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學構建自己的精神家園——張嵩文學創作專論

◎王武軍

張嵩，1963年8月出生于寧夏固原。1979年參加工作，最初當過教師、警察，后從事干部理論教育、新聞宣傳、政策研究等工作二十余年，現在寧夏政協工作。現任中華詩詞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理事、寧夏作家協會主席團委員、寧夏詩詞學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寧夏毛澤東詩詞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夏風》詩刊常務副主編。

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文學創作，主要以現代詩歌、舊體詩詞、散文、隨筆、文學評論為主，先后在《人民日報》《詩刊》《中華詩詞》等刊物發表各類作品一百余萬字，作品入選40余部選集。歌行體長詩《重讀“清貧”有感》獲全國廉政詩詞大賽一等獎、歌行體長詩《六盤山頌》獲全國旅游詩詞大賽一等獎，組詩《清明》獲全區清明詩歌大賽一等獎、歌行體長詩《紅河》獲自治區紀念建黨90周年詩歌大賽一等獎，劇本《村支書》獲寧夏第七屆文學藝術獎。曾被評為“西海固文學”“雙十星”，是文學期刊《朔方》《黃河文學》《六盤山》特邀詩詞編輯、寧夏《共產黨人》雜志特約評論員、寧夏文史館研究員。著有散文詩集《遙遠的岸》，詩文集《固原》，詩歌集《散落的羽片》，詩詞集《漸行漸遠集》，散文集《溫暖的石頭》，評論集《詩化留痕》等6部。

在寧夏文學界，張嵩是一個很獨特的“多面手”作家。他兼具詩歌、散文、文學評論于一體。詩歌的創作比較全面，有現代詩、散文詩，舊體詩詞尤為突出；散文主要以歷史、文化散文和隨筆為主；文學評論主要以詩詞評論為主，兼顧文學隨想、刊評和其他藝術類評論，而且在這幾個方面都取得了比較好的文學成就，這得益于他行走過許多地方，見識廣，對古今中外的歷史、地理、人文、風土、人物、民俗等都有進一步的了解；讀過很多書，記憶力超人，且能夠很好地“消化”，把中華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很好地結合起來，用文字構建屬于自己的文學家園。正如他自己在《搭建精神的家園（創作談）》（《朔方》2014年第6期“本期一家”）中所說：“寫作是我追求人生理想的方式或途徑，是我搭建精神家園的一種實驗。三十多年間我一直是這樣做的：不間斷地讀一些文史哲方面的書，充實我的大腦，激發我的思索，同時也進行一些創作。不論是寫詩、寫散文或其他體裁的文字，都沒有離開文學，用文字搭建自己的精神家園。”他說，新詩是他精神家園的紅色，熱烈而富有激情；古體詩詞是他精神家園的深紅色，像經過歲月磨礪的紅木家具一樣，優雅而絢亮；散文（隨筆）是他精神家園的黃色，流淌著生命的體驗和人生的感悟；評論則是他精神家園的綠色，充滿著希望與探索。

按照體裁分類，下面就他在現代詩歌、古體詩詞、散文隨筆、文學評論等方面的創作分別進行論述。

一、現代詩歌創作

張嵩的文學創作最早是從新詩起步的。20世紀80年代初，張嵩就開始新詩創作，他的詩先后在《寧夏日報》《六盤山》等報刊發表，這對他無疑是一種莫大的鼓勵。從1982年到1993年，十多年的時間，他創作了大量的散文詩，有“人在旅途”的《過秦嶺》《杜甫草堂》《武侯祠》《中山陵》等，也有“愛的傾訴”的《聽你讀你》《你的微笑》《永遠的珍藏》等，還有“情系故土”的《六盤日出》《三關口》《秦長城》《須彌山大佛》等。他用樸實的筆調、率真的情感、火熱的激情，吟唱出了對祖國山川的贊美，對愛情的執著和對家鄉的熱愛。并于1993年結集出版了散文詩集《遙遠的岸》（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1993年5月出版）。張嵩散文詩的特點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他的詩內容豐富多彩。不論是寫歷史古跡，還是寫家鄉景物，抑或是鄉村小鎮，都能夠很好地把散文和詩的特點自然有機地糅合在一起，通過一個情景、一個事物或側面的一個點、一個片斷抒發作者的思想感情。二是他對生活亮彩的攝取和再現。不論是對愛的傾訴，還是對故土之情的抒發，他都在力圖把握一種超越自我痛苦而向生活本質或更高層次過渡的詩化方式。三是他對人生真諦的尋覓與思考。他東奔西走，在許多著名的人文景觀之前都曾駐足。然而，卻不是去做一般的觀賞性旅游，他總是努力踏上“鋪設著不盡的思情”的斑駁的石階，“站立于歷史的頂端”, “閱讀著人間的正氣”, “思考著關于現實主義的人生”。應該說，這樣的“行萬里路”，是有意義的，讓平凡的事物透出了光芒，不僅僅寫出了詩人獨特的生活經驗和感悟，而且蘊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

