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君，臺灣作家楊逵一九三二年所創作的短篇小說《送報夫》中的主人公。作品以第一人稱通過臺灣青年楊君(即我)的求職經歷，揭示了臺灣青年在苦難生活的煎熬和團結戰斗中逐步覺醒和成長的過程，含蓄地表達了臺灣人民的心聲：趕快覺醒，共同奮斗，把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苦難深重的臺灣加以改造。

楊君的家原是自耕農，有兩甲的水田和五甲的園田，生活還過得去。可是當他十五歲的時候，日本制糖公司為開辦農場，以低價強行收購土地。他父親不從，竟被活活逼死。從此，生活一落千丈，極端困窘。楊君不得不背井離鄉，被迫從故鄉臺灣流浪到東京求職，以圖出路。

在世界經濟危機籠罩下的東京，楊君求職非常困難。他在東京逗留了一個多月，每天都從早晨跑到晚間，他跑遍東京市的各職業介紹所，從這一區域跑到那一區域，跑得腿硬如棒，也未能找到一份工作。這天，楊君忽然在一家新聞店的櫥窗上看到“征募送報夫”的廣告，他喜不自禁，連忙去應召。招聘的條件非常苛刻，其中有一條是需保證金十元。楊君身邊只有六元。最后，那個穿著漂亮洋裝，頭發也修整得很時髦的老板竟“破例”地收了他六元，但要他加倍地工作。這樣，楊君成了名送報夫，他自以為很幸運，殊不知他已經掉入了那個老板所設的圈套之中。人生的又一個悲劇開始了。

送報夫的生活是艱苦的。楊君住在那簡直不是人住的地方，站不直且不說，而“塌塌米”的席面更是全脫光了，只有臟得漆黑的稻草。小小的房間居然要住二十五個人，擠得“像沙丁魚罐頭”， “三個人蓋一床被頭”，而且跳蚤成群，一側身便從腳上、大腿上、腰上、肚子上、胸口上一齊開始進攻來了。癢得無法忍受。但這一切楊君都得忍受。楊君先是和一個名叫田中的日本青年一起送報。清晨三點左右就出發了，要送二百五十多份報。累得要命。但更要命的是，楊君身無分文，連飯都吃不上。是好心的田中幫助他解決了這一頓早餐。以后又是田中將他自己節省下來的飯錢借給楊君，幫助他解決溫飽。由此，楊君感受到了日本人民的那一種淳樸，那一種善良。這也是他覺醒的一個因素。

楊君聰穎靈巧，只走了兩趟，就差不多記住了二百五十個該送報的地方，這活實在難不倒他。于是，老板就又要他去跑訂戶。第一天，楊君從早到晚跑到了六份，第二天八份，第三天十份，以后總是在七份至十份之間。每次回來，老板總是憤怒地盯著楊君，斥責他成績壞。楊君只得加倍地努力，更辛勤地工作。早上八點出門，中午在路上買個面包啃啃，晚上六點左右才回店，但每天的訂數總上不去。這是因為在指定的區域內，可以訂的人家都訂了，每天找到的大都是新搬來的。縱然楊君使出了渾身解數，又怎能達到老板的要求呢?到了第二十天，老板終于露出了猙獰的面目。他把楊君大大地教訓了一頓，藉口楊君訂戶數量少而把他辭退，還吞食了楊君的保證金。可憐楊君，非但白白為老板苦干了二十多天，而且還貼出了保證金。楊君恨透了那個“募集送報夫”的廣告，恨透了那個日本老板。當然，楊君并不是唯一的一個受騙者。 “被那比釣魚餌的牽引力還強的紙條子釣上的餓苦了的失業者真不知多少呢”。

由田中而老板，楊君看到兩個極端的人： “一面是田中，甚至節省自己的伙食，借給我付飯錢，買足袋。聽到我被趕出來了，連連說 ‘不要緊!不要緊!’把要還給他的錢，推還給我;一面是人面獸心的派報所老板，從原來就因為失業困苦得沒有辦法的我這里把錢搶去了以后，就把我趕了出來，為了肥他自己，把別人殺掉都可以。”這在楊君，還只是一種樸素的認識，而正是這種樸素的認識才是楊君覺醒的開端。

楊君失業了，故鄉臺灣也傳來了更為悲慘的消息：一個弟弟一個妹妹被貧困奪去了生命。貧病交迫的母親也被迫自殺。楊君似乎被逼得走投無路了，但是他牢記著母親的“絕對不可軟弱下去”的遺言，頑強地掙扎下去。家庭的悲劇，個人的困境，使楊君痛恨派報所老板，痛恨日本人。但這并非全體日本人的罪過。這時，楊君通過田中會見了具有階級覺悟的佐藤。佐藤熱切地對楊君說： “日本的工人也反對日本政府壓迫臺灣人，糟蹋臺灣人。使臺灣人吃苦的是那些有特權的人，就像騙了你的保證金之后又把你趕出來的那個派報所老板一樣的人。到臺灣去的日本人，多數就是這一類人。他們不僅對于你們臺灣人如此，就是在日本內地，也是叫我們吃苦頭的人呢!”切身的遭遇和佐藤震聾發聵的話，使楊君幡然猛醒：原來世界上有兩種人：壓迫者和受壓迫者。 “和臺灣人里面有好壞人，日本人里面竟也如此。”因此，被壓迫、被剝削者必須團結起來攜手奮斗。于是，楊君的認識產生了飛躍，一個新的社會意識——客觀存在著的階級和階級對立意識在楊君頭腦中生了根。

小說結尾時，楊君滿懷著信心，從巨船蓬萊丸的甲板上凝視著日本帝國主義占據下的臺灣的春日，決心徹底改造那“表面上雖然美麗肥沃，但只要插進一針，就會看見惡臭的血膿的迸出”的臺灣。楊君真正覺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