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與詩歌

詩人及詩歌與社會的關系最顯著的特征就是多樣性。蒲柏既贊美社會又唾棄它;葉芝咒罵它;雪萊逃避它又為它預言;而莎士比亞和拉辛則把他們筆下貴族主宰的世界描繪成一個時刻受到人類罪惡的、自然而野蠻的力量威脅的社會;荷馬、維吉爾、古日耳曼吟游詩人以及希伯來先知們既立足于社會又成為他們所處社會的代言人，但他們的發言不是對社會的簡單承認，而是贊美的史詩、雄渾的悲劇，或者是痛聲的斥責。

這種多樣性的存在并不奇怪。沒有人，或者說沒有哪一位詩人可以完全地拒絕接受他所處的社會。如果他真正接受了所處的社會，他也就接受了該社會的道德標準。而通過觀察社會現實，他又會發現很多事情讓人悲痛，令人恐懼，必須批評。社會不是靜止不動的.詩人也不是永無變化的。大多數人已經看到現實的社會與理想社會相去甚遠。因此，人們很少發現他們同社會的關系是簡單、穩定的。詩人是人，同時他們又是詩人。不同的社會給予詩人不同的、或高或低的地位，或者干脆漠視詩歌。這樣，詩人與社會的異化就成為社會問題。

人具有徹頭徹尾的個體性：他們單獨誕生，他們單獨生活，他們單獨逝去，并且在有生之年為一種幾乎永不可能完全成功的事付出很多勞動，去試圖消除自己和上帝或信仰之間、自己和鄰人之間的距離。人又具有徹頭徹尾的社會性：使他們得以存在的概念，把他們帶入世界的分娩，都是具有社會性的行為;食物轉換成人們的物質存在，語言被人們用來思考、決策或反抗。而這一切無不是人們所處的社會賦予他們的。人的個體性與社會性之間的關系玄奧難析，因此也就難以確立闡明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的理論以及詩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的理論。實際上，要闡明詩人與社會的關系比闡明一般人與社會的關系更加困難復雜。這是因為詩人與社會的經濟關系具有歷史的復雜性;還因為詩人無論置身于社會之中還是社會之外，無論贊同還是反對社會，均有著各種不同的感情;也因為詩人在其詩作中處理社會這個存在時有不同的方式，議論社會時也有不同的方法。本文在選擇示例時將同時包括詩人和詩作。下述詩論中的分類不是絕對的，也不是惟一標準，對于社會歷史學也不一定會有什么價值。這種劃分只是有利于說明有關詩人、詩歌以及社會的一些相應關系。

一、統一的社會

如果一個社會達成了團結一致，如果社會中有足夠多的有關成員覺得該社會已成為一體，那么從這種意義上講，這個社會就是一個統一的社會。原始社會、希臘城邦(以及后來人們想象中的希臘社會)、羅馬社會、猶太國家、中世紀基督教社會、17世紀君主制的法國社會等等，就是例證。詩人很容易認為自己是這種社會的一分子，是舊真理的傳播者，而不太可能以社會的叛逆者、新真理的發現者自詡。荷馬史詩和維吉爾的史詩記載了一個民族的歷史、正義的戰爭以及神的歷史，并賦予它尊嚴;而這些史詩創作的前提就是假定人具有道德尊嚴，文明勞動具有價值，以及存在著有知識的、富于同情心的讀者。社會智慧在希臘戲劇的合唱中得以傳播。身居高位者的磨難，受自然的、社會的以及超自然的力量左右，而與社會、甚至與田野和農作物的收獲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社會知識的產生需要人們感到社會之外存在著某種神秘的力量，感到人類所期待的成功是有限度的。在這一點上，奧德修斯、奧狄浦斯和埃涅阿斯持有相同的看法。