是的，他就像黃土地上的一粒種子，帶著人生的渴望和文學的夢想，執著地一路走來。時隔二十多年后，他的又一本詩集《散落的羽片》（寧夏人民出版社）于2015年5月再次面世。書中精選了他三十多年來創作的130余首新詩，分為“風中的青草（1982—1989）”“穿行在霧中（1990—1999）”和“堅硬的歲月（2000—2012）”三輯。詩人從“我是黃土高原上的一粒籽種”開始，走過青蔥的歲月，唱著“‘西海固’之歌”，穿越堅硬的歲月，隨著時間的推移撞出生命的火花，吟詠出黃土高原特有的味道，體現出他詩歌創作的審美取向和精神追求。這一點，詩人夢也在《詩歌的魅力》（《散落的羽片》序二）一文中說得非常準確：“張嵩的詩，一是真，無論是哪種題材的詩，皆出于詩人對大自然、對人生、對世事風云、對情感的真實再現，并且這種再現不是圖錄式的，而是融入了詩人的真切體悟。二是對自己經歷過的那個時代和自己生活過的那片土地的真切反映。讀他的詩，在體驗到詩人的情感世界的同時，還能強烈地感受到那個時代的特征，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那種年輕人具有的朝氣。一個時代必有一個時代的風尚，張嵩的詩之所以重抒情，之所以重哲理，之所以重理想，就是那個時代的特征。三是題材廣泛，歷史、地理、自然風貌、民俗民風以及獨屬于詩人自己的情感世界和心靈世界都有豐富的涉獵。透過它，我們不僅能看到已逝的歲月，還能觸摸到空間和時間以一個時代的特征留給人心靈的記憶。”

張嵩的現代詩，不同于其他詩人的地方，就是他的現代詩有著古典詩詞的韻味。因他從小受傳統詩詞的影響，上中學時，就喜歡古體詩詞，十五歲時，就能夠填詞寫詩了。因此，在他的詩中，總是有古典詩詞的韻味。比如散文詩《中山陵》開頭寫道：“雄偉有如你坦蕩的氣魄。宏大有如你寬闊的胸襟。你以天下為公的名義，在祖國博大而深厚的土地上，譜寫出了一曲民族之魂。”在這里，“雄偉”對“宏大”, “坦蕩”對“寬闊”, “氣魄”對“胸襟”，頗有點古風的味道。再如《送別》一詩，有很多古人都寫過，而他這首詩的內容，雖與弘一法師李叔同的《送別》不同，但韻味卻很相近。在詩中，他把“長亭”“古道”化作“密云”“涼風”，把“柳笛”化作“汽笛”，把“一壺濁酒”化作“揮一揮手”，把“今宵別夢寒”化作“看不見的匕首”……表達出詩人面對別離的不舍和感傷，從而使他的詩歌作品在現代意蘊下有了一種古典韻味的藝術感染力。之所以能夠這樣，一方面與他具有深厚的傳統文化積淀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則是他能夠把傳統詩詞和現代詩歌很好地結合起來，寓傳統文化于現代新詩創作中，使他的詩歌充滿現代激情的同時，也飄灑著一種“古意盎然”的人生況味。

著名作家吳淮生先生在給張嵩的詩集《散落的羽片》作序時說：“張嵩是一位從黃土地上生長起來的詩人，身心、感情、語言和作品都帶有黃土高原的味兒，他也執著地愛著那一方大山里的熱土。記得文學理論教授李鏡如先生曾將寧夏‘西海固’涌現出來的作家稱為黃土高原派，那么，張嵩便是這個派里的一員了。濃厚的家鄉情結深深地影響了詩人文學創作的審美取向，家山風物、貧瘠而干旱的土地、山區小城的生活、鄉村趣事、百姓的生存狀態以及他們對嚴酷大自然的抗爭，這一切，一一被作為審美客體攝入他的藝術視野，在張嵩的彩筆下綻放出一朵朵美麗的詩花。”

二、古體詩詞創作

眾所周知，在張嵩的文學創作中，最大、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古體詩詞創作。用他自己的話說，學習、寫作古體詩詞，是他少年時代的一個夢想和追求，雖然這個夢想和追求中途由于創作現代詩而中斷了十幾年，但20世紀90年代中期，寧夏詩詞學會的秦克溫老師又一次把他拉回到了古體詩詞創作的隊伍中，并使他堅持下來，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詩詞作品多次榮獲全國、全區詩詞獎，并入選全國40多種選本，成為寧夏乃至全國最優秀的青年詩詞創作者之一。

