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是一種判斷，也許跟愛憎好惡有關，也可能攸關是非高下。人生常常面臨許多抉擇與考量，如果態度缺乏審慎，眼光不夠遠大，縱然不至于一著錯，滿盤皆輸；也會因疏忽任意，而距離目標漸行漸遠。就論文選題而言，主觀之認定，當下之抉擇有三；客觀之規劃，未來之考量亦有三。為求學術研究之可大可久，本文較側重未來之考量。

一、 當下之抉擇

撰寫論文的當事人，在選擇題目的同時，必須衡量自身的性向、學養與識見。由于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因此，個人條件不同，選擇就有差異。假設只看現階段的主觀條件和需求，不同個人的當下抉擇，其個別差異大抵表現在三方面：

（一） 興味

每個人天生的性向不同，或傾向于文學美感，或偏重于義理思辨，或醉心于訓詁考據；或追求創造發明，或熱衷規劃設計，或喜愛經營管理，或雅好數理邏輯，不一而足。選擇論文題目時，有“自知之明”很重要。選擇跟自己性向相當的選題，適才適性，最能發展良好。因為喜歡，才有可能全力以赴，百折不回。興味，是完成理想選題的動力和助力。有了興致和趣味，做學問就能事半功倍，深造有得。因為，學術研究是一條漫長、艱辛、寂寞的心路歷程，有了興味作伴相隨，才能可大可久。

（二） 適中

論文選題之難易、大小，有其客觀性。研究者面對題目，宜衡量自我之學養、能力、程度，進行“自知之明”的選擇。就個人主觀條件而言，題目的難易深淺度要適中，論文規模的大小廣狹度也要恰當適中。如果碩士論文選了博士學位的題目，助理教授升等選了教授論文的題目，追求高遠目標、知難而進的精神固然可嘉，然而跨度過大，學養、經驗、方法還不到火候，觸犯了“學不躐等”的研習禁忌，注定事倍功半、吃力不討好，大可不必。反之，柿子挑軟的吃，舍難取易，舍大就小，畫地自限，回避挑戰，也未免自甘墮落，不知長進。

（三） 陌生化

研究者的識見，有高、低、寬、窄之別；論文題目也有熟、常、凡、俗與陌生、新鮮之分。眼界高、視野寬，就不會選擇凡常平庸、熟爛陳俗的題目，炒冷飯，人云亦云；因為了無新意，難有創發。學術研究好比蠻荒探險，以觸處陌生，隨時新鮮為上。又好比馮友蘭說新理學，強調“接著講”，不是“照著講”；追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論文選題要求陌生化、新鮮感，避免熟、常、陳、俗，這才能指出向上一路，具有挑戰性、開拓性和創發性。廣博的閱讀，可以培養眼界；深刻的思考，創意的發想，可以增長識見，發現新的學術生長點。對于生發問題意識，形成陌生而具創意之論文選題，都有助益。

二、 未來之考量

論文寫作，固然應著眼于研究者之學術興味，斟酌論文程度之難易，權衡規模之大小，還要顧及選題之陌生感和創意化。同時，對于論文完成后之未來可能，亦當作高瞻遠矚之考量，所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學得屠龍之技，將來無龍可屠，《莊子》寓言早有提撕；倒不如當下就實事求是，進行長遠研究之生涯規劃。筆者以為，論文寫作之未來考量，可以朝三方面推敲：

