傾聽保爾·霍夫曼

（一）

1995年夏天，我應邀前往德國著名的大學城圖賓根市，參加荷爾德林學會主辦的荷爾德林逝世150周年紀念活動。荷爾德林這些年來一直是我極為崇敬的一位詩人。不過，他的詩作譯成中文的并不多，而且譯文大都相當蹩腳……用任教于圖賓根大學漢學系的中國詩人張棗的話來說，那些譯文幾乎全是用流行的“新華社文體”譯出的。我只能透過翻譯去空想出一個荷爾德林來，至于那是否就是原初的、真正的荷爾德林，我并無多少把握。好在精通德文的張棗了解荷爾德林原作的神髓之所在。抵達圖賓根的第一夜，我和張棗一塊散步去圖賓根大學古老的哲學系，黑格爾、謝林、荷爾德林當年都曾在這里學習過。我們坐在石頭椅子上，談論荷爾德林直到深夜12點。那是一個幸福的時刻。我們談到了荷爾德林的《面包和酒》。張棗堅持要立即回家找到原作，即興譯成中文給我聽。我們這樣做了。張棗當時狀態極好，奇跡般地在荷爾德林深奧艱澀的德文世界中打開了一個中文的開關，使我第一次感到荷爾德林的詩篇是多么神圣，多么美，多么天才橫溢。遺憾的是那天夜里的“中文開關”很快就消失了。張棗本人次日想要重新翻譯《面包和酒》這首詩，但他找不到那個神秘的開關了。以后又多次試過，但仍然找不到。現在我想，那天夜里的荷爾德林是否在中文世界已成絕響？

（二）

我完全不懂德文。但此刻，我在靜靜地傾聽保爾·霍夫曼教授用德文朗誦荷爾德林的《面包和酒》。這是1996年2月，在美國東部。不久前，張棗來美國參加邁阿密國際書展的“今日中國作家”活動，我特意去電話，請張棗將保爾·霍夫曼教授為他錄下的一盒朗誦荷爾德林詩作的磁帶隨身帶上。我在德國時聽過這盒磁帶，當時感受到的那種直達內心的深深震動真是無以言說。我想，也許應該追問這種震動的起源。我歷來有收藏我所崇敬的詩人的聲音錄制品的偏好。我珍藏著龐德、葉芝、艾略特、史蒂文斯和迪蘭·托馬斯等英語詩人朗誦自己詩作的錄音磁帶。在某些日子里，尤其是在冬天，傾聽這些詩人的聲音比閱讀他們的作品帶來的震撼更具有某種“人類情感的急迫性”。此刻，我在傾聽保爾·霍夫曼教授的聲音時，我又感覺到了這種深不可測的急迫性。毫無疑問，這是最高精神音樂。記得第一次在荷爾德林學會聽到保爾教授的即席演講時，我恐怕是在座數十位聽眾中唯一不懂德語的人，當時我想，要是我能向荷爾德林本人借兩小時的德語耳朵該多好。這曾經在詩的王國深深傾聽過的耳朵就在樓上，在一間開了兩個窗戶、可以看見風景的房間里。在保爾教授演講之前，我和張棗一起在那個房間里靜靜待了幾分鐘。窗外是內卡河，荷爾德林曾在詩篇里歌頌過它。后來，我又在圖賓根大學德語系的一個階梯教室聽了保爾教授的一次正式演講。不懂德語使我意外獲得了一個極為特殊的、為傾聽而傾聽的角度。我們當中有誰能真正懂得鳥類的語言，但我們總是懷著感恩的心情去傾聽鳥類的歌唱：這是上天的聲音。

