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我出生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父親是律師，曾創作小說，母親也有很高的文學素養，他們對我從事文學事業有很大的促動。父母的家族都有從軍的前輩，但是我生來近視，身體瘦弱，從小便意識到只能做讀書人，而無法成為心儀的軍人。書籍成了我一生中主要的伴侶。我在父親的圖書室閱讀了大量作品，六七歲時開始寫作，九歲翻譯發表了王爾德的《快樂王子》。一戰前，全家來到歐洲，我進了日內瓦中學，并自學德語，對德國表現主義產生了興趣，戰后赴西班牙，創作了一些極端主義作品。歸國后我積極參與文學活動，20世紀30年代真正開始短篇小說的創作。1937年開始我任巴別圖書館館員，1946年被改派為公共市場雞兔檢察員。之后我擔任英國文學教授，并在各地舉辦文學講座。1955年我被任命為國立圖書館館長，此時雙目失明，開始在歐美各地旅行講學，并靠口述繼續創作。

【作品選錄】

父母親　最初的讀物

范妮·哈斯拉姆酷愛讀書。當她年過八旬，為了讓她高興，人們常常對她說，再也沒有什么作家可以跟狄更斯和薩克雷媲美的了。我祖母回答說：“就算這樣，我還是喜歡阿諾德·本涅特、高爾斯華綏和威爾斯?！币痪湃迥?，在她九十高齡彌留之際，她把我們叫到身邊，用英語(她西班牙語講得很流利，但不地道)對我們說，語聲如絲：“我只不過是一個死得很慢、很慢的老太婆。這沒什么了不起的，也不會引人注意的?！彼X得沒有什么理由讓家人惶惶不安；相反，她彌留這么久，還請求我們原諒。

我的父親很聰明，像所有的聰明人一樣，也很善良。有一次他對我說，要好好看看士兵、制服、兵營、旗幟、教堂、教士和肉鋪，因為所有這些東西都快滅絕了，將來，我可以告訴我的子孫，這些東西我確實曾經親眼目睹。不過很遺憾，他的預言至今尚未應驗。父親很謙虛，他寧可不受人注意。盡管他對自己的英國血統感到非常自豪，可是他卻常常對此開玩笑，裝作困惑不解的神情說：“到底什么是英國人呀？充其量不過是一幫德國農業工人罷了！”他的偶像是雪萊、濟慈和斯溫伯恩。作為讀者，他有兩個興趣。一是形而上學和心理學方面的書籍(貝克萊、休謨、羅伊斯和威廉·詹姆斯)；其二，是文學以及有關東方的書籍(萊恩、伯頓和佩恩)。是他向我揭示了詩歌的威力的： 不僅要讓文字成為交流的工具，而且還要成為魔幻的象征和音樂。至今，每當我用英語朗誦詩歌時，我母親還說，我的調調兒跟他一模一樣。不消說，我最初的哲學課，也是他給我上的。在我還很小的時候，父親就用一個棋盤向我演示了芝諾的悖論： 阿喀琉斯與烏龜、飛矢不動、運動的不可能性。后來，他雖然沒有提貝克萊的名字，卻費盡心機地把唯心主義基本原理教給了我。

我母親萊昂諾爾·阿塞韋多·德·博爾赫斯出身于阿根廷和烏拉圭血統兼而有之的古老家族。她九十四歲高齡時，仍然體格結實、精力充沛。她是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我年輕的時候，宗教只是婦女和兒童的事情。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大多數男子都是不受宗教思想束縛的人，盡管要是問起他們的宗教信仰來，他們都會說自己是天主教徒。我認為，我繼承了我母親多想別人好處的處世態度和她友善待人的強烈情感。母親一直是豁達大度的。自從她守著我父親學會了英文之后，大部分讀的都是英文書。父親故世后，她怎么也定不下心來讀書了，于是就著手翻譯威廉·薩羅揚的《人間喜劇》，以便用這種辦法使自己精神集中起來。譯文付梓出版，母親為此還受到布宜諾斯艾利斯一個亞美尼亞人協會表示的敬意。此后，她還翻譯了霍桑的幾篇短篇小說、赫伯特·里德有關藝術的一部著作。她還譯了梅爾維爾、弗吉尼婭·伍爾夫以及福克納的一些作品，人們至今還以為，這些都出自我的譯筆呢。她始終陪伴著我，特別是最近這幾年我失明之后；同時，她又是一位善解人意、慷慨奉獻的朋友。多少年以來，直到不久前，她一直負責我的全部秘書工作： 回答信件，為我閱讀，記錄我的口授，還多次陪我在國內外旅行。盡管當時我從來想不起來提到這件事，可就是她在默默地，然而有效地促進我的文學事業。

