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上壯觀的文學樹林——寧夏文學創作管窺

◎蔡家園

寧夏文學是黃土高原上一個獨特的存在，新時期以來由“一棵樹”（張賢亮）發展到“三棵樹”，再到“新三棵樹”，如今已是蓊蓊郁郁一片壯觀的文學樹林。石舒清、郭文斌、陳繼明、金甌、漠月、張學東、季棟梁、李進祥、馬金蓮的作品，都給我留下了較深的印象。寧夏文學已成為一種“現象”，對于講好中國故事、弘揚中國精神提供了獨特的經驗。

我想用三個“清”來簡單概括一下閱讀印象：清苦的生存狀態、清安的人生態度、清潔的精神追求。

清苦的生存狀態。寧夏自然條件惡劣、經濟相對落后，“西海固”有“苦甲天下”之稱。寧夏作家關于鄉土的描寫中彌漫著干旱、饑餓、貧窮、苦難，呈現出清苦的生存狀態。像石舒清的“疙瘩山”、陳繼明的 “高沙窩 ”、李進祥的 “清水河”等都逼真而細膩地記錄了原生態的生活。記得石舒清有部小說集叫《苦土》，這個題目具有象征性，道出了寧夏作家普遍具有的 “苦土”情結。陳繼明說：“生活在西部的作家，距離土地和苦難更切近，因而寫得更多……對于他們來說，這樣的情形更是命運，而非策略。”他們對于“清苦”生存狀態的表現，不是獵奇性的展覽、消費性的噱頭，而是與心靈、與生命感受直接關聯，因此這種貧困、苦難書寫別具動人心弦的力量。

清安的人生態度。寧夏作家雖然大量書寫苦難生活，但是他們筆下的人物總是把苦難視為人的生存常態，“苦而不痛，難而不畏”，能夠與苦難坦然相處，進而超越苦難，表現出一種清安的人生態度。郭文斌說：“對于‘西海固’，大多數人只抓住了它‘尖銳’的一面，‘苦’和‘烈’的一面，卻沒有認識到‘西海固’的‘寓言’性，沒有看到她深藏不露的‘微笑’，當然也就不能表達她的博大、神秘、寧靜和安詳。培育了‘西海固’連同‘西海固文學’的，不是‘尖銳’，也不是‘苦’和‘烈’，而是一種動態的寧靜和安詳。”作家們總是用平和的心態去感受和體味，努力在生活的苦難、困厄中發掘美好和溫情，在物質的貧乏、窘迫中尋覓真愛和詩意。郭文斌還說過：“貧窮就是貧窮，它不可愛，但也不可怕，人們可以而且能夠像享受富足一樣享受貧窮。貧窮作為一種生存狀態，人們只能接受它，歌頌與詛咒都無濟于事。”這句話更是道出了寧夏作家對貧窮、苦難的獨特理解，以及他們溫暖平和、超越此在的心態。這種人生態度在石舒清、郭文斌、張學東、漠月、馬金蓮等的作品中清晰可見。像郭文斌的《水隨天去》中，禪宗的頓悟使“父親”拋棄了所謂的“現實之有”而進入“精神之無”。這種棄世行為，既是一種生命自適的體現，也是一種返璞歸真、追求精神自由的體現，暗含了道家不為物役、率性順道、叩問本真的意義訴求。當“父親”的生命哲學與人生觀念游走于儒道釋文化之間時，世界就成了人心安詳如意的鏡像。像馬金蓮的《長河》，則表達了純凈高尚的“死亡關懷”。人們面對死亡時的安詳與釋然，造就出堅韌不拔的隱忍精神，表現為清安的人生態度。李建軍說寧夏文學有一種“寧靜與內省的氣質”，我想與這種超越性的人生態度是有關的。