（一） 學以致用

傳統學術，自先秦兩漢以來，大抵強調經國濟民、內圣外王、明體達用、經世致用，明清時期崇尚實學，其終極關懷，要皆切于民生日用，不尚空談，多講究實用應用、學以致用。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Peter Ferdinand Drucker，1909—2005）針砭美國大學教育的缺失，以為“都以學科為主”，“是以產品為導向，而不是以市場或最終用途為出發點”；然而職場需求的人才，“愈來愈強調應用，而不是學科的訓練”。如果研究論文在選題的當下，能同時兼顧未來的應用，考量“市場或最終用途”，相信學成業就之后，將更具職場競爭優勢，將更能學以致用、學用合一。就切合民生日用而言，語文交際能力之提升與強化，非常重要。如果論文寫作能研究《鬼谷子》之裨闔術、《左傳》之縱橫學、《戰國策》之說服術，就政治、外交、商業、談判而言，是一大利多。假設選擇論文寫作是兵法謀略、創造變革、禪宗思維、詩歌語言等等選題，學以致用目標聚焦在管理企劃、產品研發、規劃設計、文化創意諸方面，“以最終用途為出發點”，凸顯實用應用為導向，將不會有“屠龍之技”的遺憾。由此觀之，董仲舒之名言，似可改為“正其誼而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此日本澀澤榮一儒商之精神，與時俱進，自然大有可為。

自從喬布斯（Steve Jobs，1955—2011）蘋果電腦問世之后，創意作為人文的軟實力，就經常被提及。所有成功的故事，都開始于一個偉大的創意發想。世人逐漸意識到“創意”的魅力，以及它無所不在的能量。創意，學名叫做創造性思維，或創意思維，其特色為超越傳統、妙脫蹊徑；為不可思議，匪夷所思；為謝絕標準化、格式化，不雷同、不盲從。其表現往往為思維形式之反常性，思維空間之開放性，思維成果之獨創性。因此，善加運用創意于文藝創作、產品研發，將可望有獨一無二之成果，顛覆傳統、卓越創新之品牌。創造思維推廣于經營管理、規劃設計、談吐思辨，乃至于教學研究，往往可作主導策略，成為揚棄慣性思維，改變現有格局的指南針。因此，“創意”的研究，成為當今熱門選題。

縱觀古今中外的文學史、藝術史，可以一言蔽之，曰“模擬與創造”之辯證。程千帆教授《文論八箋》提示：“合多離少為模擬，合少離多為創造。”此就相互比較而言。古往今來，舉凡出類拔萃之一流文學或藝術作品，無不信守“陳言務去”，追求“詞必己出”。文、賦、詩、詞、曲、小說、戲劇如此；書法、繪畫、音樂、雕塑、電影，亦不例外。如果論文寫作能夠選擇某些一流作家、杰出藝術家之經典作品，進行創造性思維之梳理與研究，然后提煉出系列之創意方法；再集思廣益，萃取出系列之創意發想，可以提供學術界、企業界之借鏡與參考。證明人文的軟實力，可以有功于政治運作、外交談判，有利于科技界、企業界、產業界，甚至可以影響一般人之談吐思辨，此之謂學以致用，學用合一。

知識的傳播媒介，晚唐五代以前靠手寫謄抄，所以流通緩慢，閱讀量有限。趙宋開國，標榜右文，科舉考試與雕版印刷相輔相成，推動政策，導致寫本、印本競奇爭輝。因此，圖書閱讀之信息量驟增，普及教育，推手變革，華夏文明蔚為登峰造極，若稱知識爆炸，亦不為過。面對汗牛充棟、琳瑯滿目之書籍，碩儒通人于是紛紛著書立說，企圖金針度人，提示種種讀書方法，如北宋五子、蘇軾、朱熹等，見于語錄、語類、筆記、書信、序跋不知凡幾，檢索《全宋文》《全宋筆記》可知。又讀書有得、觀書有感，形諸吟詠，載存于讀書詩者，數量在一千首以上，翻檢《全宋詩》可見。如果論文寫作，選擇研究宋人的讀書法，就像學界研究《朱子語類》中朱熹的讀書法般，探討閱讀哪些書籍？為什么是這些書？如何有效閱讀這些書？初步得出宋人讀書法的大凡，進階可以提煉足供今人取用之閱讀術。當然，研究若能進行跨領域研究，落實學科整合，將更為理想，像借鏡傳播與接受理論、參考閱讀心理學、認知心理學、學習心理學、教育心理學等學說，所得研究成果有了社會科學理論的支撐，將更具說服力。居今之世，可以不寫作，但不能不閱讀；如何讀書較有效率？研究宋人讀書法，自然是可以一個考慮的實用選題。當然，宋以后之元明清各代，也可以比照考量。

