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齋三筆

晁景迂經(jīng)說

【原文】

景迂子晁以道留意六經(jīng)之學(xué)，各著一書，發(fā)明具旨，故有《易規(guī)》、《書傳》、《詩序論》,《中庸》、《洪范傳》、《三傳說》。其說多與世儒異。謂《易》之學(xué)者所謂應(yīng)、所謂位、所謂承乘、所謂主，皆非是。大抵云，《系辭》言卦交象數(shù)剛?cè)嶙兺ㄖ惙且籟1]，未嘗及初應(yīng)四、二應(yīng)五、三應(yīng)六也。以陽居陽、以陰居陰為得位，得位者吉[2]。以陽居陰、以陰居陽為失位，失位者兇。然則九五、九三、六二、六四俱善乎？六五、六三、九二、九四俱不善乎？既為有應(yīng)無應(yīng)、得位不得位之說，而求之或不通，則又為承乘之說。謂陰承陽則順，陽承陰則逆，陽乘柔則吉，陰乘剛則兇，其不思亦甚矣。又必以位而論中正，如六二、九五為中且正，則六五、九二俱不善乎？初、上、三、四永不得用中乎？卦各有主，而一概主之于五，亦非也。

其論《書》曰：予于《堯典》，見天文矣，而言四時者不知中星。《禹貢》敷土治水，而言九州者不知經(jīng)水。《洪范》性命之原，而言九疇者不知數(shù)。舜于四兇，以堯庭之舊而流放竄殛之。穆王將善其祥刑，而先丑其耄荒。湯之伐桀，出不意而奪農(nóng)時。文王受命為僭王，召公之不說，類乎無上。太甲以不順伊尹而放，群叔才有流言而誅，啟行孥戮之刑以誓不用命，盤庚行劓殄之刑而遷國，周人飲酒而死，魯人不板干而屋誅。先時不及時而殺無赦。威不可訖，老不足敬，禍不足畏，兇德不足忌之類。惟此經(jīng)遭秦火煨燼之后，孔壁朽折之余，孔安國初以隸篆推科斗。既而古今文字錯出東京，乃取正于杜林。傳至唐，彌不能一，明皇帝詔衛(wèi)包悉以今文易之，其去本幾何其遠(yuǎn)矣！今之學(xué)者盡信不疑，殆如手授于誅、泗間，不亦惑乎？論《堯典》中星云，于春分日而南方井、鬼七宿合，昏畢見者，孔氏之誤也。豈有七宿百九度，而于一夕間畢見者哉？此實春分之一時正位之中星，非常夜昏見之中星也。于夏至而東方角、亢七宿合，昏畢見者，孔氏之誤也。豈有七宿七十七度，而于一夕間畢見者哉？此夏至一時之中星，非常夜昏見者也。秋分、冬至之說皆然。凡此以上，皆晁氏之說。所辯圣典，非所敢知。但驗之天文，不以四時，其同在天者常有十余宿。自昏至旦，除太陽所舍外，余出者過三之二，安得言七宿不能于一夕間畢見哉？蓋晁不識星故云爾。

