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女英雄傳》小說簡介|劇情介紹|鑒賞

初名 《金玉緣》，又名 《日下新書》、《正法眼藏五十三參》，最后題名為《兒女英雄傳評話》。文康(燕北閑人)著。四十一回。成書于清道光末以后 (一說成書于道光中)。又名 《俠女奇緣》。據(jù)馬從善序稱，書本五十三回，僅存四十回 (外加“緣起首回”)可讀，其余十三回因殘缺零落而刊削。現(xiàn)存最早版本為光緒四年(1878年)北京聚珍堂活字本。光緒二十四年 (1898年) 始有上海蘇報館鉛印本。



這部小說主要描寫旗人青年公子安驥同俠女何玉鳳和張金鳳的姻緣故事。安驥之父、正黃旗漢人安學海近五十歲中進士，被欽點為河工知縣，因生性耿直，不愿賄賂，為上司河臺所奏參，革職拿問，帶罪賠修。安驥借銀救父，途中被兩騾夫騙至荒山，又落入能仁寺賊僧手中。危急時幸得一直暗中保護他的俠女十三妹所救，十三妹又救出為寺僧所迫害的張金鳳一家，并促成了安驥與張金鳳的婚姻。

安學海脫罪出獄后，即攜子尋訪十三妹報恩。得知十三妹乃友人之女何玉鳳，因父親被大將軍紀獻唐所害，遂偕母避禍，并立志報仇。但此時紀已獲罪被處決。安學海由江湖豪俠鄧九公引導，得以見到十三妹。十三妹見母親病逝，仇人已死，決意出家。安學海曉以倫常大道，并苦心計劃，終于使何玉鳳改變主意，嫁給安驥。安驥得父親教誨及金玉二妻激勵，銳意功名，先后以第六名中舉，一甲三名探花及第，欽派山東觀風整俗使。少年得志，二妻俱有孕，又得長姐兒為妾。以后，安驥“政聲載道，位極人臣”，安學海也“壽登期頤，子貴孫榮”(此系四十回以后情節(jié)，已刊削)。

這是一部在題材和構思上頗具特色而又有重大缺陷的小說。

《兒女英雄傳》在題材上的突出特點，是把傳統(tǒng)的以描寫俠義功業(yè)為主的傳奇題材和以描寫家庭人倫關系為主的世情題材(特別是愛情婚姻題材)結合起來，創(chuàng)造了古代小說題材的新品種——兒女英雄派小說。作者在《緣起首回》的八句提綱語寫道：“俠烈英雄本色，溫柔兒女家風。兩般若說不相同，除非癡人說夢。”“兒女無非天性，英雄不外人情。最憐兒女又英雄，才是人中龍鳳。”說明他對把英雄與兒女兩類題材和兩類人物形象分離和對立起來的傳統(tǒng)觀念和寫法的不滿，這種分離和對立，從本質上反映了封建意識形態(tài)對人性發(fā)展的限制束縛和片面要求。他認為，“有了英雄至性，才成就得兒女心腸;有了兒女真情，才作得出英雄事業(yè)。”可以說，他是古代小說家中第一位從人性即人的心理——倫理本體上揭示出二者的內在聯(lián)系并在創(chuàng)作中加以實踐的人。當然，不但這種說法本身帶有唯心的抽象的色彩，而且由于作者的封建傳統(tǒng)意識過于濃厚，其創(chuàng)作實踐也很難取得預期的成功。作者在小說中一方面改造俠義傳奇題材(以《水滸傳》為代表)的反封建革命內容，另一方面閹割愛情婚姻題材(以《紅樓夢》為代表) 的反禮教叛逆色彩，企圖把這兩類題材都納入封建倫理綱常的軌道，實現(xiàn)融合和統(tǒng)一。這就是所謂“以天道為綱，以人道為紀，以性情為意旨，以兒女英雄為文章”。“其寫英雄也，務摹英雄本色;其寫兒女也，不及兒女之私。本性為情，援情入性。”(觀鑒我齋《兒女英雄傳序》)其主要人物何玉鳳既是風塵俠女，又是封建淑女。作者曾經(jīng)把她豪放不羈的英雄性格寫得頗有生氣，但終于仍要讓她服從“非禮勿動”的閨范教條，連父仇也是由朝廷處置而不需其自報，最后乖乖接受了安老爺給她的前途安排。這就難免表現(xiàn)得“性格失常，言動絕異，矯揉之態(tài)，觸目皆是”了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它表明作者提倡兒女英雄情性結合，只是為了用一種調和的貌似全面實則自相矛盾的封建人性觀補充和完善那種片面的、狹隘的封建人性觀，并無多少進步意義。但無論如何，作者的這種意圖和努力，顯示了古代小說的題材內容從分流向交叉、滲透、融合發(fā)展，風格色調從單一向復合、錯綜、豐富發(fā)展的歷史趨勢。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古代小說向近代小說過渡的一個標志。它對于推動小說藝術的發(fā)展起著積極作用。從清末的寫情小說和民國以來的新派武俠小說，都可以看出 《兒女英雄傳》題材開拓的影響。

