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詩歌

澳大利亞詩歌盡管受到其他地區詩歌潮流的影響，但始終沿著自己的道路發展。澳大利亞詩歌的起源比美國或加拿大詩歌的起源更顯粗獷。雖然在19世紀澳大利亞產生過一些格調高雅的詩作，但澳大利亞詩歌史上的絕大多數作品都不是英國傳統文學的續唱，而是對澳洲新土和移民淵源的歌詠。這一特征直到近年才有所改變。

在一個新建立的國家，要確立本國的民族詩歌形象絕非易事。早期澳大利亞詩歌就一直頑固地表現出傳統的英國風格。英國詩人羅伯特·索塞并未到過澳大利亞，但卻在1794年發表了《植物灣牧歌》，以空幻的田園派手法，漫畫式地描繪了澳洲的山川風物。索塞的這首牧歌成了早期澳大利亞詩人因襲的濫觴。在這些早期詩人筆下，英國政府作為流放地的新南威爾士被描寫成蠻荒的海外領地，充滿了陰森、恐怖和遙遠荒僻的浪漫氣氛。不過，這些詩人又常常用一段詼諧幽默的語言來淡化這種氣氛。有一首描述流放者的詩歌就是這樣結尾的：他們都是真正的愛國者，你要懂得，他們離開祖國，正是為了裨益祖國。

雖然澳大利亞作為流放地的歷史很快就結束了，但人們適應新生活環境的過程卻是緩慢的。他們的歐洲意識與這片陌生的疆土格格不入。澳大利亞早期的一位觀察家曾說過：“這里的大自然是顛倒的?！庇谑牵藗儽憬柚姼鑿浐吓f傳統與新生活之間的斷裂，延續自己的文化。他們在這里面臨著一個陌生的自然環境。這里的許多動物花卉他們前所未見，這里的鸚鵡羽色艷麗卻聲音沙啞。這里既沒有夜鶯，也沒有紫羅蘭和櫻草花……這種環境的改變導致了許多陳舊習慣和語匯的廢棄。查爾斯·湯普森(1806—1883)是第一位在澳大利亞本土出生的詩人。其作品既表現了詩人對祖國河山的深切熱愛，又夾雜著一絲淡淡的悲哀。詩人查爾斯·哈珀(1813—1868)的作品是真正抒發殖民者暢想新生活的先聲，但由于他技法平庸，單純模枋英國詩人柯林斯和華茲華斯等人的雙行詩體，而損害了其詩作的新穎光彩。哈珀最優秀的作品是抒情詩《澳大利亞森林仲夏的正午》，以及一首描寫移民與土著之間沖突的史詩片斷《四座墳墓的溪流》。

殖民時期，最負盛名的詩人是亞當·林賽·戈登(1833—1870)。他20歲移居澳大利亞。他的詩歌以運用生動有力的音律及人們熟悉的疊句著稱，被譽為鼓舞殖民地士氣的戰歌。他的作品一般采用戶外生活題材，常常描述馬與騎馬的情景。其風格顯示出他在英國私立學校受過高貴教育的背景。他的詩作多用拉丁文、希臘語典故，充滿動人心弦的懷鄉情感。其詩句無論優劣，都真實地反映了殖民時期澳大利亞生活風貌的精髓。他那些詠唱澳大利亞的詩歌，尤其是具有民族特征的詩作，在當時曾廣為流傳。雖然后世的批評家指責他在詩中寫過“花兒雖艷無芬芳，鳥兒雖美不歌唱”這類貶低澳洲風貌的語句，但無庸置疑，他在詩作中表現出了一種非凡的感覺與洞察力。正是這種瞬時閃現又極為珍貴的感覺與洞察力，使詩人為尋常的澳洲風物描繪了一幅純真樸素、優美明凈的圖畫，創作了此類詩歌中無與倫比的精品。例如：

