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我是一位酋長的兒子，父親因為對抗英國政府被解除職務。在他死后，我被送到監護人的王宮接受教育，16歲經過割禮，我成為男子漢，后來因逃婚到了約翰內斯堡作礦工。南非嚴重的種族歧視使接受了大學教育的我逐漸成長為一名為爭取獨立解放而斗爭的“自由戰士”。1944年，我組織了青年團，參加各種政治活動，之后進入非洲人國民大會執行委員會。因為宣傳、組織罷工等抗議活動，我的行動多次受到禁止，1956年因“嚴重叛國罪”被捕，后釋放，1960年再次被捕。因為參加政治活動，妻子與我離婚，此后我與溫妮結婚，得到了她的支持。獲得釋放后，我轉入地下活動，創建了軍事組織“民族之矛”，計劃武裝斗爭。1962年，我又一次被捕，經過1963年著名的“里沃尼亞”審判，被判處無期徒刑，度過了長達27年的監禁生涯，直到1990年在國內外各方的要求下被無罪釋放。在獄中，我做苦役，受到各種虐待，但是依然通過絕食等方式與當局斗爭，并使監獄條件得到改善。重獲自由后，我與政府展開談判，并在1994年的全民選舉中當選為總統。

【作品選錄】

在庫奴，母親掌管三間棚屋，我的記憶中，三間棚屋里總有小朋友濟濟一堂。事實上，兒時我基本上沒有孤獨一人的時候。家里的小屋時常擠滿親朋好友。在非洲文化中，姨和叔伯的兒女也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我們不像歐洲人那樣，在親戚里作詳細的區分。我們沒有所謂同父異母或同母異父的兄弟。母親的姐妹就是我的母親；叔叔的兒子就是我的兄弟；兄弟的兒子就是我的兒子。

母親的三間小屋，一間是廚房，一間是臥室，一間用來堆放食物和其他物品。臥室里基本上沒有西方人所謂的家具。我們睡的是草席，沒有枕頭，在我去上學之前，還不知枕頭為何物。母親做飯用的爐子其實不過是開在地上的一個洞，我們在上面放上爐格子也就成了。屋里沒有煙囪，爐煙從小屋一側的一個小洞里排出。母親自種自收苞谷。苞谷收上后，婦女們又用磨盤把谷粒磨碎。苞谷粉一部分被做成了面包，另一部分則被曬干后儲存在壇罐里。苞谷的產量不是非常充足，有時會發生短缺，但自產的牛奶和羊奶則非常豐富。

很小時，我就喜歡溜出家門，與小朋友一起吃、一起玩、互相打架起哄。一位男孩如果整天待在家里、圍在母親的裙邊打轉，我們就會認為他沒出息、太女人氣，到晚上，我就同白天的玩伴們同吃一鍋飯、同睡一張床。大約五歲時，我成了一名牧童，第一次走進大草原，放牧牛羊。也是在這時候，我了解了科薩人與牛近乎神秘的關聯，牛不僅給人提供了牛肉和牛奶，甚至于財富，而且它也是上天的一種賜予，是幸福的源泉。正是在這兒，我學會了怎樣用彈弓射落飛鳥、怎樣采集野蜂蜜、野果和食用樹根、怎樣直接蹲伏在牛肚下吸食溫暖香甜的牛奶、怎樣在清冷的溪流和池塘里游泳、怎樣用絞合在一起的尖銳的金屬絲捕魚。我還學會了怎樣打木棍杖，這是非洲農村男孩們必上的一課。我諳熟了其中的種種技巧，我知道怎樣躲避別人的打擊、怎樣聲東擊西、怎樣手腳并用緩解困境。就是這段無憂無慮的時光，使我對大草原，對戶外曠野、對自然的簡樸之美產生了深深的眷戀。

那時候，我們小男孩大部分時間都沉溺于自己的小天地。我們玩著自制的玩具，我們用泥巴捏制了各色地物和鳥獸。我們用樹枝扎出了牛拉車。廣闊的大自然成了我們玩耍和馳騁的天地。庫奴村周圍有許多平滑的大巖石，我們找來表面平滑的小石頭放上，坐在上面，人便從大巖石上滑了下來。我們經常興致盎然地反復玩耍，以致我的屁股都磨腫了，一坐下去就疼。我還學會了如何駕馭剛剛斷奶的小牛犢，雖然被摔了幾次，但不久就能隨心所欲地駕馭了。