清潔的精神追求。寧夏文學的精神性特征非常突出，作家們不約而同地將苦難審美化，表現出對“清潔之美”的崇高追求。“清潔之美”中包含著神性色彩，這種神性色彩一方面源自宗教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對現實語境的回應——在消費主義浪潮的沖擊下，固有的價值觀分崩離析，人類的自我拯救只能寄希望于神性的力量來完成。寧夏作家對清潔精神的追求，往往是通過日常化的書寫來實現。像石舒清《清潔的日子》中描寫回族家庭的“掃院”，看似平常普通，作家卻深入細致地發掘出日常生活中的詩意和溫情，進而上升為一種精神信仰。從小說平靜甚至平淡的描寫中，我們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苦難和貧窮，同時也理解了這種生活能夠維持下去的奧秘——真正的清潔精神就在這種素樸的生活中彰顯。像了一容的《掛在月光中的銅湯瓶》中，月亮是一種充滿詩意的浪漫想象，代表母性的慈愛，“湯瓶”是穆斯林信眾的潔凈用具，“銅”則暗示了該民族質地堅硬的精神。這篇小說從人生的卑微來寫心靈的高貴，表現了對于信仰的堅定追求。

寧夏許多作家筆下經常出現兩個意象——“新月”和“清水”，都是清潔精神的象征。“新月”在宗教文化中具有特殊含義。作家們描寫月亮不僅是為了描寫景色，而是在月亮意象中寄托了諸多具有民族特征的情懷，譬如圣潔、清潔、安寧、美好，等等。石舒清作品中的月亮意象，李進祥《孤獨成雙》中的月亮、馬金蓮《堅硬的月光》和《夜空》等作品中的月亮都有類似的含義。“清水”在宗教文化中被賦予了特殊意義。石舒清《清水里的刀子》中的“清水”的特殊意義，不僅展示了回族穆斯林的生命觀，還表達了對生命的神圣理解。李進樣的《換水》中，主人公馬清說：“咱回家，清水河的水好，啥病都能洗好！”“水”就是信仰的象征，在欲望化的都市中將清潔的精神內涵凸顯了出來。馬金蓮在《長河》中莊重地描繪亡人洗禮，“清水”蘊含著信仰的力量，表達了作家對終極價值的思考。

一、寧夏文學對于當代中國文學的意義

一是對文學地域性、民族性的堅守，為講述中國故事提供了獨特經驗。在信息化時代，“二手經驗”泛濫，文學寫作表現出趨同化、模式化，獨特的故事、獨特的體驗、獨特的發現越來越稀少。寧夏作家回到中國化的具體歷史語境與話語場中，扎根現實土壤，扎根民族生活，虔誠地描寫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在苦難中的掙扎和走向新生途中的困惑，生動而逼真地表現出了鄉土的“地方色彩”和“異域情調”，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寧夏作家直面現實和處理現實的能力、品格在當下文壇獨樹一幟，為我們如何講述中國故事提供了有益借鑒。

二是對文學精神高地的堅守，提升了中國當代文學的精神含量。在這個商品化、物欲化的時代，寧夏作家始終保有對文學的敬畏，將文學視為精神的高地，他們的許多文字甚至帶有神性，這與京滬作家、南方作家截然不同。他們繼承了新文學“為人生”的優秀傳統，表現出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擔當精神。賀紹俊在《寧夏文學的意義》中說：“寧夏的文學肖像精準地表達出建立在前現代社會基礎上的人類積累的精神價值”。相對于流行的欲望寫作、黑暗寫作，寧夏文學努力超越苦難和世俗，對神圣、純凈精神的孜孜追求，對于重建當代價值理想具有啟發意義。

