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絲綢之路”是起始于古代中國而對于中外商貿和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作用的交通道路。到了中古時期尤其是唐代達到了繁榮的頂峰，長安則是“絲綢之路”的起點。這樣一條源遠流長、地域廣博的絲綢之路，融合的政治、經濟、宗教、文化、人物等各方面的歷史和現實內涵，是我們研究任何一段歷史文化和文學藝術都可以涉及的歷史軸線。就文學而言，這條道路也是詩歌、散文、小說、戲曲等各種文學形式所能夠表現的實物載體和記憶空間。唐代著名詩人駱賓王、李白、岑參、高適、王維等，或從軍，或出使，或入幕，或游邊，都在這條道路上留下了燦爛輝煌、絢麗多姿的詩章，成為唐代文學高峰上的明珠。因而絲綢之路也是一條唐詩之路。本刊編輯部特別邀請浙江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胡可先先生，為讀者講述“絲路與唐詩”。

唐代長安的集市主要有東市和西市，西市尤為繁華。這里是“絲綢之路”的起點，西域及中亞、西亞等地的客商聚集于此，運來了各國的金銀珠寶，運走了中國的絲綢瓷器等各種特產。這里曾是大唐盛世的縮影，隨著朝代的更替而湮沒，經過宋元明清的千年滄桑，于上一世紀五十年代遺址又被重新發現。創建于這一遺址上的大唐西市博物館，不僅可以使得人們領略逝去千年的繁華，更可通過其中收藏的文物而跨越遙遠的時空回到盛世的長安。大唐西市因為極度的繁華，也吸引了文人墨客的青睞。他們的生活與此發生了緊密的關系，也留下了一系列不朽的詩篇。

唐代大詩人李白的《少年行》就是描寫大唐西市最為著名的篇章：“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游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李白《少年行》共二首，這是第二首。這首詩描寫的是長安少年的豪俠情懷，代表了唐代全盛時期的氣概。其中有五個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李白運用“少年行”這一樂府舊題以表現豪俠精神，因為“少年行”題目主要是吟詠少年壯志，抒發慷慨激昂情懷的。“少年行”的古題有“結客少年場行”“長安少年行”等，《樂府詩集》卷六六《雜曲歌辭》解題云：“‘結客少年場’，言少年時結任俠之客，為游樂之場，終而無成，故作此曲也。”這一古題來源于曹植的《結客篇》：“結客少年場，報怨洛北邙。”到了南朝宋鮑照以《結客少年場行》名篇，成為樂府詩題。后來又衍生出《少年行》《長安少年行》《漢宮少年行》《渭城少年行》等詩題。李白除了《少年行》詩外，還有《結客少年場行》云：“紫燕黃金瞳，啾啾搖綠骔。平明相馳逐，結客洛門東。少年學劍術，凌轢白猿公。珠袍曳錦帶，匕首插吳鴻。由來萬夫勇，挾此生雄風。托交從劇孟，買醉入新豐。笑盡一杯酒，殺人都市中。羞道易水寒，從令日貫虹。燕丹事不立，虛沒秦帝宮。舞陽死灰人，安可與成功。”

第二，西市是長安五陵年少極情游樂的場所，他們在春風激蕩中騎著銀鞍白馬，春風得意，雄姿英發。詩中的“五陵”是指漢代五個皇帝的陵墓，即高祖長陵、惠帝安陵、景帝陽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漢代皇帝在修建陵墓之時，也將高官、富豪、豪杰遷徙于此居住，成為最為豪貴富庶的地區。這樣的豪富直至唐代，仍然不衰。即如唐高祖李淵《授三秦豪杰等官教》云：“五陵豪杰，三輔冠蓋，公卿將相之緒余，俠少良家之子弟，從吾投刺，咸畏后時，扼腕連鑣，爭求立效。”

第三，這些五陵年少踏盡落花，笑入胡姬酒肆，表現出風流豪放、倜儻瀟灑、爽朗率真的少年形象，也展現出盛唐人物自尊自信的精神風貌。詩寫到此，也表現出長安西市最繁華也最有魅力的境界。

第四，對于詩中的“金市”，較早的注釋一般注為洛陽的“金市”。如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六云：“《水經注》：‘凌云臺西有金市，北對洛陽壘。’《藝文類聚》：《西征記》曰：‘洛陽舊有三市：一曰金市，在宮西大城內。’《太平寰宇記》：‘三市，《洛陽記》云：大市名金市，在大城西，南市在大城南，馬市在大城東。’按金市在臨商觀西，兌為金，故曰金市。”按，詩有“五陵年少”語，則以“金市”在洛陽必誤。日本學人石田干之助在《長安之春》中根據唐人薛用弱《集異記》“王四郎”條以證長安有“金市”，并且以為以“金市”代“西市”，是詩人為與“銀鞍”相對而用的技巧。同時，從陰陽五行的角度，以“西”為“金”，故以“金市”代“西市”（參石田干之助《長安之春》，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33頁）。這樣以“金”代“西”，以“金”對“銀”，更加凸顯李白詩歌的高妙之處。杜甫《飲中八仙歌》形容李白：“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這里的“長安市上”應該就是長安西市，即《少年行》中的“金市”。有關“金市”的詩歌印證，我們還可以舉吳融《春詞》：“鸞鏡長侵夜，鴛衾不識寒。羞多轉面語，妒極定睛看。金市舊居近，鈿車新造寬。春期莫相誤，一日百花殘。”崔顥《渭城少年行》：“貴里豪家白馬驕，五陵年少不相饒。雙雙挾彈來金市，兩兩鳴鞭上渭橋。”