她的外祖父是伊西多羅·蘇亞雷斯上校。一八二四年，他率領秘魯和哥倫比亞騎兵，發動了改變秘魯胡寧戰役命運的有名進攻，時年僅二十四歲。這是南美獨立戰爭倒數第二場戰役。蘇亞雷斯雖然是一八三五年至一八五二年間阿根廷獨裁者胡安·曼努埃爾·德·羅薩斯的二表兄，可是他卻寧愿在蒙得維的亞過著流亡和貧困的生活，也不愿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暴政下茍且偷生。所以，他的土地被沒收了，他的一個兄弟也被殺害了，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我母親家族的另一個成員是弗朗西斯科·德·拉普里達。一八一六年，他在圖庫曼主持國會，宣布阿根廷聯盟獨立。一八二九年，他在內戰中遇害。我母親的父親伊西多羅·阿塞韋多不是軍人，但他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也多次參加了內戰。由此看來，我家的父系和母系，都有當軍人的先輩。這就不難解釋我對這種史詩般事業的向往；不過，我被上帝拒絕了，毫無疑問，是明智地拒絕了。

我曾經說過，我大部分童年是在我家大門之內度過的。我和我妹妹沒有小朋友，所以我倆就發明了兩個假想的伙伴，而且還找到一條什么根據，給他們起名為基洛斯和埃爾莫利諾(末了，我們厭倦了，就對母親說他們一命歸陰了)。我眼睛很早就非常近視了，戴著一副眼鏡，身體很脆弱。我們家大部分人都當過兵(我伯父甚至還當過海軍軍官)，可我知道自己卻當不了，所以，我很早就為自己只配當讀書人卻當不了實干家而感到羞愧。我童年時代一直在想： 愛我疼我，實在不公平。我認為，我實在不配人家特別疼愛我。我記得，每年過生日，我總感到很難為情，因為大家都給我塞禮物，可我卻覺得自己什么也沒有做，不配得；再說，這簡直像一場嘲弄我的鬧劇。我直到三十歲左右才總算擺脫了這種情緒。

家里通常講西班牙語和英語。要是有人讓我選擇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我會說那就是我父親的圖書室。事實上，有時候我也認為，我從來就沒有離開過這個圖書室。至今，我依然能夠講出它的全貌。它是一個專門的大房間，擺著一個個安著玻璃的書柜，里面碼放的圖書足足有數千本。由于我高度近視，我童年時代幾乎所有的人的面龐我都記不清了(甚至連我想起外祖父阿塞韋多時，也只記得他相片上的模樣)；然而，錢伯斯百科全書和不列顛百科全書中的許多鋼版畫，我卻歷歷在目。我讀完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是《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接著讀的是《艱苦歲月》和《鍍金時代》。我還讀了馬里亞特船長的書、威爾斯的《月球上的第一批人》、坡、朗費羅的一部一卷本作品集、《金銀島》、狄更斯、《堂吉訶德》、《湯姆·布朗的學校生活》、格林童話、劉易斯·卡羅爾、《弗登特·格林先生歷險記》(該書現已為人遺忘)、伯頓的《一千零一夜》英譯本。伯頓的英譯滿篇皆是當時被視為淫穢的東西，是禁讀的。我只有躲在閣樓上偷偷地閱讀。不過，當時我對這些故事的神奇色彩太沉醉了，沒有過多去考慮遭人非議的部分，也沒有去追究它們還有什么別的含意。我提到的所有這些書，我讀的全是英文版。后來我閱讀《堂吉訶德》原文時，竟覺得讀的是一種蹩腳的譯本。我仍然記得加尼埃出版社的燙金紅封面版本。有一段時間，我父親的圖書室給弄亂了，我讀到《堂吉訶德》的另一部版本，覺得那不是真正的《堂吉訶德》。后來，一位朋友給我搞到一套加尼埃版本，同樣的銅版插圖、同樣的腳注、同樣的印刷錯誤。所有這一切，對于我來說，已經構成這部書的一部分： 這才是我心目中的真正的《堂吉訶德》。