二、關于寧夏文學未來發展的思考與建議

一是對主體精神的再發現與堅守。

（1）重視啟蒙傳統。百年來中國社會發展有一條清晰的主線，那就是對現代性的追求，這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潮流和趨勢，離開現代性談文學性是不可能的。當下時代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前現代、現代、后現代相互纏繞，彼此沖突，恰好為文學提供了創新的機遇。在這樣的時代語境中，啟蒙思想仍然沒有過時。康德說過：“從迷信中解放出來喚作啟蒙。”啟蒙的要義正是“重新認識你自己”，在這個意義上說，寧夏作家對人的主體性的發現和堅守，比對于理想、信仰的堅守顯得更加重要。在寧夏作家中，漠月給我的感覺是，他似乎更加注重知識分子的主體意識和主體情懷。這應該與他的經歷有關。漠月遠離了自己的故鄉，因此故鄉才成了他比照現實社會、關注生命狀態的精神家園。像他的《趕羊》中，女人放羊的行為不是原初意義上的飼養，而是一種精神存在方式，放牧的并不是羊群，而是自己的心靈，羊群之于女人是一種溫暖的符號。他試圖在小說中建構一種自足和諧的世界，當然這個世界還是被破壞了。像陳繼明的《北京和尚》，他思考的是怎樣從“知識—權力對人的奴役”中尋求精神突圍，而不是考慮如何從古老的農耕文明獲得心靈的安棲之地。他們的思考和表達都體現出一種強烈的主體意識，在重新認識自己的過程中，對生活、對歷史、對生命、對人性有新的觀照與發現。

（2）避免同質化。寧夏部分作家自我重復和模仿他人的現象比較明顯。同質化的根源之一就在于作家主體意識較弱，缺乏更加開闊的視野和更為獨特的體驗，缺乏洞察力和思想力。作家只有自覺地“打開”了自我之后，才有可能“打開”眼前的世界——寧夏大地上除了清苦的鄉土，還有豐美的塞上江南，還有轉型中的城鎮，還有現代性都市生活；只有具備了更加開放、現代的理念，才可能在與傳統文化的碰撞中激發出思想的活力，在與流行觀念的交鋒中煥發出思想的力量。

二是建立總體性的關照視野。很多時候，人們容易陷入簡單的二元對立思維，在這種思維的主導下，鄉村、貧窮、苦難往往會變成消費性景觀，從而消解了它們應有的審美價值、思想價值。城、鄉雖是不同的場域，但是異質的表象背后存在共有的時代精神，這就需要作家去開掘、發現和整合。寫作者只有拋棄了簡單的城鄉二元對立思維，在現代性的立場上自覺追求自然生命、精神生命的融合，才有可能重構人類的精神家園。尤其是關于底層生活的書寫中，要特別警惕純粹的道德批判，因為道德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最高的尺度。簡單援用人道主義，很容易限制作家對于“人類社會發展與進步”深入而全面的思考。要避免成為馬爾庫塞說的“單向度的人”。作家應該擁有一種總體性的眼光，在宏闊的人類視野和歷史視野之中，全面、深入地理解全球化、市場化和高科技共同作用于當下而帶來的深刻的社會結構性變化，以及人類心靈遭遇的巨大危機，去準確捕捉作為鏡像的“真實生活”，而不至于被碎片化的、表象化的感受所遮蔽。不能只是矚目 “過去的鄉村”，還要觀照“現在的生活”；不能認為描寫鄉村，只要熟悉鄉土就夠了，還要理解城市化的進程。倘若忽略了社會生活的全面性和有機聯系性，忽略了生活的歷史感，必然會影響作品的思想深度。恩格斯說過，作品的思想深度不是純粹思辨的產物，而是來自作家對他所反映的歷史內容的深刻認識和把握，因而需要一種總體性視野，將外向的探索、觀察與內向的感受、反思統一起來，將個人經驗與公共經驗整合起來，在邊緣與中心的雙向互動中，去探索、抵達廣闊而深邃的真實存在。

蔡家園，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現任《長江文藝評論》副主編、湖北省文藝評論家協會秘書長。著有評論集《重建我們的文學理想》、散文隨筆集《松塆紀事》《書之書》《去圖書館約會》《活色生香》、長篇小說《一路尖叫一路飛》等。曾獲第二屆“啄木鳥杯”中國文藝評論年度優秀獎、第二屆湖北文藝評論獎、第35屆湖北新聞獎（文藝評論）一等獎等。有作品集被翻譯成英文、韓文在海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