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扇》中的“違礙”情緒

《桃花扇》一劇從其所描寫的題材，就決定了它必定包含懷念故國的情感。作者并不回避這一點，在試一出《先聲》中通過老贊禮之口說：“昨在太平園中，看一本新出傳奇，名為《桃花扇》，就是明朝末年南京近事。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實事實人，有憑有據。”也即，《桃花扇》雖然以明末復社名士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悲歡離合為主要線索，貫穿全劇，但同時以寫實的筆法描寫了男女主人公生活的特殊歷史背景和社會環境——明末時局動蕩、危機四伏，并正面描寫了南明弘光朝從建立到滅亡的過程，抒發了濃烈的興亡之嘆。劇作情節不少是依據史實，劇中人物也都用的真名實姓。寫這樣的題材，尤其是在清代初年，無論怎么寫，都不能不說是十分敏感的題材。所以，這部劇作的格局和對故國之思的表達方式，和吳偉業的《秣陵春》傳奇大不相同。

再者，以孔尚任的“圣裔”身份和特殊經歷，描寫明代及南明王朝滅亡這樣一個對他內心觸動極大的歷史變故，很難想象他可以避免流露出強烈的情緒——惋惜明朝的滅亡、緬懷故國的逝去，這在新朝肯定是不合時宜的。《桃花扇》中有幾場戲，表現得尤其明顯。

（一）痛惜明朝的滅亡　傷心偏安一隅

概括地說，《桃花扇》里刻畫了四類人物群體：其一是江南的復社文人，其二是魏忠賢的余黨，其三是鎮守江南的武將，其四是南京秦淮河一帶舊院的歌伎和藝人。劇中描寫的這些社會地位不同的人群，實際沒有一個群體有力量擔當起挽救危亡的重任。即使是劇中正義的一方，接續東林黨的那些復社文人，在明王朝危在旦夕時，也只是在那里議論清談，至多譴責一下阮大鋮這類趨炎附勢、只顧私利的人。侯方域等當時享有清譽的文人，在國家危難臨頭時，還頗有閑情逸致，到秦淮河舊院尋花問柳、流連風月，這最為今天的人不解。但是在當時，卻是人們津津樂道的風流佳話。

《桃花扇》花了不少筆墨描寫南明弘光王朝佞臣當朝、執政昏暗，“江南四鎮”為一己私利爭斗、置國家安危于不顧，等等。這些描寫意在強調明朝及南明弘光朝的滅亡，其罪責在朝廷上下的文武臣僚護衛不力。不將明朝的滅亡歸因于“北軍”的進攻及李自成農民軍的造反，這符合孔尚任寫《桃花扇》的宗旨：探討明朝三百年基業毀于一旦的原因，其根本原因自然首先在朝廷內部；再者，這也是孔尚任在清朝初年寫南明興亡史所必須注意的。

《桃花扇》在寫“四鎮”的爭斗時，通過那些武將之口，抨擊當時的朝政混亂。例如第三十一出《草檄》寫侯方域被阮大鋮等人拘捕，蘇昆生向左良玉求救，左良玉說：

（小生氣介）袁、黃二位盟弟，你看朝事如此，可不恨死人也。（外）不特此也。聞得舊妃董氏，跋涉尋來，馬、阮不令收認；另藏私人，豫備采選，要圖椒房之親，豈不可殺。（末）還有一件，崇禎太子，七載儲君，講官大臣，確有證據，今欲付之幽囚。人人共憤，皆思寸磔馬、阮，以謝先帝。（小生大怒介）我輩戮力疆場，只為報效朝廷；不料信用奸黨，殺害正人，日日賣官鬻爵，演舞教歌，一代中興之君，行的總是亡國之政。只有一個史閣部，頗有忠心，被馬、阮內里掣肘，卻也依樣葫蘆。剩俺單身只手，怎去恢復中原。

左良玉等人的這番對話主要指斥馬士英、阮大鋮掌控下的南明政權不分良莠，任用奸黨，鎮壓正直之士。再如：第三十四出《截磯》寫左良玉去南京討伐奸佞，馬、阮聽說后馬上調了黃得功的軍隊在坂磯截殺。置洶洶外敵于不顧，一場內戰爆發在即。此時黃得功亦是滿腔怨怒，他說：