張嵩的古體詩詞內容比較龐雜，既有“少年不識愁滋味”的吟詠，也有“日落黃昏斷腸處”的情思；既有“移步觀花在郊外，風光景色筆難描”的寫景，又有“英雄千古知何處？報效神州是丈夫”的抒懷……凡此種種，無論是寫人、寫景、寫事、寫史，還是由固原到寧夏，由北方到南方，他的詩詞都能夠抓住瞬間的、細小的變化和時間、跨度、地理等不同特質進行恰到好處的抒寫，體現出他駕馭各種題材的能力。具體來說，他的詩詞具有以下特點。

一是其詩高揚時代主旋律。在張嵩的詩詞中，既有“風雨千秋詩上寫，江山萬里畫中游”的雄渾豪邁，又有“千里嬋娟人共此，心音相隨到隴東”的典雅；既有“相逢時刻最開懷，萬丈豪情向未來”的抒懷，又有“此生無助莫悲哀，常替靈魂掃霧霾”的曠達，但最主要的是高揚時代主旋律。

比如，在2006年創作并獲全國廉政詩詞大賽一等獎的歌行體長詩《重讀〈清貧〉有感》一詩，詩人通過敘述方志敏烈士“受傷被俘遭搜查，渾身無有一銅元”的清貧，歌頌了他“甘愿清苦為大眾，不肯屈服向敵頑”的堅強意志和革命精神，贊美了他身雖陷囹圄，依舊拳拳赤子心的愛國情懷。進而筆鋒一轉，譴責了貪官污吏“良心作消費，廉恥填錢眼”的無恥行徑。詩人通過有血有肉的故事情節，通過今人與烈士、清貧與富有、生活與良心、現實與理想的強烈對比，形象而生動地刻畫出了革命烈士方志敏“清貧”而高尚的品格，有力地鞭撻了現實社會中喪失革命意志的腐敗分子，倡導崇廉拒腐、尚儉戒奢、勤政為民、甘于奉獻的思想，具有深遠的教育和警示意義。

又如，在2009年獲“塞上江南·神奇寧夏”全國旅游詩詞大賽一等獎的《六盤山頌》一詩中，既敘述了六盤山“女媧補天”“魏征夢斬涇河老龍”“柳毅傳書”的美麗傳說，又追述了秦皇造訪、漢武北巡、成吉思汗避暑的歷史過往；既描述了蕭關故道、隴山歌賦，又描寫了紅軍長征過六盤、不到長城非好漢的英雄氣概。更重要的是，詩人在贊美六盤山的歷史傳說、雄奇秀麗的同時，歌頌了“六盤兒女凌云志，定叫山河變新顏”的建設小康社會的美麗情懷，進而賦予六盤山不僅僅是一座歷史名山，而是有著光榮革命傳統的紅色之山，深化了作品的主題，凸顯了時代主旋律。

二是其詩有一種雄渾曠達之美。詩人從古典詩詞中汲取營養，避免華麗的文辭，將真切的內容充實其中，用包羅萬物的氣勢橫貫浩渺的時空，以鏗鏘有力、氣勢磅礴的詩句，抒發他對家鄉、對祖國、對人民的熱愛之情。比如，他在《紅軍長征過六盤山》一詩中寫道：“跋山涉水萬千重，北上豪情勢若虹。雁叫聲聲猶在耳，天高氣爽憶崢嶸。”詩人用“跋山涉水萬千重”的氣勢，寫出了紅軍長征北上抗日的豪情，將毛澤東的“天高云淡，望斷南飛雁”的詩句隱喻在自己的詩行中，全詩渾然一體，贊美了紅軍不怕遠征難的革命精神，雄渾的意境中蘊含著一種積極向上的力量。又如《詠長江》一詩：“雪山有夢訴柔腸，一曲相思寄遠方。萬里奔來誰可阻？情牽大海意泱泱。水連天際浪千層，萬古奔流意縱橫。華夏豪情多浩蕩，驚濤起處伴龍騰。”看似在寫長江從雪山之巔奔涌而來，其實是在贊美五千年來生生不息的中華民族。大家都知道，長江和黃河是我們的母親河，千百年來，中華民族在母親河的哺育下，勤勞、勇敢、堅強，在歷史的進程中，譜寫了一曲曲壯麗的贊歌。詩人把雪山、柔腸、相思、遠方、萬里、情牽、萬古、奔流、豪情、龍騰等意象有機地融合在一起，用豪邁、雄渾的筆觸，穿越時空、地域，以浩蕩奔涌的氣勢，贊美了祖國山河的壯美，歌頌了中華民族在新時代騰飛的夢想。正如唐代司空圖在《二十四詩品》中所說：“超以象外，得其環中。”詩人將自然、社會、民族融為一體，營造渾然之境，筆到之處，方顯雄渾之風。

