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飛在我國是家喻戶曉的民族英雄，明人無名氏(一說為姚茂良撰)傳奇《精忠記》中的岳飛更是一個赤心報國，義膽忠肝的賢能將領，他既勇于與強虜沙場征戰，使金酋聞風喪膽， 又敢于與奸佞做面對面的斗爭，堅強不屈，是一個忠勇耿介的蓋世英雄形象。

面對南渡偏安的局面，岳飛怒發沖冠，一腔怨憤，念念不忘平金中興之大業。岳飛看到“蠻夷猾夏，邊界驚惶，宋室南遷，二帝有蒙塵之恥，舉族北轅，諸臣無靖難之功”，不勝憂慮。即使是在“麗日開晴，和風扇暖”的賞春之時，岳飛亦不為暫時的所謂“國祚雍熙，時和歲稔”所陶醉，而是無時無刻不想著中興統一大計： “居安豈可忘危，寶劍長磨，忠肝義膽誰敵!直待要掃蕩胡塵，方遂我平生豪氣。”一旦朝廷降旨，命岳飛“率百萬之師，決千里之勝”時，岳飛不勝欣慰，以為報國之時終于到來，他一腔豪情： “荷皇朝詔委微臣，敢捐軀答圣恩。怎容蠢爾成邊釁，惟赤膽秉忠貞。”岳飛首先是一個忠臣，爾后才是一位民族英雄、杰出的愛國將領。這是因為在封建時代，忠君和愛國差不多是連在一起的，而歷史上的所謂民族英雄，亦是指歷史上的人物在一定的歷史環境和政治背景下的政治、軍事態度而言。 “精忠”與“報國”是不能割裂開來的，不然就失卻了岳飛形象。如果我們以今天的目光去看待歷史，岳飛無疑近于愚忠，甚至當得上是封建綱常秩序的楷模了。然而，馬克思主義有一條基本的原則： “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 (列寧： 《民族自決權》，見《列寧選集》第二卷512頁)因此，必須將岳飛的“精忠”與“報國”合為一體來看。封建時代君臨天下的皇帝是國家的象征， “忠”與“奸”的對立，也要從這里來分野，盡管皇帝的個人品質和政治傾向有所不同。否則，對岳飛這一藝術形象就很難理解。如他在邊陲大破金兵，連連獲勝之時，因奸相秦檜與金邦曾有密盟，竟施奸計，欺蒙圣上，以十二道金牌催召班師。岳飛回到臨安就被秦檜陰謀下到大理寺獄中。他還親自修書召回駐守在朱仙鎮的二子岳云、張憲，結果父子三人一道盡忠全孝，被秦檜指使萬俟殺害于風波亭上。岳飛痛恨的是奸雄佞臣秦檜、萬俟高之輩，而不是皇帝。在慘遭酷刑之后，岳飛猛然想到： “爭奈我有兩個孩兒，把軍馬扎住朱仙鎮上，他若知我受此冤屈，必然領兵前來報冤，那時難全父子忠孝之名。”為什么前來為父報仇就忠孝兩不全了呢?一則兵臨京師臨安，必被謀反犯上之罪，岳家忠勇功勛，毀于一旦;二則岳云、張憲果若領兵前來，必然造成內亂，金邦這一外患亦必乘勢襲擾，恐怕國家就要面臨更大的災難了。故岳飛不得不滿含悲憤，修書召子。這悲劇性的情節應該說是真實而動人的，岳飛的著眼于大局，置個人家破人亡于不顧，為國家利益而犧牲全家性命的精神是崇高無比的，也是可歌可泣的。岳飛的妻子張氏，女兒銀瓶后來也因完節而自殺身死，同樣以死來昭示了對朝廷的堅貞不渝，對奸臣的寧死不屈。岳飛被陷害身死之前，他的內心似有所醒悟：“埋沒英雄，枉存忠立節，暗損威風，空憶紫泥封，誰諒我孤忠。”但這種醒悟只能停留在一定的限度上，他是永遠不會怨恨皇帝的。

勢傾朝野的奸臣，讒害起忠良來，不僅是搗鬼有術，也的確有效，因為皇帝的偏聽偏信，奸佞的羅織罪狀，往往是一拍即合的，這是構成忠良們悲劇命運的通常邏輯。活著的岳飛在疆場上叱咤風云，威名遠震，但他在君臣關系上卻只能是唯命是從，充其量發一番浩嘆而已。只有在冥間，他才有所感悟，但要復仇雪恥，仍然只能將一腔怨氣傾注于奸臣賊子的頭上。這樣的描寫是符合人物形象的性格的，因此也是真實可信的。

