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元文琪

【作家簡介】賈拉爾·阿爾·阿赫瑪德(1920—1969)，伊朗現代小說家。生于德黑蘭，下層神職人員家庭出身。作過小學教師多年，曾攻讀波斯語言文學博士學位，后因受進步思想影響，轉而投身于民眾的“社會大學”，積極參加各項政治活動。他的處女作《朝覲》，1945年發表于《語言》雜志。隨后，陸續出版了短篇小說集《拜訪》(1946)、《我們遭受的磨難》(1947)、《三弦琴》(1948)和《多余的女人》(1952)。阿爾·阿赫瑪德的前期小說，語言生動，筆法幽默，形象地再現了德黑蘭中下層社會民眾的宗教信仰和愚昧落后的精神狀態，以及他作為伊朗人民黨(即共產黨)黨員期間(1944—1948年)所從事的政治斗爭。小說《胡達達德汗》，寫人民黨內部的派系紛爭，揭露了某些人民黨領導人爭權奪利，爾虞我詐，驕奢淫逸的丑惡面貌。1962年《多余的女人》再版時，增補題為《普魯斯給作家們的信》的作者序，提到“筆乃是一種武器”，“書面文學應是為正義事業而斗爭的工具”，闡明了他的文學要為政治服務的主張。

1953年，摩薩臺內閣倒臺后，阿爾·阿赫瑪德退出政治斗爭舞臺，專心致力于文學創作。從1954至1969年，是他文學創作的活躍期和成熟期，先后發表了中、長篇小說《蜂房的故事》(1954)、《小學校長》(1958)、《刀筆》(1961)和《土地的詛咒》(1968)等。以寓言故事形式表現社會政治內容的《蜂房的故事》，影射發生不久的石油國有化運動，顯然受到捷克作家恰佩克《昆蟲游戲》的影響。《小學校長》是一部批判現實主義小說，作者憑借多年從事教育工作的經驗，以“漫畫式的筆法”，揭露和譏諷了伊朗初級教育制度的落后和各種弊端。反映農村生活的《土地的詛咒》，具有重要的社會批判意義，但對人物形象的塑造不夠豐滿充實。發表于1962年的理論專著《西方化》，批判了崇洋媚外的“全盤西化”論，闡明了繼承民族文化傳統，弘揚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以振奮民族精神的必要性。

阿爾·阿赫瑪德的文藝和社會評論集有《論文七篇》(1955)和《另外三篇文章》(1959)；對自己作品的論著有《粗淺的評論》(1965)、《自傳》(1969)和《三年總結》(1969)。此外，還有反映地方習俗和道德風尚的報告文學《烏拉贊》(1954)、《扎赫拉地區的韃靼人》(1958)和《哈爾克島——波斯灣的一顆明珠》，以及有關胡澤斯坦、耶茲德和中央沙漠地帶的特寫，和出訪歐美國家和蘇聯的游記等。他還翻譯了《地窖》、《局外人》、《犀牛》、《骯臟的手》和《賭徒》等西方文學名著。

《刀筆》尚無中譯本。

【內容提要】小說由引子、正文和尾聲三部分組成。引子講述古時候有個牧羊人時來運轉，一步登天，當上了國王的右丞相。榮華富貴的生活沒過多久，不料竟遭小人暗算，服食了毒藥。彌留之際，牧民丞相感慨萬千，給兩個兒子留下遺訓：“切莫一時糊涂，為政治權勢和顯赫地位所誘惑!”父親咽氣后，兩個兒子返回故鄉，無所事事，復又遷回城市，因沒有別的本事，只得以教書謀生。

