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戰火雖未蔓延到泰國本土，但是由于鑾披汶政府追隨日本侵略者，讓日軍“過境”“駐扎”，借助日本侵略者的勢力在國內實行專制獨裁統治，泰國人民仍然蒙受了深重的災難。稻田荒蕪，農民流離失所。橡膠園被毀，柚木采伐停滯，采礦業蕭條，外貿逆差嚴重，通貨膨脹率極高，1941～1946年這幾年間，物價上漲了10倍。民主、自由成了寡頭們的專利品。

第二次世界大戰給人民帶來了浩劫，但也鍛煉了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戰后，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傳播迅速，世界范圍內民族、民主運動的高漲使泰國人民深受鼓舞。泰國工人階級有了全國性的工會組織，僅1947年便爆發了173次罷工，工人不但提出了經濟要求，而且提出了民主改革、制訂勞動法、懲辦戰犯等政治要求。農村在戰爭期間就有自發的抗日武裝斗爭，戰后則發展成為反對地主、豪強的以土地為中心的斗爭。知識分子中的先進分子和勞動人民站在一起，探尋著新的道路。

戰后世界形勢的特點是以美國為首的世界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對立和斗爭，反映在意識形態上，文學上也是兩個營壘，陣線分明。在泰國，當時有親王室的《文學界》和《巴里查》團體，有官方支持的《文學俱樂部》，他們雖居于統治地位，但政治觀點與進步潮流格格不入，作品多為歌功頌德或附庸風雅，內容遠離生活，在讀者中的影響不大。1950年，不屬于上述派別的作家成立了作家聯合會，雖然組織并不嚴密，也沒有正式綱領，但為了適應文學發展的需要，他們討論了作家的任務和責任、文藝的目的、文藝與政治的關系等重大問題，先后提出了“文藝為人生”和“文藝為人民”的口號。因特拉尤翻譯了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列寧、斯大林、高爾基、魯迅等關于文藝問題的論文也被陸續介紹到泰國。文藝評論家班宗·班知達信、詩人乃丕、作家社尼·紹瓦蓬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系統地論述了“文學藝術的源泉是人類的社會生活”“社會生活決定了作家、藝術家的思想”“文藝應為生活服務，是階級斗爭的一翼”，指出作家不應該僅僅是觀察家，而要親身參加斗爭。他們用新的世界觀和文藝理論評論了泰國古典作品和當代作品，產生了重大影響。但是一些作家持不同意見，這就不可避免地爆發了論戰，導致了這個松散聯合會的分化和改組。

“文藝為人生，文藝為人民”的文學運動，其實質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進步文學運動，其作品既包括革命現實主義作品，也包括新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品，如西巫拉帕的《后會有期》《向前看》及短篇小說；社尼·紹瓦蓬的《婉拉雅的愛》《魔鬼》；西拉·沙塔巴納瓦的《奴隸城》《市井悲劇》《這塊土地屬于誰》；伊沙拉·阿曼達恭的《等到人人皆兄弟的世紀》《罪惡的善人》；素瓦·哇拉迪羅的《上帝》《浴血的土地》；奧·差亞瓦拉信的《瓦比的半個月亮》；奧·烏達恭的短篇小說；乃丕、烏切妮、集·普密薩的詩以及青年作家隆·拉狄萬、杰·節達納探、西·沙拉康、納·布拉納的創作；等等。這些作品以其嶄新的姿質、色澤、形象系列，開辟了泰國文學歷史的新紀元，使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文學。

無產階級的大眾文學本來具有對于藝術形式、技巧、風格的最廣闊的包容性，但由于“文藝為人生”這個文學運動受各方面條件的限制，如世界無產階級文學的歷史就不長，經驗和教訓積累得都不夠；蘇聯文學對世界無產階級文學影響巨大，但蘇聯文學本身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就有錯誤和偏差；泰國的工人運動還處于較低的水平；馬列主義的知識在泰國作家身上還相當貧乏等，使作家們機械地理解了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忽視了文學的其他屬性，產生了一些令人遺憾的缺點。然而，進步作家不但用筆戰斗，還親身參加了反對侵朝戰爭，保衛世界和平，爭取創作和新聞自由的斗爭，并為此付出了血的代價。1952年和1957年進步文學兩次遭到血腥的鎮壓。1958年沙立政變之后，這場轟轟烈烈的文學運動終于被鎮壓下去。

“文藝為人生，文藝為人民”文學運動的旗手西巫拉帕

西巫拉帕能投入泰國“文藝為人生，文藝為人民”文學運動并成為它的旗手不是偶然的，這是他的思想和創作合乎邏輯的發展。

1938年鑾披汶上臺，加緊了對文化界的控制，文學藝術幾乎窒息。鑒于身為全國報業協會主席的西巫拉帕的巨大影響，鑾披汶極想籠絡他，但被西巫拉帕所拒絕。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后，西巫拉帕由于反對日軍侵略和泰國政府賣國求榮、為虎作倀的政策遭到過逮捕。從1939～1949這10年間他幾乎沒有什么創作問世，可見壓迫之甚。現實教育了他，使他對泰國的社會有了更清醒的認識。1941年他在《1932年革命的背景》一文的后記中就提出了“使民主制度消亡，還是存在下去”是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他指出“15年的民主制度（指君主立憲制——作者）給了他們以新的形象。然而昔日‘民團’的人在另一個時代成了兇徒，上述形象的改變并不是別人手造的，或者出自哪一位上帝的意愿，而是他們自己的所作所為”。

在逆境中西巫拉帕不能創作，但他決心“保持自己的尊嚴，不違心地向自己頭腦中不正常的感情低頭”。他不同流合污，而有自己的目標。“在我還有些氣力和能夠思考的時候，我還想寫點東西，而不愿用這氣力和陳腐的舊思想去賺錢……”《生活的戰爭》再版《前言》，1944。他在文學創作上永不滿足，決心努力探索，走自己的路，他說：“我不想耗費時間去回顧過去而對自己的舊作津津樂道，不論是我15年前的舊作，還是去年寫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還堅信在未來的日子里我會寫出更偉大的作品（如果說我曾經寫過一些偉大作品的話）……只要我的腦子還沒有殘廢，力氣還可以握住鋼筆，我還要寫下去，以我自己負責的態度寫下去，以我的觀點寫下去，是好是壞，是對是錯，只能聽便，但這卻是我的決心和意愿。”《男子漢》再版《前言》，1944。

1947年7月西巫拉帕作為一名政治學學者去澳大利亞進行了兩年研究，在那里他接觸和研究了馬克思主義學說和社會主義思想，目睹了工人運動，使他的思想發生了重大變化。1949年2月26日西巫拉帕回到泰國，出版了他和他的夫人合寫的在澳大利亞的考察記《我的見聞》，立刻投身到當時轟轟烈烈開展起來的泰國進步文學運動中去。

1952年西巫拉帕以及其他一些進步人士以“在國內外制造動亂”的罪名被鑾披汶政府逮捕，判刑13年4個月。1957年2月21日逢佛祖誕辰2500周年被大赦。在被監禁期間西巫拉帕堅持寫作，長篇小說《向前看》的第一部《童年》就是在獄中完成的，此外他還翻譯了高爾基的《母親》的一些章節。1957年應邀訪問了蘇聯，參加了十月革命40周年的慶祝活動，回國后寫了一本見聞錄《到蘇聯去》。次年他應邀訪問了中國。在訪問期間，泰國發生了沙立政變，當局進行大逮捕，他的安全受到威脅，不得不在中國避難。在中國期間，他代表泰國作家參加了一些國際作家會議。1974年6月16日，這位泰國當代杰出的作家病逝于北京。中國人民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葬禮，周恩來總理向他獻了花圈。

西巫拉帕的后期作品有中篇小說《后會有期》（1950年），長篇小說《向前看》的第一部《童年》（1955年），第二部《青年》（1957年，未完），此外還有短篇小說、報告文學、政論、專題文章、演說和翻譯等。

《后會有期》寫的是一個無所事事的泰國留學生勾梅在澳大利亞受到教育，走上了新的生活道路，立志獻身于人民的故事。

值得注意的是，小說通過人物的對話，寫出了“物產豐饒，人民貧困，社會充滿了剝削和壓迫的非正義”的泰國現實，明確指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解決國家的根本問題”。

小說塑造了背叛了自己剝削階級家庭的勾梅和犧牲自己照亮別人的澳大利亞姑娘南希·漢德森這兩位社會主義者的新形象，表達了作者的理想和愿望。

勾梅是個大官僚的長子。他家有高樓大廈、大筆田產和幾家大公司的股份，商業利潤、土地交易和其他收入一年總有百萬銖，這是一個五口之家幾輩子也用不完的。在戰爭期間普通老百姓忍受著艱難困苦，可勾梅卻可以出入俱樂部、運動場和舞廳。戰爭結束以后，勾梅重進大學，但是游蕩慣了，學不下去，成了一個游手好閑的人，可是他卻可以不受指責，因為闊人都是這樣生活的。后來父親為了使他“成才”把他送到澳大利亞留學，但是來到澳大利亞僅僅六七個月的時間里他卻換了六七個學校，他整天出入高爾夫球場、夜總會，心里想的只是取得一個留學生的桂冠，能說英語，有洋朋友，時髦而氣派。但是在澳大利亞他并沒有找到“貴族朋友”，發現的是人們勤懇的工作。他感到厭倦，感到孤獨，但同時也促使他思索生活的價值是什么，過去的生活有什么意義。

是南希·漢德森小姐把他領進了新的生活領域，使他懂得了自己雖然富有，卻是個精神空虛的“可憐人”。南希對勾梅說：“你沒有勞動，就被稱為上等人，而那些勤勞的卻成了仆人，這是為什么？……你不應該認為凡是法律規定了的都是正確的。因為法律是少數人制定的，它所反映的只是少數人的意志。況且你父親的財產也不都是來路清白的。”南希還介紹他看了不少書，這些觀點對勾梅無疑是一種極大的震動。然而促使勾梅的思想發生根本轉變的與其說是南希的言傳，倒不如說是她的身教。

南希是個端莊、沉靜、溫柔和富有同情心的姑娘。她19歲就離開父母，到墨爾本工作，業余時間除了自學以外還無償地為工會工作。她要自己洗衣、做飯。她身體瘦弱，理應得到別人的幫助，但她卻誠心誠意地幫助東方人，為了東方人的利益而與政府斗爭。但是她認為，“要反掉種族歧視，還得靠有色人種自己斗爭。因此不能滿足于奴隸式的逍遙自在，必須掌握知識和技能。”在南希的鼓勵下，勾梅上了墨爾本大學，第一年學習雖然艱苦，但是有南希的幫助他終于堅持下來，可南希卻吐血了。

南希和勾梅的最后一次談話集中地反映了她的生活目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她說：“你可能感到奇怪，當我得知我得了肺病的時候為什么不停止工作，這是因為我不知道假如我對別人已經沒有用處，那我活著干什么……我從不認為，活著只是一天天地為了溫飽和尋歡作樂，然后便等著病和死的來臨的這種生活是有價值的。我的看法是，那種生活是空虛的，正如沒有生出來一樣。只是單純地活著對我是沒有意義的。如果我活著，就要生活得美好，而美好的生活應該比為生計、為尋歡作樂而忙碌，然后便等死更多些什么，而且應該用在為別人謀利益上。”南希離開這個世界之前的最大希望是勾梅回到自己的祖國，報效同胞，使他們得到“永遠的平等和幸福”。

小說中關于愛情的觀點也是全新的，勾梅認為“愛情這個東西應該從犧牲的基點出發，而不應該從索取的目的出發”。“南希教會了我怎樣去認識存在于公眾之中的廣泛意義上的愛情，應該把愛情獻給人類，應該把愛情獻給生來就很不幸地遭受貧窮和困苦的人們。”

這部中篇小說表明西巫拉帕的思想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集中反映了他澳大利亞之行在思想上的巨大收獲。

《向前看》是作者最后的一部長篇小說，是計劃中的三部曲，但沒有完成。第二部《青年》只寫了19章。《向前看》的主人公是一個來自窮鄉僻壤的苦孩子詹塔。作品通過他的身世、他在瓦查林公館和貴族學校泰威特·蘭沙律書院的遭遇以及他走上社會后的覺醒，再現了1932年泰國資產階級革命前后的社會生活，真實地刻畫了那一時期各階層人物的思想面貌。

這部作品雖未完成，但仍可以看出這構思中的三部曲是企圖通過一代知識分子追求真理的曲折道路，表現從20世紀20年代到50年代泰國社會的歷史變遷的。把小說中的人物和作者的經歷相對照，不難看出在尼塔和詹塔身上顯然有作者本人思想演變的影子。

《向前看》對社會的黑暗揭露得相當深刻。瓦查林公館可以說是封建等級社會的縮影，泰維特·蘭沙律書院是貴族和富人的天堂。一個封建大家庭，奴仆成群，但其實主子卻只有幾個人。同是主子，權力大小不同；同是奴仆，卻又分成等級。主子驕奢淫逸，頤指氣使：奴才媚上欺下，爾虞我詐，構成了一幅特殊的封建圖譜。

詹塔作為一個農村的孩子，雖然身份仍然是半個仆人，但是能來到這個貴族之家，能陪主人進貴族學校，無疑是幸運地跨入了天堂，但是他很快就發現這個天堂并不是屬于他的。不要說主人他不能冒犯，連地位稍高的奴才他也是惹不起的。他對社會的認識也就從這兒開始的。雖然詹塔的成長經歷了漫長而曲折的路，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他已經成了一個為民主自由而斗爭的熱誠戰士。

小說還塑造了詹塔周圍一些先進知識分子的形象，烏泰老師始終是個鼓舞詹塔和他的同學前進的人。尼塔思想敏銳，常能在困境中助詹塔一臂之力。阿誠這個華人鐘表匠的兒子從一個虔誠的基督徒，通過自身所受的壓迫終于認識到“新”政府是不會施舍給他自由的。

小說還塑造了兩個截然不同的“下等人”。媚巴朗從小受苦，但是她害怕窮困，一心高攀。瓦查林娶她為妾，她認為是中了彩，被遺棄后又嫁給了一個銀行家當小老婆，雖說如此，她卻始終感激損害她的人的“恩惠”。而典由于生活所迫長期偷竊，可是在一個女工的幫助下卻從墮落走向了光明，成了一個心地純潔掌握了自己命運的人。這兩個類型，前者是剝削階級思想腐蝕下的犧牲品。而后者的棄舊圖新顯然寄托著作者對泰國工人階級的希望，因為這時的西巫拉帕是堅信“工人能干大事業的”。1957年在法政大學關于工會的演說。

有一點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西巫拉帕筆下的“中國人”是和某些人筆下的“中國崽”是有區別的，他從未用華人語調不純的泰語發音去嘲笑他們，而是寫他們和泰國人一起受難，一起奮斗，一起成長。他們并不是與泰國人民毫不相干的“外來者”，和泰國人一樣，他們大多數也是被壓迫、受剝削的，這就和一般的狹隘的民族主義觀點劃清了界限，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向前看》的最大價值是它的思想意義。這部作品把革命者放在歷史的中心地位，把推動歷史前進的人民群眾當作小說的主角，時代哺育著他們，他們也經受著時代的風雨和考驗。這種對待歷史、對待人民群眾的態度是在以前的文學作品中根本不可能見到的。

