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補》小說簡介|劇情介紹|鑒賞

董說著，十六回，成書于明代末年。有明崇禎間刊本，空青室刊大字本等。

董說為明末清初文學家，字若雨，明亡后為僧，更名南潛，號月函，浙江烏程 (今吳興) 人。他和反清志士有聯系，曾參加復社，系復社主將張溥的學生，也曾從黃道周學《易》。據《乾隆烏程縣志》記載，他“少補弟子員，長工古文詞，江左名士爭相傾倒”，“精研五經，尤邃于易”。他的著作很多，有《董若雨詩文集》和《西游補》等，從他所作《漫興》詩來看，他寫作《西游補》還在明亡以前，年僅二十一歲。

《西游補》故事敘： 孫悟空“三調芭蕉扇”后，被鯉魚精所迷，漸入夢境，在虛幻的世界中，見到了古今之事，忽幻美女，忽化閻王，變化莫測，最后在虛空主人的呼喚下醒悟過來。作者借孫悟空等形象和幻象情節，抒發自己的思想感情，批判當時的腐敗政治和輕浮士風，具有諷刺文學色彩。“鯖魚世界”、“青青世界”、“未來世界”等由“心猿入古”而成的幻象，為作者評勘世道提供了一個迷離恍惚的境地。孫悟空在其中可以上天入地，隨心所欲，評判世道、時政、宗教及士風，似夢似幻，似真似切，給我們提供了一幅縹渺而又真切的現世圖象。

《西游補》借孫悟空在“鯖魚世界”的所見所聞，對當時的社會時政作了尖銳的諷刺和嘲弄。孫悟空在西行途中，“只望迷人卻自迷”，幻入“鯖魚世界”。一次在一座大城池上，看到“城頭上一面綠錦旗，寫幾個飛金篆字： ‘大唐新天子太宗三十八代孫中興皇帝”。這無疑是對明朝時局動蕩，政權如走馬燈似更迭的現實的諷刺。既是天子，還是“新”的，可見這皇位來歷不正，很可能是藩王間弒君殺兄等殘酷的宗族斗爭奪來的，金鸞殿上沾滿了腥臭味。既是“三十八代孫”，卻還標榜是“中興皇帝”，這是自己打自己耳光。怪不得行者連稱是“假的”，是“改標易幟”的假王朝。再說，師徒三個自出大唐境界，也只不過二十多年，怎么可能有“三十八代孫”呢?同時也使行者迷惑不定，“也未可知，若是一月一個皇帝，不消四年，三十八個都換到了。或竟是真的?”統治者們為了自己的皇權和利益爭奪不已，以致兵災四起，烽火連天，遭殃的是廣大的老百姓，這一連串的“假王朝”也好，“短命王朝”也好，每更迭一次，都要給老百姓帶來無盡的災難。小說這里說得比較夸張，歷史上不可能真的四年換三十八個皇帝; 但“一月一個皇帝”的現象確曾發生過，而且就發生在小說作者所生活的時代。這就是作者出生那年，明光宗皇帝于1620年8月丙午朔踐祚，九月乙亥朔歸天，恰 “在位一月”。這正如清谷應泰在《明史紀事本末》 中所云：“一月之內，玉幾再憑，梓宮兩哭，嗚呼，斯亦皇帝之不幸也。” 由此看來，小說所寫的有現實的折射映象。

《西游補》還把諷刺的鋒芒直指封建社會的最高統治者——皇帝。在第二回中，我們看到一個“綠玉殿”的“唐新天子風流皇帝”。為了盡現這位皇帝的丑態，我們不妨摘錄這一段文字：

呵，呵!皇帝也眠，宰相也眠，綠玉殿如今變成“眠仙閣”哩!昨夜我家風流天子替傾國夫人暖房，擺酒在后園翡翠宮中，酣飲了一夜。初時取出一面高唐鏡，叫傾國夫人立在左邊，徐夫人立在右邊，三人并肩照鏡，天子又道二位夫人標致，傾國夫人又道陛下標致。天子回轉頭來便問我輩宮人，當時三四百個宮女齊聲答應“果然是絕世郎君!”天子大悅，便迷著眼兒飲了一大觥。……一個醉天子，面上血紅，頭兒搖搖，腳兒斜斜，舌兒塔塔，……一橫橫在徐夫人的身上。傾國夫人又慌忙坐定做了一個“雪花肉榻”，枕了天子的腳跟。又有徐夫人身邊的一個繡女忒有情興，登時摘一朵海木香嘻嘻而笑，走到徐夫人背后，輕輕插在天子頭上，做個 “醉花天子”模樣。這等快活，果然人間蓬島。