正文是另一則民間故事，講述古代伊朗沙法維王朝(1502—1722年)建立之后，在某地發生的一場由托缽僧哈桑·阿伽領導的平民起義。故事情節展開之前，首先介紹兩位刀筆匠阿薩杜拉和阿布杜扎基。阿薩杜拉夫婦有兩個兒子，全家擠在破舊不堪的小屋里，過著清貧的生活。一件打補丁的斗篷，一雙平底布鞋，一柄系有球形結的手杖，是阿薩杜拉愛不釋手的“寶物”。他靠代人寫訴狀，維持生計，來客多為市井的小商販。阿布杜扎基夫婦膝下無子，深以為憾，雖然生活優裕，可是心情并不舒暢。他在集市最熱鬧的地方開辦事務所，上門求寫案牘者絡繹不絕。他家的親戚罕拉爾汗，是官府的“紅人”，傳說他不久將榮獲“詩王”的桂冠。

平民起義聲勢浩大，勢如破竹。兩位刀筆匠阿薩杜拉和阿布杜扎基為形勢所迫，隨大流，跟著造反。起義軍一舉奪取城市，建立了新政權。兩位刀筆匠自覺不自覺地都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了政權建設，只是他們所抱的目的不同，態度也有區別。一向對政治不感興趣，對專制統治心懷不滿的阿薩杜拉，對新政權也持懷疑態度，不相信它會永遠保持公正廉潔，總認為它和昔日的舊政權沒有什么兩樣，遲早是要實行專制獨裁的，所以他的表現不那么積極主動。阿布杜扎基則不然，他同情起義軍，擁護新政權，只要不侵害他的既得利益，什么革命措施他都表示贊成和支持，倘若有機會，還要從中撈點好處。那個舊官府的“紅人”罕拉爾汗，此時搖身一變，成為新政權的贊美者，極盡獻媚討好之能事，其實他骨子里是在窺測方向，以求一逞。

起義軍領袖哈桑·阿伽對未來充滿信心，為建設正義和公道的社會而奮斗不息。但是，起義的參加者卻沒有長期艱苦奮斗以鞏固和發展政權的思想準備，他們把奪取政權視為大功告成，不愿再為新政權的建設作出犧牲，并時常為追逐蠅頭小利而鬧磨擦，搞分裂。廣大市民百姓對政治漠不關心，寧肯聽天由命，安穩地過苦日子，也不愿意采取革命行動，招惹麻煩，乃至丟掉性命。社會各階層民眾的消極情緒，孕育著新政權的垮臺。果然，事隔不久，暗藏下來的敵人卷土重來，推翻了新政權。舊政權復辟，殘酷鎮壓起義者。哈桑·阿伽見大勢已去，流亡印度。阿布杜扎基膽戰心驚，逃之夭夭。阿薩杜拉受到牽連，幸免于難，被流放外地。但見他身披破斗篷，腳穿平底鞋，手拄拐杖，蹣跚而去。

尾聲又回到引子上來，接著講述牧民丞相的兩個兒子，一個飛黃騰達，成為宮廷詩人；一個默默無聞，仍然在教書。上述平民起義的故事是從哪兒聽來的呢?作者援引阿薩杜拉寫給兒子哈米德的信中的話說：“親愛的孩子!你大概還記得，那天我們曾談論過遺產問題。我當時對你說的一番話，你可能并未深解其意。無論怎樣，這篇故事權作我給你留下的遺產吧。”

【作品鑒賞】阿爾·阿赫瑪德的代表作《刀筆》，是伊朗現代優秀的長篇小說之一。書名取自《古蘭經》第68章的標題，暗示讀者，小說主要的描寫對象，是耍筆桿子的讀書人。《刀筆》結構嚴謹，層次分明，前后照應，一氣呵成。作者講述的是古代民間故事，似乎與現實相去甚遠；實則寓意深邃，包含有重大的社會政治內容。

