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癡人說夢記》小說簡介|劇情介紹|鑒賞

旅生著，三十回，1904年2月至1905年3月《繡像小說》第十九期至五十四期連載。



《癡人說夢記》是晚清第一部結構完整、以改革開放振興中國為主題，以正面理想人物為中心的長篇小說。小說開頭寫興國州愚村鄉民賈守拙因受奸胥需索，憤而送兒子夏希仙進外國神父開的學堂學習洋文，想使外國人做靠山來保護自己; 而只有十幾歲年紀、志氣極高的賈希仙及其同學寧孫謀、魏淡然，卻恥于在教堂受外國人教育養成奴隸性質，決心到上海去求學，甚至自己開個學堂，成就幾個志士，一下子，就抓住了封建社會末期政治窳敗、外國入侵者恃勢橫行的本質矛盾和新舊文化沖突的時代脈搏。其后，隨著主人公的足跡，小說寫到了揚州 “還要巴結官場，動不動勒捐硬派，受氣不過”的鹽商 (第三回)，鎮江旗營里吃糧，一無所事，驕惰成性倚勢訛詐的旗丁 (第五回)，香港以鴉片栽贓勒索旅客的英國人(第六回)，廣東以一首小詞株連新黨卻又不相信炸藥威力的制臺 (第七回)，駐日使館誆諞謀害青年志士的欽差 (第八回)，廣州以通關節騙人錢財的“撞木鐘”的騙子(第十回)，江漢關挪用國庫銀又硬向銀行“借債”的道臺 (第十一回)，鐵路上胡作非為的外國查票人和寒酸之極的中國總辦 (第十二回)，朝廷里以為 “立憲”是 “在時憲書上得來的”，卻一味反對改革的禮部尚書 (第十二回)，各地“把行新政的文書雪片的發了下去，其實也不過敷衍搪塞、哄騙朝廷”的督撫司道(第十五回)，等等，都堪稱“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于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并及風俗”的嚴筆峻墨，如一一加以連綴鋪衍，即可廁身“現形記”、“怪現狀”式的作品之林而毫不遜色。但《癡人說夢記》的作者卻不肯蹈人窠臼，他獨具膽識地把對社會現實諸世相的描摹統統作為背景的材料，有機地安置于情節發展的各個環節，各個階段，從對社會的全景透視中，揭示出社會體制之不可救藥和世道人心之必須痛加整治，從而烘托出以改革為己任的正面人物的藝術形象，形成了與同時期幾部大作迥然相異的藝術個性。

在晚清那風云激蕩的時代里，不僅思想家在構想著種種變革現實的方案，實踐家也在實行著種種變革現實的行動。《癡人說夢記》是以現實中的改革者為原型的長篇小說。書中所寫的改革者中，“賈希仙代表了作者的理想，寧孫謀、魏淡然代表了康 (有為) 梁 (啟超)，黎浪天代表了孫中山” (阿英 《晚清小說史》)。小說的最大特點是，對于變革現實的不同方案，盡管有所權衡軒輊，但從振興中國的大前提出發，所有改革者的愛國熱情和獻身精神，都同樣給以真誠的肯定和贊許，作者意態之和平、心胸之寬闊，實為同時期其他作家所不及。

清廷自實行改革以來，雖然實際上執行了戊戌變法中提倡過的一切甚或走得更遠，但在改革的上諭中，仍然竭力繼續從政治上否定康梁，強調“康逆之講新法，乃亂法也，非變法也。”直到光緒三十年五月 (1904年6月)，因了本年十月為慈禧太后七旬萬壽，還降詔宣布“從前獲罪人員，除謀逆立會之康有為、梁啟超、孫文三犯，實屬罪大惡極，無可赦免外，其余戊戌案內各員，均著寬免其既往，予以自新。”也就是說，當作者寫作此書以彰揚康梁之變法時，實際上就是在彰揚仍被清政府視為 “無可赦免”的欽犯，這確是需要極大的政治勇氣的。