“夢與文學”，是一處值得組織研究團隊之系統論題。從《左傳》《周禮》《莊子》《列子》以下，《史記》《漢書》等二十五史，詩詞、文集、筆記、小說、戲曲，原典文獻無處不有。研究方法假如只是單科獨進，只就夢文化談夢，就文學論文學，觸發將極其有限。如果能夠跨領域、跨文化探索，邀請心理學、腦神經科學、精神醫學等領域學人合作，對于夢的心理分析，進行破譯解碼，將是較具意義的學術研究工程。研究成果之實用性、影響力，或許可以媲美弗洛伊德“夢的心理分析”也說不定。

（二） 系統研究

有心選擇學術研究，當作一生志業者，在進行論文選題時，有必要特別注意本題目與未來研究之系統性、延續性。換言之，應該審慎規劃，選擇某一塊研究領域，而不單單作一個研究論題。一塊研究領域，可供開發十個，或更多的論題。由于前后論題相關，自成一個研究系統，所以成果自然累積，心得容易觸發擴大。省時省力，又事半功倍，所以值得鼓勵、提倡。論文選題、論文寫作如果不如此設計，而又必須恒常持續作研究，勢必經常另起爐灶，重新摸索。由于時間分散，心力未能集中，其結果將如孟子所云“掘井九仞而不及泉”，仍然是一口水源不足的廢井。反之，若抉擇一塊值得開發的研究領域，持續作三、五年之系列探討，將容易因綆長汲深，而精益求精，深造有得。《中庸》稱“本立而道生”，《孟子》云“盈科而后進”，其此之謂。

清初金圣嘆（1608—1661）批《西廂記》，《讀〈西廂記〉法》中有一段話對于論文寫作，極富啟示性：“文章最妙，是目注彼處，手寫此處。若有時必欲目注此處，則必手寫彼處。一部《左傳》，便十六都用此法。若不解其意，而目亦注此處，手亦寫此處，便一覽已盡。”金圣嘆認定：“《西廂記》純是此方法，《左傳》《史記》亦純是此方法。”所以說：“我批西廂，以為讀《左傳》例也。”金圣嘆所言，雖說《西廂記》《左傳》《史記》之寫作，其實，論文寫作也適用上述方法。所謂“目注彼處，手寫此處”“目注此處，手寫彼處”，這是運用系統思維，宏觀視野，作全方位之整體考量，關注局部和整體，要素和系統間之關系，著重從整體上掌握事物，強調事物的結構和功能（劉長林《中國系統思維》）。《左傳》為編年體，相關事跡不連貫，故須運用屬辭比事、系統思維，以考索《春秋》之微辭隱義，《史記》踵事《春秋》，述楚漢之爭以來至漢武帝事，觸忌犯諱者多，于是擬《春秋》而推見至隱，變屬辭比事為全書互見。金圣嘆所謂“目注彼處，手寫此處”“目注此處，手寫彼處”云云，即是系統、整體、宏觀考察之運用。

論文選題與寫作，跟歷史編纂、文學創作，運用系統思維亦相通相融。前文提及，為進行延續性研究，論文選題就得作系統化之規劃，尋覓一處可大可久之研究領域，審慎尋繹抽理出可供系列探討的議題，也許有五個選題，也可能十個，或更多，仔細推敲商榷，確定無誤之后，列入未來系統探究之架構中，隨時候用備用。當開始執行此一系列計劃時，就自然而然如金圣嘆所云“目注彼處，手寫此處”或者“目注此處，則必手寫彼處”。反正寫此、寫彼，都是系統架構之一部分，或先或后，無礙于系統之整體論述；“目注彼”“目注此”，為溫習局部和整體，要素和系統之緊密連結，有助于論題之持續探討，層面之延展和擴大。假如論文寫作不作延續性之規劃，并非系統化設計，那么，每篇論題，孤另獨立，不相統屬。每篇論題都只是開始，也同時宣告結束。既無由盈科而后進，更不能厚積而薄發。于是，論文寫作，也只能“目亦注此處，手亦寫此處”。就系統思維，持續研究而言，真的是“不解其意”，而有遺憾了。