“寓反于正”，是《兒女英雄傳》創(chuàng)作構思的總體特征。作者文康出身于世代滿洲貴族，一生經(jīng)歷盛衰升沉，這部小說是有所為而作的。熟知作者家世的馬從善序稱：“先生少席家世余蔭，門第之盛，無有倫比，晚年諸子不肖，家道中落，先時遺物，斥賣略盡。先生塊處一室，筆墨之外無長物，故著此書以自遣。”但文康并不能象曹雪芹那樣，從對家庭身世的反思和對現(xiàn)實的真實描寫中認識與揭露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腐朽，反而閉上眼睛，以虛構的理想生活填補現(xiàn)實的空虛與失落。他“有意寫一個作善而興旺的家庭來反映作者身歷的敗落狀況。”(胡適《兒女英雄傳序》)全書寫安學海父子兩代遭遇，總的來看，是雖有曲折而盡如人意。書中的絕大多數(shù)人物，都忠誠地履行著各自身份所應遵循的封建倫理規(guī)范要求。安學海為官清正廉潔，重義輕祿，甚至以德報怨，心懷寬厚(第39回 “包容量一諾義赒貧”); 安驥事父至孝，品格純良; 門生烏明阿等力行古道，篤敬師誼; 十三妹見義勇為，施恩不受報; 鄧九公豪俠好義，受恩不忘恩; 金玉二女共事一夫，俱稱賢淑; 奴仆 (如華忠) 丫環(huán) (如長姐兒) 都對主人竭盡忠誠……其善果，則是諸人皆獲好報，各得其所。安學海父子尤能屢次逢兇化吉，家庭美滿，功業(yè)成就，享盡榮華富貴 (甚至安驥居然能打破旗人不入鼎甲的成例，成為“本朝破天荒的第一人”探花及第)。作者描寫的就是這樣“一個迂腐的八旗老官僚在那窮愁之中所作的如意夢。”(胡適序)這樣寫，不僅僅是為了求得精神上的自我安慰，所謂“悔其已往之過，而抒其未遂之志”(馬從善序)，而且包含著明確的倫理教化目的。觀鑒我齋序在比較《兒女英雄傳》與《水滸傳》《金瓶梅》《紅樓夢》的構思意圖時曾指出： “與其隱教以不善降殃為背面敷粉，曷若顯教以作善降祥為當頭棒喝乎?”這就是說，作者是企圖通過描寫體現(xiàn)理想倫理秩序的正面形象和美好結局，來批判日趨敗壞的世道人心(包括他的家庭的“諸子不肖”)，以“喚醒癡人”，“維持名教”，挽救走向沒落崩潰的滿清貴族統(tǒng)治，這種思想意圖，嚴重地影響了這部小說的價值。