其論《詩序》云，作詩者不必有序。今之說者曰，《序》與《詩》同作，無乃惑歟！旦逸詩之傳者，岐下之石鼓也，又安覩[3]序邪？謂晉武公盜立，秦仲者石勒之流，秦襄公取周地，皆不應(yīng)美。《文王有聲》為繼伐，是文王以伐紂為志，武王以伐紂為功。《庭燎》、《沔水》、《鶴鳴》、《白駒》，箴、規(guī)、海、刺于宣王，則《云漢》、《韓奕》、《崧高》、《烝民》之作妄也。未有《小雅》之惡如此，而《大雅》之善如彼者也。謂《子衿》、《候人》、《采綠》之《序》駢蔓無益，《樛木》、《日月》之《序》為自戾，《定之方中》、《木瓜》之《序》為不純。孟子、荀卿、左氏、賈誼、劉向漢諸儒，論說及《詩》多矣，未嘗有一言以《詩序》為議者，則《序》之所作晚矣。晁所論是否，亦未敢輒言。但其中有云，秦康公隳穆公之業(yè)，日稱兵于母家，自喪服以尋干戈，終身戰(zhàn)不知已，而序《渭陽》，稱其“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是果純孝歟？陳厲公弒佗代立，而序《墓門》責(zé)佗“無良師傅”，失其類矣。予謂康公《渭陽》之詩，乃贈送晉文公入晉時所作，去其即位十六年。衰服用兵，蓋晉襄公耳，《傳》云“子墨衰绖”者也。康公送公子雍于晉，蓋徇其請。晉背約而與之戰(zhàn)，康公何罪哉？責(zé)其稱兵于母家，則不可。陳佗殺威太子而代之，故蔡人殺佗而立厲公，非厲公罪也。晁詆厲以申倫，亦為不可。

其論《三傳》，謂杜預(yù)以左氏之耳目，奪夫子之筆削。公羊家失之舛雜，而何休者，又特負(fù)于公羊。惟谷梁晚出，監(jiān)二氏之違畔而正之，然或與之同惡，至其精深遠(yuǎn)大者，真得子夏之所傳。范甯又因諸儒而博辯之，申谷梁之志，其于是非亦少公矣，非若杜征南一切申《傳》，決然不敢異同也。此論最善。然則晁公之于群經(jīng)，可謂自信篤而不詭隨者矣。

【注釋】

[1]非一：不統(tǒng)一。[2]吉：吉利。[3]覩（dǔ）：同“睹”，發(fā)現(xiàn)，看見。

【譯文】

號景迂子的晁以道研究六經(jīng)之學(xué)，針對六經(jīng)各著一書，發(fā)表闡明六經(jīng)的宏旨，書為《易規(guī)》、《書傳》、《詩序論》、《中庸》、《洪范傳》、《三傳說》。他的學(xué)說與當(dāng)世儒生多有不同。他說研究《易》的學(xué)者所說的應(yīng)、位、承乘、主等卦象都有錯誤。他的論述大意是說，《系辭》上所談及的卦爻、象數(shù)、剛?cè)嶙兺ㄖ惒⒉唤y(tǒng)一，沒有提及初應(yīng)四、二應(yīng)五、三應(yīng)六等卦。以陽居陽、以陰居陰稱為得位，得位就吉利。以陽居陰、以陰居陽稱為失位，失位就兇險。然而九五、九三、六二、六四都是吉利卦象嗎？六五、六三、九二、九四的卦象都不吉利嗎？既然持有應(yīng)無應(yīng)、得位不得位的說法，而求卦時或不通，則又持承乘之說。說陰承陽則順，陽承陰則不順，陽乘柔則吉利，陰乘剛則不吉利，這太缺乏思考了。又必定要以卦位來推測中正，如六二、九五爻為中且正，難道六五、九二都不吉利嗎？難道初爻、上爻、三爻、四爻永遠(yuǎn)都不得用為中嗎？卦各有主，而一概以五為主卦，這是不對的。