我還用西班牙文讀了愛德華多·古鐵雷斯關于阿根廷匪徒和壞蛋的許多書(其中最重要的是《胡安·莫雷拉》)，以及他的《軍人剪影》，其中有一段關于博爾赫斯上校之死的精彩描寫。我母親不讓我讀《馬丁·菲耶羅》，據說此書只適合罪犯和上學的學生看，而且，它描寫的高喬人也不真實。這本書，我也是偷著讀的。我母親之所以這么認為，是因為埃爾南德斯曾經擁護過羅薩斯，所以，他也就是我們集權派先輩的敵人。我還讀過薩緬托的《法恭多》以及希臘和斯堪的納維亞的許多神話書。我是借助英文接觸到詩歌的： 雪萊、濟慈、費茨杰拉德和斯溫伯恩的詩。他們都是我父親最喜愛的詩人，他能背誦這些詩人的作品，而且也常常樂此不疲。

在市立圖書館

我在圖書館差不多待了九年。這九年我過得極其不痛快。上班的時候，別人只對賽馬、足球以及下流故事感興趣。有一次，一位女士——一位女讀者在去女洗手間的時候被強奸了。大家都說這種事遲早會發生，因為男女洗手間是緊挨著的。有一天，我的兩位衣著入時、心地善良的女友(兩位上流社會的女士)在我上班時來看望我。一兩天之后，她們打電話來對我說：“你在這種地方干活，好像還挺帶勁。不過，你得向我們保證，月底以前，你要找到一份至少掙幾百比索的工作?！蔽掖饝齻円欢ㄕ辙k。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我當時已是相當知名的作家了，只是圖書館里還無人知曉。我還記得，有一次一位同事發現在一部百科詞典里有一個叫做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的名字，居然與我的名字和我的出生日期一模一樣，他大為驚奇。那幾年，我們這些市級單位的職員時不時會得到一包兩磅重的馬黛茶，作為獎品拿回家去。有時候，我在黃昏時分步行十個街段去坐有軌電車的時候，常常熱淚盈眶。上面施舍的這些微不足道的獎品總是說明我本人生存的悲慘和卑下。

每天來回坐有軌電車要兩個小時，我便借助約翰·艾特肯·卡萊爾的散文體譯本，打開走向《神曲》的路子，直讀到煉獄；而剩下的路，我就自行攀登了。圖書館那點活，我上班一個小時就干完了。然后，我就躲進地下室，用省下的五個小時來閱讀和寫作。我記得，我就用了這個辦法，重讀了吉本的六卷本《羅馬帝國衰亡史》和比森特·菲德爾·洛佩斯的多卷本《阿根廷共和國史》。我讀了萊昂·布洛瓦、克洛岱爾、格羅薩克和蕭伯納。每逢周末，我就翻譯福克納和弗吉尼婭·伍爾夫。有那么一個時候，我被飛速提拔為三級館員。一天上午，我母親打電話要我立即回家： 我及時趕到，目送了我父親故世。他彌留之際受盡折磨，恨不能立時了此殘生。

一九三八年圣誕節，也即我父親去世的當年，我遭受了一次嚴重的事故。我上樓梯的時候，突然感到有什么東西蹭了我的頭皮。我撞著了一扇剛剛油漆的、敞開著的窗戶。盡管采取了急救措施，傷口還是感染了。整整一個星期，我睡不著覺，備受幻覺和高燒之苦。一天晚上，我失語了，只得讓人送進醫院，立即進行手術。我患的是敗血癥，渾然不覺地在生與死之間周旋了一個月(很久以后，我把這件事故寫進了我的短篇小說《南方》)。我開始康復時，擔心自己的智力受到了損傷。我記得，我母親要給我念不久前我剛買到的一本書，克·斯·劉易斯的《來自沉默的行星》，但是連續兩三個晚上，都被我推辭了。可她執意要讀，最后還是她勝利了。不過，我聽了一兩頁，便哭起來。母親問我為什么掉淚?！澳鞘且驗槲衣牰耍蔽艺f。不久，我就在心里琢磨： 自己還能不能再寫作呢。在此之前，我寫過幾首詩、幾十篇短評。我想，我要是現在再寫短評而失敗的話，那我的智力就算完了；要是去做我過去確實沒有做過的事情而遭受失敗，那么問題還不嚴重，甚至還可以作作準備，看看最后到底是什么結果。我拿定主意，決計寫一個短篇小說。那成果就是《〈吉訶德〉的作者皮埃爾·梅納爾》。

