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賀的詩歌創作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樂府歌詩，以致他全部作品都被稱為“歌詩”。作家的創作都是特定文學觀念主導下的自覺的創造活動。李賀短暫的生命沒有可能像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等人那樣獲得豐富的人生體驗，他一生最重要的經歷就是任奉禮郎，時間從元和六年秋冬至元和八年春天，前后跨三年之久，而且是他的詩歌天才幾近發揮到最充分的21至24歲的階段。此前的詩歌耽于幻想，受楚辭和李白的詩歌影響較為明顯，任奉禮郎期間及以后，不僅描寫樂器及音樂的詩歌多起來，而且詩歌中仙鬼意象明顯偏多。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把目光投射到李賀這一段重要的經歷上來。但是歷代（含當代）的學人都認為這一卑微的官職，對李賀只有負面影響，既讓他感到屈辱壓抑產生心理失衡，又使他貧困潦倒導致身體患病加劇，最后讓他變成“畸形兒”。毋庸諱言，奉禮郎對具有“唐王諸孫”高貴身份的李賀來說，并非理想的職位，但升遷官職有一定的程序，若積以時日，循資遷轉，也不是沒有晉升的可能。再換一個思路，李賀整天生活在繁瑣無聊的職事里，沉浸在莊重肅穆的祭祀活動中，天天都要與樂器、音樂打交道，難道就不會對他產生一些正面影響嗎？

奉禮郎，是太常寺的屬官，太常寺最高長官是正三品的太常卿，“掌邦國禮樂、郊廟、社稷之事，以八署分而理之：一曰郊社，二曰太廟，三曰諸陵，四曰太樂，五曰鼓吹，六曰太醫，七曰太卜，八曰廩犧”（劉昫《舊唐書·職官志三》，中華書局1975年版）。除后面三項外，前五項都與祭祀相關，而祭祀又離不開音樂?？梢哉f太常寺是唐代重要的機關，官員設置有：“少卿二人，正四品；太常丞二人，從五品上；太常主簿二人，從七品上；錄事二人，從九品下；府十二人，史二十三人。博士四人，從七品上；謁者十人，贊引二十人。太祝六人，正九品上，祝史六人，奉禮（郎）二人，從九品上。贊者十六人。協律郎二人，正八品上；亭長八人，掌固十二人，太廟齋郎，京、都各一百三十人。太廟門仆，京、都各三十人?！保▍前矗洪L安太常寺合計有290人上班，規模也不算小，如果加上洛陽的人員配置，則多達450人。）在規模較為龐大的供職人員中，奉禮郎負責掌“朝會祭祀君臣之版位。凡樽卣之制，十有四，祭則陳之。祭器之位，簠簋為前，簦钘次之，籩豆為后。大凡祭祀朝會，在位者拜跪之節，皆贊導之，贊者承傳焉。又設牲牓之位，以成省牲之儀。凡春秋二仲，公卿巡陵，則主其威儀鼓吹之節而相禮焉”（《舊唐書·職官志三》）。職務較為瑣碎而且繁忙，幾乎一年四季都有祭祀太廟、巡祀山陵或郊祀的工作，難得的閑暇時間還可能要修整樂器、培訓樂工、校正樂譜、排練演奏等。

兩《唐書》李賀傳記及《唐才子傳》等書，都認為李賀曾任“協律郎”。吳企明先生已在《唐才子傳校箋》一書中作了較為清晰的辨正。但是，我認為雖然李賀不大可能由正八品的協律郎遷為從九品的奉禮郎，但是應當注意這一錯誤中隱含的重要信息：因李賀精通音樂和樂理，又擅長撰寫歌詩，故有這樣的錯訛。從另一個角度看，奉禮郎與協律郎有重要的聯系，即都應該精通音樂。查《舊唐書·職官志》：協律郎“掌和六呂六律，辨四時之氣，八風五音之節。凡太樂，則監試之，為之課限。若大祭祀饗宴奏于廷，則升堂執麾以為之節制，舉麾工鼓柷而后樂作，偃麾戛敔而后止”（《舊唐書·職官志三》）。主要是制定樂律，在祭祀或宴享時主持音樂的開始演奏和終止，相當于現代樂隊的指揮。從情理上看，奉禮郎與協律郎相同之處是在同一地點——太廟、山陵——供職，只是各自分管的工作內容不同，都是為皇帝及其諸王、貴戚、大臣們祭祀時提供服務。不同之處，協律郎還有在皇宮大殿主持演奏的機會（《舊唐書·音樂志二》載：“宴享陳《清樂》《西涼樂》。架對列于左右廂，設舞筵于其間。舊皇后庭但設絲管，大業尚侈，始置鐘磬，猶不設镈鐘，以镈磬代。武太后稱制，用鐘，因而莫革。樂縣，庭廟以五彩雜飾，軒縣以朱，五郊則各從其方色。每先奏樂三日，太樂令宿設縣于庭，其日率工人入居其次。協律郎舉麾，樂作，仆麾，樂止。文舞退，武舞進。若常享會，先一日具坐、立部樂名封上，請聽奏御注而下。及會，先奏坐部伎，次奏立部伎，次奏蹀馬，次奏《散樂》而畢矣?！保┒疃Y郎則只能在太廟和山陵。這兩個職務都與太樂署關系密切。《舊唐書·職官志三》載：