咱家黃得功，表字虎山，一腔忠憤，蓋世威名，要與俺弘光皇帝，收復這萬里山河。可恨兩劉無肘臂之功，一左為腹心之患。今奉江防兵部尚書阮老爺兵牌，調俺駐扎坂磯，堵截左寇，這也不是當耍的。（喚介）家將田雄何在？（副凈）有。（末）速傳大小三軍，聽俺號令。（軍卒排立吶喊介）【山坡羊】（末）硬邦邦敢要君的渠首，亂紛紛不服王的群寇；軟弱弱沒氣色的至尊，鬧喧喧爭門戶的同朝友。只剩咱一營江上守，正防著戰馬北來驟，忽報樓船入浦口。貔貅，飛旌旗控上游，戈矛，傳烽煙截下流。

此段寫黃得功站在自己的角度，自認為英雄蓋世，對朝廷忠心耿耿。怎奈朝廷昏暗，以至于自己有心有力卻無法發揮，只得去打內戰。這類描寫，是孔尚任揭示南明弘光朝滅亡的必然性的重要筆墨，對新朝統治者應是沒有什么沖撞。不過與此同時，《桃花扇》有的場次正面描寫及贊美奮力救亡的英雄史可法，這就表達了強烈的對明朝滅亡的惋惜之情。

例如第三十八出《沉江》，寫史可法帶領三千兵士，孤軍奮戰，堅守揚州，直至最后寡不敵眾，城被攻破，沉江而死。史可法一出場的唱段《錦纏道》，描寫“北兵”殺向揚州那種兇猛殺氣，很是慘烈：

《錦纏道》（外扮史可法，氈笠急上）（回頭望介）望風煙，殺氣重，揚州沸喧；生靈盡席卷，這屠戮皆因我愚忠不轉。兵和將，力竭氣喘，只落了一堆尸軟。俺史可法率三千子弟，死守揚州，那知力盡糧絕，外援不至。北兵今夜攻破北城，俺已滿拚自盡。忽然想起明朝三百年社稷，只靠俺一身撐持，豈可效無益之死，舍孤立之君。故此縋下南城，直奔儀真，幸遇一只報船，渡過江來。（指介）那城闕隱隱，便是南京了；可恨老腿酸軟，不能走動，如何是好。（驚介）呀！何處走來這匹白騾，待俺騎上，沿江跑去便了。（騎騾，折柳作鞭介）跨上白騾韉，空江野路，哭聲動九原。日近長安遠，加鞭，云里指宮殿。

從這段曲詞和說白的描寫可以看到，“北軍”在揚州的殺戮很是兇殘。不過，孔尚任似也注意到要將激憤的情緒表達得緩和些，唱詞中說到清兵在揚州屠戮是因為史可法的“愚忠不轉”，但給人印象更強烈的還是揚州被攻破后滿城的血腥情形。

劇情接下來寫史可法守揚州失敗、逃出揚州城、直至沉江殉國，其間表達的對明朝大勢已去的痛惜十分強烈。本來，史可法逃出揚州后打算趕去南京城“護駕”，路上遇到從南京跑出來的太常寺老贊禮，此時史可法和老贊禮的一番對話以及史可法死前的一段唱詞最充分地表現了這種情緒：

（外）南京光景如何？（副末）你還不知么，皇帝老子逃去兩三日了。目下北兵過江，滿城大亂，城門都關的。（外驚介）呵呀，這等去也無益矣！（大哭介）皇天后土，二祖列宗，怎的半壁江山也不能保住呀。（副末驚介）聽他哭聲，倒像是史閣部。（問介）你是史老爺么？（外）下官便是。你如何認得？（副末）小人是太常寺一個老贊禮，曾在太平門外伺候過老爺的。（外認介）是呀！那日慟哭先帝，便是老兄了。（副末）不敢。請問老爺，為何這般狼狽？（外）今夜揚州失陷，才從城頭縋下來的。（副末）要向那里去？（外）原要南京保駕，不想圣上也走了。（頓足哭介）【普天樂】撇下俺斷篷船，丟下俺無家犬；叫天呼地千百遍，歸無路，進又難前。（登高望介）那滾滾雪浪拍天，流不盡湘累怨。（指介）有了，有了！那便是俺葬身之地。勝黃土，一丈江魚腹寬展。（看身介）俺史可法亡國罪臣，那容得冠裳而去。（摘帽，脫袍、靴介）摘脫下袍靴冠冕。（副末）我看老爺竟像要尋死的模樣。（拉住介）老爺三思，不可短見呀！（外）你看茫茫世界，留著俺史可法何處安放。累死英雄，到此日看江山換主，無可留戀！（跳入江翻滾下介）（副末呆望良久，抱靴、帽、袍服哭叫介）史老爺呀，史老爺呀！好一個盡節忠臣，若不遇著小人，誰知你投江而死呀！（大哭介）