《〈吉訶德〉的作者皮埃爾·梅納爾》像它的前一篇小說一樣，仍然在散文和真正的小說之間的半路上徘徊。不過，取得這一收獲卻鼓舞我繼續寫下去。之后，我又力圖寫出更為雄心勃勃的東西： 《特隆、烏克巴爾、第三星球》，講的是發現了一個新的世界，而最終這個世界取代了我們的世界的故事。這兩個短篇小說都發表在維多利亞·奧坎波主編的《南方》雜志上。我繼續在圖書館里寫作。盡管同事們把我看做叛徒，因為我不跟他們一起吵吵嚷嚷地開玩笑；但是我仍在地下室，天熱時則在屋頂平臺上繼續我的創作。我的卡夫卡式的短篇小說《通天塔圖書館》試圖再現那家市立圖書館的夢魘以及對它的贊美，但這篇小說的細節沒有什么特定的含意。我在小說里提到的書籍和書柜的數量，一如我伸手可及的那些書籍和書柜。某些目光敏銳的評論家對那些數字頗為關注，然后慷慨地賦予它們一種神秘的涵義。無論《巴比倫彩票》，還是《死亡與指南針》和《環形廢墟》，都是我在圖書館上班的時候，全部或局部地偷空寫出來的。

這些短篇小說以及其他幾篇后來都收入《小徑分岔的花園》那本集子；一九四四年，此集經我擴充，改名為《虛構集》。我認為，《虛構集》(1949)和《阿萊夫》(1952)是我的兩本主要的集子。

一種新的生活

一九四六年，一位我不愿再提其名的總統上了臺。不久，我被榮幸地告知，我已經從圖書館被“提升”到市場的廣場擔任禽兔稽查員。我到市政府去打聽到底是怎么回事。“請你們想想，”我對他們說，“圖書館還有那么多人，可偏偏挑了我去擔任這份新差使，這不是很奇怪嗎？”一個工作人員回答我說：“這不結了，您曾經站在同盟國一邊，還能指望什么呢？”他的話是不容分辯的。第二天，我就遞交了辭呈。我的朋友們立即來向我表示聲援，當晚公開為我舉行宴會替我壓驚。我準備了一份講話稿。不過，我知道我自己去念會過分緊張，便請我的朋友佩德羅·恩里格斯·烏雷尼亞代讀。

我現在失業了。幾個月以前，一位英國老太太從茶葉里解讀了我的命運。她預言，我很快將外出旅行，還會發表講話，并以此獲得大筆錢財。我把這件事講給我母親聽，我們兩人都笑了，當眾講話遠非我力所能及的。正在這進退維谷的時刻，一位朋友出面搭救了我，我被安排到阿根廷英國文化協會擔任英國文學教授。同時，還有人請我去高等研究自由學院作美國古典文學的講座。由于這兩份工作是在開學之前三個月提出的，我心里感到滿踏實，所以就接受了。不過，隨著日期的漸漸臨近，我心里卻越來越沒底了。我的系列講座得介紹霍桑、坡、梭羅、愛默生、梅爾維爾、惠特曼、吐溫、亨利·詹姆斯和凡勃倫。我寫出了這些講座的第一篇講稿。但是，第二篇就沒有時間寫了。再說，既然我把第一次講座看做是世界末日的最后審判，我覺得隨之而來的只能是永恒。第一次講座奇跡般地頗獲成功。第二次講座之前的兩個晚上，我把母親帶出來作了一次長途郊游，漫步在阿德羅格街頭。我一面試講，一面請她替我計算時間。她說她覺得講得太長了。“要是這樣，”我說，“那我就好辦了?！蔽遗碌木褪侵v了一半就無話可說了。就這樣，我在四十七歲的時候，發現在我面前展現了一種新的有著巨大吸引力的生活。我在阿根廷和烏拉圭旅行，從這頭奔走到那頭，講授斯維登堡、布萊克、波斯和中國的神秘主義、佛教、高喬詩歌、馬丁·布貝爾、希伯來神秘哲學、《一千零一夜》、托·愛·勞倫斯、中世紀日耳曼詩歌、冰島英雄史詩、海涅、但丁、表現主義、塞萬提斯。我從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在我永遠也不會重見的旅館里過夜。有時候，我母親或一位朋友陪同我。我不僅錢掙得比在圖書館那會兒多，而且我還享受到工作的樂趣，感到理直氣壯。