有一次，我騎一匹難馴的驢子，著實吃了次大虧。我們一批伙伴，大家輪流騎上又下來，輪到我時，驢子突然竄進了近旁的荊棘叢里。它低下頭，躬起背，把我從上面摔了下來，我身上被摔疼，臉也被刺扎傷了，在伙伴們面前羞得無地自容。與東方人一樣，非洲人有一種非常強烈的自尊感，或如中國人所說的“面子”。我在伙伴們面前失了面子，我羞得滿臉通紅。士可死而不可辱，當我還是一個孩子時，我便知道了，你可以擊敗你的對手，但不可污辱他。

男孩子通常自己玩耍，有時他們也讓姐姐妹妹們加入。男孩女孩們一起玩捉迷藏(Ndize)、碰了跑(Icekwa)之類的游戲。碰了跑是設法碰上別人腰以上的部位，然后在別人反身來拍你以前，設法躲避開。我最喜歡與女孩子們一起玩的游戲是過家家(Khetha)。這種游戲不需多少組織，大多是即興之作，游戲的伙伴是一群與我們年齡相仿的女孩，一旦被她們誰選定，那位被選上的幸運男孩就要唯命是從，護送選他的女孩出行。女孩子們很機靈，比我們這些愣頭愣腦的毛小子聰明多了。她們常常串通一氣，大家都選同一個男孩，而且一般還是最不起眼或最笨的男孩，這樣，她們就可以一路無所顧忌地欺侮他了。

男孩子們最常玩的游戲叫辛提(Thinti)，與男孩子們玩的大多數游戲一樣，它近乎一種模擬戰爭。兩根木棒是兩個目標，它們相距一○○英尺插進地里。我們分成實力相當的兩組，每邊向對方的目標摔木棒，把它打倒。同時又要設法保護本方的目標，不讓對方撿到已扔出來的木棒。我們慢慢長大后，就組織起來同鄰村人斗，在這種充滿男子漢氣概的游戲中表現突出的男孩，則受到很大的尊重，其禮遇不下于凱旋的將軍。

從外面玩回來，我回到母親的棚子里，一邊聽她說話，一邊看她做晚飯。父親講的是一些歷史戰斗故事和科薩武士的英勇事跡，母親則講一些世代流傳的神話、傳說和寓言故事。這些故事常常激發我童心的想象，而且故事中也常含有許多珍貴的道德寓意。記得母親講過這樣一個故事：　一位年輕的小伙子在一次旅行中遇上了一位老婦人，老婦人是個瞎子，眼中蒙了一層厚厚的翳。老婦人向小伙子求助，小伙子起了同情心，給了她一些食物。老婦人又要小伙子擦干凈她的眼睛，他雖然內心不樂意，但還是做了。于是，奇跡發生了，老婦人眼睛上的翳慢慢脫下來了，她變得又年輕又漂亮。最后，小伙子與她結了婚，過上了幸福、富有的生活。故事再也簡單不過了，但是故事中的教誨卻是亙古不變的：　美德和慷慨將得到無價的回報。

與所有科薩孩子一樣，我獲取知識的途徑首先主要是觀察。環境決定了我們只能通過模仿，而不是通過尋根究底來探尋學習。我第一次訪問歐洲人家庭時，常驚異于孩子們對父母的問題之多、問題之天真以及父母們回答孩子問題之耐心。在我家里，提問題會被認為是幼稚；大人們只在自己，而不是小孩認為有必要時，才與孩子們共享認識和事實。

與當時多數科薩人一樣，我的生活或多或少打上了傳統、習俗和禁忌的深深的烙印。這些都是我們生存的基本事實，不容置疑。男人按他父親安排的人生道路走完一生，同時又為兒子安排一生；女人則像母輩那樣盡其一生。通過對傳統習俗的觀察，傳統便融入了我的心中。不用人教，我不久便熟悉了男女之間種種復雜的繁文縟節。我知道，男人不可擅入剛剛生了孩子的別人的家里；新婚妻子不可在其丈夫之前跨入作為新房的圓棚；妻子不可在家里直呼其丈夫任何先人的名字；對家庭和祖宗不忠不孝會帶來噩運和失敗。如若你確對祖宗犯了不敬，彌補罪過的唯一途徑是求助于巫師或部落里的長者，他們會與祖宗進行對話，傳達你深深的悔恨。對這些事情我都非常習以為常。