當然，在他的許多抒懷之作中，有一種“也無風雨也無晴”“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的曠達之美。比如《家居偶成》一詩：“人生何事不奔波，受累擔驚任打磨。身處閣樓親友少，家居斗室緊鄰多。賢妻執教體漸弱，稚子貪玩衣常豁。每看柜中書卷滿，勝過江上唱漁歌。”詩人在這里寫了人生的奔波、受累、擔驚，妻子的體弱、兒子的貪玩，但卻沒有就此消沉，而是“每看柜中書卷滿，勝過江上唱漁歌”。表達出一種豁達的人生境界。再如《詠嵩山》一詩：“名與山同字萬金，神交已久覓知音。峻極峰上觀滄海，初祖庵前獻素心。景色有形開眼界，風光無限敞胸襟。奮身融入脫俗氣，嵩岳和吾乃近親。”詩人登臨嵩山，有感于自己的名字中有個“嵩”字，正好與嵩山同字，嵩山的無限風光，讓詩人在大開眼界的同時，也“脫”去了一身俗氣，覓到了知音，感覺是那么親近。詩人用名與山同、神交已久、景色有形、奮身融入等詞語寫出了覓知音、開眼界、敞胸襟、脫俗氣的人生境界，給人一種曠達親近之感。

三是其詩有一種自然洗練之韻。大家都知道，詩歌是最凝練的語言藝術，“如礦出金，如鉛出銀”（唐代司空圖《二十四詩品》）。“洗練”既一種藝術技巧，又是一種詩歌境界。通過詩人加工、提煉，讓詩境達到一種自然洗練之韻。而張嵩的詩詞，從現實生活出發，俯拾即是。在他眼里，世間的萬事萬物都是詩。日出日落、春夏秋冬、花開花謝、山水田園、鄉村城市、名勝古跡、親情友情、民俗風物……這所有的一切，在他的詩中都能夠看到。他把自己的詩情，融入到萬事萬物中，用淳樸自然的筆觸、簡潔洗練的語言，創造屬于自己的詩詞世界。

比如在《固原新篇》一詩中：“大原六月興周邦，遠古文明墾八荒。秦筑長城留大氣，漢開絲路閃輝光。旗揚峻嶺彪青史，日落清河耀彩章。崇尚文化基業振，山鄉處處有芳香。”全詩56個字，字字珠璣，用最簡練的語言，寫出了固原的歷史淵源和新變化、新氣象、新成就，從語言形式到內容，達到了以簡勝繁、詞少意豐的洗練境界。再如《照鏡有感》一詩：“鏡里清晨做小游，臉無朱色半白頭。山溪今日稍歇步，洗我一生少怨憂！”詩人從照鏡子的平常生活中，感嘆人生苦短，看著溪水中“半白頭”的自己，希望溪水能夠稍歇步，洗去自己一生的怨憂。全詩簡潔明快、自然清純，“物”雖小而“境”之大，“言”雖簡而“意”已明，給人一種置身其中、回味無窮的韻味。

四是其詩格律規范，工整得體。古體詩詞的創作是有嚴格規范的。縱觀張嵩的古體詩詞創作，無論是絕句、律詩，還是詞，都是嚴格按照要求，依據詩的押韻、平仄、對仗和詞的定格、定數、定聲來規范創作的，個別有“不因詞害意”而失粘出律者，均采取了拗救的方法，因此，他的詩詞創作格律規范、工整得體。

比如《清明遙拜祭父》一詩。

柳翠花紅樹有形，風沙過后晚來晴。

胸中先祖游天際，夢里嚴親到院庭。

牽手言歡身驟暖，倚肩撒愛淚輕盈。

永別生死兒心愧，遙拜墳頭草列屏。

這首七律采用的中華新韻，結構嚴謹，頷聯“胸中先祖游天際，夢里嚴親到院庭”和頸聯“牽手言歡身驟暖，倚肩撒愛淚輕盈”兩句對仗工整，詩句看似平實無奇，但通過寫意、抒懷，環環相扣，情景迭起，道出了對父親深深的思念之情。在詩人的心中人的靈魂是不死的，祖先的靈魂就游蕩在天際，只是看不見罷了。日思夜想，親情所至，層層遞進，詩意漸濃。清明就要到了，對故去親人的思念因而愈加強烈：“夢里嚴親到院庭”，仿佛一下子回到了過去和親人在一起相聚的歡快歲月。“牽手言歡身驟暖，倚肩撒愛淚輕盈”，父子之情，躍然紙上，人間愛憐，難以言表。短短十四個字，字字含情，令人感動。質樸的語言，工整的對仗，足見其詩之功力。血脈相連，世代永續，誰人不思念遠去的至親？正因為這樣，才有了“清明”這個讓人們寄托哀思的節日。“永別生死兒心愧，遙拜墳頭草列屏。”詩人由于在外工作，清明不能回鄉祭奠父親，心懷愧疚，只好面朝家鄉，遙思祭拜。在詩人的想象中，父親墳頭的草稠密旺盛，像屏風一樣護衛在父親的墳前，其中也寄寓了詩人無限的思念。語句形象生動，情思景象交融在一起，既有抒懷、回憶，更有冥思、感想，言有盡而意無窮，余音悠悠揚揚，縈繞耳際。該詩格律嚴謹規范，是一首七律佳作。