一九五○年，我當選阿根廷作家協會主席。當時，阿根廷共和國和現在一樣，是一個軟弱的國家，而阿根廷作家協會是能夠抵御獨裁的為數極少的碉堡之一。這一現象極其明顯，許多杰出的文學家直到革命之后才敢邁進它的門檻。那個獨裁的一個奇怪的特點是，一些人雖說口頭上支持，但并不真把那個政府當回事，只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而已。大家理解他們，也原諒了他們，因為我的大多數同胞都有一種覺悟，如果不是道德覺悟，至少也是精神覺悟。有關庇隆和他的老婆的所有笑話，幾乎全部都是庇隆黨人自己編的，企圖以此挽回他們自己的面子。最后，阿根廷作家協會被查封了。我依然記得我那次被允許舉行的最后一次講座。一個聽得暈頭轉向的警察，混在人數很少的聽眾里面，一個勁兒地記著我對于波斯泛神論神秘主義的評論。我母親(她已七十高齡)曾經在那個沉悶而毫無希望的年代遭過軟禁，不準走出家門。我妹妹和我的一個外甥在監獄里蹲了一個月。而我本人曾被一個偵探到處盯梢。起先，我引他長距離地瞎轉悠；末了，我居然跟他交上了朋友。那人承認，他也恨庇隆，他不過是在執行命令罷了。埃內斯托·帕拉西奧有一次想把我引薦給那位“避諱者”，可我不愿巴結他。怎么能讓我去見一個我不愿與之握手的人呢？

一九五五年九月，人們盼望已久的那場革命終于爆發了。經過一個不眠、焦急的夜晚，差不多所有的老百姓統統走上街頭，歡呼革命的勝利，高喊展開大部分戰斗的地區科爾多瓦的名字。我們情緒激奮，好長一段時間竟不覺得大雨已經把我們淋得像落湯雞了。我們真是太高興了，對那位倒臺的獨裁者，居然只字未罵。庇隆先是躲了起來，后來又獲準離國。誰也不知道他是帶了多少錢走的。

我的兩位十分親近的女友，埃斯特爾·森博拉因·德·托雷斯和維多利亞·奧坎波提出，我有可能被任命為國立圖書館館長。我覺得這種設想有點不知深淺，我最多指望當一個區立(最好是在城南)圖書館的館長就行了。一天傍晚，由《南方》雜志(應讀作維多利亞·奧坎波)、業已恢復辦公的阿根廷作家協會(應讀作卡洛斯·阿爾韋托·埃羅)、阿根廷英國文化協會(應讀作卡洛斯·德爾坎皮略)和高級研究自由學院(應讀作路易斯·萊辛)出面，簽署了一份請愿書。請愿書呈送至教育部長辦公室，我隨即被臨時總統愛德華多·洛納爾迪將軍任命為國立圖書館館長。幾天以前的一個晚上，我和我母親曾經走到圖書館門口，端詳那座大橋；不過，出于一種迷信觀念，卻沒有進去?！暗任疑狭藣徫辉僬f吧。”就在那個星期，我被通知去上班，接管領導圖書館。我的家人也出席了就職儀式。我發表了演說，對同仁們說，我是名副其實的館長，令人難以置信的館長。同時，埃德蒙多·克萊門特被任命為副館長。他在幾年前曾說服埃梅塞出版社出版我的作品。我當然覺得自己很重要，不過，頭三個月我們沒有拿到工資。我并不認為我那位庇隆主義黨人前任是被正式解職的。他只是不再到圖書館來了。我被任命就任此職，但他們也沒有自找麻煩，將他免職。

大學教授

第二年，又來了一個令我愉快的消息： 我被任命為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英美文學教授。別的候選人都遞交了他們的譯作、論文、講演以及其他成果的詳盡清單，我只是這么申明：“我雖不敢奢求，但我一直在準備著終生從事這項工作。”我簡樸而貼近實際的話獲勝了。我簽訂了合同，在大學度過了十年或者十二年幸福的歲月。

