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我叫彼得·虛空，1919年在夏伯陽紅軍師中當兵，90年代初被關進了莫斯科瘋人院。瘋人院里，我一直做夢，夢見自己在大草原上，做夏伯陽的政委。或者說，夏伯陽的政委——我，日復一日地做夢，夢見自己在蘇聯解體后莫斯科的一個精神病院里，和另外幾個知識分子，被當作精神病人治療——因為他們對蘇聯知識分子的出路有自己的見解。當我冒充夏伯陽部隊的政委時，我總是和夏伯陽討論著什么是真實、什么是虛幻的話題。他讓我把那些在精神病院的夢都記錄下來。我還在夏伯陽引見下，遇到了精神大師榮格倫……在精神病院里，我與馬利亞、謝爾久克、舒利克三個病人總是討論著彼此的“夢境”。我們四個人在找尋出路、找尋精神寄托，卻總是陷入虛空。最后，夏伯陽跳入了“絕對之愛的相對河流”中去，而我在精神病院中醒來。出院后我在大街上又遇到了夏伯陽的裝甲車，上車不久，我又聽到了遠處傳來的風沙聲。

【作品選錄】

我們駛入一條由樹枝在道路上方編織起來的隧道。這些樹長得特別古怪，很像長得過于茂盛的灌木。隧道很長，也可能是因為我們走得太慢，才有這種感覺。陽光透過濃密的枝葉，映照在清晨最后的露珠上；綠葉是那么蔥蘢欲滴，賞心悅目，以致有那么一會兒，我甚至迷失了方向，我覺得我們正緩慢地墜入一口無底的綠色之井。我瞇縫起眼睛，這種感覺才消失。

周邊的樹叢是來得突然，去得也突然。我們上了一條通往山頂的土路。土路左邊是平緩的山崖，右邊是風化了的淡紫色石墻，非常漂亮，裂縫里長出一些小樹。我們在這條路上又走了大約一刻鐘。

夏伯陽雙手拄著軍刀，閉著眼睛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像是在沉思，又像是在打盹。突然他睜開眼睛，朝我轉過臉。

“你抱怨過的那些噩夢還來折磨你嗎？”

“還跟從前一樣，瓦西里·伊萬諾維奇，”我答道。

“怎么，又夢見那座醫院了？”

“唉，如果只是夢見就好了，”我說道。“您知道，跟所有的夢一樣，我夢里的一切總是變化多端。比如說，今天我夢見了日本。可昨天我確實夢見了醫院，您知道發生了什么事？那個在夢里到處亂攪和的劊子手竟然請求我把在這里經歷的一切都詳細地寫在紙上。他說這是工作需要。您能想象得到嗎？”

“我能，”夏伯陽說道。“可為什么你沒有聽他的呢？”

我驚訝地望了望他。

“您怎么，真的建議我這么做嗎？”

他點了點頭。

“為什么？”

“你自己不是說過，你的噩夢總是變化多端嘛。你在夢中反復從事的任何一項單調的活動都可以讓你在夢中創造出一種類似于固定中心的東西。這樣的話，夢就會變得比較真實。沒有比在夢里做記錄更美妙的事了，你簡直無法想象。”

我陷入沉思。

“可是，我要那些噩夢的記錄有什么用呢，如果事實上我想掙脫它們？”

“正是為了掙脫它們。因為可以掙脫的只能是某種真實的東西。”

“就算是這樣吧。那么，我可以把這里發生的一切的一切都寫下來嗎？”

“當然可以。”

“那么在我的記錄里我該怎么稱呼您呢？”

夏伯陽笑了起來。

“不，彼得卡，你不會白白地夢見精神病院的。你在你夢中做的記錄里如何稱呼我有什么區別嗎？”

“確實有，”我說道，覺得自己是個十足的白癡。“我不過是擔心……不，我的腦子確實有點問題。”

“隨便怎么稱呼我都行，”夏伯陽說道。“哪怕叫我夏伯陽也行啊。”

“夏伯陽？”我反問道。

“為什么不可以，你甚至可以寫，”他得意地笑著說道，“寫我留著小胡子，然后再寫我把胡子捋整齊了。”