這一時期西巫拉帕在短篇小說創作上也取得了很大成績，這些作品有的向青年提出了為誰學習，為誰服務的嚴肅問題，塑造了追求真理、毅然拋棄傳統的升官發財道路的覺醒的青年一代的形象（《新的道路》《回答》）。有的歌頌了勞動人民的優秀品質，揭示了誰養活誰的真理（《帕羅姆老頭》《幫幫忙吧！》），有的塑造了為新社會的誕生而去拆毀社會階級高墻的叛逆青年的典型（《那種人》）。這些作品十余年后，在10月14日運動中成了青年的行動指南和生活的教科書。

西巫拉帕在文藝理論上也有重要建樹。他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闡明了“文學是現實生活的反映”“是受歷史制約的”，作家應該重視“對生活的態度”，并且“尋求在那個時代所能尋求到的藝術手段和經驗”，使作品更加完美，這對當時蓬勃興起的進步文學都是有指導意義的。

西巫拉帕后期的作品從創作傾向看，是屬于革命現實主義這個范疇的。由于作者掌握了唯物史觀，所以他看清了人類歷史發展的進程。這就使他的作品從整體上把握住了時代的特點，他對腐朽事物的暴露是著眼于其必然滅亡的基點上，對新事物的歌頌是著眼于新事物必然戰勝和代替舊事物這一歷史發展的趨勢上，這就使他的作品達到了一個歷史真實的新高度。這些作品不但能給人們以藝術上的享受，而且給了人們以思想上的啟迪和斗爭的勇氣和信心。雖然由于政治環境的壓迫和社會生活本身的限制以及藝術創作上的匆忙，這些作品在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的結合上還不很完美（比如議論太多，人物形象不夠豐滿，有些概念化的毛病等），但這些作品的誕生對泰國文學界卻有劃時代的意義。魯迅在評論白莽的詩時曾寫道：“這《孩兒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現在一般的詩人爭一日之長，是有別一種意義在。這是東方的微光，是林中的響箭，是冬末的萌芽，是進軍的第一步，是對前驅者愛的大纛，也是對于摧殘者的憎的豐碑，一切所謂圓熟簡練、靜穆幽遠之作都無須來作比方，因為這詩屬于別一世界。”魯迅：《白莽作〈孩兒塔〉序》，《且介亭雜文末編》。把魯迅的話移用于西巫拉帕的這些作品恐怕也不會不合適，因為這些作品也并非要和那些熱門小說“爭一日之長”，它“屬于別一世界”。

由于西巫拉帕對當權者長期采取不合作態度，由于他對真理的渴望和追求，由于他晚年堅定地站到了人民的一邊，成了勞動者的代言人，由于他的作品的巨大影響，西巫拉帕的生活歷盡磨難，作品長期被禁，他作為泰國現代文學奠基人的地位得不到確認。但是，1973年10月14日運動卻沖開了這道閘門，他的作品被一再翻印，得到了空前的傳播。青年們撥開了掩埋的泥土，驚喜地發現泰國現代文學還有這樣一批閃閃發光的珍珠。人們稱他為英雄，尊他為泰國文化界的“元帥”“泰國文學天空中的王鳥”，可見時間能考驗一個人，也能檢驗一個作家的作品，更能確立一個人在歷史上的地位，時間是一位極其公正的審判官。

中篇小說《后會有期》內容概要

那是一個夏天，我（多羅蒂）到塞德吉爾達海灘去玩，同車結識了一個人，他不是澳大利亞人，英語卻說得不錯。談到飲茶，他可以說出澳大利亞每年的消費量是多少，國家給予多少補貼，如數家珍。經過公路，他可以告訴我，這條路是何時修建的。我猜不出他是印度的婆羅門，是爪哇人，還是中國人。分手的時候他只告訴我一個大概的地址。如果我去找他，等于大海撈針。

一個澳大利亞女人一天是閑不著的。工作之余，我看看報，有時也運動運動。在高爾夫球場上我又一次遇見了那個面孔黝黑的東方小伙子。他高爾夫球打得不錯，他告訴我他打這種球是從16歲開始的，那時因為戰爭，大學無法開學，于是便迷戀上了這種運動。我終于知道這個名叫勾梅的小伙子來自于一個我意想不到的、人民的情操高尚、社會卻充滿了非正義的國家，這個國家從前叫暹羅，現在改名為泰國。

勾梅告訴我，泰國物產豐饒，水中有魚，田中長稻，人民好客。占全國人口80%的農民創造了國家60%～70%的財富，但處境卻極其低下，他們一生只走過田埂，卻沒有跨上過馬路。過去一個小秘書的工資就是400個農民的收入。90%的人生活在艱難困苦之中，這能叫“自由”的國家嗎？

勾梅說，他不想回自己的國家，因為看到那些不公正的現象感到痛心。雖然他自己的地位優越，不存在別人欺侮自己的問題。想起過去自己的生活，勾梅深感痛心和厭惡。勾梅告訴我，他是一個大官僚的長子，家有高樓大廈和大筆田產，有幾家大公司的股份。商業的利潤、土地買賣和其他收入，一年總有百萬銖，他們這個五口之家是幾輩子也用不完的。在戰爭時期，老百姓很痛苦的時候，勾梅卻可以出入俱樂部、運動場和舞廳。“二戰”結束以后他又重進大學，可是游蕩慣了，心散了，學不下去了，他成了一個游手好閑的人，但是卻可以不受指責，因為闊人都是這樣生活的。后來父親看他這樣下去不行才在三年之前把他送到澳大利亞。當時勾梅覺得父親的想法是可笑的，澳大利亞也會有“貴族”的，會投其所好的。第一年的前六七個月他換了不少學校，常常出入高爾夫球場、夜總會，希望自己以后能說英語，有洋朋友，是一個鍍過金的留學生。

但是，在澳大利亞他卻沒有找到“貴族”朋友，發現的是人們勤勞的工作。他感到厭倦，感到孤獨，但同時也促使他思考生活的價值是什么，過去的生活有什么意義。

那一年的8月末，在慶祝印度尼西亞的國慶活動上，勾梅認識了南希·漢德森小姐，是她把勾梅領進了新的生活領域。

南希·漢德森是個端莊、沉靜、溫柔和富于同情心的女性。她身體瘦弱，理應得到別人的幫助，但她卻總是幫助別人。勾梅曾告訴她自己如何富有，但她卻說他“是個可憐的人，是一個罪人，是站在空中的人，是個無依無靠的人”。南希對勾梅說：“父親的財產并不是你的，你沒有勞動，就被稱為上等人，而那些勤勞的卻成了仆人，為什么？……你不應該認為凡是法律規定了的都是正確的。因為法律是少數人制定的，它所反映的是少數人的意志，況且，你父親的財產也不都是來路清白的。”南希希望勾梅走一條新路。

勾梅聽了南希的話，反復思考了好幾天，他覺得這些道理很新，一時還接受不了。但是他覺得這些話是使人開竅的。

南希19歲就離開父母，到墨爾本工作，業余時間還努力學習，無償地為工會工作。幫助東方人，為了東方人的利益常和政府斗爭。她要自己做飯、洗衣。談到工作的辛苦，她總是說：“這是我所滿意的，這是我的一種幸福，并沒有人逼我這樣做。”南希成了勾梅的榜樣。她反對種族歧視，但她認為要反掉種族歧視還得靠有色人種自己斗爭，他們不能滿足于奴隸式的逍遙自在，必須掌握知識和技能，必須好好學習。南希的話振聾發聵，勾梅下決心要走一條新路，走一條為人類的利益而奮斗的路。

在南希的鼓勵下他上了墨爾本大學學經濟，第一年，學習很艱難，但是有南希的支持，他戰勝了困難。他們相邀在暑假期間將到一個地方去休息，房間已經訂好，但南希卻吐血了，她患肺病已經很長時間，在和勾梅最后一次談話中南希說：“你可能感到奇怪，當我得知我得了肺病的時候為什么不停止工作？這是因為我不知道假如我對別人已經沒有用處，那我活著干什么……我從不認為，活著只是一天天地為了溫飽和尋歡作樂，然后便等著病和死的來臨，這種生活有什么價值。那種生活是空虛的，正如沒有生出來一樣。只是單純地活著對我是沒有意義的。如果我活著，我就要生活得美好，而美好的生活應該比為生計，為尋歡作樂而忙碌，然后便等死更多些什么。我親愛的朋友，我當然想繼續活著，假如我對別人還有點用處的話，但是我已經沒有時間了……我親愛的朋友，你能否再一次向我保證，當你回到你的祖國的時候，你能用你的知識和堅忍不拔的精神去幫助你的同胞，使他們得到永遠的平等和幸福。”

兩天之后南希去世了，臨死的時候她還想著和勾梅一起度假的事兒。

聽到南希和勾梅的事情，使我夜里長時間不能入眠。勾梅在那個夏天取消了度假的想法。我和勾梅很快成了親密的朋友。但和南希不一樣，我是平庸的女子，反倒是勾梅成了我的引路人。

一天，我們在一家中國餐館里吃飯，勾梅告訴我，如果他能通過考試，明年初就要離開澳大利亞了。我對此毫無思想準備。從感情上說勾梅并不愿意回去，“但為了國家，為了困苦不堪的同胞，那我還是應該回去的。”我曾經問過勾梅和南希是否相愛過，勾梅說，她是個高尚的人，“我們在一起的時候是快樂的，但是除了心靈上的聯系之外，我們沒有談過愛情。”

勾梅順利地通過了考試，就要離開澳大利亞了。為了紀念，我們一起游覽了他和南希約定而沒有去成的菲利浦這個地方。他對我說：“我要感謝澳大利亞，她使我成了一個新人。”他告訴我，如果可能，如果父母愿意，他將用父親的財產為公眾造福。他告訴我，在工作安定下來以后，他要花一點時間考察一下東方各國如印度、緬甸、印尼、中國等國家人民的生活，以便更好地為自己的民族盡力。

勾梅決定1月30日離開墨爾本。在離別的時候我們都有說不出的話語，但勾梅說只好用工作來補償。他穿著我手繡著我的名字縮寫的內衣離我而去了。他也許還會回來，但那不知該有多久……

長篇小說《向前看》內容概要

16歲的詹塔進了名門貴族、王公大臣子弟求學的泰威特·蘭沙律書院，陪著小主人讀書。他是中學四年級里年齡最大的學生。這座書院對他這個廟童來說好像一座天堂，是使他眼花繚亂的另外一個世界，他處處感到新鮮和不可思議，但他又覺得自己是“鳳凰群里的一只烏鴉”，他不能不謹小慎微，安分守己。

詹塔是來自東北部普通農家的一個苦孩子。父親是個勇于反抗惡勢力的硬漢，因為被債主誣陷，蹲了4年監獄，出獄后仍不得安寧，因而被逼出家，繼而母親又在一場天花瘟疫中死去。于是，父親便把小詹塔交給了他尊敬的一位師父做了廟童，希望老師父能把詹塔教育成人。詹塔12歲時，老師父帶他進了京城，并且讓他進了佛寺的學校念書。老師父和內務部長昭坤是老知交，是昭坤到詹塔家鄉做官時認識的。把詹塔托給他，是想找個主人做靠山，將來能有個出頭之日，而昭坤之所以讓他上學，是看他已是個大孩子，可以保護少爺。

詹塔在學校里結交的第一個朋友是尼達，在他的心目中尼達是個異乎尋常的勇敢的小戰士，因為尼達回答老師的提問，聲音總是那么響亮自然，詹塔認為這是最美的儀態；他成績優秀，王孫公子們也不得不敬服他。尼達不隨波逐流，凡事總有自己的見解。使詹塔感到意外的是，尼達的出身并不高貴，他的父親是個生病退休的公司司賬，母親也僅僅是個做雜貨鋪生意供養全家的人，生活雖然清苦，但是家庭卻充滿了友愛和溫暖。

詹塔雖然住在富麗堂皇猶如王宮的公館，但他的居處是雜亂、骯臟的角落，并不比在佛寺里或在農村的家里所住的地方強多少。人家吃的是山珍海味，但他吃的卻同佛寺里化緣來的僧飯差不多，由于廚娘的冷酷無情，有時他甚至吃不飽。他必須做一切雜務，以至休息和看書的時間都沒有。他目睹了婢仆之間互相傾軋竟比主人還厲害。有人儼然以主人自居，其聲色之厲，比主人有過之而無不及。詹塔生了一場大病，要不是司機乃曾夫婦的照料，恐怕性命都難保。在這座大樓里，等級的劃分，人與人之間的明爭暗斗，這一切都使他感到迷惑，但他勉勵自己要勤奮學習，永遠安分守己，他認為像他這樣一個野孩子進入這座“天堂”，是他最好的歸宿。

泰威特·蘭沙律書院這座貴族子弟學校雖然由于時代的變遷，已向平民開放，但等級依然森嚴。校長對貴族學生魯吉勒、大臣的兒子西立拉百般親近愛護，但是對窮苦的華裔鐘表匠的兒子阿誠這個品學兼優的學生，只因其憋不住在玉蘭樹下撒了一泡尿而對他嚴加懲罰。不過，他們的級任老師烏泰還不錯，他是個青年教師，除了擔任學校的功課外，還在研究法律，他不像老年教師那樣處處偏袒貴族學生，他主張學生人人平等，學生有為自己辯護的權利。他認為阿誠的錯誤并不值得大驚小怪。

在“王宮”里，詹塔不懂得什么叫作生活的權利，而在學校里他的地位稍可改善，嘗到了一點權利和平等的滋味并為此而感到欣慰，但同時他也看到了偏袒和不公平。在中學五年級的時候，他的朋友阿誠因為父親病故，不得不離開學校去謀生，而無才無德的貴族子弟蒙鑾·伊提蓬卻到德國留學去了。

一次魯吉勒吹噓他的祖先，說是他的曾祖父及其家族拯救了泰國，而尼達卻反駁說保衛泰國的不只是他祖先這一兩個人，犧牲于敵人刀劍之下的無數的農民英雄同樣值得敬重。他舉出許多歷史上的事實把魯吉勒駁得體無完膚。魯吉勒惱羞成怒，大打出手。詹塔為了保護朋友，一拳把這位小親王打翻在桌子上，使他動彈不得。這下子闖了大禍，詹塔受了處罰，校方宣布如若再犯，定要開除學籍。詹塔成了一些貴族學生的眼中釘，而同時他這種見義勇為的精神卻贏得了一些同學的尊敬。

詹塔初到學校的時候，充滿了苦盡甘來的希望，但他升入中學六年級，漸漸懂事之后，先前的希望已經逐步破滅了。阿誠的善良、刻苦耐勞使他感動，尼達的崇尚真理、追求正義對他是個莫大鼓舞。先前他曾驚羨貴族子弟的闊綽，但現在卻感到這些人靈魂空虛、生活乏味。他開始對生活中司空見慣的現實進行觀察、比較，而且對先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表示了懷疑。