這一段描寫為國盡忠的英雄史可法在窮途末路之際、憤然赴死的過程，是《桃花扇》里表達對明朝覆亡的痛惜和對新朝的決絕態度最為強烈的片段之一。這段史可法憤然沉江、為國殉難的情節，是孔尚任在相關史實的基礎上作了改造和虛構的結果。歷史事實是，明末史可法擔任南京兵部尚書一職，崇禎十七年，崇禎帝煤山自縊、明朝滅亡后，福王在南京被擁立，南明弘光王朝建立。在南明弘光王朝存在的短短一年里，史可法任大學士，后以督師為名鎮守揚州。清多爾袞曾經致書勸其投降，被史可法拒絕。當清軍南下兵臨揚州時，多鐸又先后五次派人送信向史可法勸降，均被拒絕。揚州城被攻破后，史可法自殺未死，被俘虜，最終不屈被殺。

《桃花扇》里將史可法之死改成兵敗后投江自殺，這無疑是出于突出史可法寧死不屈的忠臣形象的考慮，通過“沉江”這一悲壯的情節抒發對明朝的忠貞之情更為直接、更為有力。其中像“皇天后土，二祖列宗，怎的半壁江山也不能保住呀”“撇下俺斷篷船，丟下俺無家犬；叫天呼地千百遍，歸無路，進又難前”等說白及曲詞，抒寫史可法對明王朝的依戀以及對明朝廷無力維護國土完整的痛恨，可謂痛心疾首。尤其是史可法投江前說的最后一句話：“到此日看江山換主，無可留戀！”這不僅表現出對明朝覆亡的極度憤懣，還表現出對新朝的完全排斥。唯其對新朝新主如此強烈的抵觸，才稱得上是一代忠臣烈士。雖然無論什么朝代對忠臣烈士總是持褒揚的態度，而且據說康熙皇帝讀了《桃花扇》劇本后，曾搖頭嘆氣曰，南明真是不可能不亡。可是像史可法這樣的戀彼斥此的決絕態度，對新朝統治者怎么可能全無觸犯呢？

這出戲里的那首著名的《古輪臺》曲詞，是復社文人侯方域、陳貞慧、吳應箕、柳敬亭等人同唱的曲詞。侯方域、陳貞慧等人在史可法投江死后，恰都來到史可法沉江處，大家對著史可法的衣冠沉痛萬分，哭拜了一番后唱道：

《古輪臺》（合）走江邊，滿腔憤恨向誰言，老淚風吹面，孤城一片，望救目穿。使盡殘兵血戰，跳出重圍，故國苦戀，誰知歌罷剩空筵。長江一線，吳頭楚尾路三千，盡歸別姓。雨翻云變，寒濤東卷，萬事付空煙。精魂顯，大招聲逐海天遠。

這是表達對忠臣的歌頌、對烈士的緬懷，更表達了亡國后的絕望情緒。“故國苦戀”“長江一線，吳頭楚尾路三千，盡歸別姓。雨翻云變，寒濤東卷，萬事付空煙”等曲詞，表達出對于大好山河“盡歸別姓”難以接受，新朝的統治者定會覺得不舒服。