這位皇帝貪杯、貪色，集丑陋、腐朽于一身。有這樣的皇帝，自然也有這樣的臣民。就在這“新唐天子風流皇帝”殿上有二行墨跡，上書 “唐未受命五十年，大國如斗。唐受天命五十年，山河飛而星月走，新皇帝受命萬萬年，四方唱周室之詩。小臣張邱謹祝”。活生生地畫出了一個佞臣奸道的嘴臉。如此君臣，如此朝政，倒霉的自然還是老百姓。“一夜風沙冤鬼葬，山谷年年獻淚墳。聲聲只怨唐天子，那管你梅花上苑新。” (第十二回) 一面是聲簫管樂，醉生夢死，一面卻是顛沛流離，秋墳夜哭。明朝中后期，朝政廢馳，吏治腐敗。明自中葉以后，皆出昏君，武宗的耽樂嬉游，世宗的崇尚道教，神宗的晏處深宮，已使明事陷于不可收拾之局。他們貪聚暴斂，歌兒舞女。為了達到長生不死、永系皇業的目的，他們聘道士，練紅鉛，進采補，承“天露”，企望在海上仙山中達到生命的永恒，永享人世的富貴。他們有的則潛心佛禪，去尋求一個靈魂的蔽護所。光宗之后的熹宗，二十多年不理朝政，“為倡優聲伎，狗馬射獵”(《明通鑒》)，從而使朝廷權柄落入了一批為非作歹的宦官手里。而這些顯官巨宦為了各自的權益，勾心斗角，相互傾軋，為害人民。《西游補》的作者在這里奮力鞭撻，極盡諷刺，表達了封建時代一個懷有正義感的知識的嫉世憤懣之情。

在抨擊朝政的同時，《西游補》還把諷刺的矛頭直指清朝統治者。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認為“全書實于譏彈明季世風之意多，于宗社之跡少”，劉半農則具體考出小說作于明崇禎十三年(1640年)(見《西游補作者董若雨傳》)。但是，在整部小說中，我們還是可以體味到作者強烈的反清情緒。因為當時大明皇朝已是風雨飄搖，搖搖欲墜，明王朝面臨的異族入主中原的危機迫在眉睫。僅是崇禎即位以來，清兵多次大犯邊境，其中使“京師戒嚴”者就有三次。(參見《明通鑒》)作者對清朝統治者深惡痛疾。明亡后，積極和反清志士取得聯系，參加當時知識分子的集社“復社”，入主張溥門下，表明了作者反清的心志。在《西游補》中，他用隱晦曲折的筆法，諷刺清廷。如第三回在封陳玄奘的一封“黃縑詔書”上就有“西天殺青掛印大將軍”的字樣。“青”、“清”同音，意思是要殄滅清朝。第十四、十五回中，又兩次提到“大唐殺青大將軍”。第十回中，作者又借新古人的口說，“這里的韃子隔璧，再走走兒，便要滿身惹臊”。滿族統治者前身為游牧民族，食羊啖牛，自然有股“臊”味了。“韃子”則是對滿族統治者的蔑稱。由此可知，《西游補》的作者對社會現實的態度與明亡以后一般的反清志士不同。因為，一般的反清志士是以 “復明”為目的的，他們對大明帝國的覆亡痛心疾首，眷眷留戀 “先帝”的優渥隆恩，對先朝的一切有一種毫無保留的欽敬與贊美。而《西游補》的作者對故國充滿著歷史的沉痛感，但他并沒有把它視為是一塊完美理想的“樂土”，而是在歷史的反思中對明代統治者的墮落與荒淫作了嚴峻的批判和辛辣的諷刺。他把諷刺和批判的筆觸毫不留情地伸向明清兩代的統治階層和官僚機體。在對這種歷史現象作深入的解剖后，作者感到了一種迷惘和幻滅，最后終于遁入禪關，去追求靈魂和思想的寂滅了。