盡管可能有暫時的不安定和失敗，一個社會仍然可以因為有一個主要的和持續不變的目標而達成統一。猶太民族就是一個主要的例證。教會就是國家，贊美詩作者和先知們巨大的痛苦就是全體以色列人的痛苦。即使是在流落異邦、遠離親人時，猶太社會及其傳說和行動仍是神圣和統一的。統一的社會傾向于抱有堅定的信念和對等級制度清醒的認識。在《舊約全書》中的猶太社會以及《新約全書》中的早期基督教社會中，社會等級的重要性相對于上帝的真實性是次要的。先知們對崇高的貶低威脅著社會結構。那些地位高貴者要被打倒?；浇痰姆凑摬粌H形成了《新約全書》的神學特征，而且形成了它的修辭特征，并且通過它，《新約全書》影響了很多基督教文學作品。耶穌是一個地位低賤的木匠，同時又是大衛的直系后代、以及猶太人期望中的救世主彌賽亞。《圣經》中對最平凡的尋常事物，諸如羊、工作、面包，加以贊美;而對高貴的事物則加以貶低。

但在后來的古典社會中，等級制度顯然是占主導地位的。西塞羅和昆提利安的修辭理論，通過文藝復興運動而對西方詩歌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這種理論把寫作風格分為三類，即高雅的、中間的以及平白的。寫作風格與社會之間有著聯系，尤其是高雅的風格與貴族尊嚴之間。有關詩歌和戲劇人物塑造的理論都傾向于研究人物的典型性，傾向于簡單地評述作品中有關人物所處的階級及其作用的描寫是否適當。古羅馬的賀拉斯把亞里士多德的理論簡化了。距他1700多年后的賴默批評莎士比亞把戰士的形象描寫得太善良了。接受社會準則既可以造成統一，又可以造成多樣性。譬如，維吉爾、奧維德、尤維納利斯和賀拉斯處于同一穩固的文化中，但維吉爾往往把過去與現在，人類、自然及人類祖先與神之間的聯系加深、強化和理想化;奧維德在《愛的藝術》中僅僅是以一種玩世不恭、憤世嫉俗的態度接受了一個復雜社會的準則，但在《變形記》中他卻轉而對國家的過去和民間的傳說有了深刻的認識;尤維納利斯則遵守嚴格的行為準則，并痛斥那些背離了這些準則的人;而賀拉斯的詩歌中影響最大的可能要算他對一位好人的描述：一位遠離塵囂、以豁達、明智的目光觀察人間事物的好人。

在統一的社會里，上流社會往往表現出輕浮、做作的優雅以及對巧妙辭令和奢華娛樂的過分追求。17世紀法國沙龍中的女學者們有許多非常矯揉造作的游戲，但她們煞費苦心的克制和“柏拉圖式”的獻身精神，同時也表現了她們天主教傳統的禁欲主義方面的某些特點。英國王政復辟時期的戲劇對調情引誘的一套復雜細節進行了描寫，這是為了系統地表現并美化一個社會階層墮落了的道德。假面舞會是最吸引人的宮廷娛樂之一。在本·瓊森和彌爾頓的筆下，這種貴族參加的舞會把高尚理想的寓言化表現和晚會的喜慶氣氛融合在一起。

所有的愛國詩歌都追求一個民族的統一?，F代人很容易忘記世界上有多少偉大詩歌都具有很深的愛國意識。也許和大多數重要詩人一樣，荷馬、維吉爾、大衛、但丁、喬叟、莎士比亞、斯賓塞、高乃依、惠特曼及勒內·夏爾等詩人都寫過愛國詩歌。即使所有這類詩歌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將某一民族和某一國家理想化，然后用理想化的東西去捍衛現實的東西這樣一種趨勢，但是這種詩歌具有的力量和社會價值卻是很大的。當這種詩歌描寫戰爭時，詩人總是微妙地把敵人抬高，以使勝利成為崇高的勝利;同時又把敵人貶低，以使殺戮不受道德的譴責而成為值得敬佩的正義之舉。

凡是把一個統一的社會描繪成在理論上合乎理想的觀點，都喜歡給詩歌下達進軍命令，都堅持詩歌必須傳播社會理想，塑造社會價值觀，贊頌偉人，將社會制度理想化。而許多詩人也往往是自覺自愿這樣做的。檢查制度也許是一個必然結果。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一書中，將詩人排除在這一理想國家之外，因為詩人撒謊，誹謗神靈，使人性格軟弱，使虛構的和真實的事物混淆在一起。