（二）憑吊死難的崇禎帝

《桃花扇》里幾次正面描寫明朝遺民祭祀崇禎的場景。例如第三十二出《拜壇》，描寫乙酉年（公元1645年）三月十九日，系崇禎皇帝赴難周年忌辰，南明弘光朝的文臣武將在南京太平門外設壇祭祀。祭祀中老贊禮讀的祝辭中曰：“慟一人之升遐，懲百僚之怠傲，努力廟謨，惴惴憂懼，枕戈飲泣，誓復中原。”隨后史可法有一段《朝天子》曲詞“萬里黃風吹漠沙，何處招魂魄。想翠華，守枯煤山幾枝花，對晚雅，江南一半殘霞。是當年舊家，孤臣哭拜天涯，似村翁歲臘，似村翁歲臘。”在孔尚任列于《桃花扇》劇前的《桃花扇考據》里，有“三月十九日設壇祭祀崇禎帝”一條，也即這出戲描述的內容有歷史事實作為基礎。這出戲除了描述史可法這位忠臣對崇禎帝的真誠、沉痛的祭吊，還以諷刺的筆調描寫了馬士英等佞臣祭祀崇禎時裝模作樣、并非誠心的情態。總體上看，這出戲通過憑吊明亡時赴難的崇禎皇帝，表達了對偏安江南的不甘，以及“誓復中原”的抱負。

再如第四十出《入道》，描寫張瑤星掛冠歸山，住在白云庵。在乙酉年（公元1645年）七月十五日，時值中元節，他發起設壇祭祀崇禎。此時距崇禎死過去了一年多。他說道：“這荒山之上，既可讀書，又可臥游，從此飛升尸解，亦不算懵懂神仙矣。只有崇禎先帝，深恩未報，還是平生一件缺事。今乃乙酉年七月十五日，廣延道眾，大建經壇，要與先帝修齋追薦；恰好南京一個老贊禮，約些村中父老，也來搭醮。不免喚出弟子，趁早鋪設。”劇中描寫的這次七月十五日的祭祀，除了設正壇祭祀崇禎外，還專設了左壇和右壇，分別放置甲申年殉難的文臣和武將的牌位，指名道姓地祭祀甲申殉難的文臣計二十人、武將四人。劇中有兩首曲詞是為祝辭：“《南畫眉序》（外）列仙曹，叩請烈皇下碧霄；舍煤山古樹，解卻宮絳。且享這椒酒松香，莫恨那流賊闖盜。古來誰保千年業，精靈永留山廟。”“《北出隊子》（丑、小生）虔誠祝禱，甲申殉節群僚。絕粒刎頸恨難消，墜井投繯志不撓，此日君臣同醉飽。”《拜壇》和《入道》兩場戲都是直接抒寫對明朝的追念、憑吊，基調很是悲涼。雖然《南畫眉序》曲中有“古來誰保千年業”一類顯示超然態度的話，但在整場戲凝重的氣氛中，這無疑是故作輕松之詞。曲中雖然將崇禎之死、明朝之亡歸罪于“流賊闖盜”，不談“北軍”的攻擊，但是其中抒發的對崇禎的感恩戴德、思念懷想，表達的“恢復中原”的意愿，與新朝統治者的想法定然是格格不入的。

《入道》的下場詩曰：“白骨清灰長艾蕭，桃花扇底送南朝；不因重做興亡夢，兒女濃情何處消。”盡管這下場詩將話題歸結到“兒女情濃”上，似想淡化“興亡夢”的強度。但從全劇看，《桃花扇》確是“借兒女之情，寫興亡之感”，落腳點是“興亡之感”。

《桃花扇》里凡是這樣的場次，孔尚任抒發對明朝覆亡的痛惜及對崇禎的追思并不加掩飾，應是情之所至，不吐不快。最膾炙人口的如續四十出《余韻》中的《哀江南》套曲的最后幾句：“殘山夢最真，舊境丟難掉，不信這輿圖換稿。謅一套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這亦是直言不諱地追思前朝，甚至明確說不相信已江山換主、朝代改換，并宣稱追念明朝的情感至死不渝。無論是《沉江》，還是《拜壇》《入道》，還有劇作結尾《余韻》中的《哀江南》套曲等，可謂極盡渲染之能事，充分發揮了劇作者的文學及戲劇的創作才能，將懷念明朝故國的懷念之情，抒寫到了極致。