岳飛對班師的旨意曾經踟躕再三。當岳云說到“今統大軍，深入虜境，雖有班師之命，而一旦遽爾回軍，只恐金人乘勢復入，將有不測之變，那時悔之晚矣”時，岳飛嘆曰： “我豈計不及此，朝廷旨意奈何?”這說明岳飛奉旨南下之時內心非常矛盾，即是所謂“心中無限事，天意竟如何!”皇上的意旨就是天意，不僅不能違背，甚且不容遲緩。在河北父老挽留岳飛，請岳家軍乘勝收復失地時，岳飛無可奈何地說： “不是我要回京，是朝廷主意。”待十二道金牌宣詔催逼之時，岳飛對岳云、張憲說： “孩兒，朝廷詔我如此緊急，不免就此班師便了，只是我十年之功，廢于一旦。”岳飛已經想到誤國奸臣從中作梗，故留下二子駐守朱仙鎮，自己先行赴臨安。他其實對奸佞的力量估計不足，甚至還幻想著“博得個衣紫腰金，朝野為卿相”的美好前程。抵瓜州地面時，岳飛順路去看望金山寺住持月明和尚。故人相見，傾心交談。月明和尚覺得岳飛氣色不好，恐有不虞之災。岳飛又稱自己夢見“二犬爭言”，月明和尚釋夢說“必有牢獄之災”，岳飛此時還不以為然：“我有濟世經邦，一點丹心托上蒼。雖有奸邪黨，怎把我精忠謗。勛業世無雙，凈邊疆，裂土封侯，拜受君恩貺，圖象麒麟萬古揚。”這種幻想自在情理之中，忠于朝廷，又建奇功，豈有不受皇上旌表之理?直到由萬俟高出面審問岳飛，用盡酷刑，存心加害之時，岳飛才略有省察，分明是奸臣賊子沆瀣一氣，著意陷害忠良。岳飛長嘆： “父子三人歷戰場，要平金靜掃邊疆，徒勞意攘。我那圣上呵，自壞了金湯保障，冤屈怎當。”很顯然，這里對圣上的埋怨，完全出于對國家的憂慮，非是仇恨之言。岳飛的仇恨只在奸臣賊子身上。這仇恨一旦咬住，做了鬼魂，復仇精神仍不泯滅。使秦檜陰謀敗露，東窗事發的力量雖然來自神靈，但那也是岳家一家人“幽魂不散，怨氣沖天”的結果。幽冥教主地藏王的出現，可以看作是理想化的描寫，同時未嘗不是岳飛英靈的力量顯現，它仍然是岳飛性格的必然發展。地藏王化為瘋僧葉守一，徹底揭露出秦檜夫婦的罪惡，這是作品中最痛快淋漓的筆觸。它使人們感到，岳飛英靈不散，正義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類似描寫，豐富了岳飛形象的性格力量，使這位蓋世英雄的形象更加完整。

岳飛，在古代戲曲小說中多有描寫，而《精忠記》中的岳飛自有其獨特之處。這個形象雖是氣吞山河的蓋世英雄，卻充滿了人情味，這體現了作品極饒民間色彩。在第二出《賞春》中，岳飛唱了一支[醉翁子]：“何須舞柘枝，歌翻金縷靄和氣，一門長幼無虞，莫辭重整金罍，盡醉方歸興有余。”面對大好春光，喚出妻子女兒賞春，以享天倫之樂。若一味寫岳飛的“怒發沖冠”， “壯懷激烈”，人物反顯得沒有人情味。岳飛奉班師之旨時，與天使大人單騎回京，他囑命岳云、張憲回去拜上母親妹子，不要掛念;只身進京罹難之時，岳飛時時牽掛妻子兒女。英雄亦有情，而且非常深切，這樣寫不僅使人物立體化，且也為親手修書召回二子張本，岳飛原是憐子的大丈夫，所以父子三人同歸黃泉，那也是為國家為朝廷著想，實出于無奈。風波亭上“同盡”一出戲，顯得格外悲慘，令人不忍卒讀。日人青木正兒《中國近世戲曲史》稱道此劇說： “曲詞質樸遒勁，以關目情節勝，壯烈悲憤，令人不覺裂眥。”此評用在岳飛這一藝術形象身上，也是十分適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