又如他的詞《蝶戀花·贊白衣天使》。

生死之間真諦見，古往今來，多少人嗟嘆。碧血丹心排災難，誰識寂寞英雄面？

天使情懷結誓愿：伏卻瘟神，世上無憂患。舍己獻身功業建，白衣戰士舉國贊。

此詞為雙調60字，前后段各五句，四仄韻，格律準確，平仄轉換，填寫得非常工整。

總體感覺，張嵩的詩詞題材廣泛，內容豐富。既含有盛唐時期邊塞詩的雄渾氣象，又兼有中唐以后邊塞詩的深沉感慨；既有抒發報效國家、渴望建功立業的豪情，又有狀寫別家離朋的思緒和濃濃鄉愁；既有描摹塞上絕域的奇異風光，歌頌祖國大好河山的美好情懷，又有痛恨腐敗與壯志難酬的思想矛盾。詩中描寫的景物有邊塞典型的沙漠、高山等，抒發感情也有邊塞詩人典型的曠達、豪邁、雄渾、昂揚、灑脫等特點。他不但繼承了唐代邊塞詩人高適七言歌行的律句特點，又突破了漢代五言舊體樂府的約束，在形式、手法上，既借鑒了前人通俗明快的詩風而又加以“雅化”，增添了文人色彩和氣息，提高了詩的藝術品位。其詩以成熟的技巧，優美的韻律，凝練的語言，充沛的感情和豐富的意象，高度集中地表現了詩人的精神世界和社會生活的景象，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

詩人、評論家張鐸在《漸行漸遠集》序二中指出：“張嵩也愛新詩，更愛舊詩。喜歡舊詩，使他的新詩帶有舊詩的韻味；喜歡新詩，使他的舊詩帶有新詩的色彩。張嵩不僅內心充滿豐富的感情，而且對自己詩詞中所表現的思想感情又多有深切的體驗，故善于運用各種不同的藝術手法和自然、平易、含蓄的語言來表達情意，從而使他自己的詩詞作品，具有語近情遙，含蓄蘊藉，余味不盡的藝術感染力。”

著名詩人、評論家秦中吟先生在《漸行漸遠集》序中高度評價了張嵩的詩詞創作，他說：“張嵩擅長律絕，兼及古風。前者追及盛唐，意境為先，構思奇巧，富于哲理，工于對仗；后者以歌行體見長，語言考究，一韻到底，于平常處每見新奇。張嵩的詩是立足于六盤山區、面向全國的，其詩大都是寫對六盤山的感受的，其中有對歷史的回顧、現實的關注、未來的瞻望。視野隨著祖國改革開放的擴大而擴大，不僅限于家鄉，而是超越六盤山疆界，注視著全國，因此他的詩有一種開闊深遠的境界和壯麗多彩的氣象。”

三、散文隨筆創作

張嵩不僅創作現代詩歌、古體詩詞，而且也創作了不少散文、隨筆。2015年5月出版了散文集《溫暖的石頭》（寧夏人民出版社）。從這本散文集中可以看出，他的散文創作大致可以分為人文地理、自然風光、人間真情、感事抒懷和閑言碎語五個方面。

一是在人文地理中追尋歷史之光。在“訪古留韻”中，張嵩通過《陶之美》《青銅時代》《厚重的秦長城》《雄關漫道》《遠去的城堡》《長河落日圓》等散文，把歷史的沉淀、文化的內涵、歲月的沉淀都抒發出來，在懷古論今中有一種淡淡的鄉愁。讀這樣的文字，不僅能夠多啟迪心智，而且還能增加讀者對歷史知識的了解。比如在《陶之美》中寫道：“縱觀秦漢的一些陶器，不是縮頭縮腦，就是四平八穩，充斥著壓抑和矛盾，沒有生氣可言，彌漫著沉沉的暮氣，和原始人那種積極向上、生動活潑、洋溢著浪漫情調的陶器相比，則高下判然。”因而得出：“今天我們雖然能把陶器制作得更精致更美觀，但肯定缺少人在少年時期所具有的那種天真無邪的思維方式所釋放出來的神氣和靈性。假如原始人能和我們對話的話，他們一定會這樣告訴我們，什么是陶器的至真至美，那就是和制作它們的土一樣平常，和它們盛裝的水一樣自然。”用知識和哲思打動人心。