再從小說創作的實際看，戊戌變法失敗以后，邱煒萲曾 “欲為政變說部”，康有為聞之喜，作詩以促之，曰：“以君妙筆為寫生，海潮大聲起木鐸。乞放霞光照大千，十日為期速畫諾。”但是，同情變法的邱煒萲并沒有寫成計劃中的小說以喚醒世人。以康梁變法為題材寫成了的小說，倒是兩部充滿敵意的《捉拿康梁二逆演義》和《大馬扁》。前者題“古潤野道人著”，光緒己亥 (1899) 刊，四卷四十回。是書站在封建頑固派的立場，痛詆康梁變法，并搬弄莫可究詰之詭誕之筆法，說康梁本兜羅天虛天洞心月狐虛日鼠二妖星下凡，后謀逆失敗，在洋人保護下幸逃法網，冥冥之中竟惱了如來佛、元始天尊與至圣先師，共商捉拿之法，以示康梁之逆天而行。至于從人品上加以丑化，道其在鄉包攬詞訟，借尸圖詐，就更不足道了。后者為黃小配所作，明治四十二年 (1908) 日本東京三光堂排印本，十六回。此書攻擊康有為，仍偏在個人品德方面，說其秉性無賴，行為荒謬，剽竊他人著作以博虛名，負欠妓債逃遁而丑態百出，甚至在逃日本之后，還色心大作，戲弄雛姬，為人所不齒。二書一先一后分從右左兩極對康有為進行人身攻擊，都不能反映康梁變法的實質，對其作出恰如其分的歷史評價。

相形之下，《癡人說夢記》的作者雖然不贊同康有為梁啟超的變革方略，但并不妨礙他把以康有為梁啟超為原型的寧孫謀、魏淡然放在極重要的位置上，以充滿激情的筆調崇美他們的人格和抱負。寧孫謀早就看準人外國人辦學堂“養成我們奴隸性質，將來為他所用” 的文化侵略本質，認清了 “現在洋貨銷場極廣，商家不早設法，將來是站不住腳的”世界性商戰的嚴峻形勢，痛切地指出：“這 ‘照例辦’三字，誤盡蒼生!現在讀書人中了這三字的病尤深。經書照例讀，八股照例做，鄉會試照例應，沒有一件要用心的。乃至僥幸得了功名，當了大任，萬一合外國人交涉起來，也道是條約照例依，賠款照例出，地皮照例送，豈不坑死人嗎?”清楚地認識到在新的世界大勢下實行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寧孫謀入都會試時，“因為日本打勝了中國，奪去海外一片地方，看看時事不好，做了許多條陳”，魏淡然之父以為： “現在若大若小的官何止數千，沒一個肯做事，并非他們都是沒良心的，只因要做樁公道的事，就礙了那不公道人的地步。”寧孫謀卻不顧這些，要 “臥薪嘗膽”，立志“把這腐敗世界整頓一番”，甚至“備辦著好頭顱，試他阿畢隆刀”。小說寫支持改革的人，也極為正氣，如刑部主事袁秋谷，“本是個忠肝義膽的人，覺得時事日非，自己原也想說幾句話的，看了這條陳，恰同自己的意見不差什么”，就允為代奏;工部侍郎余靜甫之子質庵、厚庵兄弟，深感 “世路上的人盡是昏昏沉沉的，叫他醒又不是，叫他睡又不是，只知顧著一身，不曉得自己也靠著人家過活。譬如大房子倒了，那住在房子里的人，能不壓死嗎?”聞得寧孫謀有志維新，放下“翰苑名流”的架子前往拜訪，并極為鄭重地起草保舉的奏折，“覺如此方對得住孫謀”。小說以為，寧孫謀所辦的新政，“總不過振興商務，開辦路礦，整飭武備，創設學堂幾個大關目，沒一件不是當辦的。”變法在頑固派的反對下失敗了，但小說不以成敗論英雄，逃到日本的寧孫謀道：“我們做的事，那一件不是為國家盡忠謀畫的?如今被讒逃走，豈可就這般無聲無臭，埋沒了一世英名?我想到橫濱先開個報館，把同人一番熱心先替他們表白一番，也叫后世知道我們的冤枉。”這仿佛就是對清廷“罪大惡極，無可赦免”上諭的強烈抗議!