第五，從詩中表現的自尊自信、豪放爽朗的情懷來看，疑為李白初入長安的作品。李白初入長安在開元十八年（730）夏，十九年夏又離開了長安。詩有“銀鞍白馬度春風”句，作于春日，故應暫系于開元十九年（731）為宜。

這里我們再重點考察一下“胡姬酒肆”。陳寅恪先生《元白詩箋證稿》說：“自漢代以來，旅居華夏之中亞胡人，頗以善釀著稱，而吾國中杰出之樂工亦多為西域胡種。則此長安故倡，既居名酒之產區，復具琵琶之絕藝，豈所謂‘酒家胡’者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這就說明了“胡姬酒肆”的來源與特點。日本學者石田干之助在其《長安之春》一書中，專門辟有“當壚的胡姬”一節，認為“唐代長安的酒家中有胡姬待客，這是反映當時市井社會風俗不可或缺的一面。路邊酒肆里，濃妝艷抹的胡姬往夜光杯里倒著葡萄酒，以她們與‘平康二曲’歌妓不同的風情，令千金公子、少年游俠神魂顛倒，這其中，惹得少年們‘遺卻珊瑚鞭’‘章臺折楊柳’的胡姬，也一定為數不少。”（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美國學者薛愛華在其《撒馬爾罕的金桃：唐代舶來品研究》中也說：“在這里，精明強干的老板娘會雇傭帶有異國風韻的、面目姣好的胡姬（比如說吐火羅姑娘或者粟特姑娘），用琥珀杯或瑪瑙杯為客人斟滿名貴的美酒。而這些姑娘則會使酒店的生意更加興隆。由胡兒吹簫伴奏的甜潤的歌唱表演和迷人的舞蹈，也是酒店老板增加銷售量的重要手段，友好和善的服務，正是招攬顧客的不可或缺的手段。‘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這些溫順可人、金發碧眼的美人兒使詩人們心蕩神迷，從當時的文學作品中我們還依稀可以看到她們舊約的風姿。”（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胡姬酒肆”是長安西市最為靚麗的風景，也是長安少年與文人墨客最喜光顧的地方，因為這里不僅有美酒佳肴的服務，更有輕歌曼舞的娛樂，這里的胡姬，不僅貌美如花，更兼異域風情。當時流行的歌舞就是《胡騰舞》《胡旋舞》《柘枝舞》，這些相較本土歌舞具有另一番情調。也因為如此，光顧胡姬酒肆者包括各色人物，《太平廣記》卷七六云：“明日至西市飲酒，宜令候取，太宗從之，乃使人往候。有婆羅門僧七人。入自金光門，至西市酒肆，登樓，命取酒一石。持碗飲之，須臾酒盡，復添一石。”這一段就是記載僧人來到胡姬酒肆飲酒的過程。

也正因為這里的特殊環境，“胡姬酒肆”才更受唐代詩人的喜愛。李白除了《少年行》之外，《前有樽酒行》也寫到：“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笑春風，舞羅衣，君今不醉將安歸？”其《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詩亦言：“何處可為別，長安青綺門。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醉后贈王歷陽》也說：“雙歌二胡姬，更奏遠清朝。舉酒挑胡雪，從君不相饒。”甚至胡姬和白馬搭配描寫還見于他的《白鼻》詩中：“銀鞍白鼻，綠地障泥錦。細雨春風花落時，揮鞭且就胡姬飲。”同作《白鼻》者，還有晚唐詩人張祜：“為底胡姬酒，長來白鼻。摘蓮拋水上，郎意在浮花。”晚唐章孝標《少年行》，也提到了“胡姬”，可以與李白詩相對照：“平明小獵出中軍，異國名香滿袖薰。畫榼倒懸鸚鵡嘴，花衫對舞鳳凰文。手抬白馬嘶春雪，臂竦青骹入暮云。落日胡姬樓上飲，風吹簫管滿樓聞。”施肩吾《戲鄭申甫》詩亦云：“年少鄭郎那解愁，春來閑臥酒家樓。胡姬若擬邀他宿，掛卻金鞭系紫騮。”岑參《送宇文南金放后歸太原寓居，因呈太原郝主簿》詩云：“送君系馬青門口，胡姬壚頭勸君酒。為問太原賢主人，春來更有新詩否。”岑參還有《江行遇梅花之作》：“愿得青鳥銜此花，西飛直送到我家。胡姬正在臨窗下，獨織留黃淺碧紗。此鳥銜花胡姬前，胡姬見花知我憐。千說萬說由不得，一夜抱花空館眠。”