他評論《尚書》說：我從《堯典》中了解到了天文，但談?wù)撍臅r的卻不知道中星。《禹貢》是專講施土治水的，但談?wù)摼胖莸娜藚s不知道經(jīng)水。《洪范》是專講性命之源的，而談?wù)摼女牭娜藚s不懂術(shù)數(shù)。舜對于鯀、共工、驩兜、三苗等四兇，因為他們是堯時舊臣，而將他們流放或殺掉。周穆王將欲改善他的刑罰之前，而先羞辱了他的老臣。商湯將討伐桀，先出其不意剝奪他的農(nóng)時。周文王受命于天自號周王，召公不高興，因為商王還在，認(rèn)為這是無上行為。商王太甲因不順從伊尹而被流放，管叔、蔡叔、霍叔因為有流言而被誅戮。夏啟實行一人犯罪株連親族的刑罰，以警告不聽從命令的人。盤庚實行割鼻的刑罰來強迫臣民搬遷國都。周朝人飲酒就要被判處死刑，魯國人不用夾板筑墻造房就有殺頭之罪。提前到達(dá)與不按時到達(dá)都要殺無赦。威嚴(yán)不可以終止，老人不值得敬重，災(zāi)禍用不著畏懼，兇德之名聲不必顧忌。只是《尚書》遭受過秦始皇的大火焚燒之后，孔宅墻壁的腐朽拆除之余，孔安國才開始以隸書篆書推斷辨認(rèn)蝌蚪文字。隨后古文、今文兩種文字的《尚書》交錯出現(xiàn)于東京洛陽，由經(jīng)學(xué)家杜林進行統(tǒng)一訂正。傳到唐代以后，更加難以統(tǒng)一，唐明皇詔令衛(wèi)包全部以今文修改它，至此，這部書距離他本來的面目已不知相差多遠(yuǎn)了。如今學(xué)者盡信不疑，似乎是親授他們于洙、泗二水之間，這不是很糊涂嗎？晁以道論《堯典》中星說道，在春分那天，南邊的井、鬼等七星宿會合，黃昏之后全部看得到，這種說法是孔子的失誤。哪里會有七顆星宿在一百零九度而于一夕之間全部看得到呢？這實際上是春分的一個時辰而處在正位上的中星，不是每天黃昏所看見的中星。在夏至那天，東方角、亢七星宿合，黃昏后可以看見，這也是孔子的失誤，哪里會有七星宿七十七度而于一夕之間全部看得到呢？這是夏至一個時辰的中星，不是每天黃昏所見到的中星。秋分、冬至之說也同樣如此。凡是以上這些，都是晁氏的觀點。他所爭辯的《堯典》中的問題，我不敢發(fā)表意見，但驗之天文，不論四季的哪個季節(jié)，同在天上的星宿常有十余宿。自傍晚至天明，除太陽之外，其余出現(xiàn)的超過了三分二，怎么能說七星宿不能在同一夕之間出現(xiàn)呢？這大概是晁氏不真正認(rèn)識星宿的緣故吧。

他評論《詩序》說：作詩不一定都要作序，而現(xiàn)在論詩的人卻說，《序》與《詩》是同時作的，太糊涂了！就拿逸詩來說吧，它的流傳，是因岐山下刻有石鼓文的緣故，又哪里見過序文呢？晁氏說晉武公竊取政權(quán)而立，秦仲就像是石勒一類人物，秦襄公靠輔佐平王東遷而取得了周朝的封地，這些人都不應(yīng)當(dāng)贊美。《文王有聲》的詩篇是宣揚征伐戰(zhàn)爭的，因此文王以伐紂為志向，武王以伐紂為功德。《庭燎》、《沔水》、《鶴鳴》、《白駒》等詩篇，是對周宣王進行箴貶、規(guī)勸、教誨諷刺的，而《云漢》、《韓奕》、《崧高》、《烝民》是荒誕的文章。沒有壞到像《小雅》那種程度的，也沒有好到像《大雅》那種程度的。他認(rèn)為《子衿》、《候人》、《采綠》等篇的序文，駢麗雜亂并不好。《木》、《日月》篇的序文是自戾，《定之方中》、《木瓜》等篇的序文不純正。孟子、荀卿、左丘明、賈誼、劉向以及漢代各個儒生，對于《詩》的論述很多，但很少有談?wù)摰健对娦颉返模赡苁恰对娦颉匪骱芡恚ㄏ鄠鳛闈h人毛享和毛萇所作）。晁氏所論正確與否，我不敢斷言。但其中說到秦康公葬送了秦穆公的霸業(yè)，經(jīng)常向母親的娘家晉國發(fā)動戰(zhàn)爭，自從服喪期間就尋找機會挑起戰(zhàn)爭，一生打仗不知終止，而詩篇《渭陽》的序中則稱他“見到舅舅，就像母親還活著一樣”，這果真表明他有真正的孝情嗎？陳厲公殺陳佗并代佗自立，而詩篇《墓門》的序文只是責(zé)怪佗“沒有好的老師”，此語用非所類。我認(rèn)為康公《渭陽》之詩，是贈送晉文公入晉時所作的，離他登位還有十六年時間。穿著衰服（喪服的一種）發(fā)兵打仗的，是晉襄公，即《左傳》上說的“穿黑色喪服系著麻帶”一事。秦康公送公子雍去晉國，是依照晉國的請求而為。晉國背約而與秦相戰(zhàn)，康公有什么罪呢？責(zé)備他向母親娘家稱兵是不對的。陳佗殺威公太子而代立，因此蔡人殺陳佗而立厲公，這不是厲公的罪過。晁氏指責(zé)陳厲公而為陳佗申述，也是不應(yīng)該的。

