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汝舟是明代作家徐復祚所作傳奇《紅梨記》中的男主人公。徐復祚在劇中第一出《薈指》中標明此劇創作的主旨是：“也非關朝家事業，也非關市曹瑣屑，打點笑口頻開，此夜只譚風月。”所謂“談風月”即是指搬演才子佳人的故事，劇中主人公趙汝舟也正是這樣一個風流才子的典型。

趙汝舟，字伯疇，山東淄川人。二十二歲即中了本省的解元，文采辭華，遠近聞名。他也十分自信， “視一第如拾芥耳”。于是一心追求理想的婚姻。認為： “自古才子，必擇佳人。” “如小生之風流才調，必得天下第一佳人，方稱合璧。”

出于對佳人的追求，他自山東來到了當時的京師汴梁。他早就聽人們說“男中趙伯疇，女中謝素秋”，標榜他們二人是難得的才子佳人。這句話打動了趙汝舟，一到京師，他就四處打聽，原來謝素秋是教坊的歌妓， “天姿國色，絕代無雙”。于是渴欲一見。他的好友雍丘(今河南杞縣)縣令錢濟之勸他以功名為重， “豈可為鶯儔燕侶三春約，忘卻你鵬路鹍程萬里遙”。他不以為然地說： “不要敗興，不要道學。”恰恰這時謝素秋也慕他之名，差家人平頭送來一詩，約趙汝舟明日相見。趙汝舟讀了詩更為謝素秋的才思所傾倒，作詩相和，明白地表示心意： “但得卷葹心不死，碧云能隔幾重山?”

第二日一早，趙汝舟懷著一顆十分“志誠”的心去東院謝家。左等右等，不見有人。原來前一晚謝素秋去宰相王黼家應承歌舞，王見其美貌，欲行非禮，謝拒絕，便被強行扣留。趙汝舟身為一介百姓，無力去權相府中救人，只得天天去打聽消息。這時正值北宋末年，金兵南侵，擄去了徽、欽二宗，王屈膝投降，并把府內歌姬送給金國的斡離丞相。趙汝舟聽得此事，急忙追上前去，攔住押送的軍官，追問謝素秋的下落。這時咫尺天涯，趙汝舟想見面講一句話都辦不到，眼望著車輛絕塵而去，傷心已極，從今后“怕沒個千翻腸斷，萬遍魂牽”。趙汝舟此時還沒有見過謝素秋的面，這真有些“單相思”的味道;但他態度十分真誠，絲毫沒有把謝素秋當作歌妓來玩狎，而是一心地在追求理想中的婚姻。

趙汝舟以為謝素秋已被送入金國斡離丞相府中，一入侯門深似海，再也無由相見，不得不失望地去雍丘縣投奔他的好友錢濟之。誰知被送入斡離府中的歌姬是冒名的謝素秋，真的謝素秋被王黼府中的花婆所救，此時為避金兵騷亂也逃到了雍丘。趙汝舟不知其中底細，自不免以假為真，空自傷心一番。此為第一次“錯認”。

在雍丘，縣令錢濟之從逃難進城人員的名單中看見了謝素秋與趙汝舟，有心成全他們的婚姻，但又擔心趙汝舟迷戀謝素秋而貽誤功名，于是設了一計，命謝素秋住在縣衙西側花園中，扮作園主王太守之女;同時也讓趙汝舟在園中書房住下。那是一個月光皎潔，花氣襲人的夜晚，趙汝舟思念著謝素秋，心神不寧，正步月園中，忽見花間似平“放出百道毫光，現出一尊嫦娥來”，就像《西廂記》中的張生見到鶯鶯一樣，剎那間便被“風魔”了，心里想道： “就是謝素秋，敢也只好如此。”于是邀請她到書齋一敘。第二日晚，二人便相約幽會了。

不久，戰亂結束，康王即位于建康，是為南宋。朝廷又要開科取士了。這時趙汝舟果然迷戀王太守之女(即謝素秋)，無心應試。其好友錢濟之便與花婆定下一計誑之。花婆假作賣花婆子到西園采花，邂逅趙汝舟，從園中的紅梨花談及其子遇到一女鬼，是王太守的小姐，因相思而死。其子被此女鬼迷住，不到一月，病發身亡。所說的事處處影射著趙汝舟在西園的遭遇。趙汝舟越聽越怕，想到“連宵摟抱鬼裙衩，險些兒性命因她害”，再也不敢在西園住了。獨自情意蕭索，別了雍丘，前往建康赴試。此為趙汝舟“再錯”，錯把真的謝素秋當作了鬼。

三場考畢，趙汝舟果然中了狀元。他對功名本來不熱心，此時更嗟嘆姻緣不就。京中一些人傳言謝素秋沒有被金人掠去，而是寄寓雍丘。趙又碰到謝家平頭，也是這么說。趙雖不相信，但一顆心卻再也平靜不下來。這時朝廷委派他去開封府當僉判，按理說狀元可望選作升遷較快的京官，但趙汝舟卻很高興去開封，因為雍丘是開封府的屬縣，可以方便地打探謝素秋的下落。錢濟之得知趙汝舟中了狀元，一切都如他的安排實現了。不久，趙汝舟到雍丘拜望錢濟之，一到便被請去西園飲酒。趙一聽“西園”二字，頓時變了色，說： “若到西園，小弟酒都吃不自在了。”及至見到謝素秋，更是大呼： “有鬼!有鬼!”此為趙汝舟“三錯”，是第二次錯真作鬼的發展。后經錢濟之、花婆解釋，謝家平頭作證，趙汝舟方始認了謝素秋，二人終于成就了姻緣。

對理想婚姻的積極追求是趙汝舟這一人物的最主要的特點。與《西廂記》中的張君瑞相比，他們有同亦有異。他們都是風流才子，渴慕少艾，不拘禮防，對著俏佳人留下的腳印，二人都有過想入非非的念頭。但是張君瑞之成為風流才子是不很自覺的。在普救寺，偶然地遇上了鶯鶯，這才演出了一場風流韻事。而趙汝舟則不同，他認為才子配佳人是人生最重要的事。追求天下第一佳人，是趙汝舟這一人物在劇中行動的貫穿線。他一聽到人們稱贊謝素秋，便魂牽夢繞地要見她，并因此生出許多磨難。在他人生道路的天平上，功名與姻緣，姻緣的份量顯然要重得多。他曾宣稱： “功名怕不到手，所難得者佳人耳。”甚至斥責求功名為“道學”。他為了尋覓佳人，忘了應試;即使中了狀元，也不以仕途為念，一心一意尋找佳偶。這樣的人生觀與處世態度體現出一種對人的生活欲望的積極的肯定，與宋明時期泛濫的理學背道而馳，是晚明時期隨著城市經濟發展而涌現的新的社會思潮的反映。

《紅梨記》是一出喜劇，趙汝舟這一人物也就帶有一定的喜劇色彩。作者為了追求觀眾“笑口頻開”，設計了三錯的情節，但因為過分看重浮面的喜劇效果，對三錯情節的開挖便顯然不足，因而趙汝舟這一人物形象也就顯得輕浮了些。但是在明代傳奇眾多的才子形象中，趙汝舟對美滿姻緣的主動、積極的追求，以及薄視功名，尊重青樓女子的精神仍然有其特殊的意義，體現了晚明時期在市民思潮影響下對人生的新的認識、新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