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戈理要求普希金給他一個題材，“只要是純粹俄羅斯的笑話就行”，他就可以“寫出五幕的喜劇”。普希金慷慨地提供了兩個故事。一是彼得堡的小官吏巴維爾·斯維尼納在南方比薩拉比亞省冒充彼得堡的一個大官，只在他做得太過分(竟然接受犯人的請愿)時，才被制止。二是在諾伏戈羅德省的烏斯玖日納城，一個外來人冒充部里的官員，騙走了許多市民的錢。果戈理把這兩個故事糅在一起，并根據他創作的指導思想——“在《欽差大臣》中我決定把當時所知道的俄羅斯的一切丑惡的東西、一切非正義的行為都集中在一起加以嘲笑”——加以“改動”。例如，在兩個故事中，騙子是積極行動的主角;在《欽差大臣》里，赫列斯達科夫變成完全被動的人物，他并不是自己要冒充欽差大臣。而那些貪官污吏和土豪劣紳并不是受騙者，而是欺騙者。劇本描寫他們平時“不守本分”地撈錢，現在又在玩花樣行賄。基本的積極的角色，在故事原型中是騙子，在劇本中是市長。他從第一場起就“爭取主動”，耍盡手段不讓他自己和屬下的罪行暴露出來。這一群官吏成為一個整體、一個官僚世界呈現在觀眾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