前面談到，直抒對明朝覆亡的痛惜，是演繹南明弘光王朝的興亡這個題材很難避免的內容。也即《桃花扇》所表現的強烈的故國之思，在選擇描寫這一題材時就決定了。孔尚任寫《桃花扇》之前，作有《小忽雷》傳奇。《小忽雷》寫唐文宗時琵琶手鄭盈盈和梁厚本的愛情故事，雖然其中男女主人公的悲歡離合也有政治斗爭的背景，但與《桃花扇》大不相同，與吳偉業的《秣陵春》也很不相同。其中沒有表現故國之思和興亡之嘆，哪怕是委婉地表達也沒有。確實，孔尚任寫南明弘光朝的興亡史，抒發故國之思，不是偶然的決定。他寫這一題材的打算很早就有了。在《桃花扇本末》里，孔尚任說到他寫《桃花扇》的原委：“予未仕時，每擬作此傳奇，恐聞見未廣，有乖信史；寤歌之余，僅畫其輪廓，實未飾其藻采也。然獨好夸于密友曰：‘吾有《桃花扇》傳奇，尚秘之枕中。’及索米長安，與僚輩飲，亦往往及之。又十余年，興已闌矣，少司農田綸霞先生來京，每見必握手索覽。予不得已，乃挑燈填詞，以塞其求；凡三易稿而書成，蓋己卯之六月也。”己卯年，即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孔尚任年輕時就深藏心中的一個夙愿，在這年的六月終于完成了。數十年一直在構思的《桃花扇》傳奇，在劇作家年過半百、五十一歲時才寫成問世，這當然是一部經過深思熟慮而后誕生的劇作。

說到底，圍繞孔尚任寫《桃花扇》，最費思量的是兩個問題。其一，孔尚任雖然自幼受到前輩的教育和影響，對明清鼎革懷有特殊的感想，立志編寫反映南明弘光朝興亡歷史的劇作，可是，在清朝立國之初，他就不顧忌這會對新朝有觸犯嗎？其二，對于康熙皇帝給予的特殊恩遇，孔尚任感激萬分，這在他寫于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的《出山異數記》表達得很充分，這與《桃花扇》里抒發的強烈追念明朝的情感，終歸是有矛盾的。每每讀《桃花扇》時，就會想到這兩個問題。對于這兩個問題，也許應該結合起來考慮。孔尚任“圣裔”的身份，自幼受到的教育，形成的情感及觀念，無論人生有怎樣的際遇，都無法從根本上改變。這就決定了《桃花扇》這部傳奇終究要在孔尚任手中誕生。也許正是因為康熙皇帝對他的特殊眷顧，令他認為《桃花扇》中抒寫的對明朝的情感，會被當朝統治者包容。

《桃花扇》在剛問世的那幾年，頻繁上演，孔尚任的《桃花扇本末》里就記載了康熙己卯年（公元1699年）除夜在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李天馥家、康熙庚辰年（公元1700年）四月在李木庵總憲家、康熙丙戌（公元1706年）年在劉兩峰太守家，在清初宰相李霨的寄園等幾次他親自觀看了的《桃花扇》演出，并說那段時間：“長安之演《桃花扇》者，歲無虛日。獨寄園一席，最為繁盛。”在后來的雍正、乾隆朝，《桃花扇》少有演出的記載。黃文旸《曲海目》“國朝傳奇”里，所錄第一個劇目即是吳偉業的《秣陵春》，也錄有《長生殿》，但沒有著錄《桃花扇》。乾隆末年葉堂的《納書楹曲譜》正集中收錄了《桃花扇》中《訪翠》《寄扇》《題畫》三出戲，可知只有這三出戲后來還作為折子戲演出。前述《桃花扇本末》里曾記己卯年除夜李天馥相國家演《桃花扇》時，“唱《題畫》一折，尤得神解也。”可知《題畫》等幾出戲舞臺效果較好。但是，乾隆年間流行的戲曲折子戲選本《綴白裘》沒有選錄一出《桃花扇》的折子戲，而選錄了《長生殿》的許多單折。不少人認為，因為孔尚任是山東人，對昆曲音律欠精通，故而《桃花扇》難以付諸場上演出。的確，這應該是《桃花扇》在戲曲舞臺上銷聲匿跡的原因之一。不過，其描寫的題材和強烈的對前朝的感懷情緒，應該也是一個不能廣泛演出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