但是，作者終究是在現(xiàn)實生活的基礎上，出于對現(xiàn)實的認識來虛構他的理想世界的。這樣，他的“寓反于正”的構思就無法回避作品的現(xiàn)實性與理想性之間的內在矛盾。他既不能不面對現(xiàn)實的缺陷和不平，也無法掩飾他對現(xiàn)實的不滿乃至憤懣。這就使這部以正面宣揚儒家綱常理想為宗旨的小說顯示出某種程度的批判鋒芒而能較真實地反映出清代中葉的社會現(xiàn)實。小說表現(xiàn)出，安學海擔任河工知縣被上司陷害，決非個別官員(如河臺談爾音)的品質惡劣所致，乃是由于整個官僚機構的腐化和昏暗。安學海后來解釋他接濟落難的談爾音時說：“那河工上的官兒，自總河以至河兵，那個不是要靠那條河發(fā)財?shù)?單單放我這樣一個不會弄錢的官在里頭。便不遇著那位談大人，別個也自容我不得。長遠下去，慢講到官，只怕連我的性命都有些可慮。”(39回)他脫罪后所以掛冠不仕，不僅僅是為了尋找恩人，也是出于對官場的厭惡：“請問如今那些地方官，又哪個真對得住百姓，作得起個民之父母?”(15回)何玉鳳之所以以一孤女，挺身欲報父仇，是因為紀獻唐權勢熏天，無處訴告。“紀大將軍參一員官，也只當一個臭蟲，那個敢出來辨這冤枉?”“只那屈死的官民，何止六七千人?入己的贓私，何止三四百萬?”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當時的奸邪當?shù)溃魏诎?按：據(jù)馬序，紀實指雍正時權臣年羹堯)。尤其富于諷刺意味的，是作品從安驥一帆風順的科舉與仕途所曲折映射的社會現(xiàn)實。作者表現(xiàn)出，安驥后來功成名就，并不是他刻苦攻讀和努力進取的必然結果，卻是一些偶然的甚至神秘的因素在起作用。安驥文章得父親和老師贊許，卻因不合主考與房官的口味幾乎黜落，完全依靠所謂祖宗神靈陰護和謄寫名次時的偶然事件，才成為第六名舉人; 而后考進士時，則又因為“這次的大總裁，又熟人多了，”便得以高中，又由于殿試時的偶然事件以第八名進入一甲三名。此真是“功保全由命，場中不論文”了。甚至最后他從烏里雅蘇臺參贊改派為山東觀風整俗使，也是父親門生烏明阿暗中斡旋，充滿著機遇與巧合 (第40回)。難怪作者對這一切都要用因果報應來解釋：“若不是他安家一家的德門積慶，和氣致祥，怎的有這般意想不到的天人扶湊?” (同上)這正表明他面對作品的現(xiàn)實性與理想性之間的矛盾時的二難處境。除了借助于神秘的 “天人扶湊”(即 “天人感應”) 說，他是無法讓主人公安驥在現(xiàn)實生活中依靠自己的努力奮斗去實現(xiàn)其理想目標的。所謂“作善降祥”，不過是自欺欺人而已。作者實際上無法掩蓋他對當時的科舉取士、官僚機構乃至整個政治局面的失望和批判態(tài)度。

由此可見，《兒女英雄傳》“寓反于正”的創(chuàng)作構思，包含著相互聯(lián)系而又相互矛盾的兩個方面。即一則借理想描述以彌補現(xiàn)實缺陷，完成教化主題，一則寓現(xiàn)實暴露于理想描述之中，完成批判主題。前者表現(xiàn)作者調和理想與現(xiàn)實矛盾的主觀幻想，后者表現(xiàn)作者正視理想與現(xiàn)實矛盾的客觀態(tài)度，而這正是作品現(xiàn)實主義精神之所在。有人認為 “它揭露當時官場的腐敗，啟晚清遣責小說之先河” (王俊年《文康》載 《明清小說研究》總第七輯)，不是沒有道理的。

《兒女英雄傳》是一部評話形式的長篇小說。作者有意識地繼承學習評話藝人的敘事手法和話語模式，使小說帶有鮮明的通俗化特點;同時又對傳統(tǒng)大膽創(chuàng)新，表現(xiàn)出較高的敘事藝術技巧和語言藝術水平。

