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擬話本小說蓬勃發展的時期，文人獨立創作了許多各領風騷的短篇小說，在反映社會現實、尤其是市民的文化心態方面，表現出鮮明的特色。見于馮夢龍編纂之《警世通言》第二十三卷的《樂小舍生覓偶》，即是這樣的一篇著名作品。在小說的主人公樂和的身上，集中地表現了晚明文學中充溢著的一股“言情”、 “主情”、 “尊情”的進步思想潮流。

樂和生于臨安的一個名門舊族之家，祖上七輩衣冠，但到了他的父親手里，家道中衰，已淪為只在錢塘門外開個雜貨鋪子以維持生計的城市貧民。他長得眉清目秀，聰明伶俐，自幼寄養在舅父家，并與隔壁鄰居的女兒喜順娘同在館中上學。十二歲時，樂和初通人事， “常想順娘情意，不能割舍”。后回家居住，順娘又處深閨，兩人同在一城，但始終未得相見。三年以后，在清明節游湖時，兩人偶爾在船上相見， “四目不時觀看，相愛之意，彼此盡知”。然而，在眾目睽睽之下，這一對青梅竹馬的少年男女，不能相互傾訴心中的愛慕，只得懷著各自的傷感和惆悵回家而去。

德國文學大師歌德在《少年維特之煩惱》一書中說： “那個青春男子不善鐘情?那個妙齡少女不善懷春?”它是一句至理名言。樂和在離別了順娘以后，為情所牽，“一心憶著順娘”，曾題詩一首，以寄托他對順娘的思念： “嫩蕊嬌香郁未開，不因蜂蝶自生猜。他年若作扁舟侶，日日西湖一醉回。”樂和將此詩題于桃花箋上，仔細折摺，暗藏于身，幾次悄悄來到順娘門首，但一直沒有找到機會和順娘傾訴衷腸。在依依相思之中，樂和去潮王廟祈禱。潮王被他的癡情所感動，于夢中告訴他，未來的姻緣在順娘。樂和央求父母去喜家求親，因為順娘出身名門富室，樂和的父母擔心門不當，戶不對，有可能反受喜家取笑，所以一直沒有答應。但樂和心中的愛情之火一直沒有熄滅，他用紙裱了一個牌位，上寫“親妻喜順娘生位”七字，每日三餐，對著它吃飯，夜里安放枕邊，臨睡前輕輕低喚三聲。鄰居們見樂和生得年輕俊逸，前來議親者甚多。父母幾次都應承了，均遭樂和的堅決反對。他在心中暗立誓愿：一直要等待喜順娘出嫁之后再圖婚配。順娘也癡心地鐘愛著樂和。這一對互相愛戀著的青年男女，愛得深沉，真摯，但在封建思想的桎梏下，未能如璩秀秀和劉素香那樣，勇敢地走上反抗的道路。有人認為，這是小說的思想局限所在。實際上，在愛情和婚姻問題上，如璩秀秀和劉素香那樣大膽和男子“私奔”的，畢竟是少數，并且也會受到傳統道德力量的制約。相反，為數眾多的青年男女反抗封建思想時，較多地采用樂和與順娘式的癡心相守。從這點上來說，樂和與順娘的愛情，十分真實地表現了明代市井社會中的愛情心態，具有更廣泛的思想意義。

錢塘江的八月十八大潮，是臨安的一大景觀。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人，傾家而出，以觀賞這一年一度的天下奇觀。樂和十八歲那年，金國使臣高景山也來臨安觀潮，使已人頭攢動的錢塘江邊更為熱鬧非凡。順娘一早就隨著家人出來觀潮了。樂和得知這一消息后，打扮齊整，早早來到錢塘江口尋找順娘，但一直未能如愿。他隨著擁擠的人流來到“團魚頭”。這是錢塘江的一個險要之處，潮水奔涌而來，浪濤拍打著堤岸，濺起幾丈高的水柱，又呼嘯而去。樂和在人叢中窺見了順娘，十分高興。但他不敢逼近，又舍不得遠離，只是站在不遠處， “覷定順娘目不轉睛”， “恨不得走近前去，雙手摟抱”;順娘也在無意中看到了樂和，因為父母相隨在旁，寸步不離，兩人不得相會敘情。正在他們互相凄惶之際，忽聽耳邊一陣山崩地坼之聲，只見滾滾的大潮掀翻錦幕，沖倒席棚，卷地而來。順娘只因凝視著樂和，未及躲避，跌入波浪之中。樂和一見此情， “眼光緊隨著小娘子下水，腳步自然留不住，撲通的向水一跳，也隨波而滾”。樂和的“下海救人”，是小說的情節高潮。作者在描寫這一場景時，用工筆作了細致的描繪。他先寫樂和的一驚非小，繼寫樂和與“貪著利物”的浮浪子弟們對比，最后寫他和順娘在潮王的相助下， “四只手兒緊緊對面相抱，覺身子或沉或浮，出水面”， “兩個臉對臉，胸對胸，交股疊肩，且是偎抱得緊，分拆不開，叫喚不醒”的模樣，將樂和“生覓偶”的主題表現得淋漓盡致。

小說在描寫樂和“跳海救人”時說： “他那里會水，只是為情所使，不顧性命”。這是小說的“文眼”。尤其是“為情所使”幾字，點出了小說的創作主旨。倘聯系作者在尾詩中反復強調的這個“情”字來看，這一點尤為明顯。其詩云： “少負情癡長更狂，卻將情字感潮王。鐘情若到真深處，生死風波總不妨”。我國的傳統儒學給人的情感發展曾設置了種種限制， “發乎情，止乎禮義”，是其根本的準則。他們雖然也強調“情”，但必須以合乎封建統治階級的“禮義”為指歸。這樣的“情”，只是封建道德規范的變種而已，毫無人的生機勃勃的活力。在明代中、后期，這種傳統的儒學思想被勃興的新的市民階層的思想觀念沖刷得七零八落。當時的思想文化領域蕩溢著一股“言情”、“主情”和“尊情”的思想潮流，如袁黃就說過：“情聯之則琴瑟塤，情走之則千里命駕，情迫之則等一死于鴻毛，指湯火而偕赴”，情“一往而深，無根而固” (《情理論》)，強調“情”是人生的動力，有著巨大的起死回生的力量。況且，當時的一些進步作家，如湯顯祖、馮夢龍和凌濛初等，都把人之“情”和“欲”相連，這和當時封建統治階級所倡導的“存天理，滅人欲”的思想直接對立，體現了進步的、戰斗的意義。我曾在《話本小說史的分期問題》一文中說過：“宋元時期和明代的話本小說‘反封建’思想的精神實質，有著較大的差異。宋元作品將思想的焦點集中在青年男女對愛情的執著追求上。但是，青年男女對愛情執著追求的原動力，換言之，他們愛情的思想基礎在作品中是較少能看到的、而在明代的話本小說中，這一點恰恰表現得相當明顯。”樂和的“��生覓偶”，集中體現了他和順娘生死不渝的愛情的思想基礎，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樂和這一藝術形象的誕生，是歷史發展的產物。他在我國文學畫廊中理應占有重要的一席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