小說并沒有忘記總結維新失敗的歷史教訓。第十六回寫東方仲亮批評寧孫謀“專注在朝廷，卻沒想到百姓一面”，孫謀便以曾主張“士民上書”、“工商發達”、“農學講求”、“叫牧令教養百姓”等為自己辯解，東方仲亮道：



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學堂未曾開辦，人民資格不及，就叫他上書言事，不是揣摩中旨，就是混說是非。中國的工人固然沒有制造本領，聽人指使的商人也沒有合群之力，農夫更一意守舊，牧令看得做官猶如做旅客一般。先生事事求其速成，不在根本上搜求，那能成得大業，外國政治家的精神，恐怕不是如此。先生要能不做官，只在民間辦辦學務，多合幾位同志，一處處開通民智，等到他們百姓足以自立，自然中國不期強而自強。而且還有一說： 替一家做事是私德，替萬姓做事才是公德。先生你錯了念頭，徒然枉送了自己的身體，并且害死了許多好人，這不可惜嗎?



在1904年的歷史近距離，就以如此明晰的語言揭示了維新失敗的原因在于“專注在朝廷，卻沒想到百姓” 以及忽略了 “開通民智”這一根本，確是令人動膽驚心之論。

以孫中山式的海外革命家為原型的黎浪夫，遲至第十六回方始登場，且所用筆墨也較少，但小說通過寫他的外貌：“嘴邊須眉如戟，神氣生得甚是嚴毅”，寫他的經歷和志向：“落魄外國，經過許多驚風駭浪，聽得近日外人議論，我們這華人都沒立腳地位哩，因此打定一個主意，一定要興起中國”，同樣表達了對于黎浪夫式的革命者的敬慕之意。小說所以不贊成他的過激手段，實與當時的社會心理有關。1903年6月間，《中外日報》與《蘇報》曾就革命與維新之難易展開了一場論戰。《中外日報》刊出《革命駁議》一文，謂：“今請以一言蔽之：就今日之政府及大局而論，吾黨言維新，諸君言革命，均幾于無可希望。然使天眷中國，圣主當陽，內修政治，外聯邦交，中國猶有可為也。若革命之說一起，則舉足之頃，已即釀亂，已即必敗，而內訌未已，外侮踵至，中國即非復我有矣。”小說擔憂因社會的動亂，導致“大家想做皇帝，你爭我奪，弄到后來被外國人看出破綻，漁翁得利，也未可知，” 即與此種見解近似。《蘇報》刊出《駁〈革命駁義〉》，認為：“革命之舉，雖事體重大，然誠得數千萬錚錚之民黨，遍置中外，而有一聰明睿知之大人，率而用之，攘臂一呼，四海響應，推倒政府，驅除異族; 及大功告成，天下已定，而后實行其共和主義政策，恢復我完全無缺之金甌，則所革者，政治之命也，而社會之命，未始不隨之而革也。若夫維新，則必以立憲為始基，立憲則必以人人能守自治之法律，人人能有擔任憲政之資格，然后得以公布憲法，為舉國所同認; 今以數千年遺下懦弱疲玩之社會性質，俯首屏息于專制政體之下，一旦欲其勃焉而興，胥人人而革之，以進于光明偉大立憲國之國民，吾恐遲之十年數十年后，自不能睹致于萬一，而中國之亡，已亟不能待。”就當時形勢和力量對比而言，維新也好，革命也好，都困難重重，“幾于無可希望” ( 《蘇報》把革命說得非常容易，其實心底未始不知其難)，但向往民主富強的人們，又不甘于泯滅理想的憧憬，于是，以賈希仙為代表的烏托邦就被創造出來了。