《兒女英雄傳》的敘事藝術技巧，突出顯示在對俠義情節(jié) (即十三妹故事)的描述上。悅來客店和能仁寺兩段 (第四回至第七回) 尤以其對傳奇敘事藝術的杰出運用和發(fā)展，長期膾炙人口。前人曾指出：“本書于布局一事極為注意，”“又喜故作險筆，步步引人入勝。”(1935年文藝出版社《本書特點》)這種險筆，既包括驚險情節(jié)(即客觀緊張態(tài))的創(chuàng)造，又包括驚險懸念(即主觀緊張感)的設置，其中視角的調整與限制所造成的敘事效果，最為人所稱道。第三回 “末路窮途幸逢俠女”一段，敘安公子初見十三妹，一萬余字，作者全部采用限制敘事手法，從安公子一邊用筆。十三妹本因得知騾夫密謀特為救安公子而來，但在膽小怕事、孤身一人而又不知底蘊的安公子眼中，卻疑竇叢生。十三妹的形象，便處處帶著安公子的主觀感受色彩，作者先寫安公子正盼騾夫回店時聞蹄聲走近，卻與一女子打一照面，見其坐騎;再寫“重新留神細看”，見其容貌特征，“艷如桃李”而“凜若寒霜”;又寫安公子“不由得再回頭一看”，觀其裝束，覺得“不尷不尬”，引起疑感; 再寫安公子進屋 “巴著簾縫兒望外又看”，又“一連偷瞧了幾次”，見其言談舉止，特別是“呆呆的只向對面安公子這間客房瞅著”的奇異神情，不覺大疑，竟猜作為強盜作眼線看道路的“婊子”，心情更為緊張 于是引出安公子欲關門，女子冷笑; 安公子請人搬碌碡頂門不成，女子反手提碌碡走進安公子屋內; 女子詢問時安編造謊言，及被女子戳破，安大窘、痛哭; 女囑安切勿離店，但女子走后，安反在店主慫恿下隨二騾夫離店等一系列情節(jié)，終于導致落入能仁寺賊僧手中的驚險場面。這一大段限制敘事，一直延續(xù)到安公子認出救命恩人正是店中女子才結束(中間僅兩小節(jié)插敘)。限制敘事手法的運用，使作者得以充分展開環(huán)境的復雜性和人物 (事件主體)心理的復雜性之間的相互關系，并由此造成情節(jié)的曲折緊張。這種緊張來自兩個方面，既來自主體面對復雜環(huán)境的心理異常，特別是因對客觀事態(tài)的錯誤判斷而產(chǎn)生的虛假的緊張感 (安公子對女子的懷疑、戒備)，又來自這種緊張感導致主體行為的錯誤抉擇，環(huán)境的進一步復雜化所形成的矛盾沖突的真正的緊張態(tài)(安公子落入賊寺)，二者相互交叉推進，帶來“步步引人入勝”的敘事效果。我國古代傳奇小說，向以全知敘事為傳統(tǒng)，這是由評話話本的講敘特點所決定的。雖有時也變換角度，采用限制敘事，但一般只限于場景片斷描寫，如“溫酒斬華雄”中從眾人眼中寫關羽，“大鬧野豬林”中從林沖眼中寫魯達等。象《兒女英雄傳》中這種篇幅如此長，描寫如此細致，視角如此保持一貫，對推動情節(jié)發(fā)展和刻劃人物性格心理起著如此多重作用的限制敘事手法，實乃文康所首創(chuàng)。它反映了古代傳奇小說從主要描寫集體行義(聚義)轉到個人俠義行為，主體與環(huán)境 (主要是格斗環(huán)境) 的對立更加尖銳，行動的詭秘性和武功性更加突出等新特點對敘事藝術提出的新要求。由于這種詭秘性和武功性通過作品中特定人物的主觀感受來顯示，更能加強效果，因而推動了作家有意識地調整和限制視角，采用新的敘事手法。文康就是得風氣之先的人物。在以后的俠義小說如《三俠五義》等，人們很快可以看到他的影響。

