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煥之，是葉圣陶一九二八年的長篇小說《倪煥之》中的主人公。

倪煥之出生在一個錢莊“當手”的小康家庭。他父親原希望兒子靠科舉而“發達”起來，科舉廢止后，便為兒子找了一個“優越又穩固”的電報局職業。但那是個醞釀著推翻帝制的大變動年代，在中學堂念書的倪煥之已萌生了一個良好的心愿： “干事情總要干那于多數人有益處的”;懷著這個高遠的理想，他拒絕了父親的希望，他不愿在“嗒、嗒”聲中度過“平平淡淡的一生”。

不久，武昌起義爆發，倪煥之同當時在校的熱血青年一起，積極響應革命并熱忱地投入到斗爭洪流中去。然而，倪煥之雖有高遠的理想和良好的心愿，卻缺乏社會經驗， “他對于一切的改革似乎都有把握，都以為非常簡單，直捷”。當他發現，革命只不過是降下了黃龍旗，剪掉了豬尾巴，除此之外看不見有什么重要的改革，便感到失望了。而剛從南京選了臨時大總統回來的校長竟也認為南京“亂糟糟”，所以勸學生不要進政界軍界，還是去當小學教員。倪煥之覺得自己先前懷抱的希望是何等闊大，而小學教員卻這樣微小!他帶著這種無端的哀愁開始了小學教員的生涯。小學教育的現狀更令倪煥之憂郁與失望： “校舍是一所陰森而破舊的廟宇”，到處糾結著灰塵和蛛網;教材與教育方法又是極端的陳腐，上課便像“和尚道士念經懺”;更使他苦惱的是，學生們并不像他想象的那般愛嬌、活潑、敏慧，有的是奸詐、呆鈍、粗暴，是一伙“討厭的小東西”!轟轟烈烈的辛亥革命并沒有改變現狀，倪煥之因此而頻頻轉校，然而那“不過廟宇換了祠堂”!他迷惘地想： “人間的苦趣，冠冕的處罰，就是教師生活了!什么時候脫離呢?”

正在他彷徨苦悶的時候，他遇見了一個使他感佩的同事。這個同事不只教學生識字，還隨時留心學生的“體格和心性”。這個同事的事跡使倪煥之意識到事在人為，自己青春還在，生命力還豐富，不應該徒然悲傷，一味地沉淪下去。從此，倪煥之將整個身心投入于教育事業上了。這時，從日本留學回來任公立高等小學校長，且懷有改革教育心愿的蔣冰如在得知倪煥之具有獻身教育的思想后便聘請他任級任教員。倪煥之興奮地覺得： “等候在前頭的，是志同道合的伴侶，是稱心滿意的事業，是理想與事實的一致”。

在倪煥之踏上新的人生旅途的時候，中國大地正在孕育著一場新的巨大變革：新文化運動。新的思想、觀念大大地激發了倪煥之變革教育的信念，在蔣冰如的支持下，倪煥之辦起了一所農場，以期通過學生的實踐活動，獲得真切的生活感受和處理事物的實際能力。與此同時，生活又呈示了又一個層面，受到新文化運動熏陶的女師范生金佩璋突然闖入了倪煥之的愛情心域。結婚后，共同商量自編國文教本成為倪煥之伉儷的浪漫蒂克的“閨房之樂”;得著愛情的滋潤，倪煥之以更大的干勁投入他的教育改革之中。

但是，倪煥之的改革受到來自校內外的巨大阻力。家長們以為，讓學生在農場里與莊稼打交道又何必上學校?學生們則度過了興奮期后便對農場也失去了新鮮感;更為嚴重的是，由于農場的地基原是—片無主墳地，具有濃厚封建迷信思想的鄉鎮群眾由此便害怕這會惱怒了死鬼，從此會攪得大家不得安寧。而鄉鎮一霸蔣老虎——蔣士鑣則無賴般地揚言農場地基是他祖輩的地產，以要與學校打官司作為要挾。如果說金佩璋不僅作為一個妻子，而且還作為一個志同道合的同事曾經幫助倪煥之度過一個個教育改革的精神的與實際的難關，那么當金佩璋意識到自己將要擔負起做母親的責任的時候，像傳統的舊式婦女那樣，金佩璋用自己手造的與別人幫造的墻與外界隔絕開來了。這使倪煥之由衷地覺得悲哀。當然這也是無可奈何的，因為在煥之看來， “她賦有女性的傳統性格;環境的激刺與觀感，引起了她自立的意志，服務的興味，這當然十分絢爛，但究竟非由內發，堅牢的程度是很差的;所以僅僅由于生理的變化，就使她放了手，露出本來的面目”。