太樂署，令一人，從七品下，丞一人，從八品下。府三人，樂正八人，從九品下。典事八人，掌固八人，文武二舞郎一百四十人。太樂令調合鐘律，以供邦國之祭祀享宴。丞為之貳。凡天子宮懸鐘磬，凡三十六簴。凡大宴會，則設十部伎。凡大祭祀、朝會用樂，辨其曲度章服，而分始終之次。有事于太廟，每室酌獻各用舞。（事具《音樂志》）凡祀昊天上帝及五方大明、夜明之樂，皆六成，祭皇地祇神州社稷之樂，皆八成，享宗廟之樂，皆九成。其余祭祀，三成而已。（五音有成數，觀其數而用之。）凡習樂，立師以教。每歲考其師之課業，為上中下三等，申禮部，十年大較之，量優劣而黜陟焉。凡樂人及音聲人應教習，皆著簿籍，考其名數，分番上下。

太樂署是音樂機構，其提供的音樂演奏既有太廟音樂，也有朝享宴會音樂。李賀在行奉禮郎職責的時候，對樂器的擺放應當也是熟悉的，并有可能對各種樂器演奏的技法也較為熟悉，對樂器奏出的樂音也當有深刻的理解。李賀的職務中還有一項是在山陵祭祀時負責“主其威儀鼓吹之節而相禮焉”，即是說對儀仗隊和鼓吹音樂有宣導責任。這樣，李賀的職責還與鼓吹署有關聯。《舊唐書·職官志二》載：

鼓吹署，令一人，從七品下。丞三人，從八品下。府三人，史六人。樂正四人，從九品下。典事四人，掌固四人。鼓吹令掌鼓吹施用調習之節，以備鹵簿之儀。丞為之貳。凡大駕行幸，鹵簿則分前后二部以統之。法駕則三分減一，小駕則減大駕之半?；侍?、皇后出，則如小駕之例。皇太子鼓吹，亦有前后二部。親王已下各有差。凡大駕行幸，有夜警辰嚴之制。（大駕夜警十二部，晨嚴三通。太子諸王公卿已下，警嚴有差。）凡合朔之變，則率工人設五鼓于太社。大儺，則率鼓角以助侲子唱之。

由于要引導諸王、貴戚巡陵，故李賀的職責還應當與諸陵署有關系，《舊唐書·職官志二》：“諸陵署，令一人，從五品上。錄事一人，府二人，史四人，主衣四人，主輦四人，主藥四人，典事三人，掌固二人。陵戶，乾、橋、昭四百人，獻、定、恭三百人。陵令掌先帝山陵，率戶守衛之。丞為之貳。凡朔望、元正、冬至，皆修享于諸陵。凡功臣密戚陪葬者聽之，以文武分為左右列。諸太子陵令各一人，從八品下。丞一人，從九品下?！奔漓氤颂珡R祭祖和山陵祭祀之外，還有意義較為特殊的祭祀天地四方神祇和山川河岳之神，因此奉禮郎的工作還與兩京郊社署有關系，《舊唐書·職官志二》：“兩京郊社署，令各一人，從七品下，丞一人，從八品上。府二人，史四人，典事三人，掌固五人，門仆八人，齋郎一百一十人。郊社令掌五郊社稷明堂之位，祠祀祈禱之禮。丞為之貳。凡大祭祀，則設神座于壇上而別其位，立燎壇而先積柴。凡有合朔之變，則置五兵于太社，以朱絲縈之以俟變，過時而罷之?！?/p>

由上引文獻可以看出，一個小小的奉禮郎，職責所系是很重大的，且與諸陵、太廟、太樂、郊社等，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李賀有將近三年的時間一直生活在音樂演奏、祭祀典禮的環境中，這不可能不對他的創作產生重要影響。過去的研究者多從屈辱低賤的角度論述對李賀產生負面影響，但李賀獲得這一職位也不是很容易的，既要經過一定的考試，又要依靠門蔭，還據說與韓愈的推薦有關（陳允吉先生在《李賀——詩歌天才與病態畸形兒的結合》一文中說：“元和六年〔811〕春，他〔李賀〕應朝廷的征召，離家去長安擔任奉禮郎一職。此項任命可能是照顧門蔭，這一年恰好韓愈入京為行尚書職方員外郎，李賀之得官疑與其之薦引有關。”（《佛教與中國文學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何況從太常寺的官員設置來看，李賀并非是仆役一類的最低賤者，畢竟是帶有品銜的朝廷正式官員，我認為應該換一種眼光重新打量李賀擔任此職的意義，對出身帝王貴胄的李賀來說，此職固然使他深感屈辱，但對李賀詩歌創作來說，至少意義有三：第一，繁冗雜沓、單調乏味、庸俗拘束的生活必然使他身心俱疲，并帶來生理和心理上的壓抑，從而喚醒了他詩歌創作的沖動，欲借此發泄憂郁，擺脫此種壓力；第二，長期浸潤在太廟或山陵的祭祀音樂環境中，晨鐘暮鼓，笙簧竽瑟，對他理解并精通音樂都會有好處，也對他詩歌運用樂器和樂音的描寫產生實際的影響；第三，長期參加在裝飾考究、古色古香的太廟或壯麗宏偉、雍穆寂靜的陵寢中舉行的祭祀活動，與皇帝、王公貴戚們打交道，沉湎于香煙纏繞、莊嚴肅穆的祭祀跪拜氛圍中，對李賀詩歌描寫幽靈鬼怪肯定有深刻的影響，更是激發他馳騁想象于幽冥世界的現實基礎。從某種意義上講，李賀任職奉禮郎一職，不僅是他的詩歌觀念形成的基礎，更為他選擇創作方向提供了可能。換句話說，如果李賀不擔任此職，則他的詩歌也許不會呈現出這種陰森詭譎的面貌。

（作者單位：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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