善于對社會生活環(huán)境和自然環(huán)境進行具體描寫，以烘托情節(jié)與人物，也是《兒女英雄傳》敘事藝術的一個特點。如安公子來到荏平落店，作者對悅來客店的內外環(huán)境作了具體描述，特別是安公子正在默神背書以對付前后房的 “淺斟低唱”、“呼么喝六” 時，一個賣水煙的、兩個賣唱的前來吵擾，弄得安公子“又是著急，又是生氣，又是害臊，又是傷心”，這一段生活細節(jié)雖與主要情節(jié)并無關系，但由此展示了一幅生動的民俗民情圖畫，也表現(xiàn)了安驥不更世事，窮于應付的書生氣質和貴公子特征，為十三妹到店時的心疑作了情緒上的鋪墊。其寫自然景物以渲染環(huán)境氣氛烘托人物心境者，如十三妹在能仁寺消滅賊僧后：



嗖的一聲，縱上房去，又一縱便上了那座大殿。站在殿脊上四面一望，只見前是高山，后是曠野，左無村落，右無鄉(xiāng)鄰，止那天上一輪冷月，眼前一派寒煙;這地方好不冷靜! 又向廟里一望，四邊寂靜，萬籟無聲，再也望不見個人影兒，說： “端的是都被我殺盡了!”



有所向無敵的自豪，也有失落敵手后的孤寂，情景交融，堪稱好筆，可惜如此精彩者不多。

胡適曾正確地指出：“《兒女英雄傳》是一部評話。它的特別長處在于言語的生動、漂亮，俏皮而有風趣。” ( 《兒女英雄傳序》)

這種言語的生動、漂亮，首先表現(xiàn)在作者狀物寫人傳神達意的高度描摹本領上。作者善于細致地體察各種人物的性格、心理、動態(tài)、情態(tài)、說話口吻，給以精確的傳達和表現(xiàn)，作者運用純凈的北京口語和所吸收的活生生的北京方言語詞，更增強了語言的表現(xiàn)力和吸引力。如描寫安公子中舉后，全家大小的歡騰心情和表現(xiàn)，作品分別不同人物一一細摹，花了五千多字，其忘情之態(tài)各各栩栩如生：



這個當兒，太太早同著兩個媳婦，也趕出當院子來了; 太太手里還拿著根煙袋，老爺見太太趕出來，便湊到太太面前道：“太太你 這小子，他中也罷了，虧他怎么還會中的這樣高：太太你且看這個報單。”太太樂得雙手來接，那雙手卻拿著根煙袋，一個忘了神，便遞給老爺;妙在老爺也樂得忘了，便拿著那根煙袋，指著報單上的字一長一短，念給太太聽。還是張姑娘看見，說：“呀! 怎么公公樂的把個煙袋遞給婆婆了。” 只這一句，她才把公公婆婆說倒了過兒了。何小駔這個當兒，積伶聽見，連忙拉了她一把，悄悄兒的笑道：“你怎么也會樂的連公公婆婆也認不清楚了!”張姑娘才覺得這句話，是說擰了;忍著笑扭過頭去。用小手巾捂著嘴笑，也顧不得來接煙袋，何小姐早連忙上去，把公公手里的煙袋接過來。重新給婆婆裝了袋煙。她不想比張姑娘擰的更擰，點著了照舊遞給公公手里。安老爺?shù)溃?“我可不接了。”她這才大笑。



接著寫安公子、長姐兒、親家老爺，再寫舅太太：



只聽舅太太從西耳房一路嘮叨著就來了。口里只嚷道：“那兒這么巧事，這么件大喜的喜信兒來了，偏偏的我這個當兒要上茅廁，才撒了泡溺，聽見忙的我事也沒完，提上褲子，在那涼水盆里洗了洗手，就跑了來了。我快見見我的姑太太。” 安太太在屋里聽見，笑著嚷道：“這里怎么了?樂大發(fā)了，這兒有人哪!”說著，早見她拿著條布手巾，一頭走，一頭說，一頭擦手，一頭進門。及至進了門，才想起姑老爺在家里呢;不算外，還有個張親家老爺在這里;那樣個暢快爽利人，也就會把那半老徐娘的臉兒臊了個通紅。(第35回)