二是在自然風光中展現山河之美。在“行走山河”中，張嵩通過《“西海固”速寫》《中華回鄉文化園》《走近賀蘭山巖畫》《感受沙家浜》《過京城》《秋日的南湖》等文章，描繪出家鄉的風土人情和祖國山河的壯美。比如在《“西海固”速寫》中的那段“花兒”:“山梁梁來個溝垴垴/不見（著）長一根草草/吆上個驢娃子馱水水/十里八里（么）跑斷個腿/下坎坎那個爬洼洼/汗水（著）濕透了褂褂。”而在《感受沙家浜》里，作者在追憶抗戰戲劇《沙家浜》的同時，由衷地贊美了祖國的大好河山：“沙家浜蘆葦蕩風景區環境優雅、風景秀麗，民俗風情使人流連忘返，春來茶館更是讓人心曠神怡。坐在回程的車上，腦子里卻始終上演的是《沙家浜》這出戲，耳畔也一直回響的是那優美的唱詞……”

三是在人間真情中重溫親情友情。在“躬親道情”中，張嵩通過《爺爺和菜的故事》《懷念父親》《寒風中的兒子》《駝背老人》《心中的魯迅》《憶秦中吟老師》《跨越時空的友情》等文章，讓親情友情躍然紙上。作者在《懷念父親》一文中，通過對父親艱難、曲折一生的回憶，表現出父親勤勞厚道、節儉樸素、堅持原則的精神品格。而在《憶秦中吟老師》一文中，既寫出秦中吟老師對文學孜孜不倦地追求，又寫出秦中吟老師對文學青年的培養和呵護，尤其是對作者極力推薦和傾心幫助，讓作者在敬慕之余永遠懷念。

四是在感事抒懷中探尋人生真諦。在“感事詠懷”中，張嵩通過《家鄉集市》《川口兩年》《讀書難忘少年時》《一本書的故事》《新年暢想曲》《黨校情深》《謎花飄香東南隅》等文章，抒發胸懷，探尋人生的真諦。比如在《黨校情深》一文中作者寫道：“十余年時間轉眼就過去了，但在黨校的日子卻如同發生在昨天，一切都歷歷在目。固原市委黨校培養出了一批又一批優秀學員，如今他們在全市的各個崗位上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努力工作著，是黨校給了他們先進的思想、堅定的信念，經過黨校這所大熔爐的洗禮，再大的風雨也無所畏懼。不論任何時候我都是黨校的一名學員，心系黨校，一往情深”，表現出作者一心向黨，具有很高的政治自覺和執著的人生信仰。

五是在閑言碎語中體味別樣生活。在“素心結絮”和“閑言雜陳”中，張嵩通過《放魚記》《一只信鴿》《交流的快樂》《人生是緣》《落寞時節》《說奢風》《從諸葛亮事必躬親說起》《春節是一根繩子》等文章，作者在心靈絮語的同時，也針砭了時弊，釋放了困惑。比如在《朋友是一種感覺》一文中，作者寫出了心靈相通的友誼：“朋友，不求長在一起，但求善解人意，因為心是相通的，所以才有感覺，這種感覺是美好的，是無限的，是人生的道路上不可或缺的。”又如在《說奢風》一文中，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奢侈之風的利害：“奢，已無從考證是從什么時候形成風的，但至少總有千年以上的壽數了。屢禁不絕，延續至今，其勢卻仍不減弱。風過之處，總有那么一些人被吹得暈暈乎乎。時下這種奢風，有兩種之謂，即‘明風’與‘暗風’……‘明’也罷，‘暗’也罷，若任其蔓延，國將不國，民將不民。因此，必須嚴明法紀。對那些陽奉陰違、表里不一者要予以被露制裁。用以弘揚儉樸之名，針砭奢侈之弊，以正視聽，真正建立起廉潔奉公的風尚。”

總的來說，張嵩的散文題材廣泛、內涵豐富，獨具特色。不論是寫歷史古跡，還是寫風景名勝，抑或是寫心靈絮語，還是世事雜陳，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有豐富的內涵，都是經過深思熟慮，有感而發，從不東拉西扯，堆砌文字。由于他具有豐富的歷史文化知識，有博覽群書的文化積淀，所以，他行文的視野和高度也就別具一格，是其他作家不可復制的。正如《朔方》主編漠月所言：“張嵩的散文，總體是好的，其中多有出色的篇章，以及精彩的段落。就像我特意摘錄的這兩段，我感覺幾無可挑剔之處，嚴絲合縫，滴水不漏，卻像水一樣自然地流淌，至真至美，撫慰心靈，的確很溫暖。這樣的文字和語言，自然是恒溫的，生命力也久長。”

四、文學評論創作

一個優秀的詩人，他既要有詩的感覺，又要有詩的理論，只有有了詩歌理論的支撐，他才能寫出優秀的詩歌作品，張嵩就是這樣一位詩人。他在從事現代詩、古體詩詞和散文創作的同時，密切關注著寧夏文學事業的發展，尤其關注著寧夏詩詞的發展，創作了有一定的深度、廣度和高度的詩詞評論和文藝評論，2016年11月結集出版了文藝評論集《詩化留痕》（寧夏人民出版社），收錄了詩人30多年來，對詩詞、對文學、對藝術的深刻體會和獨到見解，展現出了他深厚的文學素養和特有的藝術魅力。