他認認真真地用手指把胡子捋整齊。

“不過我認為，別人給你的建議在很大程度上是針對現實的，”他說道。“你該著手記錄自己的夢了，而且要盡可能趁你還記得詳細的時候。”

“我不可能忘記，”我說道。“只有當你醒來的時候，你才會明白這是一場噩夢，可你在做夢的時候……甚至無法理解，什么實際上是真實的。是我們現在乘的四輪馬車呢，還是那個鑲著瓷磚、每天晚上都有穿白大褂的魔鬼來折磨我的地獄？”

“什么實際上是真實的呢？”夏伯陽反問道，隨即又合上眼睛。“這個問題你未必能找到答案，因為實際上并不存在什么‘實際上’。”

“此話怎講？”我問道。

“唉，彼得卡呀，彼得卡，”夏伯陽說道，“我認識中國的一個共產黨員，名叫莊杰。他經常做同一個夢，夢見自己是一只在草叢中飛來飛去的紅蝴蝶。每次他醒來的時候，他都弄不清楚，到底是蝴蝶夢見自己在從事革命工作呢，還是這個地下工作者夢見自己在花叢中飛舞。就這樣，這位莊杰在蒙古因怠工而被捕，審訊時，他說自己實際上就是夢見這一切的那只蝴蝶。由于是榮格倫男爵親自審問，而他又是個理解力很強的人，所以下一個問題自然便是，為什么這只蝴蝶擁護共產黨。莊杰說，蝴蝶根本就不擁護共產黨。于是又問，既然如此，為什么蝴蝶還要從事破壞活動。莊杰回答，人們所從事的一切活動如此不成體統，以致你站在哪一邊并沒有什么區別。”

“把他怎么樣了？”

“沒怎么樣，把他放到墻角，叫醒了。”

“他呢？”

夏伯陽聳了聳肩膀。

“想必是飛到更遠的地方了吧。”

“我明白了，瓦西里·伊萬諾維奇，明白了，”我若有所思地說道。

路又轉了個彎，左邊已經可以俯瞰城市的全景了。我看到了只是一個黃點的我們的莊園，還有我們穿行了很久的綠色林陰道。四面圍攏的平緩的山坡構成一個碗狀的盆地，而阿爾泰-維德尼揚斯克就坐落在盆地的底部。

給我印象最深的不是城市本身的景觀，而是由山坡組成的盆地的全景；小城很不整潔，極像一個被雨水沖進大坑的垃圾堆。城中看不到人影，房子在還沒有散盡的炊煙中時隱時現。我猛然驚訝地意識到，我是坐落在這龐大的臭水溝底部的世界的一部分，這里正在進行一場稀里糊涂的國內戰爭，為了能在這存在的底層站穩腳跟，有人正貪婪地分割著那些破爛不堪的房舍、參差不齊的菜園、晾著五顏六色的內衣的繩子。我想起夏伯陽講的那個中國做夢者，于是又朝下面看了看。面對凝然不動地呈現在周圍的世界，面對探詢世界的天空平靜的目光，有一點是明白無誤的： 坑底的這個小城跟世界上的其他城市相比并沒什么兩樣。我想，它們全都處在這樣一些即便是肉眼看不見的盆地的底部。它們全都在地獄的大鍋里煎熬著，而鍋下的火就是人們所說的在地心洶涌澎湃的巖漿。它們全都是同一噩夢的不同版本。這噩夢無法改善，只能通過蘇醒來擺脫它。

“如果像對待那個中國人那樣把你從噩夢中喚醒，彼得卡，”夏伯陽閉著眼睛說道，“那你充其量也就是從一個夢境進入另一個夢境。你永遠都是這樣搖擺不定。但是，如果你能明白，發生在你身上的一切只不過是一場夢，那么，你夢見的是什么就根本不重要了。這樣的話，你的蘇醒才是真正的蘇醒，永遠的蘇醒。當然，要是你愿意的話。”

“為什么說發生在我身上的一切都是夢？”

“因為，彼得卡，”夏伯陽說道，“除此之外什么都不存在啊。”