素有“政治作家”之稱的阿爾·阿赫瑪德奉獻給讀者的這份“遺產”究竟有何價值呢?評論者見仁見智，各執一說。筆者以為，作家之所以要寫以失敗告終的平民起義，目的在于敲響警鐘，告誡人們切記以往的經驗教訓。阿爾·阿赫瑪德在《自傳》中曾直言不諱地談到，他創作《刀筆》的旨趣在于“對二次戰后伊朗左翼革命運動失敗的經驗教訓加以總結”。由此看來，作品描述的平民起義無疑是當代伊朗左翼革命運動的代名詞。起義領袖哈桑·阿伽雖有不少可貴的品質，但終歸是個沉溺于宗教幻想的托缽僧，他孜孜以求所要建立的“理想社會”，充其量不過是子烏虛有的“烏托邦”。作者以此喻指左翼革命運動的政治綱領好高騖遠，不符合伊朗的社會實際。起義的慘遭失敗，暗示當代革命運動的領導者不稱職，擔當不起歷史賦予的重任，同時含有批判伊朗人民黨徒具虛名，不能引導人民克服困難走向勝利的寓意。新政權得不到廣大平民百姓的支持和擁護，說明起義領導者嚴重脫離人民群眾，不懂得如何宣傳、動員和組織群眾。這想必是言二次戰后的伊朗左翼革命運動犯有同樣的毛病。凡此種種經驗教訓，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不可等閑視之。

故事中的兩個主人公全是刀筆匠，喻指現代知識分子。阿薩杜拉是個典型的小資產階級懷疑主義者，他不分政權的性質，一概采取懷疑、否定的態度；阿布杜扎基身上帶有資產階級投機分子的特征，他把參加革命視為牟取個人私利的手段。這兩類世界觀沒有得到根本改造的知識分子，頂多可以充當革命的同路人，決不會成為真正的革命者。至于那舊官府的“紅人”罕拉爾汗，則是反動知識分子的代表，他陰險狡詐，兩面三刀，嘴里說的好聽，暗中破壞搗亂，是隱藏在革命隊伍中的壞分子。小說中刀筆匠的形象很不光彩，他們在平民起義過程中沒發揮什么好作用。讀者由此不難聯想到伊朗左翼革命運動中的知識分子，其表現也大致如此：或動搖猶豫，徘徊觀望；或斤斤計較，患得患失；或投靠反動派，狼狽為奸。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確實發人深省。

從藝術表現手法看，有兩點比較突出。首先，作者以波斯民間傳說慣用的“大故事套小故事”的框架結構，有意識地把自己與所描述的故事拉開距離，留出空間。這樣，只是客觀地復述聽來的傳說故事，沒有作者個人的主觀參與，從而獲得敘述的自由，可以間接地把自己的思想觀點，注入到人物形象的模子里去，而不必顧忌有什么牽連和瓜葛。《小學校長》和《土地的詛咒》因為沒有設置這種間隔距離，使作者與所描述的故事直接掛鉤，反倒束縛了手腳，不便暢所欲言。兩相比較，還是《刀筆》的技法更高一籌。

其次，作者描述的是古代傳說故事，但卻意在反映現代社會的思想內容，怎樣才能把兩者有機地聯系起來，揉為一體呢?阿爾·阿赫瑪德采用了既是傳統的，也是西方流行的隱喻、象征和暗示等表現方法。正如他在《粗淺的評論》里所承認的：“我運用了隱喻，因為別無他途，我不能照直地把話說出來。”巧妙地將具有重大社會意義的思想主題，熔鑄于傳統的民間故事模型，凝鑄成相當完美的藝術精品，在小說的時代內容與民族形式的結合上勇于創新，獨辟蹊徑，這正是《月筆》的不同凡響之處。

此外，阿爾·阿赫瑪德的語言功夫深厚，雅而不俗，口語用詞貼切。其語言風格，正如他的妻子、知名女作家西敏·達內什瓦爾所說：“清新、樸直、準確、生動，和‘電報式’的簡潔。”

《刀筆》的格調低沉，色彩暗淡，恰好折射出阿爾·阿赫瑪德因參加政治斗爭受挫而產生的沮喪心理。他雖然畢生以筆為武器，堅持不懈地為正義事業而奮斗，但由于缺乏馬列主義的理論武裝，把握不住社會歷史的發展規律，認不清革命斗爭的出路和前途，看不到蘊藏在群眾中的巨大力量，因而在作品中流露出困惑、悲觀和失望的情緒，此乃伊朗現代進步作家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