正當“幻滅的悲涼網住他的心”的時候，五四運動爆發了。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驚醒了倪煥之悲涼的心，在革命高潮中，學生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參與意識深深地感動和教育了倪煥之，他明白了： “真是有志氣的人，就應該把眼光放寬大些。單看見一個學校，一批學生，不濟事，還得睜著眼看社會大眾。怎樣使社會大眾覺醒，與怎樣把學校辦好，把學生教好，同樣是重要的任務。 倪煥之的人生道路開始了一個巨大的轉折：從留意學校一點一滴的教育改革實踐進而關注整個社會與民族的命運;他的身軀雖然在南方的一個鄉鎮，但心靈卻飛馳到北京，加入到學生的隊伍之中。

革命跑得越快，倪煥之與金佩璋精神上的隔膜也就越深。金佩璋除了即將臨產的小寶貝之外，對什么都不感興趣。她甚至淺薄地將倪煥之投身于教育國民的舉動看成是開成人補習班，倪煥之雖然也憐憫她，可是他畢竟覺得“新家庭的幻夢，與實際相差太遠了”!正當此時，倪煥之與來自革命中心北京的老同學王樂山相遇了。王樂山的出現，無疑使蟄居于偏僻鄉鎮的倪煥之大開了眼界，身臨其境般地感受到外面的世界所經歷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尤其是王樂山那雄辯的、理性的、對于新舊價值觀的重新評估，越發使倪煥之感覺到驚醒之后的苦惱：過去對金佩璋的麻木與落伍，他只是因為投入社會后產生的新生的興奮主宰著他，才使他對這感嘆只成為淡淡的，如今他強烈地覺得那家庭活像巢窟。更使他吃驚的是，王樂山竟然認為自己曾傾注了全部心血的新方法教育“不過是隱逸生涯中的一種新鮮玩戲”;如果不改造社會，那么學生們進入社會就會被社會所吞沒。在王樂山“要轉移社會，要改造社會，非得有組織地干不可”的思想的激勵下，突然有一件比教師生涯“更有意義的不可知的東西，他朦朧地憧憬著了”。他毅然地離開鄉鎮、學校、家庭，奔赴到更為廣闊的革命運動的前哨陣地——上海去了。

在上海，倪煥之直接參加了王樂山以及像“蜜司脫殷”那樣的青年學生們的有組織的革命活動。他親身經歷了五卅運動、上海工人武裝起義，他無數次地在學校、街頭發表演講，甚至深入到工人居住區進行活動。激烈的斗爭雖然鍛煉了倪煥之，但是接踵而來的種種跡像使他困惑：在鄉鎮，蔣老虎搖身一變成了革命者，而蔣冰如卻成了土豪劣紳;而更為嚴重的事實終于也出現了：王樂山被他親自迎接進城的“革命軍”亂刀戮死后扔進了江里;蜜司脫殷在監獄里遭到獸性的蹂躪。政治風云的突變使倪煥之失去了承受能力，他投與的熱忱越多，絕望得越徹底，他只能沉湎于酒了;在酒與病的相伴中終于走向了死亡。

葉圣陶在一九七八年重印《倪煥之》的“后記”中說過， “倪煥之是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免不了軟弱和動搖，他有良好的心愿，有不切實際的理想，找不到該走的道路。在那大變動的年代里，他的努力失敗了，希望破滅了，只好承認自己不中用，朦朧地意識到：將來取得成功的自有與我們全然兩樣的人”。葉圣陶這一番話概括了倪煥之形象的基本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