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癡公子狠使噪脾錢，賢丈人巧賺回頭婿》(見《二刻拍案驚奇》卷二十二)的主人公姚公子是一個浪子回頭的藝術典型。

在封建社會中，封閉穩定的社會經濟結構和強烈的宗法觀念，使人們特別關注財產的繼承權，保持祖傳家業成為后代相當重要的社會責任。這種情況反映到文學創作中，于是產生了一系列“浪子”的藝術形象。元雜劇《東堂老》中的揚州奴、白話短篇小說《張孝基陳留認舅》(《醒世恒言》卷十七)中的過遷，就是這樣的人物。明代中后葉，商品經濟迅速發展，貨幣流通日漸頻繁，社會財富不斷地實行再分配，人們的經濟地位時刻發生變化。許多世家大族衰敗了，商人市民的經濟實力逐步增強。在這樣一個動蕩不安的社會中，很多人在思考怎樣才能守住祖業，維護目前的地位，姚公子的形象給當時的人們提供了一個教訓。

姚公子出身豪門，父親是兵部尚書，丈人上官翁也是顯宦， “家世富饒，積累巨萬。周匝百里之內，田圃池塘，山林川藪，盡是姚氏之業。”姚公子自恃家產殷富，豪奢成習。他以豪杰自居，不事生產， “見別人家算計利息、較量出入，孳孳作家的，便道齷齪小人，不足指數的”。又懶看詩書，不習舉業， “見了文墨之士，便頭紅面熱，手足無措，厭憎不耐煩，遠遠走開”。他仿效孟嘗君廣招門客，整天和市井光棍一起飲酒圍獵，尋歡作樂，花起銀子似流水一般。家中的銀子揮霍盡，他便變賣產業，抵押田地。他也不知田在哪里，好歹貴賤如何，只是簽字畫押。到后來竟嫌麻煩，將賣契刻了印板，隨時填寫。沒有幾年，姚公子將家產蕩盡，最后只得典屋賣妻，自己淪落為乞丐，靠唱《蓮花落》乞討度日。

姚公子這個封建地主階級的逆子形象具有深刻的社會意義。在封建社會后期，地主階級作為一個沒落的階級，腐朽性充分地暴露了出來。少數人還想勵精圖治，維護封建社會的長治久安，但大廈將傾，獨木難支。多數人則失去了社會和家庭的責任心，只顧眼前的享受，沉緬于歌舞酒色之中。明代中后葉，出現了一大批封建地主階級的叛逆者，他們宣稱人生的真樂是“目極世間之色，耳極世間之聲，身極世間之鮮，口極世間之譚”，“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資田地蕩盡矣。然后一身狼狽，朝不謀夕，托缽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盤，往來鄉親，恬不知恥”，也是入世的一大快活(見袁宏道尺牘《龔惟長先生》)。姚公子就是這些“叛逆者”的代表，他的沒落并不是道德的原因，而是由觀念的變化而引起的。姚公子豪爽大方，對下人和百姓都很厚道。他喜歡放馬打豬，有時“踏傷了人家田禾，驚失了人家六畜等事，公子是人心天理，又是慷慨好勝的人”，總是加倍賠償人家，野老村夫招待他吃一頓飯，他心中過意不去，便大把銀子地賞人。“人心天理”是作者對姚公子道德品質的高度評價，他和那些吃喝嫖賭的花花公子有本質的區別。姚公子不事生產，不愛惜錢財，把祖傳家業看得很輕，甚至把被地主階級視作命根子的田地看成無用的泥土。張二翁曾經勸他，說姚公子的父親“早起晏眼，算盤天平、文書簿籍不離于手。別人少他分毫，也要算將出來，變面變孔，費唇費舌。略有些小便宜，即便喜動顏色。如此掙來的家私，非同容易”，但他不愿走祖輩發家的道路，也不愿死守家業，他在詩中道： “千年田土八百翁，何須苦苦較雌雄?古今富貴知誰在?唐宋山河總是空。去時卻似來時易，無他還與有他同。若人笑我之先業，我笑他人在夢中。”他認為人生變幻莫測，榮華富貴都是過眼煙云，應該抓緊有限的生命，盡量享受生活的樂趣，追求欲望的滿足。這在明代后葉成為一種普遍的思潮。

像姚公子這樣的地主階級“叛逆者”，在當時社會中是找不到出路的。他想靠出賣勞動力為生，卻吃不起苦，就是乞討，也受別人欺侮。在他遭盡生活磨難，嘗夠凍餒憂愁的滋味后，產生了悔改之心。他于是懂得珍惜錢財，想到找一個“生利息的方法兒，或做些本等手業”。他在丈人的資助下，省吃儉用，勤心苦胝，雖不及得富盛之時，卻也不缺衣食， “竟得溫飽而終”。姚公子在生活的道路上轉了一個圈子，但沒有回到原來的出發點，他從原來靠家傳祖業和收取租糧維持生計，寄生性很強的大地主轉變為終日操勞的經營性地主，這是作者給姚公子安排的最好出路。

姚公子的形象比較復雜，讀者很難用簡單的道德觀念去判斷人物的是非善惡。他不事生產，揮霍錢財是錯誤的，但他慷慨大方，樂于施舍的行為卻不能說是壞事，他那種富貴無常，及時行樂的觀念也是似是而非的。在他身上，既有沖破封建禮教和傳統觀念的傾向，又流露出沒落階級悲觀失望的情緒。這樣一個充滿矛盾的人物形象，是明代后期充滿矛盾的復雜社會的產物。小說有些成功的細節描寫，有助于人物性格的刻畫。富有個性化的語言行動，精細入神地表現了人物的獨特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