詹塔結束了自己的中學生活，因為他的小主人瓦查林要到英國去留學。承蒙主人的恩典，讓他在內務部里做了一個文書。他猶如攀上高山之巔，渾身沉浸在幸福里。詹塔走上了社會，開始了擺脫迷茫的曲折的新生活。

《婉拉雅的愛》：“文藝為人生”的一部重要作品

在“文藝為人生，文藝為人民”的文學運動中，社尼·紹瓦蓬做出了杰出的貢獻。他的長篇小說《婉拉雅的愛》和《魔鬼》是這一文學運動中的兩部重要作品，特別是后者更是泰國20世紀50年代文學所取得最高成就的標志。

社尼·紹瓦蓬進入外交部以后，大部分時間在駐外使館工作，他耳聞目睹了法西斯暴行和歐洲各國人民反法西斯的可歌可泣的斗爭，看到了歐洲各國日益高漲的民主運動，這使他的思想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談到自己的經歷時，他曾經講到，在使館遇到過一位來使館做翻譯工作的西班牙人，他參加過西班牙內戰和反弗朗哥的戰斗，他告訴社尼，只做一個“道德作家”還遠不是進步的。他向社尼講述了“社會唯物主義”，從那時開始，社尼“才知道文學是什么，有怎樣的作用”。這意味著社尼·紹瓦蓬已經從一位不斷追求和探索的作家變成了一位肩負起歷史使命的作家，他思想的這一巨變，具體反映在《婉拉雅的愛》這部長篇小說中。

《婉拉雅的愛》是在他駐蘇使館工作期間寫成的，1950年出版。這一時期他曾有機會游歷巴黎，小說就是以這個城市為背景展開的。

與作者早期作品《失敗者的勝利》《東京無消息》相比較，與20世紀40年代以前的泰國文學相比較，《婉拉雅的愛》是一種嶄新的文學思索和表達，這可以從兩方面看出：

（1）作者對筆下的人物進行了與以往大不相同的探尋，找出了他們的世界觀、幸福觀、愛情觀的根據，體現了一種新的人生價值的追求。

這集中表現在兩個人物身上，一個是婉拉雅，另一個是永·尤邦央。

婉拉雅的家庭并不富裕，但她聰穎勤奮，才華出眾，所以才能遠離故國來到巴黎學習音樂，兩年以后就將畢業。擺在她面前的有兩條路，一條是成為闊人家庭中的擺設，這對她來說輕而易舉。她有一位男朋友，名叫雷瓦，是名門望族之子，家庭富有，自費留學，他希望婉拉雅成為自己的附屬物，他認為“船需要廣闊的大海，雞需要高高的棲木，而女人需要的是幸福和安靜的生活”。但婉拉雅拒絕了這條道路，她“不需要這樣的幸福”。她說，“我的幸福存在于追求、奮斗和冒險之中，但這種冒險并不是生意人所追求的發財致富，而是為了有益于人民的工作所做的奮斗和冒險。這意味著可能拿著砍刀走進沒人涉足的森林，這沒人認識的路可能成為后人走向繁榮和幸福的道路。”這是婉拉雅為自己選擇的另一條路。她有著與雷瓦截然相反的幸福觀，“踏著山坡的青草，聽著溪水的流淌，吃著用蕉葉和荷葉包著的米飯，搜集記錄老百姓簡單而動聽的代代相傳的民歌”，這種清貧的農家生活是她的一種幸福。

婉拉雅立志成為一名人民的藝術家。她認為“中立的藝術是沒有的，藝術不是為這個階級服務就是為那個階級服務，說藝術是中立的、純粹的人，其目的正在于為高踞于一般人之上的特殊人服務”。“當大多數人生活在困苦之中，我們怎么能唱歡樂的歌呢？”

婉拉雅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幾千年來婦女被壓迫、被奴役的根源：“如果一方在經濟上和命運上處于支配地位，那么男女之間平等的愛情是談不上的。”婉拉雅的愛是廣義的，她“愛和平，愛藝術，愛生活”，她并不拒絕個人的愛情，但追求的是有著崇高理想的愛，這是她生活和事業的一部分，她要與之結婚的男人是為“未來的新時代”而奮斗的人。

在《東京無消息》中，作者塑造了一個努力爭取自立的女性形象，瑤瓦迪在美國學醫五年，她的志向不過是“想有機會做自己喜歡的工作，在曼谷建一所為母親和嬰兒看病的診所”，她仍然把依附男人看作是“女性的魅力”。她也不想虛度一生，但她看不到前途，也不清醒，因而在愛情上受騙也是自然的。同樣是正面人物，但把瑤瓦迪和婉拉雅相對照，兩者在世界觀和精神境界上可以說有天淵之別，從這里我們不難看出作者的創作思想有了多么巨大的變化。

永·尤邦央這個覺悟的工人形象在泰國小說史上也是史無前例的。貴族作家、資產階級作家是不屑于寫工人的，更不要說把他寫成一個正面人物了。《婉拉雅的愛》中的永·尤邦央是使人耳目一新的。他出身于農民，流落海外，當了水手，生活的艱辛和苦難沒有使他頹唐，反而使他認識了生活的真理。他結識了彼得羅這個覺悟工人，懂得了組織起來、求得自身解放是勞動者的唯一出路。作者筆下的工人也不是蠢笨如牛的，永刻苦自學，他的法語比有些知識分子說得還好。由于志同道合，他成了婉拉雅的知心朋友，鼓勵她做一位“為不幸的、受苦的、被拋棄的和無人理睬的人服務的藝術家”，并在她身上寄予了深厚的感情，為了自己的理想，她毅然回到泰國的農村，去開辟新的道路。

在這部小說中作者還以滿腔熱情謳歌了各階層人民的覺醒和進步。

法國人勒內是一位超現實主義畫家，他生活坎坷，初戀的情人被法西斯殺害，第二位女友離開了他和他的朋友結了婚。他的妹妹是位思想進步的大學生，他的朋友政治上也很活躍，可他自己卻對政治毫無興趣，他沉溺于自己的超現實主義，對親友的勸告無動于衷，可畢加索畫的和平鴿和一天夜里偶然見到的孩子所刷的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爭取世界和平的大標語卻震撼了他的心，他放棄了自己的藝術主張，以這群孩子書寫標語為題材創作了一幅畫，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走上了新的道路。

恩達是泰國駐法使館二秘派金的夫人，她雖受過高等教育，可到法國以后卻成了家庭主婦。她性情溫和、純潔而軟弱。派金和她結婚并不是因為愛她，而是想借她父親政治上的勢力平步青云，但當岳父失勢以后，派金對她的態度便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她飽受欺壓和凌辱，可是她開始卻逆來順受。在苦悶之中她得到了婉拉雅的真誠幫助，又看了不少關于婦女解放的書，她堅強起來了。毅然和派金離了婚，回國做了教師，走上了獨立生活之路。恩達的前后變化判若兩人，使派金也不能不刮目相看。

在這部作品中社尼已經一掃前期作品中對于命運的捉摸不定的茫然感，對未來充滿了希望和憧憬，召喚著人們去變革，去追求，去奮斗。與以往泰國文學作品相比，這些新型人物的登場，可以說是空谷足音，振聾發聵。

（2）作者在觀察事物、塑造人物上使用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這就使這部作品和比一般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品在思想上站得更高。

作者在小說中用相當的篇幅探尋了“巴黎精神”。他寫了生活在這里的畫家、教授、大學生、兒童、存在主義者和外籍工人。他們的生活構成了巴黎生活的一個小小的側面。作者寫了一位擺書攤的貧窮老人，他的生活經歷是感人至深的。他嗜書成癖，非常熱情健談，有淵博的學識，在反法西斯戰爭中他失去了兩個子女。作者通過這個人物還寫了巴黎的女人，老人告訴社尼，“不認識巴黎的女人，那就不了解巴黎”。當然，他所說的巴黎女人，不是渾身灑滿香水的夜總會的女郎，而是舍生忘死的巴黎公社的婦女，是菜籃子里裝著炸彈和法西斯斗爭的巴黎女人。正是這些普通人創造了巴黎的英雄業績，作者把他們視為巴黎的主角，是法國歷史的主人，這就拂去了巴黎的香風、迷霧、奢侈、浮華，發現了另一個巴黎，展示了人民崇高的內心世界，這才是真正的巴黎，真正的巴黎精神！

作者歌頌了工人階級，但也沒有諱言工人身上的缺點，他對此采取了分析的態度，指出他們身上的污點并不是生與俱來的，而是生活所迫造成的。通過彼得羅這位外籍工人，人們可以看到前赴后繼的犧牲精神才是工人的本質，而斗爭又是陶冶工人情操的熔爐。“人雖然渺小，但是組織起來卻是一股巨大的力量，時間一到，他們是能做他們想要做的事情的。”在創造新世界的進程中必然會創造出新人。

通過對這些普通人的描寫，作者得出一個結論：“認識生活，我們應該從生活的主人那里去認識，而不是從坐在那里終日夢想的有學問的思想家那里去認識。”這是一個偉大的真理。

由于作者掌握了唯物主義的歷史觀，所以他看到了人民的力量，看到了決定歷史方向的決定性因素，他不再迷惘，不再彷徨，而是滿懷信心地斷言：“生活是不會停滯的，昔日美好的時光一去不復返了，但是更加美好的歲月總有一天會到來。”因為“我們的世界是運動著的世界，永久存在的東西是沒有的，落后的道德和風俗會被吞沒和丟棄，新的東西會代替它，消亡和新生才是永恒的東西”。從這種歷史發展的總趨勢去俯瞰世界上一切紛繁復雜的事物才洞若觀火，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質，這就是這部長篇小說深刻思想內涵的秘密所在。

《婉拉雅的愛》在藝術手法上繼承了《失敗者的勝利》和《東京無消息》的某些特色，小說仍然以“我”為中心，沒有貫穿始終的故事，沒有驚心動魄的情節，雖然結構不夠緊湊，但是，語言的恰當運用和深刻的思想卻能給讀者以思考的余地，以便讓讀者用自己的感受去填充，去豐富。雖然正面人物還不夠豐滿，但是反面人物卻不乏神來之筆，比如對派金和阿南的刻畫就是如此。

派金是泰國駐法使館的二秘，衣著考究，體態瀟灑，在英國得了碩士學位，年僅36歲就爬上了二秘的位置。他曾愛過幾個女人，都是家境出眾的美人，但是最終他都把她們送給大官做了見面禮。他雖然有知識，但家庭并不殷實，父親僅是個鑾（相當于子爵）。他擇偶的條件并不是出于愛情，而僅僅想有助于他職務的晉升和家庭地位的鞏固。如果他想和有錢人家的女子結婚那是唾手可得的，但是他卻和恩達結了婚，因為恩達的父親是1932年政變的要人之一，雖不如大商人富有，但在政界卻有勢力，完全可以為他搭好向上爬的階梯。然而他時運不佳，岳父后來成了當權派的對立面，被解了職，于是恩達就成了他的敵人，成了他前程的障礙。他對妻子從來不忠，此時更千方百計加以虐待，為了避免支付恩達回國的旅費，在離婚的時間上他算計得也十分周到。

派金本人不搞政治，因為他知道政治是個沒準兒的東西，然而他卻不愿離開政治家，因為他這個寄生蟲離不開政治家這個寄生體。

派金對人是兩副面孔，對上司是畢恭畢敬，一副媚態，身體變成了弓形；對下屬卻是一副傲骨，頭仰得極高，盛氣凌人；對有用的人，他殷勤周到；對無用的人，他不屑一顧。

作者對這個野心勃勃、登龍有術、靈魂卑污的勢利小人刻畫得可以說是入木三分。

對阿南這個人物作者惜墨如金，只寥寥數筆就勾畫出了一個靠發國難財而“周游世界”、給泰國人丟人現眼的假充風雅的土財主的形象。

社尼·紹瓦蓬的代表作《魔鬼》

如果說《婉拉雅的愛》是作者用新的創作方法初試身手的話，那么，《魔鬼》卻是把“為人生，為人民”的文學運動推向了成熟階段，它是社尼·紹瓦蓬的代表作，在深刻的思想內容和比較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結合上創造了一個典范，成了泰國當代文壇不可多得的一部佳作。

《魔鬼》的最大成就是塑造了一些舊世界的叛逆者的生動形象。如果說《婉拉雅的愛》中的正面人物還有些概念化，作者不得不用議論和豪言壯語去填充他們的話，那么，《魔鬼》中的正面人物則是在激烈的思想沖突和實際斗爭的考驗中成長起來的，他們是活生生的人，相比之下，這些人物顯得更豐滿、更真實，因而更可信。

《魔鬼》中的男女主人公寫得最為出色。

賽·西瑪這個人物一出場，就給讀者這樣一個強烈印象：他的人生哲學和為人處事方式是與眾不同的。從他的身世人們可以找到他人生觀和性格成因的答案。作為一個農家子弟而成了一個知識分子，成為一名律師，固然是一種偶然的機緣，但也是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得來的。“家庭的貧困，有時可以毀掉一個人，但有時也可以磨煉出一個人的優秀品質。”賽·西瑪正是這后一種生活中的強者。

賽·西瑪是個自覺的戰士，他對社會有極清醒的認識，凡事要問個“為什么”，他懂得“人的區別不僅僅在于好與壞”，而在于階級地位、階級利益。好與壞，“在不同人的心目中，有著不同的含義。”“如果我們想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那就要看他是否為大多數人所贊美和承認。我們必須以多數人的意見為基礎，多數人認為好的東西，那就是真正的好。”由此可見，他的行動不僅僅是他樸素的階級感情決定的，還是建立在理性的高度上。

由于賽·西瑪選擇了向舊世界宣戰的態度，他的人生道路就不得不受到重大的考驗。

瑪哈莊請他打官司，可以說是人情與正義之間的抉擇。

瑪哈莊是他做廟童時的啟蒙師父，又是帶他到曼谷讀中學的恩人。瑪哈莊還俗之后和富人瑪莉夫人結了婚，成了放高利貸盤剝農民的債主。農民還不起債，他要“法律解決”。接受他的委托就等于“自己去告自己的父老兄弟”，不接受他的委托，自己就和“恩人”絕了情，成了遭人唾罵的忘恩負義者。賽的思想斗爭十分激烈，“如果不是這樣一件事，他會滿口答應的。”他“心神不安，找不出萬全的解決辦法”。但當他了解到農民的艱難困苦之后，他掃除了痛苦的憂慮，毅然地拒絕了這個案子，邁過了人情這一關。

驅逐房客案可以說是個人利益與正義之間的角逐。

賽·西瑪是東方銀行的常務律師。一個債戶因為無力償還拖欠銀行的債務而把土地作為抵押，銀行轉手出賣這塊土地，一個買主給了高價，但條件是把這塊土地上的窮人趕出去。賽察看了那里的實際情況，覺得驅趕了他們只會使這些窮人流離失所。賽“無法站在雇主的立場上為他們最大的利益服務”，因此，他“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辭職”。常務律師這個職務可以說是美差，平時的事情不多，賽雖然自愿只拿原來律師一半的工資，但仍是一筆可觀的收入，為了素不相識的窮人，他犧牲了自己的利益。