春天，當條條枝椏

搖曳在陰影與陽光間

當浮載露珠的云霞

似美酒在空中流瀉

當遙遠的天際映現蔚藍的回光

使夢幻般的遠方變得更加遙遠

戈登詩作之美，便來自這種濃艷

的想象色彩。后來他在遺囑里，將這首詩贈予畫家斯特里頓。

繼戈登之后的詩壇明星是出生于澳洲本土的亨利·肯德爾(1839—1882)。他的詞藻華美，豐富了殖民時期詩歌的語匯。其詩作雖嫌單調，卻感情豐富，似音樂般優美流暢。他受美國詩人愛倫·坡、英國詩人斯溫伯恩和雪萊的影響，風格綺麗，有時則嫌傅彩過度。其佳作《鐘鳥》一反舊習，賦予澳大利亞灌木叢林以歡快的音樂美：

在那清涼的溪岸，回音陣陣;

在那幽暗的峽谷，流水淙淙。

1880年《悉尼通訊》創刊。這是一家發行量很大的激進周刊，旨在繁榮悉尼地區散文與詩歌的創作。不久便形成了兩種文學流派：(1)篝火派：在詩歌方面以采用民歌體為特征，在散文方面以寫作軼事傳聞為主流;(2)優雅派：崇尚高雅與教育，由從事新聞工作和在客廳聚會唱和的文人學士組成的詩派。一些優雅派女詩人發表了寫景優美、情調傷感，但往往又帶有強烈民族意識的抒情詩作，例如路易絲·麥克在一首詩中寫道：

祖國的大地啊，我愛你!

我愿發現你的含意……

你應顯露出

你那歌的靈魂!

但優雅派詩歌中的最佳作品是由男詩人和新聞記者們寫成的。其中有三位是愛爾蘭族裔：維克多·代利、D·M·賴特和羅德里克·奎因。這些詩人在抒情詩寫作方面創造的一些基本章法，成為后來詩人效法的楷模。篝火派詩歌重內容的活力而輕技法之工巧。然而，這類詩歌所展現的廣闊圖面卻取得了印象派的生動描寫效果。這類詩人師法戈登，但在風格上又比戈登更顯自由奔放。例如A·B·帕特森在詩中寫道：

在藍藍的長天，

不見一片白云;

在莽莽的荒原，

獨有郵差馳騁。

最優秀的叢林民謠作者是亨利·勞森和A·B·帕特森。其他民謠作者還有約翰·法雷爾、威爾·奧基爾維、愛德華·代森、E·J·布賴迪和巴克羅夫特·波克等。這些詩人的作品刊載于《悉尼通訊》，廣泛流傳全國。時至今日，叢林民謠仍是澳大利亞通俗文學的一個基本分支。C·J·丹尼斯的《感傷的漢子》(1915)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是一首具有濃厚地方色彩的城市田園詩。這首詩既保持了叢林民謠的形式，又與叢林民謠在精神內容上迥然不同?，F代的叢林民謠經眾多詩人精心雕飾，已失去了它原有的純樸風貌。從道格拉斯·斯圖亞特的《格蘭科》(1947)等作品，可看出傳統叢林民謠的黃金時代業已逝去。但其影響在現代詩作中依然可見，如約翰·梅尼福爾特為約翰·利爾蒙特所作的挽歌，朱迪思·萊特的詩作《布洛基》等。毫無疑問，叢林民謠仍然是當代澳大利亞詩歌中最有影響的傳統因素。當代詩人因受叢林民謠傳統的影響，對毫無保留地全盤接受現代知識派詩歌的創作方法持懷疑態度。在當代澳大利亞詩歌里，每一個自由的意象或觀念都與實際的習俗意識并存。這一矛盾現象正是澳大利亞詩歌的內在秘密。如果說這種矛盾現象限制了當代澳大利亞知識派詩歌的發展，那么它至少能為當代澳大利亞詩歌增添人性色彩。