我們爬上了山坡，進入一片開闊的山地。遠處的地平線上，連綿不斷的低矮的山丘后面，聳立著一座座藍色的、藕荷色的、淡紫色的山峰，而它們的前方是一大片花團錦簇的草地。花兒有些枯萎，色彩也有些暗淡，但由于實在太多，還是使得整個草地的基調看上去與其說是綠色，不如說是淡黃色。這景觀如此優美，以致我有好幾分鐘竟然忘卻了夏伯陽的話，忘卻了世上的一切。

然而奇怪，我就是忘不了那個中國人。

凝視著馬車旁邊掠過的點點花叢，我在想象他是如何在花叢中飛舞的，是如何有時憑著陳舊的記憶一心要把反政府傳單貼到麻黃樹細小的嫩枝上的，又是如何每當想起自己早已沒有什么傳單就渾身發抖的。即便他有，又有誰會去讀呢？

但沒過多久，賞花就變得不可能了。

顯然是夏伯陽給我們的馬車夫發了信號。我們開始加速，馬車周圍的一切開始匯成一條條的彩帶。巴什基爾人欠起身來，狠命地抽打著馬，喉嚨里還不時地喊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話。

我們走的這條路純粹是象征性的。路上生長的花也許比田野上少一些，而且路中央還看得出古老的轍印，但從整體上講，要想斷定它是存在的并不容易。盡管如此，我們幾乎沒受到什么顛簸之苦，田野平坦極了。穿著黑色制服、為我們不長的隊伍擔任殿后的騎兵們離開路面，追上我們的馬車，在兩側列成兩個分隊。他們蜿蜒成一個長長的弧形，猶如我們的馬車生出的兩只狹長的黑翼，在草地上與我們并轡前進。

安娜和科托夫斯基乘坐的帶機槍的敞篷馬車也加快了速度，幾乎追上我們。我發現，科托夫斯基在用手杖戳馬車夫的后背并點頭示意我們的馬車。他們顯然在跟我們比賽。他們一度險些超過我們。至少可以說是一度跟我們并駕齊驅。我發現他們的車身上有一個標記——一個用波浪線分成黑白兩半的圓，兩個半圓中又各有一個與其顏色相反的小圓。這好像是東方的一種符號。旁邊是用白色油漆涂抹的兩行粗糙的大字：

黑夜的力量，白晝的力量

都是一個雞巴樣

我們的巴什基爾人抽了一鞭子，敞篷馬車隨即被拋在了后面。讓我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安娜竟然同意坐在這樣一輛涂著污言穢語的馬車里。轉眼間我就猜到了其中的原委，并且確信，在車身上寫這句話的就是她。實際上，我對這個女人實在太缺乏了解！

伴隨著騎兵狂野的口哨聲和吆喝聲，我們的隊伍馬不停蹄地奔馳在原野上。這樣走了大約有五六俄里，遠處的山丘已經離我們很近，能看得清山上突出的巖石和生長的樹木。腳下的原野也變得遠不如開始時那么平坦了，有時候，我們甚至會被連人帶車拋到半空，我已經開始擔心我們當中會有人被顛斷脖子了。這時，夏伯陽終于從槍套里拔出自己的毛瑟槍，朝天上開了一槍。

“行了！”他吼道。“齊步走！”

我們的馬車開始剎車。騎兵們像是生怕跨越了那條看不見的馬車后輪的中軸線，猛然放慢速度，并開始逐個消失在我們身后。安娜和科托夫斯基的馬車也落在了后面，幾分鐘后我們又跟剛開始時一樣，遠遠地走在前面了。

突然我發現一根從山后升起的垂直煙柱，又白又濃，只有將成捆的草和濕樹葉扔到火堆里，才會冒出這樣的煙柱。最奇怪的是，它不擴散，就像一根高聳入云的白色圓柱。我們距離這根柱子不足一俄里；火堆本身被山岡遮住了。我們又向前走了幾分鐘，然后停下來。