為家鄉農民打的一場官司，不但有賄賂的誘惑，而且有生死的考驗。

農民世代耕耘的土地被豪強霸占，他們上天無路，投告無門。聘請律師，即使打贏官司，一筆可觀的訴訟費也會使他們徹底破產。賽·西瑪擔任了他們的義務律師，他仗義執言，不吃賄賂，又險些被豪強暗殺，然而他沒有退縮。小說避開了這個案子的結局，這是耐人尋味的，因為在那樣的社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很難做到的。

拉差妮對賽不為瑪哈莊打官司，不愿驅逐房客而寧愿自己辭職有一個公正的評價：“事實上你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因為賽不做這樣的事情，別的律師照樣可以做。賽完全同意她的看法，他也意識到“僅靠同情和好心是不能解決一切的”。賽為家鄉的農民打官司何嘗不是如此，即使這場官司打贏了，然而“法律上的公道，并不能超越法律本身寫在紙上的各種原則和范圍，因此法律上的公道也許并不就是社會的公道”。賽深深地懂得“僅僅依靠法律方面的斗爭是不夠的，它只是在還沒有更好的辦法之前，讓我們爭取一個短暫的時間，使我們能夠繼續生存下去的一種斗爭方式而已”。他對現存的制度沒有幻想。

在與拉差妮的父親這個封建頑固派的兩次唇槍舌劍更使賽·西瑪這個人物的性格得到了升華，小說對這兩個場面描寫得十分精彩。

自恃高貴的昭坤對一切出身“低賤”的人懷有一種本能的鄙視，在社會上、在家里，他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對于賽對拉差妮的純真友誼他懷著偏見和敵意，他認為賽是想騙取女兒的愛情以便躋身貴族的階層。所以第一次見面他就給賽來了一個下馬威，他先是查戶口似地“審問”了賽，接著便嘲笑了他的職業，而賽反唇相譏，同樣嘲笑了不識時務的貴族。這便深深刺痛了這位身居高位的達官貴人。

第二次見面則是這位老頑固為賽·西瑪專設的“鴻門宴”，他和親友們串通一氣，先是使賽陷入無人理睬的難堪境地，之后便對他發動了突然襲擊。他們不但在出身上羞辱賽，說他們“聞到了一股什么腥臭的味道”“像是看到蚯蚓或者什么蟲子類的東西似的”，唯恐躲避不及。昭坤拿賽示眾，說賽進出他家的大門，愛上他的女兒是“不自量力，不知天高地厚”“不懂得拿鏡子照一照自己，看見別人榮華富貴就垂涎三尺，想入非非”，他警告賽“想跟別人一樣爬上貴族地位的企圖，只能是幻想”，他的結論是“烏鴉總歸是烏鴉，鳳凰永遠是鳳凰”。

賽的反擊是居高臨下、勢如破竹的。他先是表示“我沒有任何理由為命運不讓我出身于貴族的門第而感到傷心”。接著他指出，“以為我想爬上貴族的地位”那是一種誤解，因為貴族已是進入博物館里的東西，“一切舊的東西都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消亡，你們是無法阻止這樣的變化的。”“時代決定我成了專門對那些生活在舊時代里、滿腦子舊思想的人進行嘲弄和威脅的魔鬼”，昭坤想要消滅這個“魔鬼”是不可能的，因為時間會越來越多地制造出這種魔鬼，它“穿著時代的護甲，比阿克里斯或西弗利德還要堅強”。他滿懷信心地斷言，“將來的世界是一個平民的世界！”這對行將就木的階級來說可以說是聲討的檄文、死亡的宣判、送葬的進行曲！

賽對舊世界，是一個魔鬼；對新世界，是一個催生婆。在他的身上不但有大無畏的斗爭精神，而且閃爍著理想的光輝，這個形象是有時代意義的，因而是不朽的。

作者對拉差妮這個封建家庭的叛逆者的思想和感情變化寫得很有層次，她對賽·西瑪從理解到友誼，最后發展成愛情，在這條路上每走一步，就使她和自己的家庭遠離一分。在她前進的道路上既有光明的召喚，又有反面的推動，在光明和黑暗的對比中她看清了道路，做出了抉擇。

少年時代的拉差妮在物質生活上可以說是無憂無慮的，但在精神上卻是苦悶多于快樂。她受著家里嚴格的管束，得到的是長幼尊卑觀念的灌輸，她不能和“低賤”的小孩子一起玩，但是跟“高貴”人家的孩子玩，她卻常受欺負。于是她只好偷著跑去和家里傭人的孩子玩，“如果沒有那些小孩，她的童年時代不知該有多寂寞和孤單。”家里也反對女孩子受教育，她之所以能讀完中學，那僅僅是因為“她比姐姐晚生了幾年”“祖母日見衰老”，已經無法施展其最高權威，她“才得以沖破這道可怕和堅固的圍墻”。她能上大學，靠的是對母親撒嬌和對父親討好這種聰明辦法，但是沒人關心她、過問她，這種冷漠的態度，幾乎多次使她失去讀到畢業的勇氣，她是硬著頭皮才讀完大學的。畢業前夕，許多同學都在興高采烈地談論未來的工作和計劃，唯獨她心里還一片茫然。她對能否離開家庭到社會去工作，心中仍然是十分擔心的。但是她的朋友錦添告誡她，要不屈服于父母的命令，不對他們百依百順，“唯一的出路就是要使自己在經濟上獨立”，這才使她鼓足勇氣，采用迂回的辦法，爭得了在銀行工作的權利。

和賽·西瑪的相識使她的生活發生了更大的轉折。如果說，在此之前她和家庭的矛盾和斗爭只是爭得個人的自由、自主和解放的斗爭，那么，以后在賽的影響下，她的立場、觀點和思想感情都逐漸發生了變化，她對家庭的斗爭已經成為社會斗爭的一部分。

她和賽第一次見面是很不愉快的，因為賽沒有像一般男子一樣對她大獻殷勤，甚至連一句客套話也沒說，她對賽的“不懂禮貌”很反感，對他的自尊和自知之明不理解，對指出她與賽之間地位的差別很氣憤，似乎是受到了污辱，但是對賽的“誠實”和“規矩”卻留下了印象。

拉差妮從賽不事張揚地幫助了自己家的司機，從賽只取原任銀行律師一半的工資這些事情上了解了他的為人，賽所指出的社會上存在著階級差別使她受到了震動，對他們之間誤會的解釋使她感到了賽的與眾不同，與在銀行所見到的爭名逐利和爾虞我詐相對照，她不能不感到，有著奇怪想法的賽，是有他的高貴品質的。

不斷的接觸，友誼的加深，使拉差妮感到賽對社會問題的見解“有道理”，拉差妮感到賽是個大丈夫，是個有思想、有見識、正直的人，他一旦認準了方向，就會堅定不移地走下去。賽第一次到她家里作客，就沖撞了他的父親，拉差妮深感不安，但覺得這不是賽的過錯，“父親用門第出身來看一個人，當然會使人感到不愉快”。從自己的遭遇中她感到，賽過去對自己所說的話，大部分被證明是正確的。她對賽拒絕賄賂、為農民打官司感到敬仰和欽佩，認為他“做得很對”。

“鴻門宴”之后，拉差妮憤而出走，在賽那里找到歸宿不是偶然的。她曾從錦添的清苦之家，看到了“母女相愛的真摯感情”，從二姐達魯妮那里看到屈從父母之命婚后的悲慘遭遇，從大獻殷勤的蓋照那里看到一個富家的紈绔子弟，而賽使她懂得了人生的意義，這就使她“下決心保衛自己的權利”。父親對賽的歧視和污辱終于使這個溫柔的女性丟掉一切幻想，做出了勇敢的抉擇。拉差妮對賽說：“自從我真正認識你以后，我早就想過，總有那么一天，我會背叛我的家庭的，現在，這一天終于到了。”這是一個合乎邏輯的發展。

作者把一對年輕戀人尼空和錦添寫得也很有光彩。尼空這個農家出身的大學生，畢業以后沒有留戀城市，而是回到了農村，他覺得“鄉土味越濃，越遠離城市的繁華，我也就越高興”。社會的實踐，改變了他一些不切實際的想法，他覺得要改變千百年來的積習，不是容易的事，但是他要為真理奮斗到底。錦添的家境不好，這使她從小就能吃苦耐勞，體貼母親，她常常幫助別人，為別人出主意、想辦法，但她從不談自己的苦難，也不曾向任何人要求幫助，在這些事情上她是很矜持的，她和尼空的相愛，完全是志同道合。

社尼·紹瓦蓬寫的工人和農民也不都是低眉順眼、哀嘆命運的麻木人。昭坤家的司機乃賁就對“大人老覺得自己是我們這些傭人的大恩人”提出了異議，他“受夠了罪”，不想再讓他的老婆和孩子像他一樣“當牛做馬”。在賽的家鄉固然有自己生活小康、不管別人痛癢的弟弟，但也有對命運不肯低頭、對生活堅強不屈的勒，有拿起砍刀保衛自己勞動成果的乃格，有受盡欺壓、平生第一次拿起槍向惡棍開了火的寡婦娘占，而這些普普通通的農民過去在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時候曾經創下英雄的業績，出現過為民族捐軀的英雄。作者用充滿感情的筆觸，高度地贊揚了他們。

在反面人物身上作者也下了功夫。抱著封建僵尸不放的貴族頑固派昭坤，心黑手毒的花花公子達魯妮的丈夫乃頌汶，貪圖錢財心術不正的律師乃轍，雖然筆墨不多，但寫得都頗有深度。

《魔鬼》這部小說的篇幅不長，但反映的社會面相當廣闊，它從城里寫到鄉村，從貴族寫到平民，中間還有抗日斗爭的插敘。由于作者掌握了洞察復雜事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方法，看清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加上作者的藝術的表現能力，這就使他對封建勢力和社會黑暗勢力的攻擊不但有切中要害痛快淋漓的感覺，而且有橫掃千軍的磅礴氣勢，這是一般揭露黑暗的小說難以做到的。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魔鬼》代表了20世紀50年代“藝術為人生，藝術為人民”的文學運動的最高成就，把它列為泰國當代最杰出的文學作品之一是當之無愧的。

社尼·紹瓦蓬在文學理論上也有重要貢獻，他所寫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等重要論文，把泰國文學與國外文學做了對比，分析了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創作特點，指出，老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都已不再符合泰國當前文學的需要，泰國需要的文學是“主觀（理想）和客觀（現實）的統一，藝術美和生活美的統一。主觀的需要和客觀現實方向的統一”。社尼強調文學的階級性，指出作家應對人民負責。他的許多正確的觀點都來自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高爾基和魯迅等人。社尼和因特拉尤、班知·班加達信、西巫拉帕等人一起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科學地闡述了文學與社會生活的關系、文學的作用、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和進步文學所應遵循的方向，這在泰國是第一次。它結束了泰國文學在黑暗中摸索的歷史，武裝了文藝家的頭腦，對那時“為人生，為人民”文學的繁榮和泰國文學的發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長篇小說《魔鬼》內容概要

第一次見面，賽·西瑪就給拉差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過這不是愉快的記憶，因為賽·西瑪沒有客套，寡言少語，而且他還直言不諱地聲稱，他們之間有著天壤之別，自己不是那種向漂亮的女人獻殷勤的男人。拉差妮很生氣，她認為賽是個沒有禮貌的人，但同時她也不得不承認，他是坦率而真誠的，因為他們之間的差異的確是明顯的。拉差妮出身于一個世代貴族之家，生活闊綽，但精神苦悶也是與生俱來的，因為她是個女孩子，所以處處受限制，隨時有障礙。她上中學已經很不容易，上大學家里更沒有一個人表示贊同，這種冷淡態度，幾乎多次使她失去讀到畢業的勇氣，畢業前夕，許多同學都在談論未來的工作和計劃，而她的心里卻是一片茫然。對于能否沖出家庭參加工作，她一直是憂心忡忡的。而她能在東方銀行找到一個職位，一半是靠自己的聰明和勇氣與家里周旋，一半卻是父親的恩典。而賽·西瑪卻是來自窮鄉僻壤的一個農家子弟。他是在寺廟里受的啟蒙教育，是僧侶把他養大的。他能上完大學當了律師，忍受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困苦。而后來在海濱避暑地的相見，使賽有機會解釋自己的看法，拉差妮雖還不相信他說的都是真話，但覺得他是能夠自圓其說的。

闊別了十年的師父瑪哈莊來找賽，請賽幫助他打一場債務官司。瑪哈莊對賽是有恩的，是他教會了賽讀書寫字，又是他把賽帶到了曼谷，使賽上了中學。瑪哈莊本是個在家鄉小有名氣的和尚，在佛學上學有所成，家鄉的老百姓都對他抱有希望。但是自從認識了頗有點產業的30歲的寡婦瑪莉夫人，他卻重降凡塵，和瑪莉夫人結了婚。夫人放高利貸，丈夫成了經紀人，家鄉農民賴以生存的土地不斷落入他們之手。瑪哈莊手中的證據一應俱全，打贏這場官司不成問題，這對于一個以訴訟討生活的律師來說是個賺錢的好機會，但對賽來說卻是個難題。如果賽幫助自己的師父，他對不起家鄉父老；如果不幫忙，又會落得一個忘恩負義的罵名，絕了師父的情。賽的心里十分矛盾，他只好采用拖的辦法，為此專門回家鄉一趟，以便尋找一個兩全的辦法。

家鄉的山河依舊，面貌未改，鄉親們熱情地歡迎他，使他倍感親切，然而提到瑪哈莊要打的官司，親朋們都沉默了。這里生活著對命運不屈服的人們，他們曾經和來犯的日本侵略者作過殊死的斗爭，然而現在卻被疾病、壓迫和高利貸折磨著。地主、豪強強取豪奪霸占農民的土地，可沒人能幫助農民。他們去打官司，輸了不用說土地要歸人家，即使打贏了，土地也變成了訴訟費。這一切不能不使賽深思。這次故鄉之行使賽下了決心，他不能為瑪哈莊辦這個案子，因為這樣做等于在告自己的父老兄弟姐妹。他當然明白，自己不辦這個案子，別人也會辦，但他自己不愿做這種事。

拉差妮在和賽的接觸中，發現了他有許多與眾不同的看法，發現了他身上有常人難得的閃光品質，賽辭去兼任的有著豐厚待遇的東方銀行常務律師的職務就是又一例證。起因是銀行對一筆債務的處理問題。一個債務人因為無力償還銀行的債務而把土地做了抵押，銀行出賣了這塊土地，但買主堅持要把這塊土地上的窮人住戶趕出去，銀行同意了，并以此換得了高價。賽覺得這樣只會使窮人流離失所，銀行沒有聽從賽的意見。他只好以辭職抗議。他的這一做法，得到了拉差妮的理解、贊同和敬佩，他們的友誼與日俱增。

