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般有上品，讀書未必高

萬般皆有上品

讀書未必就高

是什么材料就做什么用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對人影響至深的名言，是科舉鼎盛時代的產物。魏晉以前，仕途基本上被門閥世族所把持，郡縣推舉“賢良方正”僅是其補充，數量極少;魏晉時將之制度化，實行“九品官人法”，門閥世族勢力大盛，中下層讀書人很難有出路。至隋文帝時，始采取科舉考試發現人才，科舉制度由是創立。唐承隋制，考試科目有秀才、明經、俊士、進士、明法、明算等數種(那時的秀才、進士等還是獨立的考試科目，不是明清時的科舉等級)。科舉出身的官員雖稱“清流”，前程遠大，但數量較少，考取極難。唐玄宗開元年間，明經、進士及第者每年不過百人以下，而流外入仕者每年倒有二千余人。唐末曹州人黃巢，便因屢次應試進士不第，憤而作詠菊詩：“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后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若干年后，黃巾軍和黃盔黃甲果然輝映長安城。如此種種，使后代統治者終于認識到，人才眾多而出路甚窄是危險的，科舉制度遂逐漸健全起來。逮至明清，終于確立了比較完善的科舉制度。秀才、舉人、進士層層遞進，官員基本上都由科舉及第者中選取;而除了下九流如娼、優、皂第及其子孫外，都有參加科舉考試的資格，科舉制度由是鼎盛。

“名利”二字，乃舊時讀書人之大欲。唐宋時除科舉及第一途外，強力人士的推薦亦是入仕之一途，杜甫就曾被嚴武推薦為工部員外郎(科舉及第仍須有力者推薦)。因此讀書人紛紛游說于公卿之門，名之“干謁”。觀李白之《與韓荊州書》及蘇洵之《蘇老泉尺牘》，其中諛詞泉涌者，直令人不忍卒讀。二公皆為高人，尚不免如此，其等而下之者可想而知。科舉鼎盛后，讀書人只需從“讀書”二字入手，由科舉及第入仕，名利二者皆成囊中之物，故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之說。

的確，通過讀書來求取功名利祿，光宗耀祖，封妻蔭子，是一般無高貴血統的小老百姓的唯一期盼和出路。因此，許多人便用感情、棍棒來教化尚不知“人上人”與“人下人”有何區別的小孩去讀書，去走這條其實很狹窄，甚至是獨木橋的不歸路。確實，從童生到秀才、從秀才到舉人、從舉人到進士，還有殿試，層層遞進，人數層層遞減，難度也越來越大。盡管求官者多需官處少的現實注定大部分人是墊背的，但廣大士子依然樂此不疲，真有點奇哉怪也。時異境遷，科舉制度于清末即已廢除，但通過讀書獲取最佳出路仍是老百姓的首選，“唯有讀書高”仍然深入人心。這種偏頗的認識誤區，這種慣性思維，經過“十年浩劫”中“讀書無用論”的沖擊，反而更為熾烈。因此，還讀書功效以本來面目，厘定上下品之真實價值，實屬任重而道遠。

人們說萬般有上品，體現了七十二行行行出狀元的特點。人生需謀取一項職業賴以維生，任何一項職業都有做得好的，擦皮鞋、掃大街都可以出模范。古人說不要強人所難，其實同樣重要的是不要強己所難。基礎、梁柱、檁子、屋瓦，是什么材料就做什么用，關鍵是找準適合自己的位置，用心用力為之，必能有所收獲。人生最大的目標是追求幸福，但什么是幸福卻眾說紛紜。總體講，幸福不是一種標準，而是一種心理感受。這幾年，民間對幸福指數的關注忽然間熱鬧起來，由此得出的結論給人以多方面的啟迪。其實質就是：很多身居高位者其實不一定幸福。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說：“始作俑者，其無后乎!我無后乎!”憤懣之情溢于言表，可見他對生活還是不滿意的。歌星影星是否幸福?一代影后阮玲玉竟因“人言可畏”而自殺，過早地結束其年輕的生命，可見她生活得不一定幸福。甚至一些小有名氣的明星，因其出名而喪失了上街逛商場的自由(還需時時提防狗仔隊)，只能生活在狹小的圈子里，也沒有充分的幸福。

人們說讀書未必高，但是這里說的讀書不是指獲取基本文化素質的書。人生下來是一張白紙，必須通過讀書才能“發蒙”，開啟智慧之門。這個書是非讀不可，非讀好不可的。但“讀書未必高”確實存在，一是讀不想讀的書，二是以死讀書的方式讀死書，最終讀成了書呆子，遭到“讀書死”的命運。至于以讀書作為敲門磚者，以讀書謀取功名利祿者，當然更應該歸于“未必高”的范疇了。還有，縱然讀懂了某一領域的書，在某一領域有卓爾不群的學識，卻苦無伯樂，苦于無人賞識自己，才能不為社會所用;特別是自己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攸關重大的問題，卻無處呼吁，使人倍感痛苦，有時倒不如糊涂一些更好。這幾年，鄭板橋之“難得糊涂”如此行俏，是否與此有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