譬如漢董仲舒著《春秋繁露》，顯然標榜《公羊春秋》之學說。段熙仲《春秋公羊講疏》有《屬辭》一編，提示《公羊》學極關注文章之修辭。余治平《董子春秋義法辭考論》，亦設專篇論述《春秋繁露》之修辭。如果選擇“《春秋繁露》之修辭觀”，作為研究論文題目，并未作“盈科而后進”之規劃，當然未嘗不可。但這只是金圣嘆所詬病的“目亦注此處，手亦寫此處”而已，未免有局限，缺乏延續性、系統化，豈不可惜？如果我們揚棄慣性思維，由此一研究點，拓展成為線、面、體，則是系統化規劃，持續性研究之設計。大可以追本溯源，往上深入考察《公羊傳》之修辭觀；再移換研究文本，為漢何休《公羊解詁》、唐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以探究其流變；其次再轉移探討焦點為清代莊存與《春秋正辭》、孔廣森《春秋公羊通義》、皮錫瑞《經學通論》、廖平《公羊何氏解詁三十論》。于是涉及八部《公羊》學經典之系列研究，就“修辭觀”視角，系統化、整體性上究下探；或先或后作“源流正變，因革損益”之考察。若作持續性、系統性論述，時間勢必長達八年以上。因為是系統研究，相關論述成果自然容易累積，所謂“致廣大而盡精微”，此中有之。要之，“目注彼處，手寫此處”“有時必欲目注此處，則必手寫彼處”，確實堪作系統性規劃之執行要領。

經典詮釋之方法，宋元與漢唐有別。北宋自孫復、邢昺、王安石、劉敞、孫覺、蘇轍、張大亨、蕭楚、程頤，至胡安國著《春秋傳》，經典解讀已發展為義理學和性理學之創意詮釋，與漢唐之章句訓詁“因注迷經，因疏迷注”判然不同。尤其從孫復《春秋尊王發微》，經程頤《春秋傳》，到胡安國《春秋傳》，經學之理學化、《春秋》之性理學已隱然成形。清乾嘉漢宋之爭所謂宋學，率指此等。《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敘》稱二千年來之儒學，“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為勝負”。如此說來，宋學與漢學平分二千年儒學之秋色，所謂創意詮釋之優劣得失如何，當然很重要。如果據此規劃，提出“《春秋》宋學與創意詮釋”的系列研究，先后選擇孫復、程頤、胡安國三家之《春秋》學，作由點而線之研究；隨后再規劃高閌《春秋集注》《朱子語類·春秋綱領》、張洽《春秋集注》、李明復《春秋集義》；元趙汸《春秋師說》、汪克寬《春秋胡傳附錄纂疏》；明湛若水《春秋正傳》、王樵《春秋輯傳》；清張志超《春秋宗朱辨義》、方苞《春秋通論》《春秋直解》等十二家原典文獻，進行面與體之考察。《春秋》宋學是否如《四庫》館臣所評，穿鑿臆斷、破碎繳繞；橫生議論，捍格不能自達？“《春秋》宋學與創意詮釋”之系統論述，將可望釋疑辨惑。系統研究，不僅可大可久，更貴在能“致廣大而盡精微”。