前方橫亙著兩座不高但卻陡峭的山丘，中間是一條狹窄的過道。兩座山丘構成一道渾然天成的大門，而且相當對稱，儼然兩座聳立了許多世紀的古塔。它們猶如一條分界線，過了這條線地形與這邊的就不一樣，盡是連綿起伏的山岡。好像不一樣的不只是地形。一方面，我分明感覺到有風撲面吹來，另一方面，卻又分明看到顯然離我們已經很近的篝火升起的煙柱是筆直筆直的，這讓我困惑不已。

“我們干嗎站在這里？”我問夏伯陽。

“我們在等，”他說道。

“等誰呢？敵人嗎？”

夏伯陽沉默不語。我忽然發現我忘了帶軍刀，身上只有一把勃郎寧手槍，要是趕巧與騎兵交手的話，那我可就慘了。但從夏伯陽仍舊不動聲色地坐在車上的樣子來看，我們還沒遇上直接的危險。我回頭掃了一眼。科托夫斯基和安娜的敞篷馬車停在我們旁邊。我見到了科托夫斯基蒼白的臉，他把兩手放在胸前，一動不動地坐在后面的位子上。此時的他有點兒像出場前的歌劇演員。而背對著我的安娜正在擺弄機槍，我覺得，她擺弄那東西不是因為準備開火，而是因為坐在過分得意的科托夫斯基旁邊讓她難受。跟在我們身后的騎兵站得遠遠的，好像很害怕接近這道“土門”，我只能看到他們模糊的身影。

“我們到底在等誰呢？”我又問道。

“我們要見黑男爵，”夏伯陽答道。“我想，彼得，您一定會記住這次會面的。”

“這綽號怎么這么奇怪？我想，他總該有名字吧？”

“有的，”夏伯陽說道，“他的真名叫榮格倫·馮·斯坦伯格。”

“榮格倫？”我反問道。“榮格……倫，我好像聽說過……他是不是跟精神病學有關系？是不是搞過符號闡釋？”

夏伯陽用驚異的目光打量了我一眼。

“不是，”他說道。“據我判斷，他蔑視一切符號，不管是哪一類的。”

“哦，”我說道，“我現在想起來了。就是他槍斃了您說的那個中國人。”

“不錯，”夏伯陽說道。“他是內蒙古的保護者。人們都說，他是戰神的寵兒。以前他指揮亞洲騎兵師，現在指揮西藏哥薩克特種兵團。”

“從未聽說過這些部隊，”我說道。“為什么叫他‘黑男爵’呢？”

夏伯陽沉思片刻。

“的確，”他說道，“連我也不知道為什么。你為什么不問問他呢？他已經到了。”

我哆嗦了一下，轉過頭去。

兩座山丘之間的狹窄過道上出現了一個古怪的東西。仔細一看我才明白，這是非常古老而奇特的轎子，由一間轎廂、一個圓頂、四只長長的把手構成。圓頂和把手像是由年久發綠的青銅制成的，上面鑲嵌著許多小巧的玉扣，好似黑暗中的貓眼，閃爍著神秘的光芒。周圍一個人也沒有，是誰不聲不響地把轎子抬到這里來的呢——只能認為是那些用自己的手掌將長長的把手打磨得溜光锃亮的不為人知的轎夫，他們已經神不知鬼不覺地藏到土門后面去了。

轎子立在四個彎曲的支腳上，這使得它不知是像祭祀用的器皿呢，還是像立在四個短木樁上的小屋。不過給人的感覺更像小屋，這從它印有花格的綢布簾子可以看出來。簾子里面隱約現出一個正襟危坐的人影。

夏伯陽從馬車上跳下來，向轎子走去。

“您好，男爵，”他說道。

“您好，”簾子后面傳來低沉的聲音。

“我還有一個請求，”夏伯陽說道。

“我料想，您這次又不是為自己來的吧。”

“對，”夏伯陽說道，“您還記得格里戈里·科托夫斯基嗎？”

“記得，”轎子里的人說道。“他怎么了？”

“我沒法跟他解釋清楚，究竟什么是智慧。今天早上他竟逼得我動用了手槍。凡是可以說的，我已經跟他說過很多次了，因此需要演示一下，男爵，讓他開開眼界。”

“您的問題，親愛的夏伯陽，太單調乏味了。您要庇護的人在哪里？”