1890—1900年間，一種新詩潮出現了，其代表人物是：伯納德·奧多德(1866—1953)、克里斯托弗·布倫南(1870—1932)和威廉·貝爾布里奇(1883—1942)。奧多德和貝爾布里奇兩人信仰不同，但都是政治理想主義者、新時代的預言家。他們把詩歌作為一種工具，而不是目的。布倫南堪稱澳大利文學史上最富才華的詩人、第一位成熟的文學批評家。他是一位象征派詩人和馬拉梅的追隨者，崇尚歐洲思潮，在思想上與澳大利亞社會格格不入。他的詩歌也因此蒙上了一層陰影，往往顯得朦朧，有時甚至狂放，但總是充滿力量。他生前幾乎不為人知，其詩作僅在少數人當中流傳。今天，人們已開始重新認識這位偉大的詩人，對他的才華與成就賦予高度的評價。

到了20世紀，澳大利亞抒情詩歌的主調，開始從強烈的民族主義轉向一種更為客觀的社會批評。20世紀初，影響澳大利亞詩歌發展的兩位重要人物是畫家諾曼·林賽(生于1879)和詩人休·麥克雷(1876—1958)。他們均主張文藝創作應采用非地方性主題。麥克雷的詩作機智精美，惟嫌學究氣息過多。在他們的影響下，一代年輕詩人脫穎而出，其中的佼佼者是肯尼斯·斯萊塞(生于1901)。他的挽歌《五只鐘》是現代澳大利亞最優美的抒情詩作之一。另一位優秀詩人是羅伯特·D·菲茲杰拉爾德(生于1902)。他的詩作《回憶》于1938年獲“150周年獎”。另外兩位詩人是肖·納爾遜(1872—1942)和瑪麗·吉爾摩爾(1865—1962)，這兩位年長的詩人也是在這一時期才開始出版他們的抒情詩作。兩次世界大戰，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澳大利亞詩壇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民族主義開始復興。由雷克斯·莫加梅爾(1913—1955)發起的津迪沃羅巴克運動(1935)，旨在維護澳大利亞的形象，抵制外來文化入侵。這場運動吸引了大批年輕詩人，他們的作品大力宣揚以澳洲土著文化為中心的民族形象。盡管這場運動不久便衰落了，但后來的許多詩人仍然在他們的作品中，穿插有對澳洲本土傳說中美麗的“夢幻”時代的描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兩位戰士詩人，詹姆斯·麥考利和哈羅德·斯圖亞特，合寫了一組毫無含義的詩歌《漸暗的太陽軌道》，寄給了《憤怒的企鵝》雜志編輯麥克斯·哈里斯，結果大受贊揚。嗣后，在年輕的澳大利亞詩人中便興起了忽視內容、追求形式的現代派詩潮。

當代澳大利亞詩歌可分為抒情類、批評類、諷刺類、描寫類等，各類詩作均帶有明顯的傳統色彩。當代詩歌繼承和發展了澳洲殖民時期的傳統，也融合了歷代詩潮的特征，形成了不同于外國詩歌的澳洲本土詩歌特色。當代澳洲的知名詩人有A·D·荷普、詹姆斯·麥考利、道格拉斯·斯圖亞特、朱迪思·萊特、戴維·坎貝爾、羅斯瑪麗·多布遜、杰弗里·達頓、文森特·伯克利、雷·馬修等。他們的作品均收入企鵝叢書《澳大利亞詩歌》。奧地利詩歌(Austrian Poetry)從語言角度看，奧地利詩歌是德語詩歌的一個組成部分。但由于奧地利國家的多民族性質及特定的歷史、宗教背景和自然環境，其詩歌具有鮮明的特點，并在世界詩壇上獨樹一幟。

在討論奧地利詩歌史時，須注意以下兩個歷史和文化的因素。其一，奧地利歷史上的巴本貝格王朝與哈布斯堡王朝的對外擴張。這兩個強大的王朝在不同時期曾將其領地擴大到瑞士、匈牙利、波蘭、俄國、西里西亞、波希米亞、克羅地亞和倫巴底等廣闊的歐洲疆土。其二，奧地利宮廷深受西班牙的影響;奧地利文化受到意大利藝術喜劇與音樂的影響。上述這些歷史、文化因素都對奧地利民族的發展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使奧地利民族融合了凱爾特、羅馬、日耳曼、斯拉夫、馬扎爾等民族的特征，形成了一個既多種多樣又各具特色的多元民族，一個傾向于沉思而非好動的民族。其政治文化中心是迷人的維也納。