但作者的一顆憤怒的心并沒有寂滅，對歷史上那些禍國殃民的亂臣賊子和奸道佞臣，他并沒有絲豪的寬容，而是把他們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第九回 “秦檜百生難自贖”中，我們可以體會到蘊藏在作者心靈中的憤怒的烈焰的升騰。歷史上的秦檜暗通金使，陷害岳飛，東窗事發后，以十二道金牌逼岳飛班師，最后以“莫須有”的罪名把岳飛謀害于“風波亭”上。于是巨梁摧折，國失憑恃，南宋小朝廷不久就北闕稱臣了，秦檜成為南宋亡國罪不容赦的歷史罪人。作者對這樣的歷史罪人切齒憤恨，因此在第九回中讓他嘗遍了種種苦刑：上刀山，下油海，剮肉紋，執鞭刑，最后竟把秦檜化成了一壇血水。其實，秦檜在這里已轉化成歷史上亂臣奸相的“原型”，作者所鞭笞的，并不僅僅是一個秦檜，而是歷史上許許多多不同朝代的 “秦檜”。正如秦檜在受血化刑時所說的：“后邊做秦檜的也多，現今做秦檜的也不少，只管叫秦檜獨獨受苦怎的?”那些“螞蟻兒”似的“百官”(第九回)和只懂得“膝行法”，加讒佞妄的官僚(第七回)，正是當代的“秦檜”。而考之明清之際的歷史現實，為一己私利而引狼入室的吳三桂，狼狽為奸禍國害民的阮大誠、馬士英之流，不也正是秦檜的翻版么?! 可以看出，作者在這里是“借古人酒杯，澆胸中塊壘”。

《西游補》諷刺的機鋒所向，還把歷史上那些所謂的“大圣鴻哲”、“淑女名士”作了入骨的譏諷和嘲弄。在“古人世界”里，行者見到了“滿面涂了烏煤，”戴著“將軍帽”的“先漢名士項羽”。這個“力拔山兮氣蓋世”的一代天驕，在孫行者眼中卻顯得那樣卑劣猥瑣，他動不動就會跪在 “虞美人”面前，以博得美人一笑。倘若美人“愁眉一鎖”，則“心肺都已碎了，這個七尺軀還要他做甚!”最糟糕的是他聽信讒言，真假不分，把真的虞美人一刀給斬了，卻要與行者所變的假“虞美人”纏綿繾綣。他“不愛江山愛美人”，先前與劉邦爭霸的銳氣和勇氣都被丟到爪哇國去了。(自然，這又使我們聯想起明清之交時期那位“沖冠一怒為紅顏”而不惜以身事敵的將軍。)在“古人世界”里，西晉富室石崇的姬妾綠珠，照樣“鎮日請賓宴客，飲酒吟詩，”又造“百尺樓臺”，其豪奢放蕩未嘗有絲豪收斂。而那位被史家所艷稱的“傾國傾城”、冰清玉潔的西施，不過是一個夤緣投機，“有兩個丈夫”的村俗女子。高僧玄奘則有“多用心” (怕長怕短)、“文字禪” (講經說偈) 的毛病，顯得昏庸陳腐。這些就是歷史上所謂的“英雄”、“名士”、“淑女”、“高僧”的本色。在《西游補》的作者看來他們對于推動歷史的發展沒有絲毫的作用，反過來他們可能成為歷史的絆腳石，陰礙歷史的進程。

“西游補”諷刺的另一層面，是對科舉制度和墮落士林的挖苦與嘲弄。我們知道，自唐太宗開科取士，便使“天下英雄，盡入彀中”，此后遞相沿習，科舉取士一直是封建統治者搜羅人才的一條主要途徑。特別是到了明清兩代，科舉制度發展得更加堅固嚴密，考試的范圍越來越窄，士子們只能在“八股文”式里，對朱熹的“理學”進行闡釋，即解釋衍發先儒們的箴言學識，做“理學”的應聲蟲，絲毫不能滲入自己的觀點和思想。這種科舉取士方式，，嚴重壓抑了個人的創造性和新思想，壓制亦寂滅了時代的生氣。因此，顧炎武痛斥科舉取士為天下“三害”之一，認為科舉的危害“其小者是以蠹政害民，而其大者，至于立黨傾頃，取人生太阿之柄而顛倒之。”有見于此，大聲疾呼要“廢天下之生員”(《顧亭林詩文集》)。科舉制度扭曲了廣大士人的心靈，變異了他們對生活和人生的態度，于是演出了一出出人間的悲喜劇。在 《西游補》 中，我們看到了這一幕悲喜劇的上演，而攝取的鏡頭，則是在放榜時的一刻：