有關詩中“胡姬”，我們可以進一步溯源。甚至在唐代以前，就出現在詩中。漢朝辛延年的《羽林郎》云：“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頭上藍田玉，耳后大秦珠。兩鬟何窈窕，一世良所無。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余。”建安七子劉琨有《胡姬年十五》詩云：“虹梁照曉日，淥水泛香蓮。如何十五少，含笑酒壚前。花將面自許，人共影相憐。回頭堪百萬，價重為時年。”南朝詩人徐陵的《烏棲曲》云：“卓女紅妝期此夜。胡姬沽酒誰論價。風流荀令好兒郎。偏能傅粉復熏香。”張正見的《艷歌行》也有“滿酌胡姬酒，多燒荀令香”之句。

因為胡姬成為唐代酒肆中特殊身份的女子，她們大多是沽酒女、歌舞伎。他們由萬里之外的西域來到了長安，給長安這座城市帶來了異域風味，也帶來了活力。熱烈奔放的音樂，矯健粗獷的舞姿，縱橫恣肆的情懷，精湛超絕的技藝，吸引了唐代詩人關注的目光，也就拓展了唐詩題材的范圍，促進了唐詩風格的變化。唐人吟詠胡姬的詩篇不斷出現，如唐代詩人賀朝《贈酒店胡姬》寫道：“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鏘鏘。紅毾鋪新月，貂裘坐薄霜。玉盤初鲙鯉，金鼎正烹羊。上客無勞散，聽歌樂世娘。”楊巨源有《胡姬詞》云：“妍艷照江頭，春風好客留。當壚知妾慣，送酒為郎羞。香渡傳蕉扇，妝成上竹樓。數錢憐皓腕，非是不能留。”李賀《龍夜吟》描寫胡姬歌聲云：“卷發胡兒眼睛綠，高樓夜靜吹橫竹。一聲似向天上來，月下美人望鄉哭。”元稹《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西涼伎》云：“獅子搖光毛彩豎，胡姬醉舞筋骨柔。”溫庭筠《贈袁錄》詩：“金釵醉就胡姬畫，玉管閑留洛客吹。”楊凝《從軍行》：“漢卒悲簫鼓，胡姬濕采旃。”無名氏《敕勒歌》：“羌兒吹玉管，胡姬踏錦花。卻笑江南客，梅落不歸家。”這樣的詩作別開生面，與傳統的女性題材詩歌完全不同。

為了達到勸酒的效果，酒肆中還常見到“酒胡子”。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十所載：“二三子逆旅相遇，貫酒于旁舍，且無絲竹，以用娛賓友，蘭陵掾淮南生探囊中得酒胡子，置于座上，拱而立令，曰巡觴之胡人，心挽仰旋轉，所向者舉杯。胡貌類人，亦有意趣，然而傾側不定，緩及由人，不在酒胡也。”“酒胡子”的形狀，根據宋人張邦基《墨莊漫錄》卷八記載：“飲席刻木為人而銳其下，置之盤中，左右欹側，臲卼然如舞狀，力盡乃倒，視其傳籌所至，酬之以杯，謂之勸酒胡。”唐代詩人盧注還寫了一首《酒胡子》詩云：“同心相遇思同歡，擎出酒胡當玉盤。盤中臲卼不自定，四座清賓注意看。可亦不在心，否亦不在面，徇客隨時自圓轉。酒胡五藏屬他人，十分亦是無情勸。爾不耕，亦不饑。爾不蠶，亦有衣。有眼不能分黼黻，有口不能明是非。鼻何尖，眼何碧，儀形本非天地力。雕鐫匠意若多端，翠帽珠衫巧妝飾。長安斗酒十千酤，劉伶平生為酒徒。劉伶虛向酒中死，不得灑池中拍浮。酒胡一滴不入眼，空令酒胡名酒胡。”徐夤也有《酒胡子》詩：“紅筵絲竹合，用爾作歡娛。直指寧偏黨，無私絕覬覦。當歌誰擐袖，應節漸輕軀。恰與真相似，氈裘滿頷須。”這種“酒胡子”以胡人的形貌表現，也就表現出胡人形象在酒肆中的影響和作用。

與“胡姬酒肆”相關，“酒家胡”也是唐詩中最為常見的說法，其淵源來自漢代辛延年的《羽林郎》：“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倚仗將軍勢，調笑酒家胡。”唐代詩人王績《過酒家》：“有客須教飲，無錢可別沽。來時長道貰，慚愧酒家胡。”王維《過崔駙馬山池》：“畫樓吹笛妓，金碗酒家胡。錦石稱貞女，青松學大夫。”元稹《贈崔元儒》詩：“殷勤夏口阮元瑜，二十年前舊飲徒。最愛輕欺杏園客，也曾辜負酒家胡。”因此，由李白《少年行》詩引出唐人對“胡姬酒市”的吟詠，有助于我們了解絲綢之路之上唐詩繁盛、文化交流活躍的情況。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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