12世紀和13世紀時的奧地利，在以弗勞·阿瓦(卒于1127)的作品和海因里?！ゑT·梅爾克的《憶死》(約1150)為代表的僧侶詩歌衰落之后，便涌現出了大量的世俗抒情詩歌。德·屈倫貝格(1150—1200)創作了將民歌與騎士風格的吟游詩融為一體的抒情詩歌。迪特瑪爾·馮·艾斯特(約卒于1170)創作了贊美愛情的詩篇。阿爾薩斯詩人賴因瑪爾·馮·哈格瑙(約1160—1205)來到維也納向巴本貝格宮廷呈獻語言精美、情調哀傷的愛情詩作。他的學生瓦爾特·馮·德·福格威德(約1170—1230)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創作了以純真的愛情、大自然、宗教、政治、睿智為主題的大量佳作，成為德語抒情詩歌的頂峰，直至600年后歌德的作品問世。福格威德的詩歌完美地融合了理智與感覺、色彩與形式、音樂與節奏、思考與感情。這些詩篇真誠地表達了生活所帶來的歡樂，抒發了人生短暫所引起的悲傷。它們思想高遠，感情真切，藝術精湛，是超越時代的不朽之作。福格威德重視覺與聽覺，重具體而輕抽象，重思想而輕智力的詩作特色，也體現在與他同時代或后世的詩人身上，例如：賴因馬爾·馮·茨韋特爾和奈德哈特·馮·羅恩塔爾(均屬13世紀前半葉)、德·坦霍伊澤(約1230—1270)、烏爾里?！ゑT·利希滕施泰因(約1200—1276)、德·馮·蘇奧內克(1250前后)、胡戈·馮·蒙特福特(1357—1423)、奧斯瓦爾德·馮·沃爾肯施泰因(1377—1445)。福格威德風格的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

從沃爾肯施泰因之后到19世紀浪漫主義興起的數百年間，奧地利詩壇一直處于沉默狀態，只有民歌的創作綿延不斷。

19世紀迎來了奧地利詩歌的第二個繁榮時期。這一時期的第一位重要詩人是F·格里爾帕策(1791—1872)，但更具代表性的詩人是后來的N·萊璃(1802—1850)，其詩作充滿了憂郁、悲觀、孤獨、焦慮的情感。這位偉大的民主主義詩人當時在德語文學中的地位僅次于海涅，他的佳作名篇一直流傳至今。

19世紀末的奧地利詩歌，具有一種超脫現實的思想特征。這實際上是詩人對待生活的一種甘苦摻半的態度，一種心理內省，一種價值相對觀，一種安貧樂道的心態。這種超脫反映了比德邁爾時期的社會心態。表現這類心態的抒情詩人有：維也納的E·馮·福伊希特斯萊本(1806—1849)和F·馮·薩爾(1833—1906)，提羅爾的H·馮·吉爾姆(1812—1864)以及摩拉瓦的M·馮·埃布納—埃申巴赫(1830—1916)。在這個溫文爾雅之風盛行的時期，奧地利的詩歌沒有去反映勞工的困苦和工業革命帶來的問題。只有F·施特爾茨哈默(1802—1874)和P·羅塞格(1843—1918)等方言詩人的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作品涉及了部分現實問題。