二、分裂的社會

當一個社會中存在明顯不同的陣營時，這個社會就是一個分裂的社會。一個陷入內戰的社會就是最明顯的例證。處在這種社會的詩人，可能是堅定地站在某一方的立場上，像彌爾頓在他的《利西達斯》中對英國國教牧師的攻擊，或者德萊頓在他的《押沙龍與阿奇托菲爾》中為查理二世的辯護。處在這種社會中的詩人也可能在兩個陣營之間搖擺、猶豫，像6世紀維南蒂斯·福圖納圖斯一樣，一邊為他野蠻愚昧的庇護人寫頌歌，一邊又寫下強有力的禮拜儀式詞《帝王的旗幟》。從這種意義上講，整個基督教世界在其大部分的歷史過程中都是一個分裂的社會，因為它在要神圣的東西還是要世俗的東西之間進行的選擇反復出現，而且形式多樣。

這一事實為中世紀文學關于肉體和靈魂之爭提供了基礎。處在這種社會的詩人也許會做出妥協。一個極其重要的例證就是通過寓言和對古典思想及文學形式的繼承和再創造，使古典作品基督教化。于是，像希臘神話中農神吞食自己的孩子這樣令人作嘔的故事，就變成僅僅意味著時間在將他所有的子嗣逐漸帶離這個世界，而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則變成了一位朝圣者的天路歷程。而另一方面，阿奎那斯續寫了亞里士多德的哲學，彌爾頓則對維吉爾的英雄史詩進行了再創作。

三、遭受威脅的社會

這種威脅可能來自瘟疫或饑荒、軍事力量、一種潛在的新的思想和感覺系統、或者社會內部的腐敗。形成這種威脅的基本條件，是人們正面臨著他們極為恐懼的變化。所有的悲劇和啟示性詩歌都把社會描繪成一個驚恐的、不穩定的世界，而且即使社會達到了最大的統一并取得了最高的成就，這種恐懼仍可能被感覺到。瘟疫的威脅隱現在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賣贖罪券者講的故事》和薄伽丘的《十日談》中;描繪上帝最后審判日的各種形象的主題不斷出現在各種詩歌中，如中古時一首拉丁文贊美詩《最后審判日》，德萊頓的短詩《圣西西莉亞之歌》的結尾和邁克爾·威格爾斯沃思的流行詩歌《世界末日》。在《李爾王》和《哈姆雷特》以及《特羅伊羅斯與克瑞西達》的有關段落中，莎士比亞認為，社會等級制度的被推翻在自然界中和在上天的啟示中也有反響。16世紀和17世紀，人們就自然以及社會是否已經腐敗而爭論不休。這種爭論一方面導致了培根式的樂觀主義，另一方面又為詩歌提供了悲觀的主題，如多恩為小女兒德魯里忌辰寫的《一周年》和《二周年》。拉辛的《菲德拉》將人類罪惡感情的地獄描繪成一種爆炸性的、神秘的社會力量。波德萊爾在《七個老人》這篇詩作中也創造了同樣的形象。在這兩部作品中，形象化的比喻集中于對一種痛苦的個人意識的表現，但拉辛作品對社會的重要性更加顯而易見。菲德拉是位王后，而波德萊爾詩中的人物則是一位離群索居的詩人。蒲柏《鄧西亞德》的結尾上升到了一種悲壯的境界，陳述并預言了人們是怎樣背離思想與行為的高尚規范的。

詩人們也以很多其他方式對可能來臨的、現有的或者想象中的社會劇變做出反應。一位詩人可能會把眼光從某一社會劇變轉向社會的普遍現象，如哈代的《世界分崩離析時刻》和赫里克的大部分詩歌。一位詩人可能表達感情和信仰的劇烈逆轉，如柯爾律治的《法國：一首頌歌》。詩人也可能采用許多不同的、但都具有說服力的觀點，并把這些觀點統一在一個冥想的整體里。詩人可能會僅僅號召人們對一個共同事業更加忠誠：如在二次大戰中身為美國海軍陸戰隊上尉的唐納德·斯托弗曾寫出了這樣一句令人難忘的詩——“給我力量吧，佛陀!”詩人可能會像雨果在他的《孩子》中那樣號召人們保護受壓迫者。詩人可能會在描繪其他更重大的事件中，歡呼對國家的捍衛，如彌爾頓的悲劇《力士參孫》中最后的合唱曲。詩人還可能會指責神靈，如伏爾泰有關里斯本的詩作;或者召喚人們回到上帝的身邊，如約翰遜《人類希望多空幻》一詩的結束語;或者對一切事物都持悲觀看法，如尤維納利斯的《第十首諷刺詩》和德·維尼的《狼之死》。