在庫奴村，我能遇到的白人寥寥無幾。當然，地方官是一名白人，他也是最近的雜貨店的店主。偶爾也有白人旅行者或警察路經此處。這些白人看起來都如天神般高大，在我只能敬而遠之。但是，他們在我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很小，年少的我也很少考慮白人的事，以及我周圍的人和這些奇怪而遙遠的關系。

我不能明確地指出我是何時開始投身政治的，我是何時意識到將投身于自由斗爭的。無論承認與否，身為一名南非黑人就意味著他從出生那一刻起就離不開政治。一個南非人的孩子是生在黑人專用醫院里，坐黑人專用公共汽車回家，住在黑人區，并用黑人商店買來的嬰兒食品喂食，如果他要上學的話，只能去黑人學校。

當他長大起來，他只可以找個黑人的工作維持生活，在黑人城鎮租房子住，乘黑人專用火車，并且會在白天或夜晚的任何時候被攔截住，命令出示通行證，沒有的話就會被捕并關進監獄，他的生活被種族主義的法律和法規所限制，這些阻止了他的成長，使其潛力難以發揮，并阻礙了他的生活。這就是現實，一個人可以有許多種方法來對付它。

我沒有頓悟，沒有得到特殊的啟示，也沒有取得瞬間的真理，而只有一種成千次的蔑視、成千次的侮辱、成千次不能忘記的時刻的積累，促成了我的憤怒和反抗，渴望同囚禁我的人民的制度進行斗爭。我并沒有在哪一天宣布從今以后我將把自己貢獻給人民的解放事業，相反，我只是發現了自己正在這么做，而且不可能做其他的事情。

每天早晨五點三十分，巡夜的看守叫醒我們，他一邊弄響走廊里的銅鈴，一邊嚷嚷：“醒醒！起床！”我一般起得很早，因此這個時間對我來說不是什么負擔。盡管五點三十分就起床，但我們要在囚室里待到六點四十五分，五點三十分開始清理屋子，收拾鋪蓋。牢房里沒有自來水，也沒有廁所，只有鐵皮衛生桶。衛生桶直徑十英寸，上面有一瓷蓋可以裝些水。瓷蓋中間凹下去，里面裝的水供我們洗漱用。

六點四十五分，我們走出囚房，第一件事是清理衛生桶。在過道的盡頭有污水溝，我們在那里把衛生桶徹底清理一番，否則就會有種難聞的氣味。做這件事的唯一樂趣是我們可以利用早晨這段時間彼此說說悄悄話。看守站得遠遠的，這樣就給我們一個輕聲交談的機會。

頭幾個月，早飯由普通區的犯人送到我們的牢房里。早飯有玉米粥和玉米、小麥做的食物，送飯人把粥倒進碗里，然后通過囚房的柵欄把碗遞進去。這一招很聰明，要求送飯的人雙手靈活，不能讓粥濺出來。

幾個月以后，早飯改在操場上，放在一個舊的鐵桶里。我們自己用鐵碗盛粥。每個人發一杯所謂的“咖啡”，其實是用碾碎的玉米焙到發黑以后，再用熱水調一下做成的。后來，等我們能自己到操場上用早餐時，我就在早飯之前圍著操場到處走走。

與監獄其他方面的事情一樣，飲食也是有區別的。

總之，有色人和印度人吃得比黑人稍好，但區別不大。當局總是說我們的飲食均衡，的確均衡，不過是在難吃和不能吃之間。食物是我們抗議的理由，但起初看守總要說：“嘿，你們這些卡菲爾人在家吃的東西還不如監獄里呢！”

早飯后，看守喊：“集合！集合！”我們就站在牢門處等待檢查。每個犯人必須把卡其布衣服的三個扣子系好，看守經過時必須脫帽。如果扣子沒有扣好，沒有脫帽，或者房間沒有打掃干凈，我們就會被視為違反監獄條例，要處以禁閉或者飯食減量。

接受檢查之后，我們就到操場里敲石頭，一直到中午。中間不休息，如果有誰偷懶，看守就會嚷嚷著要你快點干。中午，鈴聲響了，午飯開始了，又是一桶食物被推進操場里。黑人的午飯包括煮玉米，也就粗糙的玉米粒。印度人和有色人吃的是玉米飯，是用碾碎的玉米做成湯一樣的混合物。玉米粥里有時候放點蔬菜，要不就干巴巴地吃。