歷史演進的不平衡，往往使得在彼一時地為 “現實”的事情，在此一時地卻還屬于“夢想”。所謂癡人之夢，無非就是重走西方殖民者開發新大陸的老路，到海外去推行資本主義文明制度而已。在晚清小說中，寫于1902年的《殖民偉漬》就寫了一位英國的有志青年維廉濱，因不滿政府的專制腐敗，決心以哥倫布為榜樣，帶人去美洲開墾，另造一個新國。《癡人說夢記》的賈希仙，就是中國化了的維廉濱。賈希仙出身下層，歷盡磨難，曾進過學堂成就學問以救國，率領會黨起事以據廣東獨立，逃生海外圖謀再舉，但種種嘗試都失敗了。一個偶然的機會，賈希仙飄泊到“科侖坡探地美洲的時節一個失眼”漏掉的仙人島，由于從不與世界交通，島民性質純良，不曉得爭奪欺騙之事，物產自給自足，從無錢幣交換，是一個比中國更為落后的地方，然而也是世間剩下的 “一片干凈土”。賈希仙鑒于國內之萬萬不能成事，取仙人島以為基地，居然獲得了輝煌的成功。阿英以為此書 “最大的缺點，是作者不能完全寫實，夾入了很多的理想成分，遂使這部作品既非寫實，又非理想，而陷入失敗。” 自然，在世界勢力范圍已被帝國主義列強瓜分殆盡的二十世紀初，貧弱的中國要走西方殖民者的老路子開拓新疆土，顯然是一場癡人說夢，但在小說所創造的理想境界中，賈希仙對仙人島的殖民開發，憑恃的是西方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 (他在仙人島中發現了一座書樓，里面不僅藏有哥白尼、奈端、培根的著作，還有重學、力學、汽學、醫學、電學、礦物、化學、天文學等書籍)，他們在島中推行的是資產階級的文明制度，“全島的人沒一個不進學堂，沒一個不愛國，真是人人有自由的權利。”賈希仙作為島主，自覺居于公仆地位，熱心代眾人辦事，且設立議院，立出憲法，使島中人民真正成了當家作主的主人。仙人島的事業盡管純屬空想，但在虛幻的描寫中，形象地宣傳了 “君主是公仆，替人民辦事的，凡一國必有國民，國民是一國的主人翁” 的道理，何況作者的本意還時時刻刻關注本國的改革事業呢。

《癡人說夢記》從賈守拙夢見仙人島開篇，到稽老古夢見 “中華大開世界”結束，以夢起，以夢結，可謂開闔有致、巧收幻結。仙人島之典，出徐福奉秦始皇命率三千童男女東海求仙事，寫入作品，可逗發邈遠思古之幽情，而將其同現代人振興中國的夢想融合一體，又泛漾著時代的光華。小說最后一回寫稽老古的夢道：



我夢見坐了一只安平輪駛回中國，到上海登岸，只見上海那些外國字的洋房都換了中國字，那街上站的紅頭巡捕不見了，都是中國的巡警兵。這還不算奇，最奇的是鐵路造得那般的快，據人說中國十八省統通把鐵路造成了，各處可以去得。我記掛的是家鄉，就從上海搭火車前往漢口，上了火車不見一個洋人，我又覺得詫異，私下問人道：“從前我在漢口見車站上有洋人不少，如今怎么不見了呢?”一個拿旗子的答道：“原來你是從外國來的，不知道本國如今大好了，各處設了專門學堂，造就出無數人材，輪船駕駛、鐵路工程，都是中國人管理。況且從前是借人家款子辦的，如今債都還清了，統歸自辦。搭客價是劃一的，上落都有人照料，不比從前那般雜亂了。”