四、支離破碎的社會

很多西方詩人把當今的美國視為這樣一個社會：它是一個利己主義的、多元論的和沒有一定價值觀的社會。詩人們針對這種社會有如下一些主要反應。

1.折衷主義

詩人可以在某一時間想象自己采取某種文化的價值觀，并在詩中予以表達。卡爾·夏皮羅曾經說過，他曾在某一天把自己想象成猶太人而進行創作，而另一天又以基督徒的面貌出現在自己的作品中。伊沃爾·溫特斯曾講過一句粗野得令人難忘的話，說龐德是個“在一家博物館里尋歡作樂的野蠻人”。然而，葉芝、艾略特、奧登、斯蒂文森、龐德、瓦萊里都具有折衷主義色彩。

2.調和主義

調和主義和折衷主義之間沒有明顯的區別;兩者的不同取決于其結合成分的多寡。當代詩歌中典型的調和主義還有待出現。葉芝的《夢幻》是這方面最為大膽的嘗試;這篇作品雖然用散文寫成，但卻形成一種詩的系統。他的詩歌充滿力量的美感，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識，旨在表現文化之多樣性，而不是其一致性。

3.隱秘的統一

這種統一與傳統的神秘主義相差甚遠，這是瓦爾特·惠特曼、哈特·克萊恩以及愛默生解決問題的方式。相對論和多元論本身可予以肯定，但是文化的統一卻是假定的?；萏芈俣司哂行值馨忝裰麝P系的美國社會在文化上的統一，他還深刻地感覺到生與死的統一。克萊恩也曾嘗試通過“橋”這個強有力的、由多種成分構成的意象，達到這種統一。

4.馬克思主義的未來主義

盡管馬克思主義的未來主義在文藝批評理論中占有相當的地位，并且有雪萊這樣的革命先驅，但這一極為有力的文化思潮在20世紀西方詩歌中卻并未占據重要位置。

5.個人(與社會、自己、過去以及上帝)的異化

這無疑是現代詩歌中最受青睞的主題。它在麥克利什早期最好的詩中是懷舊、哀婉的，然而不顯崇高;在泰特的《南軍死難將士頌》中是非常復雜、悲慘的;在斯蒂文斯的詩中，是形形色色、矯揉造作、閃爍其詞的;在唐納德·賈斯蒂斯的一些詩中是樸實、明確的;在杰弗斯的詩中是傲慢而超脫的;在葉芝后期的詩中是憤怒而惡聲惡語的。一些其他詩歌也有這種異化的表現。

6.以混亂象征混亂

由亨利·亞當斯提出的用混亂表現社會混亂這一觀點是艾略特的《荒原》和龐德的《詩章》，以及E·E·肯明斯、斯蒂文斯和迪蘭·托馬斯等詩人許多較短的作品的一個主要特征;它的極端表現是法國的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以及20世紀50年代美國舊金山詩派那些注重瑣事的喧鬧詩作。除艾略特的作品之外，羅伯特·洛威爾的詩作是這種寫法最有影響的代表，其特色突出表現在他的《南特凱特教友派教徒墓地》和《元旦》這兩篇作品中。

7.地域主義

地域主義作品最重要的典范，是美國南部的傳統主義者，尤其是蘭塞姆、泰特以及華倫的詩作。他們依據過去來判斷現在，依據一個地區的情況來判斷整個國家的情況，但是他們認為單純的懷舊、理想化或愛國主義是不夠的。他們還在作品中表現了分裂和世事無常的悲劇，并且采用了反諷與含混的寫作手法表現他們的主題。