……初時但有喧鬧之聲，繼之以哭泣之聲，繼之以怒罵之聲。須臾，一簇人兒各自走散： 也有呆坐石上的，也有丟碎鴛鴦瓦硯; 也有首發如篷，被父母師長打趕; 也有開了親身匣，取出玉琴焚之，痛哭一場; 也有撥床頭劍自殺，被一婦子奪住; 也有低頭呆想，把自家廷對文字三回而讀;也有大笑，拍案叫“命，命，命”;也有垂頭吐紅血;也有幾個長者費些買春錢，替一人解悶;也有獨自吟詩，忽然吟一句，把腳亂踢石頭; 也有不許僮仆報榜上無名者; 也有外假氣悶，內露笑容，若曰應得者; 也有真悲真憤，強作喜容笑面……

這無疑又是一幅生動的“士林群丑圖”!作者痛斥他們是一群“無耳無目、無舌無鼻、無手無腳、無心無肺、無骨無筋、無血無氣之人，名曰秀才，百年只用一張紙，蓋棺卻無兩句書”! 做的也全是一些鬻官求爵的 “紗帽文章”! 在科舉取士制度下，人的天然“本性”與“良知”迷失了，“清虛之物”也被化解了，人的本能感覺被僵硬的制度物態替代了，這必然引起人的靈魂精神與自我的萎縮與失落。第四回“一竇開時迷萬鏡，物形現處我形亡”中所表達和呈示的，就是人的這種主觀意態的迷惑。“物現我亡”之后，士人們就會在一紙榜文前丑態百出了。由此我們知道，作者不但意識到科舉取士制度的僵硬與腐朽，更嚴重的是他真切地意識到這種制度對士人靈魂和精神的無形摧殘與磨滅。因為在儒道看來，“氣”是萬物之本，“靈”為不滅之神，而“靈”與“氣”的消失，“童心”與“性靈”的失落，必然導致一代人創造活力的枯竭。《西游補》這種批判貶斥科舉的創作思想，對于后繼的杰出諷刺小說《儒林外史》，自然會產生很深的影響。

如上所述，《西游補》與其說是一部杰出的神魔小說，倒不如說它是一部借神魔寫世情的杰出的社會寫實小說，因為它“人情世故，瑣屑必備”(《續西游補雜記》)，它所觸及的社會現實層面甚至比《西游記》要直接、深刻得多。當我們在為《西游記》主題諸歧義爭論不休時，我們卻不必花更多的精力去闡釋《西游補》的主題意旨，因為它的主題意旨，顯得那樣豁然明朗。盡管《西游補》借“心猿入古”的外衣，創設了“鯖魚世界”、“古人世界”、“未來世界”等顯得撲朔迷離的幻覺意象，但這種幻覺意象遠遠涵蓋不了《西游補》本身所具有的濃厚的現實色彩，現實精神總是要脹破“鯖魚世界”等脆薄的幻影而奔突而出。作者決不僅僅是在為《西游記》的“心猿”迷失之后去作一般的續貂式的演繹和游戲，而是如虛空主人所說的是“悟空不悟空，悟幻不悟幻”，包容著深刻的現實根基。孫悟空也已不僅僅是個開路殺妖的猴王，而是一個具有人世靈性的“斗戰勝佛”。人世間的一切虛偽與不平，他都要掃蕩滌平。

《西游補》值得稱道的還有它的語言風格： 時而痛快淋漓，時而幽誚嘲謔，時而風趣幽默，靈動跳躍，風致盎然。它們在小說中的鑲嵌和運用又是那樣協調和諧。作者的喜怒哀樂，就通過這種語言風格表達出來。第三回行者一群人“鑿天”時所產生的奇詭想象，匪夷所思，簡直如一段精彩的“天問”節錄。限于篇幅，不再摘錄。在藝術描寫上它也有不少獨到之處，在諸《西游》續書中可謂上乘之作，“其造事遣辭，則豐贍多姿，恍忽善幻，奇突之處，時足驚人，間以俳諧，亦常俊絕，殊非同時作手所敢望也”(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這是對《西游補》藝術成就的最好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