稽老古身在仙人島，卻仍然心系中國的未來，可見作者的本意，并不是欲以仙人島為避世的桃源，毋寧說是入世的改造舊世界的演習更為恰當。

對為實現振興中國美好夢想而奮斗的英雄人物，小說按維新、革命與殖民三線來寫，有真有幻，有分有合，有主有賓。從真幻講，寧孫謀的維新、黎浪夫的革命，是寫實的，賈希仙的海外殖民，則是幻想的。但小說中的寧孫謀、魏淡然、黎浪夫，并不就是現實中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的翻版，他們身上也揉進了大量虛構的理想的成分，使之比其生活中的原型更高、更美; 小說中的賈希仙，雖然是虛幻的，但有關海外開發、海外強民的描寫，由于借用了西方歷史的影子，因而同樣能喚起讀者的真實感。從分合來講，開頭寫賈希仙與寧孫謀、魏淡然同學，志趣相投，目標一致，這是合; 而后寫三人在鎮江無意走散，寧、魏二人至瓜洲，因救了慕隱，被陳家雙招為婿，而賈希仙則只身走上海、赴廣東，以至三人在人生道路上分道揚鑣，這是分。賈希仙在肇慶學堂結識余力夫三人，因題新詞被官府所執，復得東方仲亮等五人相救，逃亡日本。而寧孫謀、魏淡然入都會試，恰與余力夫三人同舟北上，賈希仙的朋友，即變而為寧孫謀的朋友。及寧孫謀因改革失敗逃到日本，又與賈希仙的另一批朋友東方仲亮邂逅相遇，成了新的朋友。則賈希仙雖未與寧孫謀重逢，而兩條線卻再次相交。又黎浪夫與賈希仙本為同道，后賈希仙改弦易轍，黎浪夫憤然出走，這是從合到分; 而東方仲亮在上海巧遇黎浪夫，黎浪夫以 “道不同不相為謀”拒之，東方仲亮說：“我們志向一般，只是做的事不同，難道從此就不算朋友么?”二人乃暫居一處，這是分中有合。最后賈希仙在仙人島改革成功，派盧大圜回國訪問家屬，卻見黎浪夫、寧孫謀、魏淡然聚在一起磋商立憲大事，盧大圜因邀諸人同往海外，魏淡然說： “如有意外之變，我們不妨以仙人島為退步”，遂得大家一齊贊同，三線實殊途而同歸。從主賓講，賈希仙是主，寧孫謀是賓，黎浪夫是又賓。小說敘賈希仙事，完全按照事件發生發展的自然進程為序，此為正格; 而對于寧孫謀、魏淡然與賈希仙分手以后的全部經歷，則在第十回以后以整整六回的篇幅采用倒敘手法加以敘寫，此為變格。晚清小說之融入西洋小說之技巧，論者多喜舉吳趼人《九命奇冤》之倒敘為例。按《九命奇冤》 始刊于《新小說》第十二期，時當光緒三十年十月 (1904年11月)，吳趼人將本應在第十六回出現的命案放在開頭來寫，以制造懸念，確有新穎之處，但《癡人說夢記》“頭緒繁、格局變”，以三線分寫而又須時時注意交織融匯似更見匠心。在敘述方式上尤為具備現代審美意趣的是敘述主體巧妙轉換。小說寫寧孫謀、魏淡然之應試、改革，均以純客觀的全知全能的角度加以正面實寫，將改革的必要性、正義性寫得極為酣暢遒勁，氣勢充足，而唯于改革之失敗，卻頓然換了一種筆法，從上海一局外人齊不虛的主觀感受中側面虛寫。齊不虛住在各國商務極繁盛、信息靈通、報館林立的上海，特別愛看“眼前的時務書”，所以對于朝廷的改革，心中歡喜的了不得： 看到廢寺觀為學堂的上諭，道是“化無用為有用”，“圣人明見萬里”; 聞知政報館要改為官報局，又道是“上下通氣，我中國或者還有振興之一日”; “接連就是改圜法，修道路、廣郵政、練小軍、造戰艦這些上諭，一樁樁都被齊不虛看得清切，只當件件可以實行的了。”齊不虛興致因此鼓舞起來，不覺多吃了幾壺酒，又呷了兩瓶荷蘭水，竟因此臥病月余，不能看報，絲毫不知外面的事。等到一位朋友從京里會試落第來訪，聽到齊不虛寬慰的話，便觸動牢騷道： “現在的科名，得了也沒甚意思，你看寧、魏二人那樣了得，鬧到如今，始終犯了個叛逆大罪，雙雙逃到外國去了，徒然害死了許多有用的人才，真正意想不到之事!”齊不虛聽了，猶如一盆冷水從頭澆下，朋友方將黨禍始末三言兩語交代一番，齊不虛不覺長嘆道：“這是國家的氣運，說他則甚!”從齊不虛的主觀體驗的角度來寫改革的失敗，既可避開過程冗長的陳述乃至現實政治上的種種忌諱，也從最貼近的深處表現了改革在普通民眾中獲得的由衷的支持，真可謂獨出機杼。