8.其他傾向

有些詩人，尤其是德爾莫爾·施瓦茨、E·E·肯明斯和E·A·羅賓遜，轉向個人生活。他們的詩歌或者抒情優美，或者充滿愁苦。另一些詩人則轉向人類經歷中具有永久性和普遍性的主題，立志遵循并繼續西方倫理的主要傳統。伊沃爾·溫特斯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還出現了各種并不十分明顯的“為藝術而藝術”的詩作：瑪麗安娜·穆爾和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其作品中集中表現了物象細節;伊迪絲·西特韋爾在其作品中表現了多種共覺和聲音效果;理查德·威爾伯則在其詩作中表現了優雅、謙恭之美。

沒有一位現代詩人完全從屬于其中任何一種類型。而所有這些類型都不能包括羅伯特·弗羅斯特。也許正因為如此，弗羅斯特的詩歌藝術才達到了超凡脫俗的高度。

五、詩歌的社會性

語言本身具有社會性。而詩歌是經過提煉的言語，因此它永遠是：(1)轉達信息的，(2)人為創作的。菲利普·錫德尼爵士曾經指出，詩歌并不斷言什么，因而不能指責詩歌是在說謊。I·A·理查茲也曾持有相同的觀點。蘇珊娜·蘭格則認為，由于詩歌總是純粹的創作，因而它從不是“關于”社會的。如果拋開上述這些論點，人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從某種意義上講，詩歌中的社會都是詩人創造的而不是真實的社會。人們還能進一步看到，所有的詩歌都與詩人創造的社會有關，因為即使在最抽象的教誨詩歌或者最能表達個人思想的詩歌中，其創作的基本成分仍是一個聲音，是某個人同另一個人談話的聲音。但是，人們還需要把這個聲音及其聆聽者的社會(即詩人所創造的社會)同詩歌所模仿的、真實的社會區分開來。而詩歌的確在我們面前展現出了各種各樣人為創造的社會。它們不但與我們的經歷有著各種各樣道德上的關系，而且還擁有作為創造物所具備的迷人之處：如田園境界，由民俗信仰主宰的社會、斯賓塞《仙后》中的仙境以及中世紀的夢幻世界。詩人在詩歌中對社會的再創造有著程度上的不同。赫里克詩中對鄉村人物和景色的描寫就不如哥爾德斯密斯的描寫更真實，而哥爾德斯密斯的描寫又不如克拉布的描寫更真實。但是，再創造和模仿總是并存的，無論兩者在詩歌中是多么密切地混合在一起。因此，在其表達方法、主要目的、主題以及創作上，詩歌總是具有社會性的。而且，詩歌本身就組成了一個統一的社會。它的偉大主題和形式上的綿延不絕，是人類歷史上統一性的真正組成部分之一，并能跨越國界以及宗教和政治信仰的敵對，跨越時間。以文學模仿社會，是西方最偉大的理想之一，它具有不可估量的社會效應。

但是，如果說詩歌具有社會性，那么它又不僅僅具有社會性。個人在將社會稱為社會時就已經是居高臨下了;詩人不但反映自己的時代，而且還使它具有普遍性;他們看到的是受歷史和啟示的限制、在變化中存在的社會;他們想象人們在流亡和恐懼中同社會異化。他們還可以從超越文明而又使文明成為可能的永久性標準和現實的角度來看社會。最重要的詩歌批評家之一朗吉努斯在一段雋永的文字中也采用了這種觀點：“那些神一般的作者在其作品中著眼于大處，而每每忽視細節上的精確。他們看到的是什么呢?他們看到的主要一點是：當自然把我們像帶入盛大的慶典一樣帶入生活和宇宙中時，她并不把我們看作是卑微、低下的生物，而是看作她的整個表演的觀眾和最有雄心的演員。她向我們的心靈注入一種對所有偉大的、比我們自己更神圣的東西的無比的愛。這就是為什么整個宇宙尚且不能給人類的沉思和反省提供一個充分的空間，而人類的思想則常常超越周圍世界的界限。任何一個人，只要他從所有方面去看生活，他就會看到卓越的、偉大的和美麗的東西在多大程度上支配著所有的事物，他就會很快明白我們來到世上是為了達到什么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