一天拉差妮邀賽到自己家里做客，她的父親以門第取人，用查戶口似的口吻盤問賽，并且嘲笑了律師的職業，賽則反唇相譏，奚落了貴族和他們的頭銜，氣氛一下子變得緊張起來。拉差妮膽戰心驚地坐在一旁，生怕父親發作。飯后母親又告誡她，交朋友要選擇門第。拉差妮想起二姐在婚姻上的不幸，想起父母為她安排好的“意中人”——一個闊留學生，決心維護自己的權利。拉差妮和賽的親密友誼和賽的來訪使拉差妮的家庭深感不安。他們決心驅逐這個“魔鬼”，但兩個年輕人已經心心相印、很難拆散了。

賽的哥哥從鄉下來找賽，后面還跟了四五個鄉下人。他們的土地被豪強所占，請賽幫助打官司。賽覺得律師的職責就是維持公道，不過法律的公道還不完全等于社會的公道。他為這個案子奔走，險些遭到暗殺。他不但要同陰謀和謠言斗，還要消除鄉親們的誤解。為農民打的官司已經提交法庭，只等判決了。地主的代理律師送來了賄賂，同案的律師先拿了人家的錢，而賽卻斷然地拒絕了他們。

賽在地主豪強的眼中是個魔鬼，在拉查妮的父親眼中也是個魔鬼，這位老貴族為驅走這個魔鬼，在家里擺了一桌鴻門宴，請賽出席。賽對這個宴會的意圖已有某種預感，但他別無選擇，毅然赴會。宴會前賓客們就冷落和嘲諷他，席間拉差妮的父親更奚落他是一個想擠進鳳凰堆里的烏鴉，賽接受了這個挑戰，他說：“我沒有任何理由為命運不讓我出身于貴族而感到傷心！”他嘲笑貴族是進了博物館的東西，指出時代造就了舊時代的魔鬼，“今天晚上，你們企圖在你們這些上層社會人物面前毀滅這個魔鬼，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它穿著時代的護甲，比阿克里斯或西弗利德還要堅強，你們也許暫時可以挽救某些事物，但是你們不可以永遠保留一切舊的東西！”賽給了他們當頭一棒，宴會不歡而散。

賽想到拉差妮，心頭不免為之一震，他想自己和她的關系到此結束了。然而當他回到自己住處的時候，拉差妮卻在門口等著他，她依偎在他的身旁，說道：“自從我認識你以后，我早就想過，總有那么一天，我會背叛我的家庭的，這一天終于來到了。”

第四節　奧·烏達恭的短篇小說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出現的一批作家中，奧·烏達恭是最幸運和最不幸的一個。幸運的是，在很短的時間里他就實現了自己一生夢寐以求的愿望，但與此同時，他又是最不幸的一個，因為在他獲得了創作上的巨大成功之后，還沒有來得及為自己的成功而感到欣喜和慶賀，他就到達了生命的終點。”這是泰國著名作家馬來·楚皮尼為奧·烏達恭的短篇小說集《一生》所寫的《序言》中的一段話。用“幸運”和“不幸”來概括奧·烏達恭的一生未必精當，卻也道出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奧·烏達恭僅僅用了三年的時間就證明了自己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他在短篇小說的創作上所取得的成就是永垂史冊的，然而他個人的生活卻充滿了坎坷。

短暫的生命　巨大的成功

奧·烏達恭本名烏冬·烏達恭，1924年12月4日出生于泰國中部的佛統府那空猜是縣，排行第七，是父母最小的一個孩子。他生下來一條腿就有點缺陷，但是卻長著一雙圓圓的、炯炯有神的眼睛，閃著堅毅之光。家里的人都很喜歡他。

奧·烏達恭自幼勤奮、聰慧。1931年當他七歲的時候上了小學，考試總是名列前茅，1938年小學畢業。在中學五年級時，曾跳了一級，但成績卻一直優秀。

早在中學時期，奧·烏達恭就顯露出文學創作的才華，他的作文總是得到老師的夸獎。空余的時間里常常寫些小故事、小戲給大家看，供大家演，他自己也常常扮演戲中的角色。

中學畢業后，因為年齡太小，在家待了一年，第二年考上了朱拉隆功大學預科，因為成績突出，很受同學的稱贊和老師的賞識。結業后，在朱拉隆功大學開始了醫學基礎學科的學習。兩年之后，即1944年，轉入西里拉醫院正式學醫。但是不過一年時間，他得了肺結核，被迫停學兩年，兩年之后他又回到醫院，但是病并沒有好，醫生不得不勸其退學。他憧憬著當一名醫生的愿望永遠破滅了，這使他痛苦萬分。

奧·烏達恭沒有屈服于疾病的折磨和事業的意外打擊，他振作起來，決心改學法律，想以法律為公眾服務。他考取了法政大學，并且拖著病弱的身子，學完了許多課程，得到了準法學學士學位。但是疾病卻繼續困擾著他，他無法工作。但這一時期他卻有許多時間讀書、構思、遐想。往日的生活，豐富的想象，一個個人物在他的面前活躍起來，他無法自制，終于拿起了筆，開始了短篇小說的創作。他投寄的《在解剖室里》《凱莎拉的命運》《查弄》都被刊用，而《在解剖室里》更得到了當時最著名的文學雜志《暹羅時代》征文一等獎。這次的成功使他深受鼓舞，從此寫作不輟。讀者漸漸熟悉了這位新作家，他的作品受到了熱烈歡迎。

他既沒有當上醫生，也沒有成為律師，卻意外地敲開了文學創作的大門。當他的作品被人們熱烈地談論著的時候，他的個人生活卻是極其寂寞孤苦的，原因是他得的這種病當時無藥可醫，人們不得不避而遠之，于是小提琴和音樂成了他最好的朋友。但在死神降臨之前，他的體力卻奇跡般地漸漸有所恢復。他沒有錯過這個機會，不顧家人的反對，在程逸府內政廳找了一個文書的工作。他白天工作，夜里還編《貪瑪沙帕》雜志。兄長提醒他注意身體，他卻說：“在我有所不測之前，讓我有機會做些有益的事情吧！”他終于不支，于1951年1月27日逝世，年僅27歲。

奧·烏達恭的創作從1948年起到1950年底止，只有三年，他給世人留下的只有21篇短篇小說（其中一篇是1942年的舊作，兩篇是改編別人的作品）。如果以中文字數計算，恐怕不到20萬字。如果以其數量與同時代的其他作家相比，那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文學的價值從來不是以數量而是以質量取勝的。

理想的光輝　深刻的筆觸

奧·烏達恭的創作數量雖然并不算大，但他的筆卻觸及了當時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這里有城鄉的差別、貧富的懸殊；有靈魂上的懺悔，也有父子的真情；有堅貞不渝的愛情，也有欲望和理智的沖突。他的不少小說，諸如《在泰國的土地上》《在解剖室里》《查弄》《黑色的本能》《墳墓上的婚禮》等都是泰國現代短篇小說的名篇。

《在泰國的土地上》《一個人的生活道路》和《永恒的愛》是戰后在泰國出現的新型小說，這些小說觸及了泰國社會制度的要害問題，塑造了一些為理想而獻身的人物形象，揭露了社會的黑暗和腐朽，作品充滿了對民主、自由和改革的切望。

《在泰國的土地上》寫的是青年塔拉和他的未婚妻卡妮塔正守著一個農家患白喉的病孩，孩子生命垂危，他們萬分焦急地等候著從曼谷順便到這里的醫生——卡妮塔的哥哥——能及時趕到，挽救孩子的生命。但是他們失望了。這時，突然從遠處傳來了馬蹄飛跑的聲音，接著是連續的幾聲槍響，就在病孩的生命即將結束的幾秒鐘里，一匹馬沖到了屋前，馬上的男子并不是他們等待的人，他衣衫襤褸，身上沾滿了血污，右手緊握著槍，塔拉認出了他就是過去熟悉的帕琛醫生——只因為信仰不同，他成了警察追捕的“罪犯”。在此千鈞一發之際，塔拉請求帕琛醫生搶救病孩的生命，自己卻跨上了帕琛的馬，急馳而去，把警察引開，警察的槍彈結束了塔拉年輕的生命。

這篇小說塑造了兩個閃閃發光的人物形象。

帕琛醫生是1949年2月一次大清洗黑名單上的人，那次大清洗有好幾位重要的政治家慘遭殺害，然而逮捕和殺戮還在繼續。他之所以被追捕，只因為他是一個英國工黨式的“社會主義者”，“他希望看到人類社會從目前泰國社會所存在的各階級貧富不均的巨大差異中擺脫出來。”他同情“成千上萬沉淪于苦難貧窮，在死亡線上掙扎”的人民，他斷言“泰國必須進行一次徹底的變革！”“如果泰國在今天實行不了社會主義，那么泰國還會走得比這更遠！”他為了逃避追捕，被迫拿起了武器，歷盡了千辛萬苦，但是為了搶救一個孩子，他毅然地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

塔拉是作者著力刻畫的主要人物，他對泰國的現實和統治階級的本質有著極清醒的認識，他對女友這樣說：“你看看吧，這個國家的一分子的生活是什么樣子，他們窮到了什么地步，政府是從未想到的吧！……在這樣的村子里、區里和縣里，有什么東西可以稱為政府提供的福利設施呢？不必說什么豐衣足食、安居樂業了，即使是使每個人能夠活下去，免受凍餒，不受疾病的折磨的照顧也沒有，這就是政府大言不慚的許諾！……卡妮塔，我感到驚奇的是，政府既然毫無用處，那我們要政府干什么呢？”他明確指出，“政府的唯一任務就是使最大多數的人豐衣足食。也就是說，為了保證每個人正常工作，每人都有權向政府索取它能提供給每個人生活所必需的一切……如果政府拒絕這樣做，或者做不到，那么由一個個的人所組成的民眾就有權把這個機構推翻、趕走，重新建立一個符合他們意志的政府！”

塔拉把一切問題的根源歸結為政府，表明了他的政治眼光，雖然他對政府還沒有一個科學的解釋，但是指出這一點要有很大的勇氣，因為泰國不是美國，不是法國，更不是英國，它在當時連一點虛偽的假民主也沒有！掌權的人可以用槍桿子為所欲為，“只要‘共產黨’這個詞在有權有勢的集團的眼中還是一瓢臟水，當他們需要在自己所控制的范圍內剪除異己時，他們就可以任意把這瓢臟水向與他們意見不同的對方潑去！”

塔拉指出“有兩個泰國”，一個是曼谷的泰國，一個是鄉下的泰國。而真正的泰國是在鄉下，那里的人的生活和曼谷比起來要相差十萬八千里。塔拉指的曼谷當然不是那里的貧民窟，而是供富人享用的燈紅酒綠的曼谷，這實質是壓迫者、剝削者與被壓迫者、被剝削者的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

小說中的病孩實際上是苦難深重的泰國人民的象征。為了理想，為了未來，為了全體泰國人民，塔拉愿意獻出自己年輕的生命。他對帕琛醫生說：“讓我盡一次這個光榮的職責吧！我并不僅僅為了這個孩子的一條生命，我為的是沉浸在窮困苦難的深淵里的每一個泰國人的生命，好朋友，我深深地懂得帕琛·善拉吉皮坦醫生是每一個窮苦人的希望和光榮……雖然在此刻你正被不公平的法律所追捕。進去吧，親愛的朋友，我可能會死，但那也沒什么關系，因為你應該活著，為每一個泰國人活著……”塔拉被警察的槍彈擊中，身體從懸崖上跌到河里，但是在臨終之前人們卻聽到了這樣的喊聲：“帕琛，泰國的這塊土地屬于你！”

這篇小說充滿了浪漫主義的傳奇色彩，燃燒著作者對祖國人民和自由民主的熾熱感情。塔拉雖然犧牲了，但他是為理想、為人民而死的，他的死是壯烈的，是一曲慷慨悲歌，它不僅催人淚下，而更主要的是啟示人們不斷斗爭。

《一個人的生活道路》的主人公蒙鑾·素拉集是一個有堅定信念和理想的人，但他不能見容于泰國社會，殘酷的殺戮和逮捕迫使他不能不出逃。有人說他逃到了緬甸，有人說他還在國內，一年后報紙突然登出消息說警察在達府發現了他。他的未婚妻按照報紙提供的線索來到那里，追索著他的蹤跡，但素拉吉卻誤以為她是暗探，開槍使她受了重傷。當發現被擊倒的正是自己日想夜盼的親人的時候，他肝腸欲斷。當未婚妻死在自己懷抱里的時候，警察已經來到他的跟前，把素拉集送進了牢房。

這篇作品塑造了一個對理想忠貞不渝的革命者的形象。他說：“為了理想，沒有什么東西可以使我灰心和罷手。”“前面即使有火坑等著我，我也要跳過去。”他對統治階級和現存的制度不抱任何幻想，認為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他說：“泰國所需要的不是神圣的漂亮話，而是為了大多數人必須實行真心的改革。”對于這樣一個立志要為人民造福的人，社會不但不允許他大展宏圖，還要把他投入監獄，而他誤傷未婚妻的悲劇也正是當局的迫害釀成的。

如果說上面提到的兩篇小說正面地描寫了革命者的崇高形象，那么《卡爾·馬克思、火藥味和南堤雅》卻是從側面對統治階級的愚蠢和殘暴進行了絕妙的諷刺和揭露。這篇小說寫的是一個對馬克思主義一知半解、又喜歡吹牛炫耀的人，只因為在破磚堆上向農民講“馬克思主義”，就被警察抓去了。本來警察來到的時候他想藏起來，但女友卻激他，故意讓警察把他抓起來，好讓他的頭腦“清醒清醒”，但兩天之后她卻得到了消息，他被警察打死了，理由是企圖逃跑。

一個喜歡吹吹牛、趕趕時髦的人，只因為碰到馬克思主義這個禁區就喪了命，這個典型事例本身就說明統治階級的恐共病和神經衰弱到了何種程度。

奧·烏達恭的作品是一個時代的畫廊，相當深刻地反映了人們的精神世界。

《在解剖室里》和《小溪岸邊》有某些共同之處，前者寫的是父子真情，后者寫的是父女真情。《在解剖室里》是作者的成名作，當時泰國的著名雜志《暹羅時代》征文，默默無聞的奧·烏達恭寄去了三篇小說，其中《在解剖室里》獲得了征文一等獎。這篇小說的主要情節是這樣的：船工把奄奄一息，失蹤已三年的維特亞送到了醫院，這使他昔日的情人兌和朋友捷沙堂都深感驚訝和悲痛。維特亞得的是肺瘀血，全身像燒焦的樹干，他最大的愿望是再看看兌和捷沙堂。維特亞本來是一位十分聰明而勤奮的醫科大學生，他才華出眾，尸體解剖尤為出色，因此他和兌、捷沙堂等共同工作的十一號手術臺就成了大家羨慕的中心。但是有一天他卻意外地缺了課，等大家都已離開解剖室的時候，他才匆匆趕來，急奔他工作的十一號手術臺，翻過被他解剖的尸體，在尸體的腦后發現了三顆鮮明的紅痣，從此以后他就失蹤了。