午飯時，我們經常能得到一點“強力劑”，這是一種用玉米和一點酵母制成的粉，用時把它放在水或牛奶中攪勻，如果比較稠的話，味道不錯。但是監獄當局每次只給我們一點點，放在水里都沒有顏色。我常常把幾天的放在一起來喝，但是如果當局發現你私藏食物，這些東西就會被沒收，你還要受到處罰。

午飯后一直勞動到四點鐘，這時看守吹響刺耳的哨子，我們站成幾排，再一次清點人數和接受檢查。然后我們可以有半個小時的洗澡時間。浴室在走廊的盡頭，里邊有兩個海水淋浴管，一個咸水龍頭，還有三個電鍍的鐵桶，這就是浴盆。沒有熱水，我們或站或蹲在桶里，用咸水擦身，洗掉一天的塵土。在外邊寒風刺骨的時候，用冷水洗澡不是什么愉快的事，但我們自得其樂。我們有時邊洗邊唱，水也顯得不那么涼了。在島上的最初日子里，這是我們僅有的交談機會之一。

四點三十分整，有人使勁敲走廊頭上的木門，告訴我們晚飯送來了。看守給每人盛飯，然后我們端回牢房去吃。還是玉米粥，有時里面有點胡蘿卜、卷心菜或甜菜，不過你得仔細找才能發現。如果吃蔬菜，就一周從開始到結束都吃一種，直到胡蘿卜和卷心菜變得又老又發霉為止，我們對此深惡痛絕。每隔一天，玉米粥里摻一小塊肉，又小又硬。

晚飯時，有色人和印度人囚犯能吃到四分之一塊面包(這種面包叫“貓頭”，因為形狀很像貓頭)和一層人造黃油。根據當局邏輯，黑人不喜歡面包，因為它是“歐洲人”的食品。

有時，連規定的食物數量也達不到，原因是食堂里盛行偷竊。廚子們都是普通犯人，他們把最好的食物留給自己或朋友。他們還經常把最好吃的東西送給看守，從中得到好處或特殊待遇。

晚上八點，巡夜看守把自己鎖在牢房的走廊里，把鑰匙從門孔里遞給外面的看守，然后他在走廊里走來走去，命令我們睡覺。島上從不喊“熄燈”，因為牢房里罩網的燈泡不分白天黑夜地點著。后來，那些攻讀學位的人可以一直看書到十點或十一點。

走廊里的聲音能夠聽得很清楚，入睡前我們總要聊一會。但是如果能清楚地聽到有人小聲說話，那可能是看守的聲音，他會說：“不要說話！”看守不時地走來走去，監視我們是不是在看書或寫東西。以后，我們在走廊撒上一把沙子，這樣就能聽到看守的腳步聲，以便及時地停止談話或收起某種違禁品。等大家都安靜下來，看守就在他的小辦公室里邊靠在一把椅子上對付到天亮。

我并不是生來就渴望自由。我出生時是自由的——以我所知道的所有方式來說是自由的。自由地在我母親住的小房旁邊的田野里跑來跑去，自由地在穿過我們村里的清澈的小溪里游泳，自由地在日光下烤玉米和騎在慢悠悠的公牛的寬背上。只要我聽父親的話，遵守部族的習慣，上帝也好，人間的法律也好，都不會來找我麻煩的。

只有在我懂得少年時的自由只是一種幻覺，青年時發現我的自由已經被奪走了的時候，我才開始渴望自由了。起初，當學生時，我只想要自己的自由，即能晚上待在外邊、喜歡讀什么就讀什么、想去哪兒就去哪兒的暫時自由，但到了青年時，我來到了約翰尼斯堡，我渴望基本的和高尚的自由，即發揮我的潛能、能夠維持生計、結婚和有一個家——合法生活中的不受妨礙的自由。

但那時我逐漸看到，不僅我不自由，我的兄弟、姐妹都不自由。我看到不僅我的自由被剝奪了，而且像我這樣的每一個人的自由都被剝奪了。正是在這時我加入了非洲民族議會，正是在這時我對自己自由的渴望變成了對自己人民自由的更大渴望。正是這種愿望，即人民能夠有尊嚴和自尊地生活的愿望，使我的生命充滿了活力，把一個害怕的年輕人變成了一個勇敢的人，把一個遵紀守法的律師變成了罪犯，把一個熱愛家庭的丈夫變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者，迫使一個熱愛生活的人像苦行僧那樣生活。我并不比旁人更善良或富于自我犧牲精神，但我發現，當我知道我的人民作為一個整體還不自由時，我甚至不能享受我被允許享受的可憐而有限的自由。自由是不可分割的，我的人民任何人身上的枷鎖就是所有人身上的枷鎖，而所有人身上的枷鎖就是我身上的枷鎖。