金圣嘆《讀〈西廂記〉法》所謂“若有時必欲目注此處，則必手寫此處”，好在無論目注、手寫；此處、彼處，要皆系統架構中之局部與要素，孰先孰后，無傷大雅。如筆者先研究蘇軾、黃庭堅之題畫詩，于探索題畫馬、題畫山水、題畫人物之后，深覺學而后知不足，于是廣讀畫論、鉤稽筆記、梳理序跋，然后論述詩畫相資，意境拓展。之后，知杜甫詠畫二十四首，為唐宋題畫詩之先河，乃撰寫《杜甫題畫詩與詩學典范——從〈苕溪漁隱叢話〉論杜甫畫山水詩切入》，作為沿波討源。其后，又折回北宋，論蘇、黃之墨竹畫禪；再順勢留意南北宋之交，論述詩人之墨梅畫禪與比德寫意。最近出版《唐宋題畫詩及其流韻》，即部分成果。若欲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可考慮研究南宋江西詩派題畫詩、孫紹遠《聲畫集》，以及御定《歷代題畫詩類》。掌握本末源流，較容易可大可久。

又如研究韓愈“以文為詩”，應一并規劃歐陽修、蘇軾、黃庭堅，以及江西詩人之“以文為詩”；甚至清代桐城派詩人、同光派詩歌，以及“五四”時期宗法宋詩之胡適等所作現代詩，多值得系統掌握，宏觀論述。遺傳醫學“人類基因圖譜”（Human Genome Map）之概念，不妨轉化運用到風格傳衍、文學流派之研究上。其他如“以賦為詩”“以賦為詞”“以賦為文”之創意組合，破體研究，要皆為改良體格，而進行文體混血，其中優劣得失，可以一并處理探討。方以類聚，物以群分，都可以提供延續研究之利基，系統研究之參考。

（三） 前瞻論題

學術論文，講究推陳出新，追求創造發明。于是學界之新知新覺往往開風氣之先，提示熱門議題，甚至前瞻性議題。由于孤明先發，一時響應者不多，探討發掘自然有限。如果經過可行性評估，確定可以投入研究，這種前瞻性議題，就很有開發之價值。不過，話說回來，既然號稱“前瞻”，就是學術先鋒，就是研究前驅，披荊斬棘，過程是辛苦的；但最終能采銅于山，成果卻是甜蜜的。

清趙翼（1727—1814）《甌北詩話》推崇獨到創新，標榜“書，未經人用過；意，未經人說過”之“新”。北京大學季羨林教授亦云：“沒有新意，不要寫文章。”真是談何容易！陳寅恪（1890—1969）為陳垣《敦煌劫余錄》作序，強調學術研究要追求“預流”。能關注“預流”，較有可能新創發明。這“預流”，就是前瞻性論題：

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于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二十世紀上半葉，敦煌學的研究，是時代學術的新潮流；王國維研究甲骨文，提出二重證據，后來饒宗頤續提四重、五重證據；隨著郭店竹簡、上博簡、清華簡之重見天壤，出版流傳，于是二十世紀后半葉以出土文獻為“預流”。無論敦煌寫卷、壁畫，甲骨、鐘鼎文字，戰國竹簡、西漢竹簡等出土文獻，或塵封二千余年，或消失千余年，就文獻之陌生化而言，都是“未經人用過”。參與研求此中文獻，要提出“未經人說過”之心得創見，自然較容易。欲參與此潮流，當先預知此潮流之虛實。心胸開放，眼觀八方，熟悉學術市場之走向，了解當代學風之趨勢，則思過半矣。所以陳寅恪說：預流，絕非“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

自從上世紀中葉，陳世驤提出“抒情，為中國文學傳統”之命題后，東西方漢學界深以為然，紛紛撰文闡發。歷經高友工、王德威諸賢，至今仍方興未艾，此堪稱文學界之預流。西方小說敘事學之發展，附庸蔚為大國，形成敘事學之研究熱潮。流傳至東方，兩岸三地紛紛著書立說，以之探討史傳、小說、變文、戲劇之敘事學，特別關注情節之推動、形象之塑造、對話之穿插、觀點之提示、主題之凸顯、視角之定位。雖然夏志清（1921—2013）早已提示：“我們不應該以西方小說中的準則，來研討中國小說。”葉維廉（1937—）也看出其中癥結：“問題出在‘模子’應用的假定，是否合宜。”四川大學曹順慶教授十幾年前，也憂心這種“失語癥”之文化病態，呼吁學界“返回精神家園”，重建中國文論之“話語權”。但是四五十年過去了，敘事學仍然是西方敘事學的天下。