被維特亞解剖的這十一號臺上的尸體，原是被終身監禁的一個囚犯，因染上瘧疾不治死去。臨死之前他立下遺囑，要把自己的尸體獻出來供解剖用。他生前不能親近兒子，死后卻想用這個辦法對兒子有所助益，這個囚犯正是維特亞的父親，他為了維護妻子的名譽而殺了人。然而，他不想讓兒子知道這尸體的真正身份，但一天維特亞卻從叔叔那里讀到了父親給叔叔的信，得知腦后的三顆紅痣正是父親的特征，于是真相大白。

小說寫出了特殊關系之下的父子之間的極其復雜的感情。維特亞用了三年的時光和整個的生命報答和體驗了父親的愛，同時也為自己的父親是一個囚犯而感到羞恥。他在臨死之前在情人和朋友面前拿出了這封信，想把一切公開，但是情人和朋友沒有照他的意思辦，這封信最后在火柴的點燃下化成了灰燼。

《查弄》是作者的一個名篇，但是卻反映了作者的復雜的創作傾向。

小說采用第一人稱的敘述方法。“我”作為一個小小的養路工區的工長是很受人尊敬的。發是個工人，喜歡喝酒，性情粗獷。一次我坐的平車裝滿了枕木，在下坡的鐵道上飛馳。突然發現50米開外，一個人頭枕在鐵軌上睡大覺，我無法剎車，只好把所有的枕木推到鐵道上，企圖把車停下來，車翻了，我失去了知覺。但當我醒來，睜開眼第一個看到的就是發像一條忠犬似的跪在我的身旁，因為我救了他的命。

一天，發硬拉著我和其他幾個人到查弄他的家里去喝酒，使我大吃一驚的是他竟有一個迷人的妻子，名叫娥。聽說過去曾有人冒犯過他的妻子，結果死于他的手下，由于那個人正是當局要捉拿的壞人，發便沒有吃官司。在我和發等人一起喝酒的時候，娥和我眉來眼去，使我神魂顛倒，不久我便得到了她。可是時間一久，我發現發的臉色很難看，他總躲著我，我不敢再到娥那里去，心里警覺起來，為了防止不測，我腰里總別著手槍。也就在這個時候，我發現喜歡尋花問柳的猜常常不在家。一天傍晚，忽聽槍響，猜倒在血泊里。我明明知道這是發干的，但是沒有證據，無法報案。但我心里明白，他是算計我的，不過一時打錯了目標而已，想來想去還是先下手為強。

第二天天還沒亮，我別了槍，來到查弄發的家門口，在一道閃電的照射下，我看到出來開門的正是發，我扣動扳機，發倒了下去。但糟糕的是他沒有立即死去，而是活到了第二天。當我也混在人群中去看他的時候，他吃力地拉住我，對我說：“我不明白，你既然救了我一命，怎么又要殺死我？”我問他：“殺猜是不是殺錯了人，而真正的目標是我？”發告訴我，猜在他不在家的時候曾想奸污他的妻子，但由于娥的反抗沒有成功，殺他正是因為這個。至于我和娥的事情那是他為報答我故意安排的，為了我，他犧牲性命也在所不辭。發在警察的面前不承認是我殺死了他，雖然在閃電之下他清清楚楚地看到兇手正是我，因而我是無罪的。

這件事時時在襲擊著我的心，我生活的自豪感和幸福感隨著發的死亡而煙消云散了。

這篇小說表現了一個干了壞事的人良心上受到的譴責和道德上的懺悔。

小說中的“我”，雖然在一無仇二無怨的情況下救了發一條命，但是當他占有了發的妻子之后，二者的關系便起了變化，一種極其卑鄙的自私自利的占有欲成了他一切行動的出發點。殺死發雖然是出于誤解，但是卻是整個事情合乎邏輯的發展，因為他要做先下手的“強者”。當一切真相大白，發以德報怨的時候，他的良心受到了極大的譴責，精神上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

與這種卑鄙靈魂形成對照的是發，他是個“粗人”，但心地善良、質樸。他疾惡如仇，但也知恩必報。他甚至把自己的愛妻作為奉獻給“恩人”的禮物，也許因為他的“奉獻”還不夠，也許事情的發展必須以發的死來換取“恩人”最大的滿足，最后他死在“恩人”的槍口下，但他為了報恩仍然沒有揭發他。也許正因為此，恩人才“良心發現”。

如果說小說中的“我”，是作者批判、譴責的對象，那么作者對發顯然是予以肯定的。但發這個人物并不是社會道德的典范，他身上的某些方面如純潔、質樸、知恩必報等都可以說是勞動者的美德，但這個人物的身上顯然具有奴仆的性格，“忠犬”的“品質”。試想，他可以不尊重妻子的人格，把妻子作為奉獻給恩人的供品，他明明知道“恩人”殺他的原因，他卻不向警察吐露真情，這可以充分說明這個人物思想意識中的落后、封建、愚昧的一面。遺憾的是作者并沒有把這一面加以區別、批判，而是統統作為“感化”我的材料。其實如果從社會實際考察，一個極其自私自利的人，遇見小說中所描寫的事情，其結果便有兩種可能，一種就是像小說所描寫的那樣，殺人的兇手在精神上和道德上受到了審判，但另一種可能則是兇手得寸進尺，而并非只有一種可能。這是小說思想性方面的一個重大缺點。

《黑色的本能》：一篇引起爭議的作品

奧·烏達恭引起轟動的一篇小說是《黑色的本能》，主角是一對情真意切的戀人丹庚和瑪妮，但不幸的是丹庚得了肺病，可瑪妮卻堅持要和他結婚，理由是可以更好地照顧他。他們結婚之后的確也是幸福的，住的是充滿花香鳥語的洋房，每天在一起散步談天，陪伴他們的還有一條阿爾薩斯大狗，只有一樣不圓滿，結婚是形式上的，丹庚的健康狀況不允許他們同房。但是他們也不覺得這是一種缺陷。有一天，一位朋友帶著他逃出來的新婚妻子要求臨時借住一下他們的房子，頂多不超過一個月，他們答應了。然而這對新婚夫婦也過分開放了一點，他們親親熱熱摟摟抱抱是不大避人的，甚至兩個人在床上的事情也被瑪妮看在眼里。她身熱心跳，無法抑制自己的感情。甚至對年輕的男仆也有些沖動，但她總算控制住了自己，把自己鎖在房間里。

在兩位新婚客人離開前的一天，女主人的臥室里響起了連續的槍聲，開槍的是丹庚，死者除了一絲不掛的瑪妮之外，還有那條阿爾薩斯大洋狗——和女主人“通奸”的正是這條狗。

這篇小說在1950年1月27日《暹羅時代》第3卷第150期發表后，引起了讀者空前的熱烈反響，讀者紛紛給編輯部寫信，有的說它好，理由是“真實”；有的說它壞，理由是生活中不太可能有這種事兒，而且這樣寫有悖于人的道德。一時爭論十分激烈。當時的作家組織分別在1950年6月30日和7月21日召開兩次座談會，討論這篇小說，許多著名作家參加了座談會。

由于當時整個文藝界文藝理論水平較低，又很少有人研究泰國當代文學，座談會的準備也不充分（有人甚至沒有讀過這篇小說），所以與會者只糾纏在人獸“通奸”是否真有其事等次要問題，沒有能對這篇小說做出一個準確的評價，最后不了了之。作者因為健康原因，沒有出席這兩次座談。

這篇小說的主題思想是一目了然的：理智和本能常常發生沖突，人經不起天性的誘惑，甚至會做出最下流無恥的事情。

人是一種社會動物，這是人和動物最顯著的區別。人有性的本能，但人還有社會意識、倫理和道德觀念。離開了人的社會性去探討人的性的本能只能走進死胡同。不少人認為，這篇小說“不道德”，他們的理由是小說暴露了罕見的丑惡行為。但作者寫作的目的正是指出產生這種不道德的根源：“人們的道德隨著物質文明的發展而江河日下。”“我們每天所見周圍是什么樣子呢？在新式文明的口號下，人們為社會制訂了許多法規，這是人們開初的需要。后來大家也就堅信不疑，以為這就是昌明，其實恰恰相反，這些新的法規反而給人們——既包括男的，也包括女的——確實提供了多種機會，但是是干壞事的機會。于是女人和男人有了更多的自由，但誰也沒想到的一點是，他們——男人和女人，所得到的自由不過是一條更接近于情欲黑影之下的道路，人們無法避開性的本能，而是在這條路上越走越遠。只要社會在發展，每日每時都會有各種各樣的撩撥和刺激，教育又有什么用呢？你大概不會懷疑吧，性的本能會慫恿我們——我指的是男人和女人——干出什么事情呢？”如果把它和當今泰國社會的什么同性戀、人獸戀、群婚制、性交表演、換妻俱樂部等性道德的敗壞相對照，簡直可以說是一種預言。這篇小說主要是從社會的角度，而不是單純從人的本能的角度來觀察這一問題的，所以這篇作品的積極意義是不能否定的。

但是這篇小說是有缺點的，它的不足之處在于小說的情節和人物與作者所要表達的主題思想之間有些游離。從小說的故事本身我們看不出促使瑪妮墮落的社會原因。一對夫妻正常的夫妻生活——雖然他們過分公開了一點兒，但也不能歸結為道德的淪喪。小說的女主人公是個情操高尚的人，她并沒有因為丹庚得了肺病而離開他。夫妻不同房，她也沒感到是一種折磨。但僅僅受了一對夫妻恩愛場面的刺激就做那樣下流的事情，這不但不合情理，而且也忽視了人的社會性、道德倫理觀念和自制能力，夸大了性本能的作用。雖然作者聲稱這件事情本身是真實的，但是真實與否是一回事，而用怎樣的態度去觀察和描寫它又是另一回事。因為文藝作品塑造的是人物，是典型，要有普遍意義，不是生活中某一事實的復制品。生活中某一事件的真實，并不等于典型的、藝術的真實。這部作品一問世許多讀者對它持否定態度，雖然有些偏頗，但也不是沒有其合理因素的。

愛情的悲劇折射出社會生活的悲劇

奧·烏達恭也寫了不少愛情小說，至少占了他創作總量的1/3，是他整個作品中很有光彩的部分。

愛情是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人類自有文學作品以來，就有了對愛情的描繪。但是，是通過愛情表現生活，反映社會，還是把愛情作為調料、消遣，為愛情而寫愛情，卻是作家世界觀的一個分水嶺。馬克思主義認為，愛情問題是社會問題的一部分，而愛情又是社會生活的析晶，通過它可以反映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道德諸方面的問題。奧·烏達恭的作品寫的是愛情，表現的卻是生活，這是他現實主義創作思想的一個特色。

細心的讀者可能會注意到，奧·烏達恭寫的都是愛情悲劇，這些悲劇不但深深地打動了讀者，而且深刻地反映了社會的現實。《墳墓上的婚禮》是這類小說中比較有代表性的一篇：沙塔蓬和莎羅芹在大學里就是一對感情真摯而熱烈的情人，他們常常在巴都花下幽會，相約五年之后結婚，但是時間還不到五年，大學畢業后莎羅芹卻不辭而別，和另一個男人結了婚。沙塔蓬陷入了極大的苦痛和迷惘之中，不幸他又得了嚴重的瘧疾。但在此時他卻從別人的口中得知莎羅芹在一次意外的車禍中受了重傷，在臨死之前她請求丈夫把她葬在巴都花下，并且自言自語道：“沙塔蓬，莎羅芹在這兒等著你，有一天你終會知道，我是永遠愛著你和忠實于你的。我之所以和別人結婚那是為了使父親擺脫被控告而面臨破產的絕境，——在巴都樹下，沙塔蓬啊，我將等著你，就像是在我家的老屋之后的巴都樹下我依偎在你的懷抱里一樣……”沙塔蓬如夢方醒，他跌跌撞撞地撲到莎羅芹的墳墓上去，那里滿是巴都樹的黃花。也許因為他喝了大量的酒，也許是瘧原蟲侵入了他的腦際，沙塔蓬死了。在臨死之前，他說：“看吧，巴都花已經開了六次，這是我們婚禮的日子……”

小說以巴都花作為沙塔蓬和莎羅芹愛情的象征，他們生前在這花下定情，死后用這花寄托他們的情思，花開花落是他們約定的佳期，他們以死證明了感情的純潔和忠誠。莎羅芹的家庭沒有錢，人就成了債務的抵押品，莎羅芹若要維護自己的感情只有“死”的一條路，可見沒有經濟上的自由，愛情的自由也談不上。然而沙塔蓬和莎羅芹之間的“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的始終不渝的愛情卻是人間謳歌的最高尚的感情。

《凱沙拉的命運》也是一出撕裂人心的悲劇。這個悲劇的主角是個純潔的姑娘，名叫凱沙拉，她愛上了寄居在她家里的巴蓬。巴蓬已經有了情人，也不真心愛她，但是卻含含糊糊地接受了姑娘的情意，凱沙拉不知情，發誓除了巴蓬之外誰也不嫁。但巴蓬回曼谷之后一年就結了婚。他把凱沙拉愛情的信物——他倆在通卡沃樹下親吻擁抱的一幅畫放在貯藏室里，把她的感情也早就拋到九霄云外。25年過去了，他的結發妻子死去了。后娶的第五個妻子和一個人通奸。他原想把淫婦打死，不料卻把奸夫送上了西天，他吃了官司。原告為了歪曲案情，故意把25年前巴蓬和凱沙拉的事情扯了出來，于是引出了這個愛情悲劇故事。然而凱沙拉已不在人世，她在半年前已經死去，但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仍然在等著巴蓬，棺木上撒滿了通卡沃花，他們親吻擁抱的那幅畫還掛在那里。

在封建社會里，男女都可能成為封建壓迫的犧牲品，但就婚姻和家庭而言，受害最深的還是婦女。從表面上看凱沙拉的悲劇純粹是個人因素造成的，但仔細一想，這里面包含有深刻的社會內容。凱沙拉的“單相思”和最后以死殉情在“聰明的”男人看來也許是愚蠢，但從社會的角度去觀察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弱女子所能做出的最強烈的抗議。

藝術上的杰出成就

奧·烏達恭留下來的作品不算多，嚴格地說來也不篇篇都是精品，但從思想意義上來說，他的作品站到了時代的前列，達到了當時泰國文學所能達到的最高點，同時在藝術上他也獨具匠心，顯示了他的才華，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他在短篇小說上所取得的藝術成就在泰國直到現在仍然是第一流的。

文學藝術的美學原則是通過生動的藝術形象真實、客觀地反映社會生活，因此塑造藝術形象或稱為藝術典型就是最重要的任務，在這方面奧·烏達恭的短篇小說有著杰出的、獨特的貢獻。