1900年前后，奧地利的抒情詩苑在沉寂了約600年之后，綻開了遲發的春花。這個時期的杰出詩人R·M·里爾克(1875—1926)和H·馮·霍夫曼斯塔爾(1874—1929)以敏銳的感覺、完美的節奏、超群的洞察力和精深的聲韻修養，創作了富有音樂性、十分形象化的詩歌佳品。他們的詩歌藝術既有印象主義的特征，又有思想深邃的特色，在當時的德語詩壇獨領風騷。他們對人性受到抑制深有體會，對人的無所作為與奮斗的無濟于事深感憂傷，促使他們將奧地利人沉思型的生活轉化成為一種獨特的藝術。即使像里爾克的《利伯與托德的道路》(1906)這類歷史詩，也同樣充滿了這種情調。在這些作品里，內容與形式渾然一體，美麗與光彩只是“恐怖到來的前奏”(里爾克);“人生即是游戲，知之者即為智者”(霍夫曼斯塔爾)。里爾克的《杜伊諾哀歌》和《獻給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詩》表現了世界充滿苦難，人生空虛無望的思想，洋溢著悲觀、孤獨、憂傷的情調。

這一時期的其他詩人，如R·卡爾(1874—1942)、S·茨威格(1881—1942)、K·克勞斯(1874—1936)、M·梅爾(生于1882)等，均致力于保持奧地利詩歌創作中純正的西方傳統。但詩人G·特拉卡爾(1887—1914)則突破了這樊籬，轉向了表現主義，認為美的光華已衰減為冬日的余輝，社會現實已腐朽沒落。

表現主義是由一批充滿熱情、思想激進、追求真理的活動分子所發起的一場文學運動。然而在奧地利，只有F·韋費爾(1890—1945)才真正稱得上是表現主義詩人。其他一些詩人的作品雖有一些表現主義的色彩，但總的說來，由于奧地利贊成調和妥協而不支持任何激進傾向和極端要求，所以表現主義這種激進的文學思潮在奧地利鮮有市場。20世紀20年代與30年代的奧地利詩歌，創造出一些新的意象和新的音樂節奏，在追求藝術形式的完美和探索人與人之間、人與神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方面也取得了新的進展。維也納作為一座最富有人情味的都會，充滿了一種現代都市文明與自然風光和諧統一的文化氣氛。在這種氛圍里成長的詩人，無論是T·多伊布勒(1876—1934)、R·比爾一霍夫曼(1866—1945)、F·K·金茨基(生于1871)和F·布勞恩(生于1885)等老一輩的詩人，還是新一代的詩人，其作品一般都具有融合各派之長于一體的特征。還應提及一位幾乎被人遺忘了的偉大詩人——漢斯·萊夫黑爾姆(1891—1947)。他的山水詩精美絕倫，是德語寫景詩中的佳作。

E·米特雷爾(生于1906)、A·勒內特一霍勒尼亞(生于1897)、E·紹恩魏澤、E·瓦爾丁格(生于1896)和J·魏因海伯(1892—1945)等詩人，致力于繼承奧地利悠久的詩歌傳統而不主張開拓新路。特別是魏因海伯的詩作，反映了奧地利人典型的思想特征——一種思維以心靈為本，感情以認識為源的傾向;一種深刻的不信任感和悲觀情緒，甚至是一種僅靠逃避現實或自我解嘲方能偷生的絕望感。其詩作，無論是英雄詩體、粗獷之筆，還是優雅詩篇、幽默之作，都充滿了他對人生的不幸、苦難、無奈的哀嘆。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新一代奧地利詩人，繼續信奉漸進而不傾向于革命。他們異曲同工，致力于繼承和發揚奧地利詩歌的悠久傳統。與德國詩壇形成對照，戰后的奧地利詩壇未曾出現有影響的新表現主義或超現實主義的詩作。大多數的青年詩人都以一種憂傷的情調表現自己對生活的看法.或抒發對時世的感慨。這一時期，女詩人的作品在戰后奧地利詩壇頗有影響，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奧地利的民族特征。她們之中的兩位佼佼者是英格堡·巴克曼(生于1926)和克里斯蒂娜·拉瓦里特(生于1915)。巴克曼的詩以輕緩的、預言家式的語言節奏抒寫了人生、愛情、死亡，創造了極具魅力的新穎意象，句句動人心弦。拉瓦里特的詩歌既描寫了人的堅強又披露了人的脆弱，既預言了世界的災難又表現了人類的博愛，將對立的思想感情統一于一種深奧莫測的表述之中，別有一種神奇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