情民俗的一個重要方面，作品對佛、道都有所褒貶，二十八卷《天臺匠誤招樂趣》，寫一尼庵內的丑聞;三十卷《馬神仙騎龍升天》，則對道教褒詞甚多; 二十五卷《吳山頂上神仙》也是崇道的文章。值得一提的是作品中描寫了許多民間信仰，非儒非佛非道，卻與杭州一帶的風土人情自然災異有關。如杭州本是沿海城市，地處杭州灣而臨東海，又是著名的江南水鄉，故對水的神靈崇拜尤為突出，卷二十三《救金鯉海龍王報德》，寫楊維禎放生一條金鯉魚，乃龍王之女，后使楊在杭州吳山鐵崖嶺歌舞詩酒，安度晚年。第三十卷《馬神仙騎龍升天》 中也寫到妖僧欺龍王，海水將竭，龍王求救于道人葉發善，葉出符斗敗妖僧，龍王作“天師泉”紀念葉發善，造福于人民。這里人神關系頗友善，作品對龍王及水族的感情特別親切。“放生”被視為一種行善的標志性行動，視為美德。而“放生” 的動物，多為水生動物。第八卷《壽禪師兩生符宿愿》，寫了好幾則故事：韋丹以驢易黿，使即將為人烹食之黿放回水中;捕魚為業的李進勁一朝感悟，將舟中之魚放生，改行賣薪; 余杭王延壽出庫銀買魚蝦放生，后削發為明禪寺僧，號壽禪師，凡布施之錢財盡買魚蝦，放生于西湖三潭之中等，皆得好報云云。這些民間信仰都有明顯的地域性。至于“白螺女”的故事，魚籃觀音的形象，都具有明顯的水鄉特色。作品也寫火神，二十四卷《認回祿東岳帝種須》一文，就有兩處寫火神，一則寫唐宰相賈耽下令于午時將二個古怪人打死，因此二人乃火妖，兵卒不忍，沒有執行，結果大火。此處對火神持嚴懲的態度。另一則寫酒店主王公平日為人平正，火神來 “圈地”，周圍都燒光，只留他一家，這是借火神以勸善。總的來講，火的崇拜不及水的崇拜，這也是地方特點。二十卷對此可作詮解，記杭州多火燒，因房屋都是木結構，且編竹作為壁，極易燃燒。南宋建都以來，大火二十一次，嘉泰元年，一次焚燒五萬四千多家，凡三十里、四晝夜。而紹定四年，城市幾為一空，太廟亦不免。據此可知，杭州人怎能有良好的火崇拜的民間心理呢?動物崇拜以對狐為多，也有鳥的崇拜等。而對四卷寫呆子趙雄應舉，乃 “敬惜字紙，陰功浩大”所得，反映了浙江民間文字崇拜的一種風俗。

《西湖二集》 又是一幅明末杭州風土人情畫的長卷。如寫杭州的正月： “元旦五更起來，接灶拜天，次拜家長，為椒柏之酒，以待親戚鄰里，扦柏枝于柿餅，以大桔承之，謂之 ‘百 (柏) 事 (柿) 大吉 (桔)’，以見新年利市之意”(卷十六)。又如杭州的八月十八觀潮，潮來之時，“海門潮頭一點將動，那摜弄潮頭的……手持十幅彩旗，直到海門迎潮，踏浪爭雄，出沒于波濤之中，并無漂溺。少頃潮來，歡聲喧嚷，又有踏滾木、水傀儡、水百戲、水撮弄，諸人各呈伎藝。”入夜，“月上，放一點紅羊皮小水燈數十萬盞，浮滿水面，竟如千萬點星光一般燦爛”(卷十二)。寫杭州湖上風俗與戲耍的：“畫船小舫，其多如云。至于果蔬、羹酒、關撲、宜男、戲具、鬧竿、花籃、畫扇、彩旗、糖魚、粉鉺、時花、泥孩兒等樣，各為湖上土宜。” 又有“歌妓舞鬟，嚴妝炫賣”，稱 “水仙子”; “吹彈舞拍，雜劇撮弄”各種藝人為 “趕趁人” (卷二)。還有寫杭州的酒樓格局，菜肴花色，上菜次序(卷十一)，以至名菜如“宋五嫂魚羹”(卷二)的來歷等等。其他如杭州的釋道僧尼，官場應酬，民間火葬，婚姻習俗等等，也備載集中，幾能一覽自吳越至明末杭州的風土人情民俗趣事。