正是那些漫長而孤獨的年月，使我對自己人民自由的渴望變成了對所有人自由的渴望，包括白人和黑人。我像知道其他任何事情一樣知道，壓迫者也需要解放，正像被壓迫者需要解放一樣。拿走別人自由的人是令人憎恨的囚犯，他被鎖在偏見和心胸狹隘的牢籠里。如果我拿走別人的自由，我不會真正自由的，正像別人拿走我的自由時我不自由一樣。被壓迫者和壓迫者同樣是被剝奪了人性。

當我邁出監獄時，既解放被壓迫者又解放壓迫者成了我的使命。一些人說這已經達到了。但我知道情況并非如此。事實是我們還不自由；我們只是得到了自由自在的自由、不受壓迫的權力。我們還沒有完成旅途的最后一步，只是在一條更長更難走的路上邁出了第一步。因為自由并不僅僅是去掉身上的鎖鏈，而是生活在尊重和提高別人自由的社會里。對我們投身于自由的真正考驗才剛剛開始。

我已踏上了這漫長的自由之路。我曾盡力不摔倒；在此路上我也失過足。但我發現一個秘密，那就是，攀登過一座大山之后，只會發現還有更多的山要攀登。我借此機會休息一下，領略一下周圍的大好風光，回頭看一下走過的距離。但只能休息一會兒，因為與自由俱來的是責任，我不敢逗留，因為漫長的旅途尚未結束。

(何戟及奕丞小組譯)

【賞析】

在經過了長達27年的牢獄生涯之后，1994年，其時出獄已經4年的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 1918—　)當選為南非首位全民選舉的總統。在就職典禮上，他的最后一句話是：“讓自由主宰一切。”自由，多么高尚與寶貴的詞語，在這個莊嚴而神圣的時刻，他能夠站在這個位置，向世界宣布擁有掌握自己命運的主權與自由，實在是來之不易，這一歷程正如自傳的標題展示的，真正是一條“漫漫自由路”(Long Walk to Freedom)。斗爭、流浪、審判、監禁、苦役，所有這些非正常的生活幾乎構成了曼德拉一生的全部。作為一位生長在非洲的黑人，他深刻地體驗了種族歧視帶來的侮辱與殘害，畢生致力于反抗歧視與壓迫、為自由解放而進行的斗爭，成為了一名“自由斗士”。可以說，20世紀的南非屬于曼德拉，他是這一世紀的歷史見證，正如紅衣主教圖圖所言，可以“從(這)一個人的人生經歷中看到一個民族斗爭的故事”。

自由是曼德拉的畢生信仰，也構成了自傳的核心與主線。“自由之路無坦途”，他的人生隨著這一理念起伏跌宕。“我并不是生來就渴望自由，我出生時是自由的。”童年鄉村的生活，自由而愜意，然而到了青年時期他才發現這種自由是虛假的，是被剝奪了內核的空殼，由此他開始認真觀察和思考社會。白人的種族隔離與專制使他在學校、社會上經歷了各種歧視與不公，比如一個白人在碰到他的衣服后就馬上躲開，大大傷害了他的自尊，而“土著人通行證”制度則使黑人飽受欺壓，如同“大衛之星”，是歧視和控制的象征，這些都促發了他自由意識的覺醒，于是決心抗爭，這也正是那些曾經自由但如今失去自由的黑人的心聲。他參加非國大，組織罷工、游行，深入宣傳；意識到非暴力行為的脆弱無力，又開始組織武裝運動。多次的禁止、拘捕、審判使他的斗爭意識更加強烈，政治思想更加成熟，地位也越來越高。堅定的信念和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為他贏得了最終的勝利，他成了自由的總統。因此，曼德拉的勝利代表著被白人統治者奪去的自由的回歸，是被壓迫了幾百年的非洲黑人的勝利，他本身則成為自由的象征。

