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洵·管仲論》唐宋八大家散文名篇鑒賞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攘①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敢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②，桓公薨于亂，五公子爭立③，其禍蔓延，訖簡公④，齊無寧歲。

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⑤；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

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后知放四兇⑥，有仲尼而后知去少正卯⑦。彼桓公何人也？顧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

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桓公處幾年矣，亦知桓公之為人矣乎？桓公聲不絕于耳，色不絕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縶⑧桓公之手足邪？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馀者，仲能悉數而去之邪？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

五伯⑨莫盛于桓、文。文公之才，不過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⑩，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馀威，猶得為諸侯之盟主百馀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桓公之薨也，一敗涂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數子者，皆不足以托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11}不足信也。

吾觀史鰍{12}，以不能進蘧伯玉{13}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后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14}。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后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注】

①攘：排斥。②豎刁：官為寺人，古代宮中供使喚的小臣。易牙：善烹調，烹子為羹以獻桓公。開方：背親以事桓公。③五公子爭立：齊桓公有子十余人，得君位者五人。無詭立三月被殺，繼位的有孝公（10年）、昭公（20年）、懿公（4年）、惠公（10年）。④簡公：齊簡公，公元前484年立，上距齊桓公之死約160年。⑤鮑叔：齊大臣，管仲本齊桓公之仇，因鮑叔力薦而被重用。⑥四兇：堯時渾敦、窮奇、梼杌、饕餮四人。相傳是不服舜管理的四個部落首領，后皆被舜流放。⑦少正卯：春秋時魯人，聚徒講學。傳說孔子任魯司寇，三月即誅少正卯。⑧縶（zhí直）：絆馬的繩子。此處作動詞，是指羈絆、束縛。⑨五伯：五霸。春秋時先后稱霸的五個諸侯，以齊桓、晉文為最。⑩靈公之虐：晉靈公，晉文公的少子。暴虐，在位14年被殺。{11}誕謾：荒誕無稽，瞎說騙人。{12}史鰍（qiū秋）：春秋時衛國大夫。死后不成禮，以尸諫，衛君聞之感悟，退彌子瑕而用蘧伯玉。{13}蘧（qú瞿）伯玉：名瑗，春秋時衛國的勇士。{14}蕭何：漢初丞相。曹參：西漢開過功臣。蕭何死后相位由曹參繼任，一切遵照蕭何原定制度治政，世稱“蕭規曹隨”。

管仲是春秋時期齊國著名的政治家，輔佐齊桓公富國強兵，使其成為春秋第一個霸主。后人對管仲雖有微詞，看法不一，但是總體還是肯定了他的治國輔政功勞。蘇洵這篇文章，卻偏偏語出“妄言”，認為管仲并沒有治理齊國的功勞，卻有亂齊之過，因為他死前未能向桓公推薦能替代他的賢人，以致在他死后豎刁、易牙、開方三人搞亂了政局，造成齊國的大亂。

作者因此抓住管仲死前未能向桓公舉賢自代的重大失誤來展開文章。首段以簡明扼要的語言擺出事實：管仲生前齊國大治，“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后“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突出了管仲生前死后齊國的不同局面，對照鮮明，發人深思，為下文的立論作了鋪墊。而后明確提出自己的觀點：“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再一次強調，管仲無治齊之功，卻有亂齊之過。

在分析管仲的過錯時，蘇洵結合了桓公的為人來分析，剖析犀利，層層深入，特別是：“誅此三人，而其馀者，仲能悉數而去之邪？”語氣斬截，強調了舉賢自代才是根本的辦法，非常有說服力。最后，作者又將筆觸從齊國拓展到晉國，將齊晉兩國進行橫向比較。指出“仲之書”中所記述的管仲臨死前所說的話是“其書誕謾不足信也”，認為是因為鮑叔牙、賓胥無的為人不足以拿國家相托付，才不向桓公推薦他們為相的，這也不能成為管仲不舉賢自代的理由，難道堂堂齊國除此之外再無賢人了嗎？

最后一段中，作者列舉了史鰍、蕭何的例子來反襯管仲。史鰍生前未能進賢退佞，深以為憾，臨死之時吩咐兒子把他的尸體停放在窗下，進行“尸諫”，這就是文中所說的“身后之諫”。使得前來吊唁的衛靈公，能夠及時地醒悟過來。而蕭何，在去世之前及時推舉了曹參代替自己，以后“蕭規曹隨”，使得西漢基業繼續得到鞏固。

在作了這樣一系列的鋪墊和例證以后，蘇洵緊接上面的文意抒發議論：“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即大臣的用心，本來就該像史鰍、蕭何那樣臨死也要為國家著想，可是管仲卻沒有做到。因此作者不由得不把矛頭直接指向管仲：“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后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言下之意認為管仲不算賢者，因為他只悲哀自身之死，而沒有擔憂國家之衰。話雖說得含蓄，但針砭管仲之意還是十分明顯的。

作為一篇評論歷史人物的文章，本文避免了落入俗套的業績評述，在觀點上更是不蹈襲前人的陳說，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并加以論證。撇開其他功勞，僅僅著眼于宰相的責任，就管仲死前未能為桓公舉賢自代這一點進行分析，使得文章視角獨特，含義精深。對管仲的這一批評也算是切合情理，并非苛求，足見蘇洵思維的縝密，凸現了“老蘇史論遒勁詳密”的特點。

后人評論

王昊在《蘇洵傳》中贊賞蘇洵的政論文說：“文辭雄奇堅挺，筆勢浩蕩，雄辯滔滔，架構大開大合，縱橫捭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