（三）

我認為，在詞語世界中，人只能聽到他早已聽到過的聲音。那個聲音是不加限定語的，但卻具有相當迷人的陌生性質，仿佛你在聽到它時也顯得像是沒有在聽。艾略特在其重要詩作《四個四重奏》中處理了傾聽“那個聲音”的主題，他寫道：“很深的聲音是聽不見的，但只要你在聽，你就是音樂。”多年來我始終難以確切指出我的精神故鄉之所在，我也難以確定是否真的有一個圣潔之境（一個但丁式的天堂）在旅途盡頭等著一個詩人，假如詩人的一生可以看作是穿越書本、詞語、人群、時間的一次漫長旅行的話。但是，當我傾聽保爾教授時——無論是他在演講，在交談，還是在朗誦荷爾德林、里爾克以及保羅·策蘭等德語詩人的動人詩篇時——我感到“那個聲音”在我身上撩起了精神性質的鄉愁。我不知道，即使我能借來一對德語的耳朵，我是否就一定能聽懂保爾教授的“那個聲音”所蘊含的深意。但我的確聽到了“那個聲音”。如果追溯它的起源，是否會在荷爾德林的身上？考慮到保爾·霍夫曼教授是一個翻譯過法語詩人馬拉美、英語詩人史蒂文斯的世界性文化巨匠，我想，上述起源或許還可以追溯到馬拉美、史蒂文斯這樣的詩人身上。此刻，在美國，在冬天的一個午后，我靜靜地聽著保爾教授朗誦的《面包和酒》。“那個聲音”無從追問，它是保爾·霍夫曼與荷爾德林或馬拉美或史蒂文斯的一種美妙混合，是德文或法文或英文或中文或某種尚未發明出來的語言的混合，是錄制下來與被抹去的“人類狀況”在耳朵與心靈之間的混合。盡管它帶給我的深深震動由于對純粹形式的精微考究而有所減緩，有所抑制，但那仍屬原初狀態的心靈震動，拒絕轉向釋義、知性陳述、學院話語的領域。那個聲音帶來的震動甚至不能稱之為感情反應，因為它的起點若能在經驗世界中找到，其加速度就肯定會受到時間推移的某種削弱，而實際情況是，時間在這里似乎不起作用。我每一次傾聽“那個聲音”時所感受到的震動與初次傾聽時并無區別。這種情況恐怕只能以蘇姍·桑塔格所說的“達到了某個限度”來加以解釋。但我前面已經指出過，那個聲音是不加限定語的。除非我從未聽到過它，那是另一種性質的幸福。也許我并不知道，“那個聲音”究竟是誰的？誰在傾聽它？未必是我。很可能只是一些別的耳朵在我身上傾聽。但那是亡靈的耳朵，還是一個從未誕生過的人的耳朵呢？對此我茫無所知。但愿不是我在聽。德國著名指揮家布魯諾·瓦爾特生前說過，要是有人能讓他回到從未聽過貝多芬第三交響曲的日子，他愿意用整個生命去交換。我想，這位指揮（馬勒唯一的弟子）肯定是在貝多芬第三交響曲中聽到了“那個聲音”。

