叢維熙的《大墻下的紅玉蘭》是新時期崛起的第一批有影響的優秀中篇小說之一。它從一個獨特的角度，首次撩開了“文化大革命”期間監獄大墻神秘的帷幕，塑造了一個用特殊材料鑄成的共產黨人形象——葛翎。

作家筆下的葛翎，是一個既有光榮的革命歷史，對黨的事業忠心耿耿，又具有敏銳的政治眼光和頑強的斗爭精神，性格剛強的革命老干部。他在抗日戰爭硝煙彌漫的戰壕里入黨，后又擔任土改工作團團長，在鎮壓惡霸地主、同還鄉團斗爭中負過傷。抗美援朝時期，他是志愿軍工程兵某部副團長。戰爭結束后復員到省公安局，先后任預審科長和勞改處長。幾十年一直掌管無產階級專政工具，為鞏固國家政權、保護人民利益作出了貢獻。

然而，歷史的發展多么不可思議。在“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年代里，黑白混淆、人妖顛倒，葛翎這個老公安干部，被作為“走資派”發配到“五七”干校勞動改造。艱苦的勞動，沒有叫他皺過一下眉頭，他總是搶著干最重最苦的活;但卻想方設法擺脫“早請示”、 “晚匯報”那套現代迷信的“宗教儀式”，為此，觸犯了林彪、 “四人幫”導演的大規模的造神運動，而遭到殘酷的迫害。幸虧林彪葬身于溫都爾汗，他才免于被關進監獄。一九七五年，經過近十年農場勞動的葛翎，重又回到勞改處處長的工作崗位上。但復職后不久，在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中，僅僅因為他過去的筆記本上摘錄了一段周總理關于不要把領袖“當成一個孤立的神”的講話，就被靠造反起家的秦副局長打成“一貫仇視毛澤東思想”的“現行反革命”，作為一名既無法律手續又無刑期的特殊“犯人”，押送到勞改農場。一個長期戰斗在公安戰線上的忠誠戰士，瞬息之間成了囚徒，被關進他曾多次視察過的牢房，擺在他面前的是一場更加艱苦、復雜的斗爭。

作家通過一系列富有戲劇性的尖銳的矛盾沖突，著重描寫了葛翎身陷囹圄，卻仍然凜然不屈、寧折不彎的性格，以及堅持真理、勇于斗爭的精神。 “四人幫”的小爪牙、勞改農場政委章龍喜視葛翎為“眼中釘”，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把葛翎編在老犯人馬玉麟的班組里，并以減刑裁決書作為交換條件，唆使馬玉麟對葛翎進行階級報復。原來馬玉麟之父是惡霸地主，土改時被鎮壓，當時葛翎就是那一地區的土改工作團團長。馬玉麟也曾領著地主還鄉團和國民黨頑軍同土改工作團和八路軍交過火，葛翎左腿腕上的傷疤，就是馬玉麟的一顆子彈給留下的。這個血債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剛解放就被抓進監獄，從死緩改無期，從無期改有期。長期的監獄生活，使他懾于無產階級專政的威力，偽裝老實;一旦外力消失，他立刻像蛇蟒一樣露出兇惡的面目，更何況葛翎是他的冤家對頭，而他又有章龍喜撐腰。于是，他勾結了另一個曾由葛翎審理、處置的流氓集團頭子、犯人俞大龍，精心策劃了對葛翎的報復和折磨。

面對種種挑釁和欺侮，葛翎意識到：這是一場不見硝煙的特殊戰爭。“沒有壓倒頑敵的氣勢，還算什么共產黨員!”他以“寧叫扁擔折，不能腰弓曲”的大無畏氣概和鋼鐵般的堅強意志，以自己的行動顯示了共產黨人的意志和品格，壓倒了馬玉麟、俞大龍的囂張氣焰，也贏得了其他犯人的敬重。

作家在塑造葛翎的形象時，還注重表現他作為一個老公安干部特有的基本素質：敏銳、機智，以自己的言行維護黨紀國法。他從邁進牢房的第一秒鐘，憑著長期養成的觀察事物的銳利目光，就感到了馬玉麟的潛在敵意。面對馬玉麟、俞大龍的報復和侮辱，他怒火中燒，幾次想用拳頭懲處他們，但權衡利弊，還是克制了自己。在馬玉麟偷聽了他和高欣的談話，并企圖向章龍喜告密的關鍵時刻，他采用攻心戰術當面制服了馬玉麟。此后，他又估計到這個老惡棍不會停止作惡，便及時從高欣那里轉移了那疊人民群眾在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的照片，使章龍喜的突然搜查撲了空。當高欣攀登著梯子去摘大墻上的白玉蘭花時，葛翎又敏銳地意識到某種潛在的危險，他及時阻止了高欣，并在得到了警衛戰士的默許后，自己帶著腿傷攀梯去摘。凡此種種，都表現了一個老公安戰士的優秀品質和黨性原則。

但是，被囚于鐵窗之中的葛翎，畢竟對于“四人幫”及其爪牙企圖在丙辰清明血腥鎮壓人民群眾悼念周總理的活動缺乏足夠的了解，沒料到他們會肆無忌憚地踐踏法律，以卑鄙無恥的行徑來達到其罪惡的目的。故而，盡管他采摘白玉蘭花扎花圈的舉動得到了警衛戰士的同意，但卻受到章龍喜借刀殺人的暗算。當他攀梯時頭部剛超出警戒線，就被章龍喜下令開槍擊中。他從高梯上跌下，鮮血染紅了緊握在手里的兩枝玉蘭花。這個為革命奮斗了一生的老公安干部，就這樣慘死在“四人幫”的法西斯屠刀下。他的悲劇命運真實、深刻地揭露了“四人幫”逞兇肆虐、殘害人民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