我是從童年起逐漸失明的。這并沒有什么特別傷感的或者戲劇性的。從一九二七年開始，我動了八次眼科手術；但是到了五十年代末，我在寫那首《關于天賜的詩》的時候，由于閱讀和寫作造成的后果，我就完全失明了。失明籠罩著我們家。倫敦的醫學雜志《柳葉刀》曾經刊登過記述我的曾外祖父愛德華·揚·哈斯拉姆接受眼科手術的文章。失明似乎也籠罩在國立圖書館歷屆館長身上。我的兩位杰出的前任，何塞·馬莫爾和保羅·格羅薩克，在他們的任期內，就遭到了同樣的命運。在我那首詩里，寫到了上帝對我的絕妙嘲諷： 他賜給我八十萬冊圖書，同時又賜給我漫漫黑夜。

(林一安譯)

注釋：

指庇隆。

指1955年推翻庇隆的革命。

【賞析】

1969年，應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之邀，博爾赫斯參加了自己作品的國際研討會。他在那里作了六次文學講演，最后一次講的是自己的生平和創作歷程。回國之后，由他口授，諾曼·迪喬萬尼記錄，二人合作重新編撰，后來就形成了這篇著名的《自傳隨筆》。雖然這篇自傳稍嫌簡略，但還是記述了博爾赫斯生平及創作的主要方面。尤其是通過回顧一生，他對自己成長為作家的經歷和命運進行了解釋。解釋是現代傳記的突出特征，作為記述自己生平和思想經歷的自傳，作者對自己的解釋更能引起讀者的關切，特別是博爾赫斯這樣神秘的作家，他以奇妙的虛構和豐富的想象力征服了世界，卻一直對自己的個人生活諱莫如深。雖然他熱衷于閱讀自傳，并且說過：“說到頭，一切文學都帶有自傳性質”，但是他在自己的作品中隱藏太深，我們很難找到他的身影，因此，這更激起讀者的好奇，使得這部自傳尤其令人期待，也因此成了認識和了解博爾赫斯的權威材料。

在自傳中，博爾赫斯訴說了自己的家世，也披露了很多關于自己的生活和寫作的往事，一定程度上解答了讀者的疑問，這是這部自傳的首要價值。追述家世是自傳寫作的常見開篇，家族的尊貴榮耀與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作者的身份認同，這樣的追溯就常常帶有一種英雄傳記的色彩。通過對父母家族的記述，博爾赫斯理所當然地把自己的文學才華歸因于家族的文學傳承。父親出身于一個有英國血統的家族，在家族中曾出現過多位具有文學才能的先輩，如博爾赫斯的祖母。而他的父母都是文學愛好者，母親還翻譯發表了霍桑、梅爾維爾、伍爾夫等人的作品，在博爾赫斯失明之后，她成了他的秘書，極大地促進了他的文學事業。雖然父母親家族中都有立過赫赫功勛的軍人先輩，但是博爾赫斯明白，他從小就非常近視，因此他所向往的如“史詩般事業”的軍旅生涯被上帝拒絕了，也就只配當讀書人了，在這場“劍與筆”的選擇中后者成了他的歸宿。從此，父親的圖書室為他開啟了一條通往神秘天地的通道，書籍便成了他最重要的伴侶，這就是博爾赫斯對自己選擇文學道路的解釋。事實證明他沒有辜負自己和家人，六七歲時開始寫作，九歲時他就在《國家報》上發表王爾德《快樂王子》的譯文了。

根據博爾赫斯的上述解釋，遺傳和天賦對他的創作的影響舉足輕重。接下來我們看到，另一種事物占據了他一生中主要甚至全部的位置。正是由于它，博爾赫斯才得以寫作，并獲得了自我的肯定與事業成功的滿足，這就是書籍。正如同猶太人的諺語： 人類一思索，上帝就發笑。博爾赫斯的一生深陷在和書籍的關聯之中，他離不開書就如同他離不開自己的影子。自傳所記述的正是這樣的一個博爾赫斯，他讀書、管書、寫書、教書，他的每一步都帶著書的印痕。

他曾說：“我是一個作家，但更是一個好讀者?！弊x書是他的嗜好，也是自傳描述的重點。父親藏書數千冊的圖書室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在這里，他廣泛閱讀了各國的文學作品，培養了豐富的想象力，也為他的文學創作提供了不盡的源泉。在歐洲期間，他自學德語，就是為了閱讀德語作品，吸收德國文化的養分。1937年，他成了市立圖書館的館員，圖書館清閑的工作和便利的條件又為他打開了方便之門，他把絕大多數時間都用在了讀書和寫作上，書籍就是他的寄托和事業。庇隆政府倒臺之后，他又被任命為國立圖書館的館長，書永遠和他有不解之緣。