夏伯陽轉過身子朝科托夫斯基的馬車招了招手。

轎子的簾子撩開了，我看到一個四十歲左右的男子，淡黃的頭發，挺拔的額頭，冷酷而又無神的眼睛。盡管他留著兩撇韃靼人的唇髭，已有好幾天沒刮臉，但模樣卻很斯文；他的衣著看上去很古怪，不知是黑色的教袍呢，還是軍大衣，式樣很像半圓形領口的蒙古長袍。說實在的，若不是看見了他的將軍肩章，我是永遠也不會想到這是軍大衣的。他的腰間掛著一把軍刀，跟夏伯陽的一模一樣，只是系在刀把上的穗子不是淺紫色的，而是黑色的。他的胸前并排掛著三顆銀色五角星。他快速從轎子里走出來(原來，他幾乎比我高一頭)，并打量了我一下。

“這是誰？”

“這是我的政委彼得·虛空，”夏伯陽回答道。“他在柳樹站那一仗里表現不俗。”

“聽說過一些，”男爵說道。“他是為同一件事來的？”

夏伯陽點點頭。榮格倫向我伸出手。

“很高興認識您，彼得。”

“彼此彼此，將軍先生，”我握著他那有力而干枯的手答道。

“就叫我男爵吧，”榮格倫說完轉向走過來的科托夫斯基。“格里戈里，好久不見……”

“您好，男爵，”科托夫斯基回答道。“見到您我打心底感到高興。”

“從您蒼白的臉色來看，您見到我確實高興，高興得渾身的血液都流到心臟去了。”

“才不是呢，男爵，這是憂國憂民的結果。”

“哦，您又捍衛起舊的東西了。我不贊成。不過，我們還是不要浪費時間了。我們去走走怎么樣？”

榮格倫朝土門方向指了指。科托夫斯基咽了一口唾沫。

“我捍衛的是榮譽。”他回答道。

榮格倫用探尋的眼光看著夏伯陽。夏伯陽遞給他一個紙包。

“這是兩份？”男爵問道。

“是的。”

榮格倫將紙包揣進衣服上的一個大口袋里，摟著科托夫斯基的肩膀，可以說是將他拖向土門的；等他們消失在門洞里，我轉身問夏伯陽。

“土門后面是什么？”

夏伯陽笑了笑。

“我不想破壞您的印象。”

土門后面傳來一聲沉悶的槍響。過了片刻，男爵一個人出現在門口。

“現在該您了，彼得，”他說道。

我疑惑地望了望夏伯陽。夏伯陽瞇縫著眼，肯定地點點頭，且特別用力，好像是要用下巴將一只看不見的釘子釘進自己的胸膛。

我慢慢地向男爵走去。

我得承認，我開始害怕了。倒不是因為我感覺到了大禍臨頭。確切地說，這是對大禍臨頭的感覺本身，但不是那種決斗前或戰斗前的感覺，畢竟那時你知道，最可怕的事情一旦發生，肯定就是發生在你身上。此時此刻，我的感覺是，大禍臨頭的不是我自身，而是我對自我的認知；我并沒有預料到什么可怕的事情，但那個沒有預料到什么可怕事情的我卻突然讓我覺得像是一個在深淵上方走鋼絲的演員突然遇到了越刮越大的風。

“我給您看看我的營地，”等我走到近前，男爵說道。

“聽我說，男爵，如果您準備像槍斃那個中國人一樣槍斃我……”

“您說哪兒去了，”男爵說著笑了起來。“夏伯陽一定是給您講了許多可怕的事。我不是這樣的人。”

他拉住我的胳膊肘，向土門走去。

“我們在篝火中間走走，”他說道，“看看我們的戰士怎么樣。”

“我可沒看見什么篝火，”我說道。

“沒看見？”他說道。“您再仔細看看。”

我又看了一眼兩座山丘之間的亮處。這時男爵猛地在背后推了我一下，我打了個趔趄，撲倒在地上。他的動作是那么突然，以致有那么一剎那我還以為自己是被他一腳踢倒的籬笆門。接著，我感覺到一陣視覺上的痙攣；我瞇縫起眼睛，面前的黑暗中迸射出明亮的斑點，有種用手指擠壓眼睛或頭部劇烈晃動時產生的眼冒金星的感覺。當我睜開眼睛站起來的時候，這些火花還是沒有消失。

