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和文忌

政和文忌

【原文】

蔡京顓國[1]，以學校科舉籍制多士，而為之鷹犬者，又從而羽翼之。士子程文，一言一字稍涉疑忌，必暗黜[2]之。有鮑輝卿者言：“今州縣學考試，未校文學精弱，先問時忌有無，茍語涉時忌，雖甚工不敢取。若曰：‘休兵以息民，節用以豐財，罷不急之役，清人仕之流。’諸如此語，熙、豐、紹圣間，試者共用不以為忌，今悉繼之，所宜禁止。”詔可。政和三年，臣僚又言：“比者試文，有以圣經之言輒為時忌而避之者，如曰‘大哉堯之為君’,‘君哉舜也’，與夫‘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吉兇悔吝生乎動’,‘吉兇與民同患’。以為‘哉’音與‘災’同，而危亂兇悔非人樂聞，皆避。今當不諱之朝，豈宜有此？”詔禁之。以二者之言考之，知當時試文無辜而坐黜者多矣，其事載于《四朝志》。

【注釋】

[1]顓：通“專”，專擅，專斷。[2]暗黜：暗中降職或罷免。

【譯文】

蔡京專擅國家大權的時候，通過學校科和舉考試來踐踏抑制很多士人，但那些愿意成為他鷹犬的人，卻可以得到他的保護與提攜。士子所寫的文章，一句一字稍微涉及疑忌，一定會被他暗中取消錄取資格。有個名為鮑輝卿的人進言說：“如今州縣學考試，還沒有比較寫文章水平的高低，而是先檢查是否犯了當時的忌諱，假若語句涉及時忌的，即使是文章的手筆再好也不敢錄取。比如說：‘休兵以息民，節用以豐財，罷不急之役，清入仕之流。’類似這樣的語句，在熙寧、元豐，紹圣年間，參加考試的士人都可以用任何語句而無需時忌，如今再繼續無忌諱的寫作就會被黜免，所以應該禁止。”皇帝下詔同意。政和三年，朝中大臣又奏請說：“考試的人比試文學，有使用圣經之言的，但卻是時下忌諱而需要避諱的文字，比如說‘大哉堯之為君’,‘君哉舜也’，與‘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吉兇悔吝生乎動’,‘吉兇與民同患’。認為‘哉’與‘災’同音，而危亂兇悔這樣的語句都是人們不愿聽到的，也都要避免使用。如今是不忌諱的朝代，難道還適宜存在這樣的忌諱？”于是皇帝下詔禁止這種情況。從兩人的話中考察，就知道當時考試文章時無辜而被坐黜者有很多，這些事都記載到了《四朝志》中。

【評析】

本文記載了北宋政和年間，奸臣蔡京等人用莫須有的文字忌諱擾亂科舉考試的故事。漢字有一字多音、一字多義、字形相近的現象，如果故意歪曲，就會生出許多莫名其妙的解釋。史載清同治七年，江蘇常州武進貢士王國鈞參加殿試時，名列前茅，考官擬定其為狀元。“國鈞”者，國柄之義也，正是掌權高官的好名字，可他偏偏姓王。當政的慈禧太后聽到這個名字時不高興地說：“‘王國鈞’諧音不就是‘亡國君’嗎？這種姓名，還讓他當官！”于是王國鈞到手的狀元就丟了，被貶入三甲，蹉跎一生。

這還算好的，更悲慘的是陷入文字獄之中。文字獄是封建社會統治者迫害知識分子的一種冤獄，皇帝和他周圍的人故意從作者的詩文中摘取字句，羅織成罪，嚴重者會因此引來殺身之禍，甚至所有家人和親戚都受到牽連，遭滿門抄斬乃至株連九族的重罪。文字獄歷朝皆有，但以清朝最多，據記載，僅莊廷鑨《明史》一案，“所誅不下千余人”。從康熙年間到乾隆年間，就有十多起較大的文字獄，被殺人數之多可想而知。雍正八年，翰林院庶吉士徐駿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錯寫成“狴”字，雍正見了，馬上把徐駿革職。后來再派人一查，在徐駿的詩集里找出“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等詩句，于是雍正認為這是存心誹謗，照大不敬律斬立決。

江蘇東臺的舉人徐述夔刊印《一柱樓詩集》，集中有詩句“舉杯忽見明天子，且把壺兒拋半邊”被指用“壺兒”喻“胡兒”，被暗指清朝。還有“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被認為是“顯有興明滅清之意”。徐述夔及其子已死也開棺梟首示眾，兩個孫子雖攜書自首，仍以收藏逆詩罪處斬。他的兩個族人徐首發和徐成濯，名字連起來是“首發成濯”，根據《孟子》“牛山之木，若波濯濯，草木凋零也”，因此認為這兩人的名字連起來是首“發”成濯，是嘲笑清剃發之制，以大逆罪處死。沈德潛因為給徐述夔寫過傳記，又兼寫過《詠黑牡丹》詩中有“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盡管已死去多年，也被“革其職，奪其名，撲其碑，毀其祠，碎其尸”。文字獄造成社會恐慌，摧殘人才。許多人才不敢過問政治，從而禁錮思想，嚴重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