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瑛是張資平一九二四年寫的短篇小說《梅嶺之春》中的主要人物。

保瑛出生時，正值家境中落，父親段翁是個老而窮的前清秀才，從前靠設塾度日的生計，現在由于縣署教育局官僚的壓迫，已經難以為繼，因為無力雇用乳母，便由母親的嫡堂姐妹魏媽從城里抱至五六十里外的山村，收養為魏媽的兒子、當時三歲的泰安的童養媳。當時幾乎誰也不會料想到，這項偶然促成的決定，竟然決定了保瑛的整個生活命運。

由于篤信教育的段翁的懇請，在農村里長滿七歲的保瑛，又曾被接回城里讀完了初等小學，按照父親與婆婆的預先協定，讀完初小的保瑛必須回到山村，正式參與農村女人的日常生活： “褲腳高卷至膝部，赤著雙足，頭頂戴著一塊圍巾，肩上不是擔一把鋤頭就是擔一擔糞水桶?！背青l文化的巨大差距，對經歷過啟蒙教育的保瑛構成了強烈的刺激，學生生活和文化知識，已經成為她無法阻遏的吸引力。由于保瑛執著的求知心，段翁夫婦不得不同意她推遲返回婿家的日期，并隨執教教會學校的遠房吉叔父繼續求學。保瑛有機會進入了一個接受過并且正在從事新派教育者的家庭，一切都比猜測和想象中的要來得新鮮和溫煦。而十六歲的保瑛“像半透明的白玉般的雙頰飽和著鮮美的血”， “鮮紅的有曲線美的唇”也給三十三歲的吉叔父的視網膜留下了深刻的映像。青春少女的美貌，也由此使保瑛成為學校里同學羨妒、笑謔的對象，這對于生性純凈的保瑛說來，不啻是對剛剛萌動的性意識的一種有力撩撥，尖銳地磨礪著她在這方面的敏感，使她不由得對接近她時的吉叔父產生一種奇異的感覺， “就像有一種很重的壓力把她的全身緊壓著，呼吸也很困難，胸骨也像全碎解的”。“有一種怪力——叔父有一種怪力吸著我不肯放松”。

少女的性意識被緩緩釋放出來。保瑛既憂懼來自吉叔父的愛，又期待著事情的發生，透露了人類生命進程中從性意識萌動就出現的靈肉暗伏的秘密。人類的原欲一開始就顯示出強大的力量，它一出現，就對少女的理性構成了有力的侵擾，并給生命播下了動蕩不安的種子。

如果說保瑛的一切舉動在吉叔父眼中只是一種誘惑，這種情況本身即表明了一種對于宗教肉體罪感的反動(要知道吉叔父是個基督教信徒)，那么，保瑛對吉叔父朦朧的愛意，某種意義上則是以對近代文化知識的歆仰為內在基礎的，這種情況，使得此際的保瑛，對于自己注定要返回山村與目不識丁的牧童一起承擔組織家庭的生活命運，深感難以忍受的痛苦。

造物主好像要有意成全他們，也好像要有意作弄他們，那年秋天，吉叔母亡故。因為照看無母之兒阿繡，保瑛再次延宕了返回山村的期限。她以一顆真誠的心作為吉叔父逃避寂寞和人生風暴的港灣，由少女走向了婦人。一個寒月高照的冬夜，吉叔父所在的大學同學懇親會，商議如何處置借捐款籌辦大學之名，替洋校長聚斂，自己也從中漁利的副校長，由于副校長有著與異母妹私通的劣跡，這件事在激起吉叔父義憤的同時，也無形中對他形成了很大的心理壓力。

保瑛所處的年代，正是一個經過近代文明啟蒙、洗禮過的年代，而南方瀕海的開放性地域，又使得保瑛的生活空間成為中國傳統社會結構和文化意識最早發生解體的場所之一。然而傳統文化的超穩態結構，不是一次啟蒙思潮或者異質文化的沖擊就能改變的，整個宗法社會意識和道德禁忌的強大慣性，迫使保瑛他們四面受敵、舉步維艱，懸殊的力量對比，至使吉叔父面對懷孕的保瑛轉入一種懦弱卑怯的沉默之中， “氣量狹小的社會對吉叔父發生了一個重大的問題——名分上和教育上的重大問題。社會說，如果他真有這種不倫的犯罪，不但要把他從教育上趕出去，也要把他從社會上趕出去。族人們——從來嫉妒他的族人們說，若她和他真的有這種不倫的關系，是要依從此地方的習慣。把女的裸體縛在柱上一任族人的鞭撻，最后就用錐鉆刺死她;把男的趕出外地去，終身不許他回原籍”。這里邊的任何一項，都是吉叔父所無力承受得住的。這樣，保瑛面對宗法社會的一次性叛逆，便注定將變為一次性的祭典。這樣，保瑛不僅把遮蔽生命潛流的垂幕戳了個洞眼，還把投射在性愛上的社會文化形態作了公映。在對社會黑暗性的批判和諷諭上，因為對準人性焦點而比起一般的暴露譴責更為生動內在。

不得不返回到山村中去的保瑛，給吉叔父寫信說，他們的相愛是自然的、神圣的，為此她鄙視他的畏怯，但考慮到他們的分離完全是因為受到社會習慣的束縛和禮教的制約，她又不由得轉恨為愛了。她曾以少女真誠的心腸慰藉過生命困頓時的吉叔父，但自己卻無法逃避時時被侵襲的風暴人生，得到的是一無所有的孤寂和徹心傷痛。信中披肝瀝膽的言辭表明了這種心境： “叔父你要知道我們間的戀愛，不算罪惡，對我們間的嬰兒不能盡父母之責才算是罪惡喲!”在性關系中變被動為主動，使保瑛成為角色變換的象征，但這種以性主動來證明自己的性角色地位，以性的反倫常來反抗社會在性關系上的名分和禁忌，對保瑛說來，并沒有能夠取得預期的結果。吉叔父始終只能在沉默中回憶，咀嚼他們相識相愛的日子。而保瑛，則將為小說一開始描寫的那樣，從此在這平和然而荒野的山村里，度完她寂寞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