藝術上 《西湖二集》承話本之風。在結構上，有入話部分，但 《西湖二集》 的入話往往不是一個小故事，而是三個或四個小故事，其內容又與正文內容有一定的聯系，反映了 《西湖二集》材料的豐富性。在情節上，作品多曲折離奇，富傳奇性。手法上，以寫實為主，對社會作真實而細致的描繪，但亦時有神奇的幻想情節，有的地方，甚至與《天方夜譚》相似，如第三十卷《馬神仙騎龍升天》 中的馬神仙，“于紙上畫一只白鷺，用水一噴，變成真白鷺一只，飛入他菜畦之中，長一嘴，短一嘴，啄那菘菜……。又畫一只哈巴狗兒，用水一噴，也變成一只真哈巴狗兒，趕那白鷺……” 以寫實為主的作品里，也不乏離奇的趣味性強的情節穿插于中。在語言上，魯迅評以“文亦流利”。語言通俗，富有表現力，如二十卷《巧妓佐夫成名》中寫俠妓曹妙哥“拳頭上立得人，胳啊膊上走得馬”，以本色潑辣的語言風格烘托出市井中人曹妙哥的 “女中丈夫”氣概。而“渾身是藝難遮冷，滿腹文章不療饑”，寫困境中的寒士，又頗為貼切。在藝術風格上，幽默與諷刺是作品特色之一，如《巧妓佐夫成名》讓妓女曹妙哥和“爛秀才”吳爾如來運籌了一場科舉，當吳爾如自愧無才時，曹妙哥笑他：“這秀才好傻”，“不知世上大半多是假的”，從教他“打墻腳之法” (鉆營名聲)開始，一步步“教”下去，利用貪官直至秦檜心腹，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運用種種鬼魅伎倆，直到進士及第，正當官運亨通之時，曹妙哥攜吳爾如棄官而去，隱姓埋名。實在是給封建王朝開了一個大玩笑，對科舉制度作了無情的揭露與辛辣的諷刺。

《西湖二集》在人物刻畫上應當說是相當出色的。曹妙哥就是很有個性的一個典型。而為傳統小說所并不擅長的人物心理描寫，在《西湖二集》 中卻別開生面。卷五《巧書生金鑾失對》連寫了幾個書生，他們“自小聰明絕人，成人長大之后，愈覺聰明無比，飽讀儒書，九教之流，無所不能，問十答百……”平時“詼諧絕世，齒牙伶俐”。他們以畢生的精力，“學成文武藝”，目標是“貨與帝王家”。平日總是自恃多才，抱怨未被重用。可是一旦真的來了進朝應對的機遇，卻突然出現一種莫名的誠惶誠恐的心情，一見皇帝，“頓成癡呆懵懂”，突然 “心疼眼悶，紫脹了面皮”，“滿身戰栗，汗出如雨”，“一發象啞子一樣，心中潦亂，七上八落，摸不出一句話頭”。作品用“被大蝎子尾鉤螯著那樣”來象征性地說明這種突如其來的癡呆，和無法掙脫這一心態的痛苦。他們有的連自己的名字也說不清，有的連自己的姓氏也答不出。封建社會的士人長期以來處于個性壓抑的環境中，加上受天子 “龍威” 及科舉一試或殿前召對一答，系個人命運之千鈞于一發的特定因素的影響，于是造成了封建士人、尤其是寒士，在此時的復雜心態，這描寫無疑是真實的，也無疑是具有代表性與典型性。

《西湖二集》 的作者在世界觀上多宿命論，在思想體系上，則兼具佛、道、儒三教，而以儒為主。作品在許多地方宣揚了因果報應和儒家的忠孝仁義，確有損作品的思想內容。但因 《西湖二集》產生于明末地處經濟率先發展的東南沿海城市之一的杭州，題材有很強的地域性與明顯的時代特點，因此，它仍不失為有特色的書。作者占有資料甚豐，故事情節采用過的筆記、野史、正史等有據可查的就在二十種以上，可謂廣采博覽，作品上承宋話本傳統，下啟以后的西湖小說。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陳樹基搜輯的《西湖拾遺》四十八篇，選自 《西湖二集》的就有二十八篇，青坡居士搜輯的 《西湖遺事》實際上全取之于 《西湖二集》。周楫是一位落魄的寒士，他曾悲憤地說過： “且愿生生世世為一目不識丁之人”，然他的作品畢竟流傳于世，他也被贊為 “西湖之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