一是高揚寧夏“新邊塞詩”的旗幟。在張嵩的文藝評論中，最多的是對寧夏“新邊塞詩”的評論。寧夏地處邊塞，向有“塞上江南”之美譽，詩詞創作有著優良的傳統。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歷代文人騷客都曾留有優美的篇章。詩人們不斷汲取優秀傳統文化的營養，植根于當下的現實生活，創作出了無愧于時代的精品力作。先后涌現出了秦中吟、吳淮生、項宗西、周毓峰、崔正陵、崔永慶、黃正元、魏康寧等一大批“新邊塞詩”詩人。他們高舉起“新邊塞詩”的大旗，舊體發新韻，創作了大量描寫塞上風光、民族風情、人情風物的具有全新境界的詩詞作品，推動了寧夏“新邊塞詩”的發展，對寧夏“新邊塞詩”的創作產生了積極深遠的影響。

而張嵩對于寧夏詩人詩詞創作的評論，主要以讀后感、詩集序和創作談的形式進行簡評、點評和論述。

在“讀后感”中，有張嵩對吳淮生、項宗西、張賢亮、李東東、鄒慧萍等詩人作品的評論。他說：“秦中吟先生是新時期寧夏詩詞的領軍人物，他生前不僅身體力行，創作了大量的詩詞作品，影響力波及海內外華文詩壇，而且不遺余力，獎掖后進，為塞上詩壇培養了一批詩詞人才，開辟了一片詩詞的新天地，功莫大焉！吳淮生先生現以87歲高齡移居廣東珠海。他在寧夏工作生活了60余載，創作了大量文學作品，聲名遠播，其中的詩詞作品顯示了他的舊學功底和人生閱歷，內容厚重，貢獻獨特，是塞上詩壇的一位重要詩人。項宗西先生生于江南，沐浴著南國的柔水溫情一路走來，參與塞上建設50余年，飽經了北方畛域的風霜雪雨，人生經歷豐富，其情其詩關注現實生活和重大事件，語言質樸平實，詩風透暢明亮，詠物、抒情或婉轉流暢，或抑揚頓挫，與關注民生、不忘國事時時交織在一起，時入議論，想象豐富，在國內詩詞界有一定影響，是新時期塞上詩壇的代表性人物。張賢亮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小說家，但他首先是一位詩人。他的述懷詩立意高遠、寓意深刻，他的感事詩情之所至、詩花綻放，他的即景詩觸景生情、情景交融；他的詩豐富厚重、謹守格律、用詞肯綮、造境合理，為塞上詩苑增添了絢麗的光彩。而鄒慧萍的《精選中華古典詩詞100首誦讀指導》，內容廣泛，分類細致，標有節奏和重音提示，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弘揚、傳播、普及具有積極的助推作用。”

在“詩集序”中，有張嵩給崔永慶、李玉民、鄧成龍、郭生有、天唐、胡秉平等人的詩詞集作的序。他說：“崔永慶先生詩詞創作已逾五十年，其詩詞作品內容涉及社會生活的多個層面，豐厚而多彩。他傾情土地、關注現實、歌唱祖國、贊美故鄉、感悟人生、重視友情，始終高唱的是主旋律、傳播的是正能量，有一種浩然正氣和陽剛之美。李玉民先生四十年來，以詞為感情載體、寄托情懷、抒發胸臆。他的詩詞作品既有歷史見證、時代印痕、家鄉情懷、域外風光，但他著墨最多的還是他情有獨鐘并為之奮斗大半生的寧夏煤炭工業建設與發展的進程，或記事、或抒情，或婉約、或豪放，具有很強的時代感。鄧成龍先生的詩詞真切樸實，語言流暢，題材廣泛，特色鮮明，格調高昂，意氣豪邁，尤其是古風如行云流水，娓娓道來，頗見功力。郭生有先生的詩詞都是有感而發、因情而發、記錄生活、承載感情的結晶，自然、拙樸，如山間溪水，原汁原味，涓涓流淌，無任何雕琢之嫌，藝術上也有一定的探索。天唐的詩詞內容廣泛，涉及職業、親情、友情、家鄉風光等，親手撿來皆為詩，尤其對公安題材的創作，顯示出其詩詞創作的正能量。”