廣泛的閱讀成就了他的博學多識，形成了他創作的文化積淀，也培育了蓬勃的寫作熱情。在自小就顯露出不凡的文學天賦之后，20世紀20年代以來，他的文學才華進一步彰顯，出版了多部作品集，還組織文學團體，出版文學刊物。博爾赫斯以善于虛構著稱，實際上，他的想象力和素材大多來自他的閱讀。他的寫作從書中來，到書中去，他很少靠自己的觀察和體驗進行創作，他大腦中儲存的萬千冊圖書成了創作源源不斷的寶庫。而且讀書使他擺脫了阿根廷文化的制約，能夠把整個世界文化作為自己的精神資源，由此具有了世界視野。生活就在閱讀之中，寫作就在書籍之中。他以天馬行空的想象和虛構，沖破了傳統文學觀念的約束，為文學創作開辟了多元的空間，他的追隨者非常多，由此被稱為“作家們的作家”。

不幸的是，失明“像黃昏一樣慢慢降臨”，他在五十多歲的時候雙目失明了。博爾赫斯是家族中的第六代失明者，他說命運給他開的最大玩笑是，他雙眼全瞎時得到了一座有80萬冊藏書的國立圖書館：“上帝同時給了我書籍和黑夜/這可真是一個絕妙的諷刺?！笨墒沁@阻止不了他的閱讀和寫作，他聽人閱讀，并口授寫作，還在世界各地旅行，舉辦文學講座，講授書籍中的各種故事。他是荷馬和彌爾頓的兄弟，在黑暗中歌詠著美麗的詩篇。

相對于創作生涯，博爾赫斯顯然對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生活沒有過多的渲染。他癡迷于書和文學，自己曾總結說，他的生活就是文學，愛情和政治處于從屬的地位。不過，雖然他故意把這些經歷簡單化了，但這并不說明他漠視現實，從字里行間我們依然能讀出他豐富的個性： 內斂而頗具鋒芒。除了在虛幻世界里的遨游，博爾赫斯還向我們展示了他對社會的觀察和諷刺，他對困苦生活和磨難的堅忍，他對專制、暴政的抵抗。這是性格鮮明的博爾赫斯，具有獨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意志。許多作家在庇隆政府的獨裁和暴政下屈服了，沉默了，博爾赫斯則堅持自己的對抗立場，并因此受到威脅和不公平的對待，但是他笑到了最后。

不過我們要問，這是真實的博爾赫斯嗎？恐怕他自己也難以回答。博爾赫斯希望認識自己，他曾多次面對自我，和自己對話，如同一個人站在鏡子面前觀察自身，但是他又處處逃避和隱藏自己，這正是博爾赫斯的“雙重人格”。在這篇自傳之前，他曾經寫過一篇短文《博爾赫斯和我》，在這之后，他又寫了一篇《另一個我》，他還喜歡在小說中以自己的名字給人物命名。在這些似真似幻、虛虛實實的敘述里，出現了不同的博爾赫斯，人們不知道哪個才是真實的，正如中國的莊周夢蝶物我難辨一樣。他用小說迷宮和虛幻筆法，留給了我們神秘的形象和無限的猜想，他那虛構和杜撰的天分使人不得不對他的敘事保持高度的警惕?，F在，《自傳隨筆》里出現了一個博爾赫斯，相對于其他的“博爾赫斯”，這一位是用第一人稱的敘述回顧了自己的大半生，并簽下了自傳契約。我們相信他是帶著真誠而滿足的心情回顧自己的生活的，或者說是他愿意回憶的那部分生活。他向我們呈現出一位博學多識、著述勤奮的作家形象；同時還讓我們看到了他的獨立思想和堅毅人格，這是具有豐富人性的博爾赫斯，不是語言游戲下的虛構。這部自傳文字中流淌著坦誠與真率，語言洗練、精確而風趣。如果說從自傳的角度來看它還有什么遺憾的話，那就是作者似乎還是有意把自己的私人生活和更深層的感情隱藏在了對創作的介紹背后，尤其是對自己的情感和婚姻生活只字不提。正如他的傳記作者莫內加爾所說，博爾赫斯喜歡含蓄的自傳，而不喜歡自傳的隱私和懺悔，他在寫作中約束著自己。博爾赫斯保留了敘事者的權力，對自己的回憶進行了選擇，因此留給我們的依然是一個模糊而神秘的側影。

(梁慶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