最近二十年來，逐漸有標榜本土之敘事學論著出版，如王靖宇《中國早期敘事文論集》、楊義《中國敘事學》、董乃斌主編《中國文學敘事傳統研究》、傅修延《先秦敘事研究——關于中國敘事傳統之形成》等。前三書論敘事學，雖標榜“中國”，基本上西方敘事學的成分還是很濃厚。上海大學董乃斌教授書名，特別標明“中國文學敘事傳統”，可見有與“中國文學抒情傳統”分庭抗禮之意味。揭示“敘事傳統”，為天下倡，期望激起研究熱潮，成為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學研究之新潮流，當是董教授之初衷本意。《中國文學敘事傳統研究》，所論敘事傳統，涉及漢字構型、《文心雕龍》《史通》《新唐書》、樂府、詩詞、唐賦、散文、《西廂記》《三國演義》《聊齋志異》等，確實都是傳統文學中之敘事文本。不過，詮釋方法并不傳統，而多借鏡西方之敘事模式。若能采傅修延《先秦敘事研究》之詮釋法，奉《春秋》書法為敘事法度，敘事規則，且作為衡量文學性敘事之標準，則較順理成章。

為了“返回精神家園”，重建中國文論之話語權，筆者最近三年持續發表有關《春秋》《左傳》《史記》，以及方苞古文義法之論文，多達20篇。其中如《比事屬辭與章學誠之〈春秋〉教：史學、敘事、古文辭與〈春秋〉書法》《書法、史學、敘事、古文與比事屬辭——中國傳統敘事學之理論基礎》，較具代表性。選擇《春秋》《左傳》《史記》三書，作為中國傳統敘事學之經典，以比事屬辭之《春秋》教為綱領，其初體現為《春秋》書法，繼之則衍化為歷史編比、敘事藝術、古文義法，彼此同根共本。其后，發而用之，才展現中國傳統敘事學之千姿萬態、大江大海。讀者不妨參考傅修延及筆者論點，進而考察《左傳》《史記》《漢書》《三國志》《新五代史》《資治通鑒》《通鑒綱目》；以及志怪、傳奇、變文、話本、小說、戲曲等敘事文學。胡適于民初就主張：“整治國故，必須以漢還漢，以古文還古文，各還它一個本來面目。”談中國敘事傳統，回歸《春秋》《左傳》《史記》經典，筆者以為，在“中國文學抒情傳統”研究熱潮漸退之后，取而代之者，將是“中國文學敘事傳統”之探討。期待治學之士，多多“預于此潮流”，共同研發“中國文學敘事傳統”之學術處女地。

日本京都學派內藤湖南、宮崎市定，提出“唐宋變革”論、“宋代近世”說，史學界、文學界喧騰多時，影響仍在持續中。內藤研究中國歷史的分期，以為唐代為中古歷史的結束，宋代為近代歷史的開端；同時認為：宋代為近世的開端，自宋迄今，千年一脈云云。由于論點有待證實，故歐美漢學界謂之“內藤假說”，或“內藤命題”。胡適、王國維、嚴復、陳寅恪、傅樂成論史學，多推衍其說；錢穆、繆鉞、錢鐘書、王水照說思想、文學，亦多暗用或化用其說。這方面的相關論文，可參考張廣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唐研究》第11卷，2005年）、柳立言《何謂“唐宋變革”》（《中華文史論叢》2006年第1期）、王水照《重提“內藤命題”》（《鱗爪文輯》卷三）。唐宋轉型論，應用于東西方學界，文學方面的博士論文居多，不下十部；思想方面次多，經眼有三四部。唯史學領域有爭議，經學研究闕而弗論。唐宋之際是否存在重大之變革？如何變革轉型？宋代果真是近代史、現代史、當代史之開端？宋代到現當代如何見得是“千年一脈”？所謂內藤命題可以普遍適用于經學、史學、義理、文學、藝術，甚至于醫學嗎？這些都期待學界之申說論證。“唐宋變革”論，正是時代學術之新潮流，很值得作為選題考量。