（四）

保爾·霍夫曼屬于20世紀最后幾位文藝復興式的歐洲知識分子，他對我們大家來說都是一位宗師。他對詩的理解沉浸在某種由來已久的內在寂靜之中，當他所表達的思想涉及種種具體問題時，我可以“聽到”其深處所含的寂靜無言。這使他的思想超然于一般詩學論爭之外，高于一般詩學理論對已知事物的分析、對未知事物的測度和眺望。如果我能將1995年夏天的一個下午保爾教授的精彩談話不加修飾地忠實記錄下來，我可以確定，那對每一個熱愛詩歌的人都是一份極為珍貴的禮物。遺憾的是這超出了我的能力。我能夠回憶起來的只是當時的氣氛，一種從真實細節上升到時間的整體輪廓、但事后回想又似乎只剩細節的獨特氣氛。但也許連這氣氛我也難以傳達出來。記得那個下午，我和張棗、商戈令（一位研究尼采和施賓格勒的學者）去保爾家拜訪。保爾的夫人端來了茶，咖啡，點心。我注意到了器皿的精美考究。交談是用英文進行的。盡管我已在美國居住了兩年半，但仍然沒有學會英語，所以交談的速度和精確性受到了雙向翻譯的局限。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我可以先將保爾的思想單獨“聽”上一遍，然后再通過張棗的精彩翻譯細細體會其深奧含義。在保爾面前，像我這樣的晚輩詩人豈敢妄談詩歌。我當時只是提出了兩三個令我感到迷惑的問題，我想聽聽保爾的見解。張棗當時提出了“詞不是物”這一命題，我援引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的一個看法——歷史地理解文學是一個錯誤，但對任何人來說，除了歷史地去理解文學又別無他法——來引出了另一個問題。我談到詞語對當代詩人所顯示出來的合成性質：詩的寫作似乎已經混合了詞對事物的命名沖動，以及命名行為在事物表面留下的種種痕跡（我指的是signifiant surplus）。換句話說，詞已經部分地成了歷史硬事實本身。我請教保爾教授，如果一個當代詩人借助文藝復興時期的神秘人物雅可布·波姆的尋跡法（signatura rerum）來把握詞與物的關系，那么，應該將詩歌寫作理解為對命名痕跡的一種厚描呢，還是理解為德里達所說的“擦去”？保爾教授在回答我提出的問題時，談到了馬拉美、葉芝、史蒂文斯的詩歌寫作與其詩學觀念的關系，他認為，這幾個詩人有一個共同特點，即證明詩有時能擺脫詩學理論的支配，直接呈現心靈和人類生活的真實狀況，直接呈現詞語之美。保爾認為馬拉美為了追求詞的“純音樂”之美而放棄詞所包含的大量群眾性信息在詩學上或許是個錯誤，但這個詩學錯誤并未成為馬拉美詩歌寫作的支配性力量。保爾在轉而談論史蒂文斯時將我提出的一般詩學問題引申為詩與詩學的“關聯域”問題。他指出，史蒂文斯的詩歌寫作開始于大部分其他詩歌的完結之處，所以他的詩作有一種雙向延伸的冥思氣質，既能隨處觸及外部事物，又朝向詞的內部世界收斂，其核心是“寫作本身就構成了詩歌文本的主題”。保爾進一步指出，史蒂文斯的作品貫穿了一種簡潔陳述性文法與極富暗示性的文體風格相混合而產生的奇特艱澀，由于這種艱澀是內在的而不是學究性質的，所以能在超出詩學討論的廣泛領域中吸引知識分子的注意力。在通常情況下，注意的中心，可以看作是從文本轉向了關聯域，因為當代知識分子總是含蓄地傾向于把人類生存的真實境況納入話語和文本世界，而不大理會生存現實本身所具有的種種具體的、個別的特點。由此，保爾教授提出了一個在我看來是非常重要的詩學命題，即“反詞”問題。不過，精確地復述他的思想對我來說是太困難了，而且要想就“反詞”這一命題展開論述恐怕得另寫一篇文章。事實上我真的這樣做了。當我參加1995年9月在荷蘭萊頓大學召開的一個有關當代漢語詩歌寫作的國際性討論會時，我寫了一篇題為《當代詩的升華及其限度》的發言稿。在該文中，我以保爾教授提出的反詞立場為出發點，討論了當代漢語詩歌的寫作現狀及詩學研究狀況。保爾的思想，即使在我無法透徹理解的情況下，也能指出一個方向。

（五）

從某種意義上講，保爾·霍夫曼的學問，他對詩和生活的理解，對我來說已經成了一部福音。但這是那種受到嚴格的心靈和詞的限制、沒有絲毫說教成分的福音，它涉及我的信念，我對已知世界的分析、理解、判斷，以及我對未知世界的敬畏。那天下午，保爾談起納粹統治時期流亡愛爾蘭鄉村的往事，他一邊擠牛奶一邊背誦詩歌，就這樣度過了好些年，可以說是靠詩歌活了下來。詩對他而言是時間、記憶、空氣、生命本身。然而，我們這一代年輕詩人、學者、藝術家，往往是靠對形式的極端理解、靠波蘭詩人米沃什所說的“災變的幻象”養育自己，以此回避真實經歷的考驗。這樣做的直接后果是導致詞的立場與生存立場的脫節甚至對立，從中看不到“反詞立場”的折射。保爾教授則在對詞的理解與對生活的理解之間保持了至關重要的精神平衡，并且從中發展出了對“反詞”的理解。他是一位宗師。傾聽他的聲音是我一生余下的歲月里最重要的精神事件之一。他的聲音里有著一切：時間，風景，天空，大地，詞，寂靜，這一切的消失和重現。我找出了那天下午我和他一起在他到處是書的客廳里拍下的照片。這是真的，視覺經驗有時可以突然轉化為聽覺經驗。我幾乎能聽到午后光線轉暗的聲音。冬日的天空直接在房間里呈現，也不知道是誰的天空。推開美國客廳的門，直接就是德國的街道、中國的街道。不遠處的波多馬克河索性與內卡河、黃河匯集到一處，直接在紙上閃爍、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