他評論《三傳》說，杜預(yù)充當(dāng)了左丘明的耳目，強奪了孔夫子對《春秋》的筆削訂正的功績。公羊家則舛訛繁雜，而何休又特別負(fù)欠于公羊。只有《谷梁傳》稍后著成，是谷梁赤對《左傳》、《公羊傳》進行鑒別糾謬的基礎(chǔ)上寫成的，雖然仍有些相同的錯誤，但該傳的精深遠(yuǎn)大之處，則是真正得到了子夏所傳的那些部分。范甯又借助諸儒的研究成果對它進行了廣博的辨析，引申闡發(fā)了谷梁赤的意旨，但對于是非的評斷也有不妥之處。但他不像杜預(yù)，一切都在為左氏作辯解，不敢提出其他意見。我認(rèn)為晁氏的這段議論最好。盡管晁氏對六經(jīng)的論述有值得推敲商榷的地方，但可以說他對于群經(jīng)的研習(xí)充滿自信而且不詭飾盲從。

【評析】

晁以道，名說之，字以道，號景迂子，宋代制墨名家。他博通五經(jīng)，尤精于《易》學(xué)，同時又是一位富有創(chuàng)作實績的作家、畫家，與蘇軾、黃庭堅等蘇門文人、江西詩派作家有著廣泛的師友關(guān)系。由于元符上書入黨籍，其仕途極其坎坷，長期沉淪下僚。他的一生經(jīng)歷了仁宗、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六朝，是難得的一位身入南宋的“元祐名士”。洪邁分析評價了晁以道解說“六經(jīng)”的著作，指出其中的舛錯，但是對晁以道“自信篤而不詭隨”的精神給予了高度評價。

“六經(jīng)”是儒家的經(jīng)典著作，在酸腐文人看來是不容置疑的。然而晁以道就具有獨立思考的品質(zhì)，不盲目地迷信書本，而是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事實上，真正的學(xué)者從來不會機械地讀書。比如《尚書》這本著作，是儒家經(jīng)典中的經(jīng)典，然而被稱為儒家“亞圣”的孟子卻說：“完全相信《尚書》，那么還不如沒有《尚書》。我對于《武成》，只取信二三冊就罷了。仁者在天下是無敵的，憑借最仁慈的人（周武王）去討伐最不仁慈的人（商紂王），怎么會血流漂杵呢？”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這是精辟透脫的讀書法，要求讀者善于獨立思考問題。古往今來，人們關(guān)于書已不知有過多少禮贊，對很多人來說，書是他們崇拜的神圣對象。但是，如果我們唯書本是從，輕則使個人成為書呆子，重則形成所謂“本本主義”和“教條主義”的作風(fēng)，貽害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