知識傳播之媒介，從書諸竹帛，到寫于紙張，已是一大躍進。晚唐五代至宋初，再從手寫謄抄變換為雕版印刷，寫本轉為印本，更蔚為知識之革命。由于印本具有“易成、難毀、節費、便藏”四大優長，傳播效應化身千萬，無遠弗屆，所以在西方，印刷術被譽為“文明之母”“變革之推手”。雕版印刷在兩宋，既號稱黃金時代，所以蘇軾《李氏山房藏書記》預言：“學者之于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于昔人。”誠然！誠然！錢存訓（1910—2015）為研究書史及印刷史之權威，曾呼吁學界研究印刷文化史：

近代中外學者對于印刷史的研究……更有一個較新的趨勢，可稱為印刷文化史的研究；即對印刷術的發明、傳播、功能和影響等方面的因果加以分析，進而研究其對學術、社會、文化等方面所引起的變化和產生的后果。（錢存訓《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第十章（四）《印刷術在中國社會和學術上的功能》，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56—358頁）

印刷術的普遍運用，被認為是宋代經典研究的復興，及改變學術和著述風尚的一種原因。（同上）

誠如錢存訓所言，印刷文化史之研究，值得提倡推廣，唯響應者寥若晨星。從寫本文化到印本文化，就傳播、閱讀、接受、反應而言，生發顯著之變化：知識傳播之流通加快加廣，閱讀的質量增高增多，接受之判斷追求創意，反應于影響呈現焦慮。古登堡（Gutenberg Johann，1397—1468）發明活字版印刷術，對于中古歐洲，改變了閱讀環境，影響了接受反應，加速古老變革，重組文學領域，催生創新體類，征存更多之傳統典籍，更引發宗教革命，文藝復興。標榜“知識就是力量”的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曾推崇印刷術在文學之影響力，以為媲美火藥在戰爭，指南針在航海，對全世界面貌和狀態，都作了革命性的改變。場域移換到東方宋朝，雕版印刷因應右文政策，在兩宋所生發之傳媒效應，較諸古登堡之活字印刷，理應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就是印刷文化史探討的課題。由于關系到學科整合、交叉研究，頗具挑戰性，所以學界問津者不多。筆者關注這個課題已長達十年以上，為響應錢存訓印刷文化史之提倡，曾出版《印刷傳媒與宋詩特色》一書，論證宋詩特色之形成，深受印刷傳媒之影響。《自序》曾提供學界可以進一步探討之課題有十：如讀書撰述之昌盛、閱讀習性之改變、讀書方法之注重、創作法度之講求、詩話評點學之崛起、校讎版本學之建立、文學創作之嬗變、經典研究之復興、學術風尚之轉變，以及雕版圖書之監控等等，期待大家有志一同，群策群力開發印刷文化史之研究。推而廣之，除文學發展自成一家以外，宋代號稱經學復興、史學繁榮、理學形成，《本草》學昌盛，筆記、詩話、書論、畫學、評點崛起，是否皆與印本作為傳播媒介有關？更推而拓之，可以考察兩宋以后之元、明、清之學術發展，與印刷術之廣泛應用亦當有千絲萬縷之關連，在在值得探討深論。

三、 結語

《禮記·大學》稱：“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無論當下的決定，或未來的考量，都是知止的工夫。唯有“知止”，論文寫作才能定、靜、安、慮、得。謀定而后動，既是一切言語行為、規劃設計的不二指南，故選題的主客觀斟酌，成為論文寫作的先發作業。

（作者單位：香港樹仁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