人們不能不佩服作者運用流暢口語的寫生本領。

其次，這部小說語言的生動漂亮，還表現(xiàn)在作者莊中有諧，幽默風趣的敘述語調中。這也是對傳統(tǒng)評話語言藝術的繼承和發(fā)展。有人把幽默稱作 “中國傳統(tǒng)小說和傳統(tǒng)評話的潤滑劑。”(《明清小說研究》1990年第2期陳午樓文)在緊張情節(jié)敘述和嚴肅故事進展中的幽默成分，有利于活躍氣氛，調節(jié)心理，加強效果，這常常是善于表演的評話藝人取得成功的重要手段。受此影響，我國古代小說中，作為穿插的幽默往往可見。但象《兒女英雄傳》這樣，有意識地把幽默作為敘述語調的構成要素，使之成為小說語言風格的一個重要特征，卻為數(shù)甚少。

《兒女英雄傳》幽默風趣的敘述語調，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以諧寫莊的語式，即用輕松詼諧的語言描述嚴肅緊張的場景，特別是那些帶有肯定性生活內容的場景，用以歌頌英雄，嘲諷邪惡，于活潑俏皮中增加喜劇氣氛。如第六回描寫十三妹的鐵彈功夫：



嗖的一聲，一個鐵彈子正著在左眼上。那東西進了眼睛，敢是不要站住，一直的奔了后腦子的腦瓜骨。“咯”的一聲，這才站住了。那兇僧雖然兒橫，他也是個肉人，這肉人的眼珠子上，要著上了這一件東西，大概比揉進一顆沙子去厲害。只疼得他哎喲的一聲，咕咚往后便倒，璜啷啷手里的刀子也扔了。



又如第27回寫何玉鳳出嫁前的心情;



……越想心上越煩悶起來。可煞作怪，不知怎的往日這兩道眉毛一擰，就鎖在一塊兒了。此刻只管要往中間兒擰，那兩個眉梢兒，它自己會往兩邊兒展;往日那臉一沉，就繃住了，此刻只管往下爪搭，那兩個爪搭，它自己會往上逗。不禁不由，就是滿臉的笑容兒……



可以三言兩語嚴肅敘述的事體，卻被作者俏皮地繪形繪色地寫了一大通，自然顯得別有風味。

二是以諧諷莊的用筆，即用喜劇性的情境片斷對嚴肅正經(jīng)的人物進行反嘲，表明作者在充分肯定其倫理規(guī)范性的前提下，對他們某些脫離實際、迂腐呆板之處的委婉批評。這種用筆，在對書卷氣甚濃的安學海和書生氣甚濃的安驥的描寫時常有穿插。如第38回寫安老爺去天齊廟看鳳凰遇到一群婦女時的尷尬情景，先是因仰頭看碑文被一個婦女“往脊梁上一撲，”雙手摟住脖子，踹了一腳泥; 接著又在忙亂中接過一個婦女手中的花，又被婦女圍住看卦簽，把坐墊馬褥子，一切零零碎碎的東西丟了個蹤影全無。“此時肚子里，就讓有天大的道理，海洋的學問，嘴里要想講一個字兒不能了。”相形之下，那位替他撣鞋泥的年輕小媳婦，卻顯得那么坦率、真誠、自然：



只她往下這一蹲，安老爺?shù)X得一股子奇香異氣，又象生麝香味兒，又象松子味兒，一時也辨不出是香，是臊，是甜甘，是哈喇，那氣味一直撲到臉上來。老爺才待要往后退，早被他一只手攀住腳后跟，嘴里還斜銜著煙袋，揚著臉兒說： “你到底撬起點腿兒來的呀!”老爺此時，只急得手尖兒冰冷，心窩里亂跳，說不得話，只說： “豈敢! 豈敢!” 她道： “這又算個什么兒呢，大伙兒都是來取樂兒，沒講究。”



作者敢于讓自己的理想人物在現(xiàn)實生活中出乖受窘，可見他是愛而知其短的。以諧諷莊的筆墨，使這部充滿著封建倫理腐朽思想的小說，有時也洋溢著生動活潑的新鮮的市民文學氣息，是難能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