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日·陳三立
尋常節物已心驚，漸亂春愁不可名。
煮茗焚香數人日，斷笳哀角滿江城。
江湖意緒兼衰病，墻壁公卿問死生。
倦觸屏風夢鄉國，逢迎千里鷓鴣聲。

光緒二十七年(1901)新春伊始，陳三立在寓所度過了遭謫、喪父后移家金陵的第一個人日。舊俗人日或登高、或剪彩，以慶賀新歲，隋陽休之《人日登高侍宴》詩、唐徐延壽《人日剪彩》詩，可作明證。然而，同樣是人日之詠，往往又被歷代詩人借以發泄思鄉懷友情緒，高適的“人日題詩寄草堂，遙憐故人思故鄉”(《人日寄杜二拾遺》)，陸游的“非賢那畏蛇年至，多難卻愁人日陰”(《人日雪》)，即是此類。三立所作，自然屬于后者。

氣候節令，應時風物，本為自然界之客觀現象，也為人們所習見，要說它們有什么喜怒哀樂的感情色彩，全然是詠唱者主觀情緒的顯現。劉勰云：“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文心雕龍·物色篇》)在首聯中，陳三立也是受了“節物”即節令的觸發而“心驚”，而生“春愁”，發出入日的感慨，只是詩人并不刻意描摹客觀具象，也擺脫了常見于人日詩的借殘雪寒梅敘悲情的俗套，而著重在主觀情志的發抒，故直言“驚”與“愁”。如果聯系詩人的不幸際遇，便可發現這直言中有他那難以自持的哀傷之情：丁酉喪母，戊戌革職，已亥染疾，庚子年更是倍逢劫難，京師失陷，“皇上”出逃，父陳寶箴竟不明不白地死去。接連的身心摧折，早使他肝膽欲碎，這一年是兇是吉，尚難預料，驚弓之鳥，實在不敢正視報春的“尋常節物”。詩人不像蘇軾那樣“天涯已慣逢人日”(《庚辰歲人日作》)，他是在客居失親的境況下首逢人日，國難家痛，交雜攪和在一起而“不可名”了。

詩歌一開始就將愁緒推向高峰，使馀句不得不圍繞消愁而展開。在“煮茗焚香”的閑適氣氛中計數時日，反省自我，似可稍稍安撫重創的心靈，但滿城的“斷笳哀角”卻破滅了詩人追求感情平衡的意愿。那撼人心旌的笳角聲暗示出時局不安、兵馬未歇，使詩人不得不放棄求閑，而轉圖有所作為。詩的頸聯，便隨而引出對個人處境的思忖：如今落拓江湖，體衰多病，已與廟堂無緣，空懷一腔報國志。詩人反躬自問，昔日的宦門后代，及第進士，何以弄得困羸不堪，孤倚墻壁，更不知今后的生死榮衰。看來，雖欲圖作為，終還是希望渺茫。最后，這令人愁悶的氣氛，終于使詩人心神皆倦，不知不覺中頭觸到屏風，就端坐著閉上了雙眼入夢去了。在溫馨的夢境里，或許能見到故鄉與親人，得到一點樂趣和安慰吧？然而不然。在夢中迎接他的，竟是亙綿不絕的“鷓鴣聲”。連夢中也是“行不得也”，還有比這更難挨的“人日”嗎？

這首詩是詩人對孤寂而無奈的生活現狀的悲訴，詩中表達的愁情起于初春節物的感觸，以后即不受節序詩舊模式所限，純以主觀意志走筆。在生愁與消愁的過程中，由內而外，由遠而近，幾經折宕，最終抒情主人公還是被圍困在那狹小逼仄的空間中。詩人無官職無雙親，更無前程可盼，有的只是“春愁”、“衰病”和“鄉夢”，詩歌傳出強烈的萬物于我皆空的感受。有國難報，有鄉難歸，有景不敢賞。室內是升騰的水氣，繚繞的香霧；戶外是回蕩的笳角聲，連夢里也只能聽到鷓鴣的呼號。新歲方七日，已覺一派渺茫，這馀下時日又該如何打發，真是一道不可解的人生難題。

詩的基調低沉，感情卻無矯飾，透過哀怨酸楚的詩句，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特定時代里真實的自我，一個活生生的“墻壁公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