1949年11月20日在奧·烏達恭的小說《在解剖室里》獲征文一等獎時，由許多著名作家所組成的評選委員會就認為這篇小說的人物“有血有肉”“這是這篇小說最突出的特點”。其實寫人物突出的并不止于這篇，比如《在泰國的土地上》的塔拉和帕琛醫生就是兩個令人難忘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典型。塔拉身強力壯、疾惡如仇、見義勇為，而帕琛醫生卻是個瘦削、深沉而冷靜的人，他們外形不同，氣質不同，然而在為泰國人民舍生忘死這一點上他們都不愧是國家的脊梁、民族的中堅。我們一合上書本甚至能想象出他們的形象，這不能不說明作者在塑造人物上有著驚人的藝術技巧。

《查弄》中發的形象是極為生動的，他嗜酒、粗獷、魯莽、兇暴、質直、知恩必報，但也奴性十足，在作者的筆下這個人物的復雜性格一下子躍然紙上。再如《卡爾·馬克思、火藥味和南堤雅》這篇小說中的賽塔的形象，人們從他站在爛磚堆上所做的不倫不類的演說中就可以知道，他對馬克思主義可以說一竅不通，但他又喜歡炫耀，喜歡吹牛，所以才選了這么個場合“施展他的才能”。當捅了婁子，警察來抓他的時候他怕了，要躲起來，但女朋友激他，他又不得不硬充好漢。通過這些細節描寫，一個“二憨子”的形象立刻在讀者面前活了起來。

奧·烏達恭的短篇小說在刻畫人物上的另一個特點是避免了抽象的議論和空洞的說教。概念化是“文藝為人生”的文學常犯的毛病，這一缺點在現實主義文學內部一直延續至今尚未徹底解決。作家發現了社會問題，有感而發，這是好的，但是，如果作者生活底子薄，積累不夠，形不成一個完整的故事情節，更談不上細節的真實，因此不是用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說話，只好用“豪言壯語”去填充人物、闡明主題，這就大大降低了作品的藝術感染力。我們可以看到奧·烏達恭的作品基本上沒有沾染上這個毛病，他堅持用人物的行動、情節的發展、氣氛的烘托來闡明主題，所以他塑造的人物形象，事隔半個多世紀仍然活在人們的心里。

在泰國現代作家中奧·烏達恭是很注重藝術形式的一個，尤其在小說的結構上有獨到之處。比如《在泰國的土地上》的結構就十分嚴謹，如果把它的情節挪動一下就會破壞小說的藝術感染力。帕琛這個形象的塑造應該說是難以安排的，前面寫帕琛，等于把底細全亮到了讀者的面前，這樣就沒有了小說中間的奇異的驚險場面。如果在帕琛出場的時候大段地寫這個人物，勢必沖淡整個緊張氣氛。作者把這個人物的底細留在塔拉騎馬引開警察的整個過程中，用回憶的方式表達出來，這不但使整個追捕的過程起伏跌宕，而且較好地豐滿了這個人物，最后塔拉臨死前喊出的一句話更使這個人物升華了。

情節比較曲折，故事中常常有許多懸念，又常常有一個意想不到的結局，這是奧·烏達恭作品的又一藝術特點。《在解剖室里》《查弄》《墳墓上的婚禮》《在夏天的天空下》等作品可以說都是這方面的典范。比如《在解剖室里》一開始就寫一個瀕臨死亡的病人，讀者自然急切想知道他的身份。再如《墳墓上的婚禮》中的一對相愛甚篤的戀人五年后沒有結婚而是分離，這就使人感到意外。沙塔蓬本來滴酒不沾，夜里卻大量飲酒，突然失蹤，在莎羅芹的墳上死去，讀者會急切地想知道這為什么，最后作者才把一切挑開。誰會想到《黑色的本能》結尾時，“丹庚的槍筒里冒著煙”，屋子里躺著的是赤裸裸的瑪妮和阿爾薩斯大洋狗的兩具尸體呢？再比如《一個人的生活道路》的結尾，素拉集打死了日想夜盼的未婚妻，這是讀者很難預料的，小說出乎意料的悲劇結尾深化了作品的主題。

奧·烏達恭的小說中環境和氣氛的描寫也很出色。他很少對人物的面貌和衣飾花費筆墨，但是對環境的描寫卻下了較大的功夫，而且常常出現在節骨眼上。比如《在泰國的土地上》就在警察追來的緊急時刻作者卻突然插入一段景物、環境和氣氛的描寫：

塔拉的兩手滲出了汗水，他咬緊牙關。白蠶花的香氣更濃了，而且隨著清風的吹拂不斷彌漫開去。月亮從一堆云彩的遮蓋中露出臉來，道路的遠方開始明亮起來……亮得足以看到有幾匹馬向這邊飛奔而來，塔拉的思緒完全亂了，他瞥了瞥帕琛醫生繃得緊緊的面孔，它看上去有點兇惡，而且好像在那一瞬間正在下決心似的……

人們在極緊張的時刻反而會鎮定下來。寫小說也一樣，緊張固然好，但也要使人有喘口氣的工夫。這段文字用環境和氣氛烘托兩個人的堅毅性格，恰到好處地表現了面臨重大抉擇時的緊迫、莊嚴氣氛。

在塔拉犧牲之前，也有一段環境和氣氛的描寫：

在高空上弦月的照耀下顯得有些發白的路上，警察正惡狠狠地全力追趕，路直插入他家的田地。塔拉看看豬圈，它是靜靜的；看看牛欄，攏起的火堆正飄著白煙；在他即將策馬離開這兒之前，他再次仔仔細細地打量了這里的一切，好像是對它們萬分依戀似的。達產家已經破舊的籬笆上纏繞的白藤花正散發出濃郁的芳香，塔拉深深地吸著這香氣，他禁不住感到驚奇，今夜的白藤花為什么這么芳香甜蜜呢？卡妮達的頭發上曾經插過這種花，他曾小心翼翼、無限珍愛地吻過它，但那味道怎么這么不同呢？

這段文字把對人生、家鄉和情人的依戀的感情表現得十分真切，從而烘托出他犧牲時的崇高精神境界，這比正面敘述更富表現力。

《墳墓上的婚禮》最后有這樣一段文字：

現在，每當夜里，我一個人靜靜地坐著的時候，常常看著布滿了星辰的漆黑的夜空，看著中天之上一條柔和的銀河——那里曾經吞噬過一對戀人永遠的幸福，他們受著熾熱愛情的驅使，在天上恒河女神面前發了誓。我真想知道，在這同一地方是否也能同樣寄托兩顆可憐的相愛的心呢？

這段文字是對為愛而殉情的兩個靈魂最深切的哀悼，讀后會使人長久感嘆不已。

奧·烏達恭對泰國短篇小說所做的貢獻是不可抹滅的。

“文藝為人生”的其他作家與作品

在“文藝為人生，文藝為人民”的文學運動中重要作家與作品當然不止在本章前四節所提到的作家、作品。在反對專制、反對獨裁、反對壓迫、反對剝削、反對戰爭、爭取民主和世界和平的旗幟下，不少作家寫出了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人民的意志和感情的作品。在創作中又以短篇小說最為繁榮，它起了輕騎兵的作用，其數量遠遠超過了長篇小說，而且彌補了長篇小說反映生活面的某些不足。許多名作家在創作長篇小說在同時寫了不少短篇小說，如瑪來·楚皮尼（1906～1963）、伊沙拉·阿曼達恭（1921～1969）、奧·差亞瓦拉信（1918～）、西拉·沙塔巴納瓦（1918～1975）等人都是如此，連擱筆多年享有盛譽的老作家多邁索在戰后也寫出了貼近現實、反映戰亂、提出尖銳社會問題的短篇小說《好百姓》。當時也涌現出一批主要或專門寫短篇小說的作家，如西·沙拉康（1926～）、佬·康宏（1930～）、隆·拉狄萬（1932～1974）、派吞·順通等人，他們的成就也相當引人注目。

伊沙拉·阿曼達恭是一位旗幟鮮明、對剝削階級疾惡如仇的有杰出成就的作家。他和社尼·紹瓦蓬同時崛起于20世紀40年代初。他有阿拉伯血統，家族信奉伊斯蘭教，但他對教規卻并不怎么重視。他在曼谷一所英文教會學校畢業以后從事新聞工作，擔任過泰國記者聯誼會主席，1957年曾率泰國新聞工作者代表團訪問中國，1958年因從事進步活動被捕，被關押了5年8個月。伊沙拉的作品很多，長篇小說有《罪惡的善人》《毀滅的土地》《我是不會退卻的》等，短篇小說集有《黑暗時代》《哇俞博折翼記》《哭與笑》《國家事件》《自由之歌》《各有上帝》等。

伊沙拉·阿曼達恭的短篇小說和他的長篇小說一樣富有激情，他在作品中揭露黑暗，歌頌光明，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如他的《新時代的伊索寓言》就借用了流傳于民間的一則沙拉丁故事（中國稱為“阿凡提故事”），寫了一群窮困的單身漢，生活雖然難熬，但性格卻不失樂天與幽默。他們有一位“芳鄰”，是一個富豪地主，他們每天雞鴨魚肉，香味總能在就餐之際從隔壁飄過來，粗茶淡飯的單身漢們常常就著這陣香味狼吞虎咽，身體長得很結實，而吃夠了山珍海味的富豪卻個個面黃肌瘦。富豪解不開這個謎。一日他風聞鄰居的窮漢每日“吸食”他家的香味，于是茅塞頓開，告到了警察局：稱窮漢們吸光了他家飯菜的香味，致使他的家庭成員營養不良，窮人應該賠償他的損失。窮漢們被傳到警察局，對于富豪的控告他們供認不諱，愿意賠償。一人起身，拿起帽子，眾窮漢都把硬幣投到了帽子里，此人走到富豪面前，將帽子在他面前搖了搖，問道：“你聽到錢響的聲音了沒有？”富豪答道：“聽到了。”窮漢說：“我們吸食了你飯菜的香味，今天你聽到了我們錢的聲音，兩清了！”說罷揚長而去。

這篇作品頗能代表伊沙拉·阿曼達恭的風格。

西拉·沙塔巴納瓦在他創作的前期，即“文藝為人生”時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作家。他曾在大學攻讀政治學，但由于經濟拮據而無法修完全部課程而被迫投入社會，為了生活，他曾到北方伐木，又到南方的錫礦場當過礦工，他做過職員、公務員、教師和校長，后來走上了文學創作和辦報之路。因為從底層中來，他熟悉人民的生活，閱歷豐富，這成了他創作的源泉。生活的困頓，又培養了他愛憎分明的感情。他的前期作品尖銳潑辣，富有諷刺意味。他著有30余部長篇小說，短篇小說300多篇，此外還有評論、劇本等。較有代表性的長篇有《這塊土地屬于誰》《生活的奴隸》《必須償還的債》《人間悲劇》及《明天一定有朝陽》等。

西拉·沙塔巴納瓦的短篇小說在思想深度和藝術造詣上與他的長篇小說相比較有過之而無不及。《我所不認識的世界》視角獨特，寫了一個自幼失明的青年和一個心地善良、聲音美好但相貌丑陋的姑娘相愛的故事。在黑暗中他覺得世間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可姑娘卻一直擔心，一旦他的眼睛治好看見自己的面孔，將失去他的愛情。男主人公終于進了一家有名的醫院治療，就在眼睛即將復明的一刻，他看見了人的美麗外表，卻更深地體察了人心的丑惡。一對偷情的醫生和護士的打火機的亮光灼傷了他的眼睛，使他重新永遠地回到了黑暗的世界。小說構思巧妙，意味深長。

《在法庭上》寫的是審判一個將軍手下的男子拐走將軍的千金小姐并使她有了三個月的身孕的案件，作者以極大的義憤揭露了社會的黑暗和法律的不公：將軍盜竊國庫，飽其私囊，高利盤剝債戶是無罪的；道貌岸然，摧殘蹂躪這位千金小姐的姐夫也是無罪的；一對青年的真誠愛情卻犯了罪。小說結構緊湊，一氣呵成。它提出的是社會最尖銳的問題，很能發人深思。

《在荒林里》寫的是宗老頭一家賣掉了土地，從無法謀生的東北部逃到曼谷，以為這里是天堂，但是賣地所得到的錢除去車費和一家一路上的花費之外，僅剩200多銖，而這錢也被介紹工作的掮客騙走。在生活無著的情況下，大女兒不得不去賣淫，但是壞蛋蹂躪了她的身體卻分文未給而逃走，一家陷入了絕境。宗老頭終于認識到：“我們的家鄉，不過饑餓而已……沒想到曼谷卻是有著更多野獸的一座荒林！”

《已經晚了》的主角是一個道貌岸然從英國留學回來的紳士，其實他骨子里卻是男盜女娼。他為了自己的淫樂，玩夠了所有“高貴”的女人，偶然間卻對一個農家少女傭人發生了興趣，使這位少女尤萍懷孕之后他又毫不憐憫一腳踢開。后來尤萍和一位農村青年結了婚，丈夫知道妻子肚里的孩子不是自己的骨肉，常常拳腳相加。十年過去，紳士娶的“高貴”血統的妻子沒有給他傳宗接代而死去，于是他想尤萍應該能為自己家族延續“香火”，他千方百計打聽尤萍的下落，后來得知由于分娩時年齡過小，且受到丈夫的虐待，分娩時她已死了，兒子得以幸存，但如今卻是個殘廢乞丐。他懺悔了，但一切都晚了。

這篇小說從道德上批判了“高貴者”。

農村的斗爭常常表現為土地問題，這也是“文藝為人民”流派的作家所關注的題材。通白·通包（1926～）如今是位大律師，可在年輕時代他卻是一位相當勤懇的短篇小說作家，他以西·沙拉康的筆名寫的短篇小說《準伯給班迪的信》揭露的是地方豪強霸占農民土地的罪惡行徑。那年年成好，甘蔗豐收，準伯心里高興，以為一定有好日子過，還可以把欠的債還上。正當他們興高采烈收割之時，區長帶著幾個穿警服的人突然而至。準伯以為他們是前來祝賀豐收的。不料區長卻說這塊甘蔗田是他的，準伯收獲自己的東西卻成了“偷竊”。準伯當然不服，但他被押上了警車，關到警察局里。準伯嘆道：過去只知道鄰國常來騷擾、侵略泰國，包括準伯在內的泰國人都曾奮起反抗，“如今的強盜卻同是泰國人！”為了能保住自己的土地，準伯把希望寄托在讀大學的侄子身上，希望功成名就的侄子日后能成為家庭正當權利的保護人。

假如說西·沙拉康筆下的準伯還是個受欺凌的“叫苦”形象，那么乃丹·打諾在派吞·順通的筆下已經成了一個為維護自己的權利奮起自衛的英雄。由于東北部的干旱和貧窮，乃丹·打諾被逼逃到了山林。他們砍伐樹木，驅散野獸，含辛茹苦，開出了良田，但被惡霸豪強汶石看中，他派來50多人的強盜隊伍前來奪地，說這土地是他們的。忍無可忍的乃丹率領眾人在半夜里將他們燒死，為民除了害。