《癡人說夢記》在情節中還融進了晚清時代最受讀者歡迎的探險和俠情的成分，以增加作品的趣味。賈希仙被大鳥抓住，凌空飛翔多時，跌落海灘，旋為潮頭卷去百余里，終得美國船主救起; 東方仲亮等駕木船逃生，竟被鯨魚吸入口中，用篙亂戳鯨魚上顎，方將船只吐出，趁著潮勢，竟淌到了日本的橫濱，都頗具驚險怪誕的色彩，而毛人島上的毛人憑恃竹排下大海來追人，盡被潮頭卷去，東方仲亮嘆道： “這樣似人非人，似獸非獸的東西，如此愚蠢，偏要害人，始終害了自己，也覺可憐!”這種喟嘆，與時興的“物競天擇”說相應和，寓無限弦外之音。海外強民與探險本為一體，而寫寧孫謀、魏淡然與慕隱、綴紅的婚姻，則是為了突現人物多面的性格。寧孫謀于池中救起慕隱，“事出倉卒，性命只在呼吸”，所以不及避嫌，遂作成了兩對良緣; 而后寧、魏投身改革，已預感會禍生不測，來信要家中早作準備，慕隱、綴紅心領神會，便去把腳放大，又操練武藝以防不虞。及聞改革失敗，寧、魏逃亡，二俠女決心到京都找尋仇人，“定要烈烈轟轟，做他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結果綴紅慘死，慕隱已身入仇人華尚書府，正想下手，突因八國聯軍將到京城，仇人逃去，只得作罷。小說虛構這段故事，除了從英雄美人的角度彰揚寧、魏的改革事業以外，也是對于社會上丑化康梁的流言的回答。

《癡人說夢記》也有相當精彩的心理描寫。第二十二回寫魏淡然在日本辦報、忽接寧孫謀來信，知綴紅慘死，“不由痛苦難言，那眼淚如穿絲的珠子一般，滾滾不絕”，然后筆鋒一轉，寫道：



淡然這日擱了一天的筆，在箱子里翻出綴紅照像，看了便哭，哭了又看，直鬧到半夜，忽然醒悟道：“我這般動了兒女情腸，未免魔障太深了。他自成仁，我自悲感，我不癡于他么?”如此一轉念，覺得一杯冷水灌入心坎里，登時清涼起來，頓止悲情，安然睡著。



第二十一回寫寧孫謀逃往英國，得留學生資助，到新加坡看望父母，店伙言其母眼都要哭瞎了，“孫謀聽了，雄心頓灰，忖道：做了個人，自有家庭之樂，管甚社會國家! 中國人生來是個家族主義，那父母妻子的愛情分外重些，再也舍不得割棄的。我既在外國，就不回來倒也罷了，如今無故思歸，到得這里，還沒見一個親人的面，只聽人家傳說，已經摧動肝腸，慘戚到這步地位，真是天性之親，莫之然而然了。”及至見了母親，其母關心的只是瓜洲親戚的安危，說：“我只盼瓜洲沒事，以外隨他去反亂，也不干我們事”，寧孫謀聽了，慨然不樂，似乎已經忘卻了自己方才的內心的紊亂，忖道：



中國人不明白社會主義，單知道一身一家的安樂，再不然多添幾個親戚朋友，覺得以外的人死活存亡都不干他事似的。意見如此，如何會管到國家的存亡?我幸而先天中中的毒少些，又讀了幾本書，才把這氣質漸漸變化過來。今聽母親如此教訓，倒是中國家庭的總代表，我且婉言諷諫試試看……



以上皆是委曲細膩的心理描寫，但又扣緊主人公以天下為己任的英雄襟懷以及轉移民心、造就真正國民資格的大宗旨，實為神來之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