我不知道我們身在何處。連綿的山岡，夏天的傍晚——所有這一切都不見了；周圍一片漆黑，在目力所及的地方，閃耀著星星點點篝火。它們按照人為的次序嚴格排列，仿佛縱橫交錯的無形柵欄，將世界分割成無數個方塊。篝火之間的距離大約有五十步，因此，坐在一堆篝火旁的人無法看清坐在另一堆篝火旁的人，只能分辨出一個個模糊的身影，但要確切地說出那里究竟有多少人，或是坐在那里的究竟是不是人，是不可能的。然而，最奇怪的是，我們所在的原野也發生了難以估量的變化，此時此刻，我們的腳下是一塊極其平坦的平地，上面好像覆蓋著一層低矮的枯草，找不出一處凸凹不平的地方，這從周圍的火堆構成的極其平整而端正的圖案不難看出。

“這到底是什么？”我不知所措地問道。

“哦，”男爵說道，“現在，我估計，您能看見了。”

“是能看見了。”我說道。

“這是陰間的一個分部，”榮格倫說道，“是我的領地，進入這里的人大多生前是行伍出身。您大概聽說過瓦爾哈拉宮吧？”

(鄭體武　譯)

注釋：

即道教的主要標志陰陽魚太極圖。

斯堪的納維亞神話中奧丁神之殿堂，陣亡將士靈魂游憩地。

【賞析】

讀完這部小說，讓人有“我在這洪流中的何處？”的感覺。故事發生在何時、何地，讓人捉摸不定。小說在兩個時空上展開情節： 作為1919年夏伯陽政委的彼得·虛空；以及蘇聯解體不久，被關押在精神病院的彼得·虛空。到底哪個才是真實，哪個才是幻境，作者在結構上故意混淆著過去、現在和未來，讓我們游歷其間，不知所措。

主人公虛空覺得自己在1919年是真實的，把精神病院的經歷看作是糾纏著他的噩夢。夏伯陽與他討論這件事時，叫他把這夢境記錄下來，當作真實的事。作者借夏伯陽的口去告訴彼得： 人生如夢。正如作者自己所說：“這是世界文學中第一部情節發生在絕對虛空中的作品。”當然，這可能是作者故弄玄虛，但不可否認的是這部小說確實有點讓人摸不著頭腦的感覺。且不管主人公在哪里，我們可以發現兩個時期都是俄羅斯歷史的轉折時期： 十月革命之后和蘇聯解體不久。在這兩個風云巨變的時代，俄羅斯知識分子都經歷了類似彼得·虛空的那種精神體驗——探求出路，不知所措。所以說，主人公彼得的感受是真切的，是俄羅斯人所體驗過的。一些歷史事件今天這樣說，明天又那樣去評論。想要談真實，卻像在說荒誕的噩夢。俄羅斯的這兩個時代，確確實實地產生過像主人公這樣的知識分子。他們思索、質疑社會的真實與虛幻。他們在神秘主義以及宗教里找尋答案，他們在酒醉后的胡言亂語中道出真實，他們尋找新的精神寄托，他們在夢幻中拼命尋找出路。當我們這樣閱讀時，倒是可以在這部“虛空的小說”中得到一些真實的體驗。

這部小說的成功之處不在于它的故事性，而在于通過荒誕的故事，給人真實感。我們都有這種體驗，好的小說并不是因為作者所說的故事，而是因為他怎么去說這個故事。我們可以在《夏伯陽與虛空》這部小說中感受到真實的永恒。