派吞·順通是一位短篇小說作家，同時也寫紀實文學、散文和文學評論。他20世紀50年代開始寫作，現在是泰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泰叻報》的主編。

隆·拉狄萬是一位工人出身的記者、作家，本名他威·格達萬迪，萊府人，家庭務農。中學畢業后到曼谷做了排字工人，通過自學當了記者和作家，和伊沙拉·阿曼達恭有著深厚的友誼。他一生之中寫了四部長篇小說和百余篇短篇小說。作品大多取材于勞動人民所受的壓迫和不幸，對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和現實進行抗爭，泰國的軍事獨裁統治被推翻以后，他的作品得到了廣泛的傳播。

隆·拉狄萬和其他作家一個最大的不同就是他的筆下塑造的大多數是社會底層的人物，如農民、工人、司機、妓女等，題材大部分也很細小，但生活氣息濃厚。

隆·拉狄萬同樣關注農村的土地問題，他在《仇恨使他成了大盜》就寫了受盡惡勢力強取豪奪的農民走投無路之際，兒子為父親報仇的故事。個人復仇其實解決不了整個社會問題，但也反映了政權的腐敗、社會矛盾尖銳、官逼民反的現實。《太陽升起之前》寫了農村婦女生孩子如過鬼門關。坎的妻子要分娩，但因為鄉里唯一的接生婆的去世，使他不能不趕著牛車到很遠的國家辦的衛生院去，一路的跋涉，一路的顛簸，結果孩子生在了路上，而妻子卻在太陽升起之前斷了氣。小說情節簡單，寓意、象征意義卻十分深遠。

泰國作家寫工人的是很少的，寫好工人的則更少，這主要是對工人的生活不了解，不熟悉。隆·拉狄萬筆下的工人至少不是概念化的。《一個女工的秘密》寫一個女工懷孕了，生怕廠方開除，整日擔驚受怕，丈夫也加班加點，為孩子的降生做準備。由于怕得罪廠主，他們甚至不敢參加維護自身權利的斗爭，但在工友的幫助下順利地生下孩子，集體的斗爭也獲得了勝利。

《等到明天黃昏》歌頌了一對工人真摯純潔的愛情，妻子遭到毀容，并沒有葬送他們的感情。《不再有明天》說明富人從不把“下人”當人看待。一個年老的司機為富家開車，每天接送與自己子女年齡相仿的富家子女上學放學，司機自己的孩子當然得擠公共汽車，一次出了車禍，兒子喪生，但司機卻不能前去看上一眼，因為車上的小主人不允許……

隆·拉狄萬的筆觸相當廣泛，他寫妓女，滿腔血淚；他寫老撾婦女，表現了一顆愛國愛家之心；他寫黑泰贊揚了他們的斗爭傳統；他寫國民黨殘匪，暴露深刻。

第六節　“文藝為人生，文藝為人民”文學運動所受到的鎮壓和摧殘

1958年10月20日陸軍元帥沙立勾結他儂上將、巴博上將，以“革命團”的名義發動政變，廢除了1932年制定的1953年修改的憲法，解散了議會和政黨，實行起比原來更加嚴酷的軍人獨裁統治，剝奪了人民的一切民主自由權利。他們封閉報刊，逮捕作家，查禁書籍，轟轟烈烈的“文藝為人生，文藝為人民”的文學一下子便被鎮壓下去。

作家人人自危。西巫拉帕當時正率領一個泰國代表團在中國訪問，為了避免再入虎口，他選擇了流亡中國，直到逝世也有國歸不得。著名詩人乃丕從此潛入地下，直到逝世也沒在泰國文藝界再次露面。佬·康宏回家養牛。大多數進步作家沉默以待，繼續寫作的也改換了方向。

從事外交工作的社尼·紹瓦蓬僥幸逃脫了被逮捕的命運，但也扼殺了他的創作。20世紀60年代他出版了兩部作品，一本是《南行記》，是20世紀50年代末期的作品，當初曾在雜志上連載，后改名為《亞馬遜的蓮花》，記述了拉丁美洲的風光、民俗和人民的苦難、希望和他們的斗爭，更像是一部報告文學。1961年寫了《冷火》，在《暹羅時代周刊》上連載，1965年朋友出版社出版了單行本，內容寫的是阿根廷的革命者為驅除暴政所做的斗爭。作者在作品中借用里卡托寫給友人的一封信這樣描寫了拉丁美洲的現實：“今天的一切看來都是顛倒的……所有的東西都錯了位，應該坐在審判席上的人，坐到了被告席上，應該自由自在地行動和工作的人進了監獄，應該蹲監獄的人卻在外面自由自在，應該死去的人活著，而應該活著的人卻死了……”作者寫這部小說的時候，他的友人正被投入監獄，泰國正經歷著“吟罷低眉無寫處”的時期，上面的話正是作者憤怒感情的宣泄和呼喊！但是鑒于泰國當時的政治形勢和他本身工作的性質，作者是無法直言的，小說寫得相當隱晦。

總的說來，這兩部小說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藝術上都無法和《魔鬼》相比。按說20世紀60～70年代社尼·紹瓦蓬正值風華正茂的盛年，他完全可以寫出更好的作品，但是戴著枷鎖是難以跳舞的。從《冷火》出版以后，在幾近20年的時間里社尼·紹瓦蓬再沒動筆。

奧·猜亞瓦拉信在沙立政變之后所寫的長篇小說《頌臘》也反映了他創作思想上的蛻變。

頌臘生于泰北的一個貴族之家，她美麗異常，很受父親的寵愛。父親素里延年輕時愛上了頌臘的母親烏莎。但祖父又給他娶了一個曼谷女子諾娜，所以父親的八個子女為兩個母親所生。烏莎住在清邁，諾娜住在曼谷，素里延在曼谷做官，不能不和諾娜一起生活，但他的心始終在清邁。烏莎忍受生活的孤寂，整日以紙牌解悶，弄壞了身體，家產也耗費殆盡，加之受到敲詐，身心俱廢，烏莎一死，清邁之家立即敗落。

素里延失去愛妻，終日悶悶不樂。曼谷的妻子諾娜為人刻薄，也難以體會丈夫的心境。她為了巴結富商阿皮猜，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了他，但這無異于將女兒推入火坑。阿皮猜生活放蕩，婚后惡習不改。素里延與諾娜的感情破裂。素里延以酒澆愁，遂得了半身不遂之癥。

頌臘在回清邁的路上結識了年輕的記者查。查在心里愛上了頌臘，但不敢“高攀”。頌臘生活拮據，不得不以業余翻譯賺錢，她得到查的多方幫助，感情日深。

頌臘少年時有一男友，名德奈，現在他也是查的好友，是個副縣長，同是北方人，他愛慕頌臘已有很長時間，現在寫信向她求愛。頌臘十分矛盾，她知道查很愛她，但又從未直言。她請查幫助自己抉擇，查竟然舍棄了自己的感情，成全了朋友。

素里延回到清邁，曼谷的妻子諾娜出了家。頌臘的姐姐詩琳通和一位農業教授結了婚，自己辦了一個農場。烏莎生前被敲詐的錢又討了回來，清邁的家又得到了中興。在頌臘姐姐詩琳通的婚禮上頌臘和查又見了面，他為自己不是泰北人沒有得到頌臘的愛情而遺憾。但又為朋友的幸福而高興。他獲得一次出國的機會。臨行時頌臘表示，永遠不會忘記查的幫助。

這部小說寫了一個貴族之家由于內部的矛盾而衰敗的故事，因為沒有與社會因素聯系起來，所以成了在任何時代、任何家庭都可能發生的平庸老套故事，加之作者對貴族的態度又是溢美的（敗落之后還能中興！），即使時光倒流30年，這部小說的思想內容也不能說是先進的。對于一個曾經寫出反對壓迫和剝削的作家來說，這不能不說是創作思想的一大倒退。

在創作上“轉向”最徹底的是西拉·沙塔巴納瓦。沙立政變以后直到逝世之前，他仍然寫了大量作品，主要是“賣錢的”長篇小說。揭露黑暗，抨擊社會的鋒芒已不復見，內容則不少是艷情和打斗，現僅舉《欲望的奴隸》和《蒼天沒回答》兩部長篇小說為例，考察一下這位作家和他所處環境的關系。

《欲望的奴隸》全書46章，976頁，篇幅不短，出版于1960年。其主要情節如下：阿內·猜亞喜生活闊綽，住在一座大廈里。他和昂沙娜結婚已十年，有一男孩埃猜，生活本來是幸福美滿的，但昂沙娜害怕再生孩子，夫妻間缺少性愛。阿內聰明、瀟灑、羅曼蒂克、感情豐富。在妻子看來，這是他的一大弱點，因為這很能勾起別的女人的感情，后來事情果然發生。

昂沙娜的妹妹安查麗和小姑姑——美麗的少女楚蘭達寄居在阿內家。安查麗先嫁一流氓，后變成寡婦，她為了替代姐姐的位置用盡了陰謀詭計。她造謠說昂沙娜和管家有染，使阿內在精神上受到很大打擊。為了報復妻子的背叛，阿內和安查麗發生了關系，對阿內說來，這不是愛情而是感情發泄。一次此事被昂沙娜撞見，阿內不但不認錯，反說昂沙娜早已背叛，昂沙娜憤然離開了阿內。但阿內對安查麗并無好感，種種事情的發生使他十分鄙視安查麗，她爬上夫人寶座的愿望得到的是冷淡和拒絕。

楚蘭達同情阿內，對他產生了真摯的愛，可她把這種感情埋藏在心底。為了躲開阿內的家庭糾紛，去了英國留學。阿內終日借酒澆愁，腦溢血使他半身不遂。楚蘭達得知這個消息，輟學回來探望阿內。后來真相大白，阿內知道自己中了安查麗的圈套，錯怪了妻子，他憎恨安查麗，也憎恨自己。十幾年過去了，阿內滿頭白發，整日禁錮在小屋子里，心中只有一個愿望，就是能見到昂沙娜領著兒子回來。臨死之前，他立下遺囑把一大筆遺產給了管家，一大筆給了昂沙娜，另一筆給了楚蘭達，安查麗什么也沒得到。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昂沙娜終于回來，阿內熱淚盈眶，安詳地閉上了眼睛。

從情節的介紹中我們就不難看出，作者已從他原來創作的出發點大大后退了。讀這樣的作品除了消磨一點時光之外，它是沒有多少社會意義的。

《蒼天沒回答》寫于20世紀60年代末。女主人公是一位漂亮的演員，名叫順特麗，在一個暴風雨的夜晚拋棄了結婚七年在報館工作的丈夫和一個五歲的小女兒，去追求“新生活”，因為丈夫滿足不了她追求的虛榮和闊綽。她為了聲名和富裕投入了戲班主兼編劇查查萬的懷抱并和他姘居。戲班到清邁演出，在火車上為爭奪女主角順特麗與另一演員當齋發生爭執，失手將當齋推下火車，軋得血肉模糊。當齋誤提了順特麗的手提包，身上穿的是順特麗借給她的衣服，所以大家都誤認當齋是兇手，已逃逸，死者是順特麗。

出事之前，在火車上順特麗認識了北欖坡一位富商訕諾，但她自己卻未透露姓名。出事后，順特麗畏罪中途下車潛逃，慌亂中投宿到一家妓女客店，受到流氓的紛擾，巧遇訕諾解了圍。訕諾請她住在自己家里，慷慨資助，可她感到寂寞，不辭而別，繼續尋求“新生活”，但她只到了彭世洛，便已身無分文，為了一頓飽飯她決定賣淫，但此時又巧遇做生意前來這里的訕諾，訕諾又請她住回家中。

訕諾為慈善事業舉辦選美和其他游藝活動，請順特麗參賽，為了徹底擺脫犯罪的陰影，她改名為奴加麗·達麗，并由訕諾出錢整容，改變了相貌，自己又練習改變聲音。

順特麗出走以后，丈夫庫姆把女兒寄宿在小學里，得到了年輕美貌女教師阿儂的細心照料。阿儂的善良感動了庫姆，他們相愛了，庫姆也走出困頓，成了一個報業名家和知名作家。順特麗墜車而死的消息傳到報館，庫姆寫文章作了詳盡報道，并且把事情告訴了女兒。奴加麗在選美競賽中看到庫姆而暈倒，但后來的幾次相遇，庫姆也沒有認出她來。在選美的過程中奴加麗認識了一名電影導演甲森，他原本是一名賭棍和鴉片販子。他看中了奴加麗，于是奴加麗一躍又成了明星，名聲大噪，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甲森也撈到一大筆錢。

一次，奴加麗在醉酒時訕諾出于愛和她發生了性關系。奴加麗為了有更大的發展，要求遷居曼谷，一切費用訕諾支出。不久訕諾由于火災而破產，奴加麗翻臉不認人，訕諾將酒潑在她的臉上，二人就此分道揚鑣。

奴加麗生活優裕，但由于戴著假面生活，精神痛苦而空虛。她看到丈夫的變化，后悔離開了她，也想念自己的女兒。她成了酒鬼，整天爛醉如泥。甲森看到她已失去賺錢的價值，就想拋棄她，但在拋棄之前，他還想品嘗一下她的美貌和豐韻。一次醉酒之后甲森想奸污她，但被拒絕。生氣的甲森將海洛因香煙故意丟在了她的房間里。從此奴加麗又成了一個吸毒者。長期的吸毒，不但耗盡了她的錢財，也葬送了她的美貌。甲森答應給她毒品，但要用身體去換。奴加麗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由于奴加麗長得和順特麗很像，庫姆很同情她，而她也有一個愿望就是想把自己就是順特麗的秘密告訴丈夫。當庫姆和阿儂的婚禮舉行的時候，她在屋檐下等著。當客人散盡之時，她才想進去，但她已支持不住。在昏迷中她被抬到屋里，但已不能說話。此時正好訕諾趕到，送給庫姆一個戒指，這是庫姆和順特麗結婚時的信物，在困境中被順特麗賣掉，訕諾又偷偷地將它贖了回來，于是真相大白，可此時順特麗已經合上了眼睛。

這部小說是譴責順特麗追求享樂和虛榮的，這個主題并不壞，但作者一沒挖掘這種情欲和物欲在社會上和人心里是怎么膨脹起來的，二又對這情欲和物欲抱著欣賞的態度并借此吸引讀者。所以這“譴責”便成了一個幌子。離奇的情節，過多的巧遇又失去了生活的真實，即使將它列入通俗作品，那它也是通俗作品中的劣等貨。

一次政變，一紙反共條令，就把一場轟轟烈烈的“文藝為人生，文藝為人民”的文學運動打下去了，因為軍人獨裁政權有槍，有監獄，有軍警；而作家只有筆。但是與人民血肉相連的作品也不是容易被消滅的，正如魯迅所說：“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題未定”草（九）》，《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第350頁。1973年10月14日運動以后，這種文學再次被青年所接受所喜愛以及現實主義文學的再次復興，便說明了這個真理，在這個意義上說，文學恐怕比任何槍炮更有威力，也更恒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