在“創作談”中，張嵩通過《時代呼喚優秀的詩詞作品》《搭建精神的家園》《高揚寧夏“新邊塞詩”的旗幟》等文章，結合自己和當前寧夏詩詞創作的實際情況，發表了自己獨到的見解。他在《時代呼喚優秀的詩詞作品》一文中指出：“任何文學作品都離不開它所處的時代，文學作品是時代的必然反映，是一個時代的隨行物，它所表現的內容直接或間接地都打著作者所處時代的印痕，即使是作品所描述、抒寫的內容是前代的事情，但也一定是作者思想感情的真實產物，帶有當下這一時代的特征。所以說，文學作品的創作任何時候都不能夠脫離開時代，只有植根于時代，與時代同行才能彰顯出其存在的價值，否則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失去生命力。詩人只有走出書齋，真面現實，創作出的作品才會有生活氣息。”在《詩詞的前途》一文中，作者更是強調文藝批評的重要性：“詩詞創作同樣也需要理論指導和文學批評，這就如同‘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一樣，離開了理論和批評，詩詞創作就很難提高，就上升不到一個高的文學層面。”

二是從其他文學藝術作品中汲取營養。張嵩在專注于詩詞評論的同時，還創作了一些小說、紀實文學、燈謎、書畫藝術等方面的評論文章。大家都知道，文學藝術是相通的，通過對這些體裁的評論，作者在不斷提高自己的文學藝術修養，也給讀者一種理論的借鑒和拓展。

他在評論王漫曦先生的紀實小說《海原大地震》時說：“《海原大地震》比較系統地、全視角地展現了一部人類的災難史。作者經過深入細致地調查了解，運用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對地震前自然界的某些預兆，甚至是天真爛漫的兒童若有所感的一些歌謠，對地震突如其來發生時人們惶恐萬狀、無所適從的那種感覺，以及地震發生后世界范圍內的反應和人們抗震自救的情況，用小說的手法，進行了詳盡的描述。有兒童、老人，有地主、縣長、鹽販子、讀書人，等等，他用他那慣用的詼諧、幽默的筆法，讓人們在沉重中能讀出幾分辛酸，在辛酸中又能感到幾分逼人的凄涼。同時，在這部作品中人們還能領略到20世紀初海原的風土人情、生活習俗以及當時社會背景下人民的艱難生活。既有文學的鑒賞性，又有寶貴的史料價值，還對人們有警示教育，是這部作品的一大特點，也是作者有社會擔當責任的一種表現。還有，在評論拜學英的《睜眼看蘇南》考察報告時，充分肯定了作者以極其獨特的視角、縝密的思考、嫻熟的文筆，將在蘇南考察、走訪、學習所看到的工農業發展、城市化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等成就展現在讀者面前，這是我們應該學習借鑒的成功經驗，使讀者從感性認識上升到了理性高度。

三是大力倡導“短、實、新”的文風。張嵩在一些有關文化建設的論述中，通過《一冊在手濃墨香》《關于讀書》《建立寧夏名人館的意義、名稱和定位》《新十景評選之管見》《大力倡導“短、實、新”的文風》，以及2008年和2013年在《共產黨人》雜志評刊會上的兩次發言，充分展示了他在新時期對寧夏文化建設的深刻認識和真知灼見及大力倡導“短、實、新”文風的態度。他從寧夏文化建設的高度出發，在《建立寧夏名人館的意義、名稱和定位》一文中指出：“名人是一個地方珍貴的歷史積淀與財富，是一張獨特而形象的地域名片。在紛繁璀璨的歷史長河中，寧夏這塊土地上曾涌現出了無數的英雄豪杰、仁人志士，曾經哺育出了眾多的民族英烈、文理哲人，他們在各個時期為推動寧夏的歷史進程，為寧夏社會的繁榮進步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建立寧夏歷史名人館，集中展示各個歷史時期的寧夏名人，讓更多的人徜徉在名人館中，深入其境，撫今追昔，深刻感受寧夏人杰地靈、名人輩出、歷史文化豐厚，進一步增進寧夏人民的自豪感，激勵更多的寧夏人為家鄉的建設發展再立新功，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中國夢起到巨大的智力支撐和鼓舞作用。”

他的這些評論，不僅在文化建設、思想建設和公文寫作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而且對于我們進行文學藝術創作也具有異曲同工的借鑒意義。

正是由于張嵩同志在文學創作中具有高度的政治意識、扎實的理論基礎、淵博的文化知識、深厚的文學素養，才使他的作品能夠高揚時代的主旋律，在人文地理中追尋歷史之光，在雄渾曠達中創造洗練之美，在感事抒懷中探尋人生真諦，在文藝鑒賞中倡導清新文風。因而他才在現代詩、古體詩詞、散文、文藝評論等諸多領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這在寧夏詩人作家中是很少見的。他用執著的追求和無限的熱愛，構建了屬于自己的精神家園。

王武軍，中國詩歌學會會員、寧夏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寧夏詩詞學會副秘書長、寧夏詩歌學會副秘書長，現在寧夏政協任文史資料編輯。在《朔方》《綠風》《揚子江》《詩歌月刊》《中國詩歌》等報紙雜志發表詩歌、散文、評論、隨筆等三百余篇（首），著有詩集《經年的時光》、評論集《疼痛與喚醒》，參與《寧夏詩歌史》《寧夏文學史》編寫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