最為可貴的是，曼德拉并不是狹隘的種族主義者，對他而言，“自由”是全部南非乃至整個非洲、整個世界所有人的自由，不分膚色與種族。他反抗白人的統治，同樣反對黑人的專制，因為壓迫者與被壓迫者都不自由：“在我的生命中，我已投身于南非人民的斗爭之中，我反抗白人統治，也反對黑人專制，我崇尚民主、自由社會的理想。”雖然和多數反抗者一樣，他一生遭受了無數次的侮辱與損害，尤其是漫長的鐵窗生涯，充滿無盡的勞役、虐待、精神折磨，然而正是這種歷練磨礪了他的意志，開闊了他的胸懷，從而讓他走出了狹隘的民族視界，帶有了強烈的人道主義與普遍關懷，體現了偉大的人格魅力。他說起獲釋出獄當天的心情：“當我走出囚室、邁過通往自由的監獄大門時，我已經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與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實仍在獄中。”這種開闊的胸懷，加上他作為律師形成的法律意識，使他具備了高度的政治智慧與卓越的領袖氣質，贏得了廣泛的支持，建立了一個多民族和平共處的國家。不過他又非常清楚，成為總統，只是取得了個人的自由，廣大民眾的自由之路還要繼續下去，所以在自傳的最后他說：“因為與自由俱來的是責任，我不敢逗留，因為漫長的旅途尚未結束。”

從考撒族人、南非人、非洲人到世界人，作為政治家的曼德拉經歷了巨大的思想變遷，然而激烈動蕩的生活不能掩蓋他內心深處的人性溫情。他認為每個男人都有兩種義務，一個是“對他的人民、社會、國家的義務”，這一點他已經問心無愧；另一個是“對家庭的義務”，對父母、妻兒的義務，這一點他總是耿耿于懷。他曾經說過：“如果有必要的話，我將為此(自由)而獻身。”對政治的投入與犧牲精神覆蓋了他作為一位家庭成員的生活，這導致第一位妻子與他離婚，溫妮和孩子們長期獨立生活，不但很少與他見面，還不斷受到牽連。為此他感覺愧對家人。所以，自傳在記述個人傳奇式的經歷時，字里行間無不充溢著對家人的愛戀，尤其是對孩子們的愧疚、對妻子溫妮的誠摯感情、對家人的關懷。曼德拉講了一個故事，一個孩子問一位父親：“為什么你不與我們在一起？”他只能回答：“有其他像你這樣的孩子，好多好多……”作為一位丈夫和父親，他卻不屬于一個家庭，雖然有堅定的斗爭信念，但是言語中也常含著無奈與辛酸。其實，正如他多次提到的對故鄉的思戀，曼德拉最喜歡的還是童年的鄉村生活，他常常把自己當作鄉下人，以至在他退休時說：“我已經演完了我的角色，現在只求默默無聞地生活。我想回到故鄉的村寨，在童年時嬉戲玩耍的山坡上漫步。”這是另一種自由，不過對他來說，卻是真正的和平、安寧與自由。這位飽經滄桑的老者，表達了最質樸的人生觀念。

瑪麗·本森稱曼德拉為“一個會思考的非洲人”，“一個理智的人，而不是狂暴的人”，這樣的描述確實非常精到，曼德拉的法律觀念、政治素養和高尚人格都令人景仰不已。這部自傳為我們呈現的，就是這位民族英雄一生的非凡經歷與思考過程，留給后人對自由、人性的無限沉思。正如它的傳主歷經坎坷的一生，這部自傳的寫作也不同尋常。早在1975年，還在羅本島監獄的曼德拉在朋友的鼓勵下就開始寫作回憶錄。寫自傳的目的，一是為斗爭的歷史留下記錄，二是鼓勵爭取自由者繼續斗爭。不過寫作只能在晚上秘密進行，還被編成密碼，但最終仍被警察發現，遭到了處罰。直到1990年被釋放后，他才獲得了寫作的自由，使自傳在1994年得以完成，因此顯得彌足珍貴。雖然自傳在語言上不事雕琢，略顯粗糙，但是它豐富的細節描寫、充沛的感情和個人生活的袒露大大提升了作品的文學品格，當然最為大家看重的還是它深厚的思想涵蘊與寶貴的歷史記錄。這部自傳，有血有淚，有邪惡有正義，有殘暴的歷史也有溫潤的人性，不同的讀者都能從中找到令人心動的篇章。

(梁慶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