這里所選的是小說第九章。夏伯陽帶著彼得去找榮格倫，一路上兩人探討著夢與現實。“因為可以掙脫的只能是某種真實的東西”，這是夏伯陽，這個神秘主義者給彼得的建議。小說中，彼得與夏伯陽的交流更像是一個人精神層面的探索，總是玄之又玄的。佩列文借用了許多佛教與道教的東西，更是讓這部小說充滿了后現代之感。選段里，夏伯陽用了一個中國人莊杰的故事，看到這里，中國讀者可能會心一笑。作者化用了我們耳熟能詳的莊周夢蝶的故事。當彼得問夏伯陽為什么他的那個被關在瘋人院的噩夢是如此的真實時，夏伯陽提到了一個總是認為自己是只蝴蝶的中國人莊杰。作者想說的無非就是： 人生如夢。更有意思的是，彼得覺得1919年這個時代更為真實，但是夏伯陽卻讓彼得把他的那個90年代的真實的“噩夢”記錄下來。當榮格倫登場時，我們越發感覺到這個故事場景的非現實性。榮格倫出現的這一章節是小說中非常精彩的一個章節。一種隱喻似的描寫，似乎是幻境中的幻境一般。這隱喻般的描述中，我們看到的是一種命運的、精神的問題。小說中關于榮格倫對“內蒙古”的闡述就是這樣一種隱喻式的，這里的“內蒙古”似乎就是神秘主義者和戰士的虛幻的精神家園。“內蒙古”，不是在蒙古的內部，而是在看得見虛空的人的體內。小說中是這樣來寫的，這樣又把讀者帶入了一個無法解釋的怪圈。當榮格倫帶著虛空前往陰間時，“人為什么活著？”這個問題引了進來。彼得·虛空的問題從“我活在哪里？”變成了“人為什么活著？”不管是十月革命時期也好，蘇聯解體之后也好，“我該怎么辦，我能做些什么……”是所有俄羅斯知識分子追尋的問題。小說里并沒有給出答案，作者試圖引導我們去思考這個問題。在小說中，到處充滿了反諷與可笑的情節。通過這樣一種隱喻式的描寫，我們在閱讀中，會時不時地思考，會時不時地會心一笑。

小說的結構是具有原創性的。一個人在兩個時空里，有著不同經歷，卻有著相似的感受。這種歷史的相似性，給了讀者這樣一種啟示： 在短暫流變的生活中，一些精神體驗總是相似的。這就是歷史給我們的借鑒。本書真正要我們去做的就是對歷史進行反思，反思十月革命，反思蘇聯解體。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我們現在的生活，避免重蹈覆轍。看完本書，我們都會體會到，盡管在兩個不同的時空中，虛空的體驗似乎都是一樣的： 找尋出路，但不得其所。而俄羅斯歷史上的兩個重要的轉折時期都在書中得到了哈哈鏡似的反映。在詼諧荒誕的故事情節里，我們可以感受到一種悲劇性的氣氛，一種俄羅斯知識分子在特定歷史時期中的苦悶。

俄羅斯能走向哪里？改革之后的俄羅斯，究竟應該如何定位？在閱讀完這部小說之后，我們不禁會引發這樣的聯想。這也是現今俄羅斯人仍然在思考的問題。現在的俄羅斯會不會完全融入西方世界，是大家都關注的問題。小說避開現在的俄羅斯不談，但閱讀中，我們自然而然就會聯想到現在的俄羅斯。這就是這本小說的魅力所在。

一個社會和文學上的過渡時期，能給人以想象和希望的空間，同時也會帶來失落和彷徨的心境。作為過渡時期的作家，佩列文仿佛在通過自己的創作進行某種消解。不過，在他的消解之中有著淡淡的懷舊，在他的嘲諷之外又流露出深深的擔憂。佩列文在小說中的語言頗為隨意，帶有較強的諷喻和調侃意味。作者試圖通過對書中人物的夸張表述，反映過渡時期俄羅斯社會光怪陸離的現實生活。這種表述，頗有當年果戈理“含淚的笑”的感覺，讓讀者在一笑之余，深深地感受到俄羅斯知識分子的悲哀。

《夏伯陽與虛空》這部小說頗有爭議，有的評論家推崇備至，有的評論家批判有加。不過平心而論，這部小說引人入勝，人物塑造和情節結構上都有很強的創新性。讀者閱讀時可能一時不知講什么，但讀完會受到啟發。小說中反映的困惑和無奈，可以說是一個實際癥狀，小說里有，現實里也有。

(林　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