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知者明，信為難矣》什么意思|賞析|翻譯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自知者明，信為難矣。如屬文之士，伎巧之徒，皆自謂己長，他人不及。若名工文匠，商略詆訶，蕪詞拙跡，于是乃見。由是言之，人君須得匡諫之臣，舉其愆過。一日萬機，一人聽斷，雖復憂勞，安能盡善?常念魏徵隨事諫正，多中朕失，如明鏡鑒形，美惡必見。”因舉觴賜玄齡等數人勖之。(《求諫》)

【鑒賞】“自知者明”一詞最早見于《老子》三十三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能知道他人、了解他人的是智者。俗語說，知人知面不知心。真正認識一個人是很難的，能做到這一點的，一定是有智慧的人，但是并不算高明。能正確認識自我的才是高明之人。因為人容易受各種私心、欲望、沖動、偏執等的影響，容易遮蔽自我。人們往往不能正視自己的優點與缺點，也不能正確對待別人的評價。聽到贊美自己的話就沾沾自喜、信以為真，被批評時就灰心喪氣或者怨恨對方。這都是沒有自知之明的表現。解剖別人不易，解剖自己更難。所以人們又說“人貴有自知之明”。能清醒認識自己，對待自己，是最明智最難能可貴的。即使能審視自己的優缺點，但要勇于從中走出來，更是難上加難。所謂“自勝”，正是在熟知自己缺點的基礎上勇于克服、不斷超越自我、戰勝自我。所以古代的賢明君主，必時時檢點自己的言行舉止，虛心納諫，以完善自身。

春秋五霸之一的楚莊王，帶兵平定陳國內亂后，殺了反臣夏征舒，便把陳國變成了楚國的一個縣。群臣紛紛祝賀，唯獨出使齊國歸來的申叔時沒有表示。楚莊王很不高興，問其原因。申叔時對曰：“鄙語有之，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徑則有罪矣，奪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征舒為賊弒君，故征兵諸侯，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后何以令于天下!是以不賀。”(《史記·陳杞世家》)楚莊王不愧是明主，聽取了申叔時的意見后，下令恢復陳國。據說，孔子讀史至此，慨嘆地說：“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非申叔時之忠，弗能建其義;非楚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也。”(《孔子家語》卷二《好生》)楚莊王有“自知之明”，能夠直面自己的錯誤并勇于改正，實現了“自勝”的崇高境界。

唐太宗接受道家思想，直言做到自知之明的困難，也坦承在執政過程中必有所失，不能盡善盡美。正因為此，他認識到，君主是非常需要如魏徵這樣的諍臣，來不斷提醒自己的錯誤和過失。《貞觀政要》里，唐太宗倡導進諫的記述比比皆是。貞觀初年，唐太宗就提出：“人欲自照，必須明鏡;主欲知過，必藉忠臣……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須極言規諫。”(《求諫》)唐太宗不斷以各種方式倡導、引導、誘導群臣獻策進言，對進諫有功之人，往往給予加官晉爵及其他賞賜等，以資鼓勵。魏徵所諫《十思疏》，太宗看了之后，親寫詔書回復，誠懇承認錯誤，并說要將諫疏擺放在幾案上，時時警醒自己。接受進諫不易，能改正錯誤更不易。唐太宗一旦知錯，絕不文過飾非，不但褒獎進諫者，而且虛心接受，力求改進。在唐太宗的倡導和鼓勵下，貞觀時期諫臣盈廷，先后向太宗進諫見于記載的不下30人。除最突出的魏徵“所諫前后二百余事”，凡數十萬言外，劉洎、岑文本、馬周等也多能面折廷爭，提出不少中肯的意見和批評。正是滿朝大臣的敢于諫諍，讓唐太宗時時審視及認清自己，避免和防止了許多錯誤。魏徵死后，唐太宗仍然時時懷念其當年能夠“隨事諫正，多中朕失，如明鏡鑒形，美惡必見”(《求諫》)。唐太宗此話背后的一個理念是：傾聽臣子的諫言，是認清自己優缺點、達到“自知者明”境界的重要途徑。

當代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將人生境界由低到高劃分為四個層次：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是一種遵從本性和習慣生活的最低境界，對生活屬性沒有了解。功利境界區別于自然境界的地方，在于生活于這一境界中的人，對自己的行為非常了解。但這種了解，僅限于通過心中的計劃和自覺的行為謀求自身利益。道德境界是馮友蘭認為較高的一種人生境界。處于這一境界的人，心目中有社會整體，意識到道德的意義，自覺地為社會的利益做事，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是真正有道德的賢人。天地境界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一種理想性的完美的境界。具有天地境界的人，對于宇宙人生已有完全了解，使人的生活獲得最大意義，使人生具有最高價值。從唐太宗有“自知者明”的認識，以及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來看，實為古代帝王中的有道明君。他為實現天下大治而對自我不斷完善的追求，亦是對人生境界的不斷開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